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魔般的柏林

今天，我将从我十四岁的经历开始说起，那时我还是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按照此类教育机构的惯例，学生和老师每周都会有几个晚上聚在一起，组织一些像是音乐会或专题讲座或诗歌朗读之类的活动。有一天晚上，一位音乐老师为我们主持被我们称为辩论夜的师生活动。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个子，严肃的眼睛里流露出令人难忘的神情；他有着我见过的最反光的头顶，一圈黑色的卷发在他的头顶呈锐利的环状，犹如一圈半开的花环。他的名字在德国的音乐爱好者中广为人知：奥古斯特·哈尔姆（August Halm）。这位奥古斯特先生来到我们的师生活动中，为我们讲述E. T. A.霍夫曼（E.T. A. Hoffmann）的故事，而这位霍夫曼，正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聊聊的作家。我不记得我的音乐老师当时具体给我们读了什么，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反而清晰地记得他在为我们朗读之前介绍霍夫曼时说的一句话，那就是霍夫曼作品的特点，以及作家本人对奇异的、古怪的、神秘的、未知的以及一切不因循守旧事物的热衷。在我看来，这些描述大大地调动了我们这些男孩的胃口，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故事感到异常兴奋。但奥古斯特在当晚活动结束时说的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他说：“为什么有人要写这样的故事，我下一次再告诉你们。”我到如今都仍然在等待他说的“下一次”，既然这位好心人如今已经去世，那么这个解释——如果有的话——或许会以一种更为诡异的方式来到我的面前，对此，我宁愿赶在它的前面。今天，我将努力为你们履行二十五年前别人对我做出的承诺。

如果我想稍微糊弄过去，我可以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只需要用“作家为什么要写作”而不是“作家为了什么而写作”来设问，因为前者的答案非常简单。作家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理由成千上万。因为他喜欢编造故事；或者是因为那些想法、那些图像将作家的脑海如此牢牢地占据，使他唯有把它们悉数写出来才能获得平静；或者是因为作家用写作来面对人生中的问题与疑惑，使他能够在虚构的角色命运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或者仅仅因为他只学会了写作这门技能；再或者，非常不幸的，并且也极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因为他什么也没学到。至于霍夫曼为什么写作，答案并不难。霍夫曼就属于被他笔下的人物牢牢占据脑海的那一类作家。无论是双影人，还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当他写作他们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他们环绕在他的周围。不仅在他写作的时候，而且还包括日常中，比如在餐桌上，在葡萄酒或潘趣酒的杯盏交错间，在最世俗天真的交谈中。我们的作家就不止一次在共进晚餐时用这样的话打断与朋友们的交谈：

“抱歉，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又在和您的谈话中走神。但是，难道您没有注意到，在您右手边的角落里，有一个被诅咒的小矮人正摇摇晃晃地从地板底下偷偷溜出来。您看，这淘气的小恶魔他要干什么呢！快看，快看，现在他溜走了！哦，别难为情，亲爱的小精灵，快过来和我们待在一起吧，来听我们愉快的谈话吧——你绝对想象不到你的陪伴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快乐——嘿！又是你！——你不想再靠近一些吗？你不想再多享受一些吗？你想对我说什么呢？嗯？你要走了？别走啊！我可是你卑微的仆人。”

