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科与择校

有关庚款留美学生派遣的缘起、过程等，在一些清华校史和中国近代留学史的研究论著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1]这里要探讨的是庚款留美学生与政治学的关系。当美国作出退还庚款的超收部分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决定后，经过中美双方协商，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1908年10月31日，该草案由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 W. Rockhill）转送给美国国务卿鲁提（Elihu Root），美方对草案表示十分满意。这份文件因此成为中美关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基本依据。文件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总目标是这样规定的：“此次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在于获得充实的学习效果。派出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及政治学。”^[2]

在上述草案的基础上，外务部、学部于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会奏派遣学生赴美拟定办法折，内称：“惟是此次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材之计。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观瞻；规画必极精详，庶可收树人之功效。臣等公同商酌，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同日奉旨“依议”。^[3]这就确定了庚款赴美留学生的基本方针。

学部和外务部关于此次留美方针确定的经过，颜惠庆在其自传中有所披露。其中对于选科比例的确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留学生究应选择何种科目——政治、科学、工程——均属待决问题。鉴于彼时留日学生，多趋于政法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殊少立志改造社会，兴办企业的人。因此多数主张学生游美，必须着重理、工、农、商等实际有用的学术与技能，庶几回国后，可望对于祖国的改造和建设，有真正的贡献。少数学生亦可选习文、哲一类的科目。”^[4]

早期直接选派留美者，大多符合最初外务部、学部在章程中所规定的选科比例，但之后并没有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因为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进入民国，政局动荡，教育思潮、教育宗旨及政策时常变动^[5]，政策缺乏权威有效的执行，留学教育散漫无序、管理不周。清华学校在学生选科方面也没有严格的强制管理。因此学生出国后，多依自己的志趣选读专业。有留学生认为，“学科本应择性之所近，而中国之所需求，亦正不止实业一端，改科诚计之得者”；^[6]“吾辈宜常留心本国时事以求归国后学得实用也，吾人所学专科至不一矣，选科之时其必皆通筹详察，以应时世急需”。^[7]吴宓说：“清华派定之学校及专科，只限于到美国后之第一学年。第二年，则每人皆可自由改变矣。”^[8]如白敦庸到了美国之后，“见彼邦城市之治理，迥异中土，……遂变更未出国前之志趣，弃工厂管理之学而攻市政管理。”^[9]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动荡，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促使留学生对于社会政治问题较为关注，选择社会科学的人多了起来。^[10]留美习政治学的通常是因为对现实政治不满而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张忠绂说他“自幼就服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成语，深信每个人都应当替国家社会做点事，尤以我们这些官费培植出来的学生为然。那知年龄愈大，愈感觉现实政治龌龊。自知秉性嫉恶，不能随波逐流，因此不敢学政治，而决定学新闻学”。事实上，他不仅去美国之前就准备学政治学，到美国后稍经曲折还是改学政治学。^[11]另外，选习政治的清华留美学生在出国之前有不少是校园政治的活跃分子，如罗隆基、王造时。早期清华政治学会对培养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也有较大影响，该会会员出国后有不少人选修政治学。^[12]

虽然当初清政府拟定的留美规程抑制留美学生选习法政，但实际上许多人抵达美国后改变了初衷。那么，在清华留美预备部时期（1909—1929年），历年所派出的留美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选习政治学呢？通常讨论到清华历年留美学生分科问题时，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1909—1929）。此表原刊载于《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和《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表中统计留美学生共计1289人，经苏云峰对该表“逐科核算，重新统计，总数比原表多出一人”。现以苏云峰先生重新核算后的1290人为准，其中选习理工农医666人，占总数的51.6%；选习人文社会科学624人，占总数的48.4%。^[13]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选习法政116人。其中，学政治学86人（政治74人，市政12人），法学30人（法律17人，国际公法13人）。习政治学者占留美学生总数的6.7%，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仅次于选习经济学的125人，居第2位。

