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下人进城小说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关系辨考

乡下人进城小说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需要加以辨析。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内涵、生成过程、适用语境的分析，本书试图找出概念之间的差异，廓清论题的边界，确定选题的视域。

中国当代文坛近期引起争议的无疑是“底层文学”的大讨论了。关于底层问题的争论是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唯一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论争。 “底层”原是社会学概念，最早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原意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处于从属地位的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群体，主要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 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庶民”研究，将“ subaltern”翻译为“属下” 、“底层”、 “下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根据人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程度，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商业服务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构成了底层的主体。这种区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在社会结构中，产业工人阶层占22.6％左右，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或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占44％左右，商业服务员工阶占12％，失业、半失业人群占3.1％左右，这样，底层占到全国人口的78.7％，以全国人口13亿来计算，就是10.23亿。也即中国人口要有78％以上被划为底层。”¹

底层问题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出版了段若鹏、钟声等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变动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2年），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吴波的《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培林、李强等人的《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社会学专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文学界的底层书写表现出迟钝性和被动性，甚至是滞后性，与其说是文学界对现实的主动发言，不如说是受巨大现实存在的推拉拽行。”²

1996年文学批评家蔡翔在《钟山》第5期发表《底层》一文，“底层”二字正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1998年《上海文学》第7期发表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说道：“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³与此同时，他们呼唤知识界应该倾听底层的声音，应该拒绝以高傲式的怜悯态度倾听底层。他们呼吁应当以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对待底层，并相信底层的声音终将成为坚持平等和公正的强大力量。⁴

2004年，“底层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很多学者纷纷参加到“底层写作”的论争中，其中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 “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把“底层写作”研究推向高峰。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丁帆的《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 、张清华的《 “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 》、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论文进一步拓深了底层文学论争的领域。

打工文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肇始于深圳，后逐渐向南方沿海城市蔓延，并向全国各城市渗透。打工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群分部在以广东为中心中国南部城市，主要代表作家为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等一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发表在《特区文学》《打工族》《大鹏湾》、 《花城》、 《广州文艺》、 《佛山文艺》、 《南叶》、 《打工知音》等刊物上。

学者杨宏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学”概念。但是，学术界对于“打工文学”内涵的界定一直歧义丛生。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从写作者的主体角度定义“打工文学”。而在主体方面又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必须是打工者写作的作品才是“打工文学”。白烨就主张，“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 ‘打工文学’作品。”⁵雷达也持相似同样观点。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打工文学”的主题未必囿于打工者之内，李敬泽就说“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⁷杨宏海认为，“所谓的 ‘打工文学’，是指反映 ‘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⁸第二，从小说题材的角度界定“打工文学”。洪治纲说，“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⁹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¹⁰这些论争进一步反映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打工文学”的思考，深入了“打工文学”的研究。

从对“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打工文学”，都是知识分子对现有社会现象的一种文学化的命名，从而表达知识分子的人生关怀。 “底层文学”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左翼话语的问题。它呼吁知识分子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关心弱势群体，倾听被压抑的底层的声音，从而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警惕和质疑。底层文学更多关注阶层、阶级分化问题，但这更多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对象，而不是文学专长。我们谨防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过于伦理化、道义化。底层问题首先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顶层设计的问题，用文学处理这样的问题，未必是文学之福。从另一方面，“底层文学”的提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焦虑。 80年代知识分子激情高扬，俨然一代民众的领袖，九十年代则在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中被严重边缘化了。与底层的永远被边缘化不同，他们的被边缘化有一种被抛弃了的疼痛感。故此他们借此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对文学公义的看法，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关怀，借此释放自身的人生焦灼。因此，“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就有着旗帜鲜明的“为弱者立言”式的左翼倾向性。

目前学术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聚焦于“知识分子如何代言”问题。这其实重新回到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论争的老话题。对此。鲁迅的回答很坚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有寄托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同路人。鲁迅仍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如何在不受其他阶级文化的影响下而保持自己写作的纯粹性。

“打工文学”的提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试图解决鲁迅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分子无法表达底层，索性不如让身处“底层”打工者写“底层”。但是，问题在于，“打工文学”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写作者主体转换的问题，它的提出背后又有着复杂的主流意识形态操纵痕迹。¹¹写作者很容易在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改变写作立场。洪子诚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了，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了。”¹²

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乡下人进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视野。 2005年徐德明先生在《文学评论》上撰文《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提出了这一概念：“‘乡下人’……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当下的乡下人进城指80年代以来从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农村劳力中走进城来、试图改变生活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上亿计的中国农村人口。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其所有劳作的价值都在一个堂皇的现代化社会命题下被悄悄地吞没、消解了。”¹³

与“底层文学”、 “打工文学”相比，“乡下人进城”概念无疑稀释了前两者所独具的意识形态内涵，从而把“底层文学”问题转换为“城乡流动”的现象学式的描述。如果说前者关系到社会的公义、公民的维权等方面的政治话题的话，那么“乡下人进城”则成功地把这一问题描绘成为“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阵痛。实际上，我更关心的是乡下人进城的两个维度：其一、城乡冲突的维度，这是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可能被处理成农村乌托邦与城市恶魔化的冲突。其二、底层叙事的维度，“乡下人进城”必然沦为“弱势群体”，在这一点上和“底层文学”又有重合之处。但是，“乡下人进城”又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有着空间流动的内涵，即一个主体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由此而产生焦灼与冲突，而这恰恰为文学的想象提供广阔的天地。“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右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 ‘亚主流叙述’。”¹⁴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概念即相互区别又互相交叉。底层文学涉及的范围最为广泛，它包括描写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学，涵盖社会各个行业。而打工文学则较为狭隘，则指向作者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而乡下人进城则是从另一个维度思考底层问题，更关注城乡流动。它们之间必然有重合、交叉之处，都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故本文论述的范围是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考察内容涵盖部分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

1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年第6期。

3 《编者的话》，载《上海文学》, 1998年第7期。

4 《编者的话》，载《上海文学》, 1998年第7期。

5 黄咏梅：《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载《羊城晚报》, 2005年7月30日。

6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 2005年12月12日。

7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 2005年12月12日。

8 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9 黄咏梅：《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载《羊城晚报》, 2005年7月30日。

10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 2005年12月12日。

11 这一点我将在第五章论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一节里详细论述。

12 段亚兵、张洪华等：《打工文学与构建和谐社会》见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3 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见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14 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见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