如此种种。他还没有说完这些胡言乱语，便瞪大眼睛望着奇异事物出现的角落，走上前去打量。之后，他又转过身来走向餐桌，回到他的位子上，平静地让朋友们继续刚刚的谈话。以上就是来自霍夫曼身边朋友们的亲口描述。而当我们作为读者阅读霍夫曼的《荒凉屋》（Das öde Haus）、《古堡恩仇》（Das Majorat）、《金罐》（Der goldene Topf）等作品时，我们完全能体会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如果再加上恰当的外部环境的推波助澜，这些精怪故事的感染力可能会有最为惊人的效果。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举例，这样的阅读体验曾经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在我这里，那种推波助澜的外部环境来自我父母对我阅读霍夫曼的禁令。小时候，我只能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晚上，偷偷地阅读霍夫曼书中的故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餐厅的吊灯下看书，那是在我卡莫尔街上的家中，整个房子里没有一点声响，我读的是《法伦的矿井》（Die Bergwerke zu Falun）。在周围的黑暗中，所有的恐惧像鱼一样逐渐在桌子的边缘聚拢，而我的眼睛犹如盯着一艘救生筏一般盯着书中的翻页，其中的恐惧源源不断地向我袭来。还有一次，这次是在白天，我记得我自己站在门微微敞开的书柜前，一声奇异的怪响把我吓得毛发倒竖，立马把书扔进书柜。当时我正准备读霍夫曼的《古堡恩仇》，然而书中恐怖的内容和被父母抓住的恐惧变得双倍骇人，吓得我几乎看不进去书里的任何一个字。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在评论霍夫曼时曾说：“即便是魔鬼都写不出这样邪恶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作品中的鬼魅、精怪和恐惑之物与魔鬼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试图探索这一点，我们已经从霍夫曼写作的缘由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他写作的神秘目的。众所周知，魔鬼还有诸多其他的特点，比如智慧与知识。任何了解霍夫曼作品的人都会立刻明白我在说什么。要我说的话，霍夫曼作品中的叙述者总是以一种敏感易察的讨厌家伙的形象出现，捕捉那些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精致伪装的精怪。是的，这位叙述者总是固执地认为，那些平日里受人尊敬的档案管理员、医务人员、大学生、果园里的妇人、音乐家或是贵族的女儿们都不是他们看上去的样子。正如霍夫曼本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过是一个在法院工作以此糊口的有些学究气的人。然而，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霍夫曼故事中出现的精怪角色，并不是靠作家在远离世俗的书斋中凝神沉思而想象出来的。就像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霍夫曼不会空中楼阁般地塑造人物角色，而是把他们建立在非常具体的人与事之上，建立在具体的房屋、外物乃至街道等现实之上。正如你们可能听说过的那样，那些通过观察别人的脸、步态、手、头型就能判断这个人的性格、职业甚至命运的人，被称为面相学家。因此，霍夫曼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观察家。“观察家”是“面相学家”杰出的德语同义词。而对于霍夫曼来说，他观察的主要对象就是柏林这座城市，以及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霍夫曼以菩提树下大街上的一所房子为原型创作了《荒凉屋》，带着某种苦涩的幽默，他在序言中谈到他的第六感从何而来，那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任何微不足道的不寻常之物的审视天赋，无论是人物、行为还是事件。他热衷于独自在街上游荡，观察迎面走来的每一位路人的样态，甚至在心里猜测他们可能的命运星盘。他可以接连几日悄悄地跟踪一些无名之辈，那些身上带着奇怪特征的陌生人，比如他们也许是打扮奇怪的人，或是拥有奇怪声音和情态的人，再或是举止颇为怪异的人。他时常感觉自己与超自然现象有密切的接触，并且随着他这种感受的加深，这种越来越与超自然现象紧密联结的精神世界也深深地困扰着他。在柏林的一个正午，理性的日光照耀，作家的精神穿过国王大街的喧嚣，来到旧市政厅附近硕果仅存的中世纪遗迹；他的精神在绿意葱葱的街道上感受到玫瑰和康乃馨的神秘芬芳；菩提树下大街上那些优雅的人群让他深深地着迷。人们可以称霍夫曼为柏林小说之父，当柏林被称为“首都”、蒂尔加滕被称为“公园”、施普雷被称为“河流”时，柏林的城市踪迹在这种普遍性的名称中消失了——想想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所幸霍夫曼在我们的时代将柏林重新复活。

“你一定有，”霍夫曼让自己笔下的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这样说道，这同样也是他的心声，“把故事场景搬到柏林城中，并且准确到街牌号码和广场名称的明确理由。不过，总的来说，准确的场景对我来说也不是坏事，通过事物的显现而获得历史的真相，这对于人们日益懒散的想象力也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尤其对于那些熟悉柏林的人来说，能够体会到难以名状的生动性与新鲜感。”