但是，上表的分类依据并无说明，统计资料的来源也未注明。如果分类标准有变，则统计的结果就不尽相同。例如，《清华同学录》（1933年7月）^[14]中的“学科分类表”所运用的分类标准就不同于上述“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按“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法学”“自然科学”“商学”“工程学”“农学”“医学”“其他”等大类划分，每大类之下再分细项。“政治学”列在“社会科学”中，分为“政治”“市政”两项；而《清华同学录》则依“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商科”“农科”“医科”“艺术科”“军事科”及“其他学科”等大类进行划分，将“政治学”与“市政学”“国际法与外交”“法律学”等并列在“法科”之下。再者，清华留美学生中不少人经常变换学科，有的同时专修或先后分习二三门同等专门学科。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所习学科的重点不是政治学，但其博士学位论文却属于政治学方面。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发生出入。1933年编的《清华同学录》中列出习政治学者共186人，其中属于留美预备部时期（包括“史前期”的三批直接考选生）79人，同期习市政学的14人，习国际法与外交的18人。但是通过对比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及其他资料，可知这些统计数字中明显有错。^[15]笔者在《清华同学录》（1933年、1937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进行考订，编录了清华留美学生选习政治学者名录。^[16]

该名录的意义在于通过了解清华留美学生中习政治学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如人数多少、肄业学校、学历学位、回国后从事的职业等情况，以便进一步分析与清华政治学系以及中国现代政治学源流相关的一些问题。

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大多数不在同一所学校读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而是在不同学历阶段进入不同的学校。通过对他们在不同学历阶段所入学校进行统计分析，辅以其他旁证材料，可以揭示他们在选择学校时的一些共同倾向，而这有利于认识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来源脉络。现据笔者编制的《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名录（1909—1929）》进行统计（注：统计包括习政治学、国际法与外交以及市政学的留学生。由于受资料限制，此处的统计只能是大概情形，难以精确），考察他们在不同学历阶段选择学校的情况。

表1-1　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本科阶段入读学校分布表（单位：人）

续表

表1-2　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硕士生阶段入读学校分布表（单位：人）

表1-3　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博士生阶段入读学校分布表（单位：人）

续表

上面三份表格显示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存在以下趋势和特点：1.本科阶段，主要入读中西部学校，且多为规模较小的学校，入东部名校的人数较少。在西部又比较集中于威斯康辛（University of Wisconsin）和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两所大学，学习市政学的则集中于密歇根大学。2.硕士研究阶段则比较集中于东部的哥伦比亚（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Harvard University），中西部以威斯康辛和密歇根较为突出，密歇根大学仍是选习市政学专业的聚集点。3.博士研究阶段仍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较为集中，而入哈佛大学的相对较少。在中西部，威斯康辛则一枝独秀。

出现上述择校趋势的原因可以根据《清华周刊》上刊登的留学生关于选择学校与学科的主张和讨论，并结合其他材料来理解。

1925年，孙承谟（1922级）在写给《清华周刊》的“留美通讯”中，建议清华在校同学来美后选择学校宜注意下列各点：1.本科宜在美之中西二部；2.本科宜在生活适中之处；3.本科宜在科目较多之学校；4.本科宜在二年内读完之学校。^[17]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一般以中西部学校较为理想。概括而言，清华留美文法类学生在本科阶段大多选择中西部学校有以下一些原因：1.中西部物价和生活费远较东部低，可以节省开支。1924年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学习的王化成在写给清华周刊社的信中说：“我们这儿每人每月普通房饭四十五元，剃头洗衣服五元，此外书纸笔墨车钱电影票钱大约十元，也就足矣。所以算起来，至少每月可省二十元。………总之，这个地方生活不贵，每月有八十元进款，决不受罪。”^[18]因此有些学生在美国登陆后，即留在加州学校，不再东行，每年可以结余不少美金。^[19]2.中西部学校大多风景宜人，当地民风淳朴，对华人态度较为友好；留学生和当地居民接触机会多，可以贴近美国一般社会民众。张忠绂说，“在未去美国留学以前，我原决定先到中西部小一点的学校，等住研究院时，再到东部有名的大学。这样，可以多知道一点美国的学校与风土人情。”^[20]吴国桢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听一位美籍教授介绍说，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不单是要学到新知识，还要真正了解美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一般情况，如果想学到这些，不宜先到东部，最好到中部先学习两三年。吴最后选择了在中部的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21]3.中西部学校一般规模较小，中国学生少，可以减少说母语的机会，师生之间在课后交流的机会多，而东部学校师生间的关系则较为疏远。浦薛凤当初选定翰墨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的动机之一就是因为该校规模不大，“学生与教授之接触，同学们之相互来往，以及与本地人士之认识等等，机会较多”。^[22]4.清华学生入中西部学校通常可以插入三四年级，而东部学校由于资格较老，对留学生插级规定较严，清华学生一来就插入三四年级不容易。

