村子里的枪

男孩子大约都是有些喜欢枪的。不然，城里的商店里为什么从来都有各式各样的玩具枪出售呢？但当年我们这些喜欢枪的乡下孩子可买不起那些正规制作的玩具枪。怎么办呢？当然只有自己动手，用泥巴、竹棍、木板、钢丝、铁条做出一杆杆盒子炮和长枪，有的还能打火柴、打火药呢……

但某一天，村子里忽然涌进来许多真枪，据有点这方面知识的人说，什么三八大盖、冲锋枪、卡宾枪、机关枪……都有，它们都被我们熟悉的本村和外村的青壮年农民或背或扛在肩上。他们来干什么呢？当然是来演习的，他们都是队上的民兵。那时候，上面发出指示“要准备打仗”，要“备战备荒”，所以必须全民皆兵——真正的全民皆兵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青壮年农民却不能不武装起来，农闲时还要训练、演习。于是他们就到野外河湾里去打靶，其情形我并没有见到，听到消息正想什么时候找个机会去“观战”呢，他们就呼啦啦涌进我们村来，在打谷场上列队，练站姿，趴在打谷场中间的一个大草坡上练匍匐、瞄准、射击——当然不是实弹，练了一会儿便就地休息。这一下子让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一个个神经兴奋起来，也不管允许不允许，就都悄悄地走近他们，掺进他们群里，变着法儿找他们说话，摸他们的枪，反正原先差不多都认识，他们也不好意思多干涉。很快我们就拿过他们的枪，也趴在草丛里“练”射击——拉开枪栓，扣动扳机，听见一声轻轻的撞击声。更多的是入迷一般看着民兵战士把机枪上的转盘、冲锋枪的弹夹卸下来、装上去，或用长钢丝条裹着布条捅枪管擦拭零件。总之是处处都想掺和一下，只要有可能便饶有兴致、恋恋不舍地将各种型号的枪都把玩一遍。虽然偶尔也得到这些大哥哥、大叔们的警告，说是空枪也可能打死人的，它有撞针啊——据说它们实际上都是战争年代淘汰下来的旧枪，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这一天，我们简直回到了电影里曾经描绘的情景：打鬼子、打反动派的子弟兵来到了乡亲们中间。

这样的情景我好像也只见过三四次，大约一年一次，也就是说这只是在三四年间发生的事，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这么多的枪。我平生都没有再见过。

虽然不再有民兵演习了，但民兵手里的枪支一时并没有都收走。我听说还有两杆半自动步枪留在我们村（生产队）。一杆在大刘手里，一杆在小陈家。小陈家跟我家隔了一段路，我不知虚实，但大刘家有枪似乎可以感知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大刘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过去特别爱争利，队里评工分，他总在会场上嚷嚷他为什么不能评第一；他家的自留地也必须是最好的一块，连水源也要近，据我所知，他还把自家菜园的堤坝挖开，另筑到别人家的地里，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战争”，双方吵得一塌糊涂，连祖宗都骂上了。可他现在一改这凡事都削尖了脑袋往前钻的做派，目光似乎也坦然正大起来，不像过去，总像盯在前方的某个物件上，别人看他，他目光又有些躲闪。不过，现在的目光看起人来，似乎也有一点不对劲，就是喜欢微微向下，像是在藐视别人，更不用说说话声音也洪大起来，队里开会时，他无论如何也要发表一通“高见”的……这些变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只有一样：他是受到上面信任的民兵，他手里有枪，他底气足！

这当然还只是我和几个小朋友的猜测和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枪呢？这仍然是一个悬念。是悬念，总要把它解开为好。于是，我和小伙伴找了个借口，跑到他家里，告诉他，村西头的丘岗上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两匹狼，正跟队上新买的小水牯牛对峙，要他赶快拿枪去打狼。他一听，似乎看出了我们是在编个谎言来诓他呢。他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坐在他那里屋的八仙桌前抽烟，但他的眼睛却不自觉地瞥了瞥他那座大花床上挂着的蚊帐，瞥了两次，我们知道了，他的枪就挂在他的床帐后头。我们一边跟他“蘑菇”，一边使了个眼色让人贴近他的花床，我也迅速地朝后扭过头去，我们果然看见一杆擦得锃亮的半自动步枪就倒挂在那蚊帐的横杆上。我们心中的谜团解开了，而大刘似乎也知道我们的用意，并没有阻止我们，只是半眯着眼在那里抽烟，嘴角还露出一丝嘲讽式的微笑。

没想到，过了几天，村子里的两杆枪就公开地露面了。大队上要开批斗地主大会，叫各个生产队把地主押解到会场。我们队的地主就是我的一位本家奶奶：李王氏，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婆子。大刘和小陈端着枪，押着她，从村口走出，一步一踬地走上了通往大队部的田塍。奶奶花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飘着，身后是黑黝黝的枪管和枣红色的枪杆、枪托。我正好放学回来看见了，多少有些吃惊，心里一紧，说不出话来。我才知道，那枪不是像我过去所想象的，充满着战斗的豪情、理想的浪漫，乃至有一种革命的诗意的，而是黑洞洞的枪口，说一不二的准星、隐忍待发的扳机，甚至还有能够无情地穿透一切包括肉体的枪弹，甚至还有截然分开的阵线与阵线后的不同世界。我的心头竟无端地有了一丝战栗。

开了两次批斗会后，那枪又告隐退。但大刘在村子里说话的声音似乎更大了，甚至在开会时主动分派任务给社员，很快连生产队长也大多要听从他的意见，社员们更无二话。大刘走在村道上的脚步也更响了，头似乎也比过去更高地昂起来。

但村子里并没有别的什么需要斗争，虽然日子不太好过，到青黄不接之际，许多家都有断炊之虞，但并没有真正断炊，挖点蘑菇、野菜，再东借西借一点儿，总可以把日子度过。村子里也相当安静。我从大刘的脸上却看到了一点点烦躁不安。果然不久，他把我们十来个正上小学的学生召集到了一起，给我们讲了一通话，讲了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大多忘记了。模糊的印象是说，小学生是接班人，要提高警惕，要敢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这些道理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甚至连“腹诽”也没有，但他接着说，你们红小兵上学要统一行动，每天吃过饭要集中在一起，排成一队，整齐划一地齐步走着去上学，放学回家也得如此。我们都静静地听着，虽然我们在听着的时候，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眼前浮现出的仍是他家蚊帐后面的那杆枪。

但大刘对我们的“军事化”要求到底是失败了，最多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头两天大家虽然嫌麻烦，也还觉得有点新鲜，都争取列队而往，后来谁受得了这个约束啊，再说谁能保证每家吃饭都能按同一时间，所以逐渐地都回到“自由散漫”的状态，每人吃了饭就仍然自己去上学，最多招呼一两个伙伴同行。

再后来，不用说了，农村的政策也变了，田地都包产到户了，那杆枪早就上缴给公家了。此后大刘也很少在村子里抛头露面，又恢复了过去不声不响做事的习性，偶尔在村道上遇见他，他却是微微地低着头，匆忙地走，目光还像看着前方某个东西似的，不怎么看人。有时，人们还发现他有夜间出去的习惯，村里偶尔会传来无端的骂声，有人骂自家的包心菜怎么少了，稻捆麦秸怎么少了。这样的情况到底并不多，骂得也不激烈，更没有人捅破就是这位前民兵队长干的，毕竟乡里乡亲，大家还是要为彼此留些脸皮才好，村子基本如一潭静水，因为谁都要安静地过日子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