当然，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们举出证明霍夫曼是柏林观察家的许多例子。我可以从他作品中描述的那些建筑开始，从他自己在陶本街夏洛特角的公寓，到敦豪夫广场上的金鹰，再到查里奥滕街上的路特与魏格纳餐厅等，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清晰地考察霍夫曼是如何观察柏林的，以及柏林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我们的作家从来都不是那类特别热衷于独处、自由地向往着大自然的人。与人交流，置身于人群中观察他们，仅仅是打量他们的外貌，对他而言，就比什么都重要。霍夫曼喜欢在夏天外出散步，每当傍晚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出门闲逛，每次都是去公共场所，因为在那里他能遇到足够多的人。他熟知城里的每一家酒馆、每一家甜品店，这些店铺他几乎都去过，若好不容易碰到一家以前未曾到访过的新店，他一定会进去瞧瞧，看看是不是有人，有哪些人在那儿。对于霍夫曼来说，去酒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并不单单是为了寻找那些能够激发他奇异创作灵感的新面孔，而是相当于诗学实验室，每天晚上，作家都在这些实验室里试验他的故事能为他的朋友带去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霍夫曼其实并不是一个写故事的人，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甚至在他的书中也有许多故事，是通过角色讲述的方式托出的。基本上，霍夫曼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讲述者，他和他的朋友们习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每个人依次讲述最好的故事。霍夫曼身边的某位朋友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霍夫曼在酒馆时从不闲着，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坐在那儿，除了喝酒和打哈欠其他什么也不做。霍夫曼与他们相反，他用猎鹰般的眼睛四处张望，他在酒客中仔细留意那些惹人发笑的、引人注目的甚至是颇为感人的怪癖，对他来说，这些都将成为他的，以及由他带来的作品背后的资源宝库，霍夫曼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一支有力的鹅毛笔在纸上将它们悉数写下——他是如此娴熟的素描艺术家。但是如果他对聚集在酒馆里的客人感到不满，或者对餐桌上那些心胸狭窄的小资产阶级客人感到厌烦时，那么他就会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他会非常糟糕地运用自己的社交艺术——做鬼脸，让人难堪，吓唬人。然而，对霍夫曼来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柏林盛行的所谓审美茶会：一群附庸风雅但无知又令人费解的人的聚会，他们吹嘘着自己对艺术和文学的兴趣。霍夫曼在他的《奇幻作品集》中非常幽默地描述了这个群体。

如果我们就此结束今天的谈话，那么有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忘记了开始的那个问题：霍夫曼为了什么而写作？我们当然始终牢牢记着这个问题，甚至在刚刚的谈话中已经不经意地把答案告诉了大家。霍夫曼为什么写这些故事？他肯定没有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任何有意识的目的。但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却感到，好像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些目的，而这些目的只能在城市观察的意义上才能够解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朴实、清醒、开明、智慧的柏林不仅存在于中世纪的角落，它存在于偏僻的街道和贫瘠的房屋里，存在于城中各个阶层的每一位劳作的居民身上，这里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让讲故事的人兴奋不已的东西，只要你能够留心观察。似乎霍夫曼真的想用他的作品来教育读者这一点，他临终前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观察的教程。

这个故事叫作《堂兄的角窗》（Des Vetters Eckfenster），故事中的堂兄就是霍夫曼自己，角窗就是霍夫曼住所的窗户，它能够眺望到御林广场。这个故事实际是由对话构成的。已经瘫痪的霍夫曼坐在扶椅上，俯视着每周的集市，指导前来探访的堂弟，告诉他如何从女摊贩及其顾客的外貌服装、姿态动作、行为风格乃至手势表情中发现许多东西，甚至推演和想象出更多的东西来。在为霍夫曼的信誉说了这么多褒奖之后，让我们最后来说一些大部分柏林人不会怀疑的事情：他是唯一让柏林闻名国外的作家，曾经有段时间在法国风靡一时，法国人喜爱他并阅读他的作品。但是在德国包括在柏林的时候，谁都不想搭理霍夫曼，甚至没有一条狗想叼走霍夫曼身上的一片面包。现在情况变了，霍夫曼作品的平装版本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并且相比起我的童年时代，越来越多的家长允许他们的孩子阅读霍夫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