留美学生选择学校时往往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除了生活费用、社会交际等，他们也比较关注某校的师资状况和学术水平。到了研究阶段，后者通常是留学生选择学校时考虑的主要因素。1915年黄汉樑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美国著名大学调查表，其中列有“擅长学科”一项，以政治学科见长的学校有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皮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3]，基本上都是东部学校。到了20年代，留美学生对中西部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也比较推崇，因为那里有了名师坐镇。孙承谟在介绍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时，称该校在社会科学中以政治学及经济学最佳，“政治学有Coker先生与Spencer先生。Coker先生长于近代的政治理论，为人和蔼可亲。先生之文，满遍杂志，而其教授法尤令人心折。Spencer先生长于国际法与近代国际政治。”他认为治政治学者，威斯康辛与俄亥俄两校宜于本科，密歇根大学仍可。威校有Ogg先生，长于政治组织一门。欧校有Coker先生，长于政治理论。明尼苏达大学亦不十分差，因为曾来清华执教的魁格雷（H. S. Quigley）先生在彼任教。^[24]王化成则认为明尼苏达大学“尤以农医矿及文科中之政治与社会学等为最好。教授多知名之士，设备也极完全”。^[25]除了系主任魁格雷，名教授莱特（Quincy Wright）也在该校讲授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胡道维在向母校同学介绍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时，说该校“学科亦极完备，政治商业尤佳。二科之比较，则商科博（指科目多言）而不精（指教授言）；政科精而不博。……余住政科，知政科较详。教授J. Allen Smith著述极为宏富。美国政治学家，分为二派，施先生即其一派中之首领人物也。副教授F. J. Laube亦佳，且性极和蔼，对中国学生毫不歧视。……同学中如有欲来此学政治者，余决担保其不至失望也。”^[26]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北大同学分会在寄给《北京大学日刊》的报告中说，某校某科著名与否，“大抵文科方面须视教授之是否得人。实科方面则于教授外更视学校设备之是否完备。”并说该校政治系“在中部颇著名，主任J. W. Garner为世界知名国际公法学者之一，著述颇多，以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orld War一书为最脍炙人口，在校执教二十余年，循循善诱，士林翕服。J.A.Fairlie治市政及行政法亦极精。”^[27]

某校政治系的学术专长及其教授的学术水准与品格往往是中国学生在选择学校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张忠绂说他“在美国念书有一个原则！先选科系，次选教授，最后方选学校”。当他决定专修远东国际关系后，因为当时哈佛在这方面没有出类拔萃的教授，而最好的两位美国学者都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位是校长古德诺（F. J. Goodnow），另一位是政治系主任韦罗伯（W. W. Willoughby）。他们不仅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且是多方面的权威，国际知名的学者。所以他从哈佛转往约翰霍布金斯大学。^[28]王化成和时昭瀛在明尼苏达大学都随莱特习国际法。莱特后受聘芝加哥大学，王化成和时昭瀛遂去芝加哥做研究，王化成还在芝加哥取得博士学位。浦薛凤去翰墨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曾来清华学校教授西洋史的华尔高特教授（Prof. G. Walcott）在此间执教。此君“学问渊博”^[29]，是一“忠厚长者，治学不倦，而待人诚恳，有中国儒家风度。”^[30]潘大逵曾在加州大学的暑期学校走读了两个多月，就是因为加州大学“政治学系蜚声远近，系主任为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学教授格特尔（Gettell）”。潘大逵“闻其名，读其书（《政治思想史》），向往其人，故于1926年的夏天去读这个暑期学校”，选读格特尔的《政治学》。^[31]普林斯顿大学在1920年代有宪法学权威克尔文（E. S. Corwin）教授，这大概是吴国桢、胡道维选择来此研究的动因之一。威斯康辛大学之所以聚集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该校政治系主任阿格（F. A. Ogg）在政府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当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少中国学生都是慕名而去，如潘大逵、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1927年，受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鼓励，杭立武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赴威斯康辛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翌年获颁威大硕士学位。杭立武说“我这一生受伦大Harold Joseph Laski教授的开创精神与威大Frederick. Ogg 教授踏实任事态度的影响很大，在创新中不致于虚幻，而落实于稳健实在。”^[32]选习市政学的学生，之所以多出自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是因为在美国各市政教育机构中，密歇根名列前茅。密歇根大学的市政专修科由里德（T.H.Reed）教授主持，里德曾担任过市经理，故其所授课程非闭门造车者可比。当美国市政学界鼻祖孟洛（W.B. Munro）退休后，里德被视为其学术继承人之一。同时在密歇根讲授市行政的阿普孙教授（Lent D.Upson）也深孚众望。^[3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从1910年代起，就有不少中国学生前往该校学习政治学。中国留美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最早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可能是严鹤龄。顾维钧在摩尔和古德诺等指导下，研究国际法和外交，1912年以论文《外国侨民在中国的地位》（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之前在哥大政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陈焕章、朱友渔、陈兆鲲、魏文彬、马寅初、徐墀、朱进。^[34]1917年北京政府外交部派金问泗、郭云观赴哥伦比亚大学专修国际公法及外交学，导师为摩尔。^[35]1925年从哥大取得博士学位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刘师舜、徐淑希也是摩尔的学生，专治国际公法与外交。刘师舜回国后曾担任清华政治学教授，后入外交部工作，并在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例案研究”。徐淑希回国后创建和领导了燕京大学政治学系。1910年代在哥大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张耘（张奚若）、卢锡荣、梁基泰、陈茹玄、黄凤华，以及1917年夏天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转学而来的金岳霖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哥大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仅清华留美学生1920—1934年间在哥大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就有31人。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吸引了许多中国学生前往研读政治学和公法，主要因为该校政治研究院师资雄厚，名教授云集。蒋廷黻说，“留学生往往是羡慕有关大学中著名学者的名气才进那所大学的。中国学生进哥大更是如此。我们未入哥大之前，就听到许多哥大教授的大名。”^[36]

[1]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对此问题有最新的研究，参阅该书第一章第一节。

[2]《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107页。

[3]《外学两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章程文牍”，第19页。

[4]《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55页。另可参考吴建雍、李宝臣、叶美凤的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5—76页。清华校长曹云祥后来也说：“以清华之历史言之，学生赴美，旨在求得知识技术，以裨益于国计民生。最初如唐绍仪氏等，即主张学生中至少百分之七十，应学习工商诸科之应用学术。诚以我国士人，向偏重政理文哲，于社会生活，太少实用故也。”《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清华周刊》“清华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3月。

[5]参看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第一、二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6]许先甲：《遣派赔款留学生办法管见》，载《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第2号。

[7]薛桂轮：《敬告清华同学会现在与未来全体会友》，《清华周刊》第95期，1917年2月8日。

[8]《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4页。

[9]白敦庸：《市政举要》，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自序”。

[10]《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1]张忠绂：《迷惘集》，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第46页。张忠绂在回忆录中说他去密苏里大学是为了学习新闻学，而1923年6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9次增刊所载《今夏咨送留美学生一览》中记录了张忠绂留美拟进密苏里（Missouri）学政治及社会学。似可印证他赴美之前在选科问题上有过一番思想斗争。

[12]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13]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40页。

[14]抗战前清华共刊行过三次《清华同学录》，分别刊于1927年、1933年7月和1937年4月。

[15]其实，1933年的《清华同学录》在其《编辑说明》中已经指出出现错误及其原因：“此次同学录之编印，遗漏错误之处为数甚多，一因由校发出之调查表格半数迄未寄还，致多数同学之现在住址及现任职业两项未能刊载。一因同学中多盼同学录早日出版，故不能久待从容调查，因是一部分留美同学在美所入学校所习学科所得学位以及学位领受之年月等，未能完全注明。”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也会存在类似问题。

[16]见本书附录。

[17]《清华周刊》第340期，1925年3月20日，第39—41页。

[18]《清华周刊》第314期，1924年5月16日，第42—44页。

[19]张忠绂：《迷惘集》，第57页。

[20]张忠绂：《迷惘集》，第48页。

[21]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省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建始县会员联络处1996年出版发行，第25页。

[22]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9页。

[23]《美国最著大学调查》，《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春季第1号，第125—136页。

[24]《清华周刊》第340期，1925年3月20日，第39—41页。

[25]《清华周刊》第314期，1924年5月16日 第42—44页。

[26]《清华周刊》第305期，1924年3月14日，第10—11页。

[27]《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6日。

[28]张忠绂：《迷惘集》，第50—51页。

[29]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第73—74、79页。

[30]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6页。

[31]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32]王萍访问、官曼莉记录：《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7页。

[33]张锐：《比较市政府》，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660页。

[34]参考Vi Kyuin Wellington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2.书末所附“历史、经济、公法研究”丛书（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书目（1891—1916）。

[35]金问泗：《我与谟亚教授的师生关系》，《传记文学》第8卷第5期，1966年5月。

[36]蒋廷黻著，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店2003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