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从积淀到超越——唐代诗词述要

第一章 概说

第一节 唐代文学创作繁荣的社会原因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公元618 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隋王朝的迅速崩溃，给予唐王朝以极深的教训。作为开国君主的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执政以后， “以史为鉴”，以谨慎而又果敢的态度，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很快调整了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改善了广大农民的处境。其后经过高宗、武则天时代直到玄宗前期，唐立国一百年的时间里，大体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出现了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贞观时有“斗米仅值三四钱”的记录。开元时，杜甫在《忆昔》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的发展情况。其他如手工业、印刷技术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发达。

一、南北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南北文化：晋室南迁，经南朝开发，江南成为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中原北方地区军事政治占优势； “漕运”成为联系南北的纽带，南方文化也以有力的势头北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南朝文学成为隋唐五代文学的主要基础。

国内各民族文化：在西晋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后晋室士族南迁，大量少数民族入住中原，尽管保留有本民族的传统，但汉化程度很深，这样为建立起多民族的融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李渊的皇后独孤氏、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均是鲜卑人。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打破“夷夏之别”，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 。唐太宗说过：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 《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这样，从生活方式到国家政权，都体现了这种华夷如一的思想。

中外文化交流：气势恢宏的唐代社会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性。一方面，唐帝国作为当时世界先进的大国，它的文化通过大量涌入的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传播到境外，并且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汉文化圈，日本、韩国就是例证。

一方面，唐人也通过这些外来者，通过本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远出取经的高僧，大量吸收异域文化。

不但佛教有新的发展，祆教、摩尼教、回教也进入中土。

中国传统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乃至日常服饰、饮食，都因为接受异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不受约束。中外文化交融所形成的这种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开拓、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士人对人生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也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代之前，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豪门大族的势力都很强大。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废除“九品中正制”，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唐人柳芳甚至认为这是导致隋灭亡的重要原因（见柳芳《氏族论》）。

唐太宗执政不久，即下令修改《氏族志》，这是全国统一后各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经太宗授意，皇族、外戚在《氏族志》中被列为最高地位，而后是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同时还把原非士族的功臣以及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谱内。这既承认了原有士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强调了皇家的尊贵，扩大了权力基础。唐代是由贵族社会到官僚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性特征在武则天时期更为明显，不但旧贵族受到压抑，而且唐朝统治者赖以起家的关陇贵族也受到打击。尽管旧门阀在唐代受到压抑，但其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369人中，出于崔姓的有23人，就可见一斑。

唐人入仕，与前代相比有更多途径。唐沿隋制，开科取士，得到更加成熟的发展。唐代开科，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其中明经又分为七；制举的确切数目已很难了解，但据唐宋人的记载，当有八九十种之多。科举之外，还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来自社会下层接触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集自信与狂傲于一身。唐代士人功名心很重， “安史之乱”后虽然有所变化（到晚唐而逐渐衰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特别是诗）中的昂扬情调。

思想统治相对宽松。唐王朝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唐立国之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比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

但是，儒学没有获得真正的统治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它。在某些年代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和佛往往被排在儒学之上。儒学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复兴。科举考试的“帖经”，只是简单记诵默写，而不是对思想的阐发；唐代对儒学的学术研究，甚至还不及南朝；唐代以昌兴儒学为己任的韩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学者（特别是理学家）看来仍然是驳杂不纯的。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儒学积弱，多种思想并存，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民族、文化总体上不是单一的，政治上也存在着地主阶级各利益集团，要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所以唐代思想显得较为活跃。

衰弱年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于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帝国由盛转衰。这是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叛乱，历时八年之久，不仅使社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也使唐朝元气大伤。“安史之乱”结束后，出现了中央不能控制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宪宗的“中兴”使中央政权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中后期另一个重大的政治困境就是“宦官专权”。任用宦官，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兆萌，只是未失去控制而已。中唐之后，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军事将领，又不能充分信任朝廷中的官僚，只能循汉代的老路，把权力甚至兵权托付给作为家奴的宦官。其结果，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宦官之乱，连皇帝的生死废立之权，几乎都落到了宦官手里。

而在官僚集团中，晚唐又出现了党派之争，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牛李党争”。在多重危机中，这个辉煌一时的帝国，终于走向衰颓，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它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衰弱的中晚唐，社会经济文化并没完全停顿下来。东南一带的经济、文化，仍然在局部的安宁中发展着，扬州、苏州、杭州以及广州、成都等城市，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甚至比初盛唐还要繁荣。由于社会面临复杂的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社会思想、文化在动乱和危机中得以保持着活跃的生机。

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

二、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有很大的发展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八史。刘知几的《史通》，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向着反伪饰、求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史学上的求实与文学上的求真，同是崇实思潮的产物。史家对于文学问题的论述，各史中作家传论的精彩都有见解，与初唐诗风朝着合南北文学之两长，旨深、调远、辞巧，声律风骨兼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唐代绘画、书法、雕塑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书法中的自由纵恣的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甚为相似。唐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书法、绘画、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我们从唐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唐人咏画、题画诗， 《全唐诗》录有189首。许多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高适、王维都有题画、咏画诗。在唐代，诗画的融通有了更大的发展。画论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的题材，也影响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唐诗中色彩表现的丰富细腻，意境的画意，传神的技巧，都与绘画艺术的高度发达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音乐和舞蹈的繁荣，与文学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燕乐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诗歌的新形式——词。燕乐用诗作词歌唱，从绝句开始，后来才因调填词。其实，古体诗当时也可用于歌唱。诗与乐，向来关系密切，而这种关系，在唐代进一步发展。有人统计， 《乐府诗集》中2239 首乐府诗，合乐的1754 首。 《唐诗纪事》所记1150 诗家中，诗作与音乐有关的达200家。 《全唐文》中有关音乐的作品有241篇（见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 《全唐诗》中涉及乐舞的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对声乐与舞容的精妙描写，充分说明唐代乐舞的高度繁荣并拓展了唐诗表现领域。

第二节 唐代文学的特点与成就

唐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诗的发展最早，在唐代文学中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当诗发展到高峰时，散文开始了文体文风改革；就文体文风改革的规模和影响来说，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它相比。小说也开始走向繁荣。而当散文、小说、诗相继进入低潮时，诗的另一种体式——词，又登上文坛，焕发光彩。终有唐一代，几乎找不到一个文学沉寂的时期。

唐代文学的繁荣，还表现在作者、大师辈出上。 《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诗》收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唐人小说今天可以找到的还有二百二三十种。唐代出现的杰出诗人数量之多，为我国诗歌史上所仅见。

一、唐诗的发展

（一）唐诗的特点

诗人辈出，佳作如林。诗人队伍的扩大和主导力量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族社会，诗歌创作主要产生在宫廷和高级士族两个圈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诗人，但他们往往依附于前者，影响也有限。

唐代的情况则不相同，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仅举《全唐诗》 《全唐诗外编》所录，就有诗人三千多家，诗篇五万五千多首。这些诗歌作者包括帝王将相、朝士布衣、僧道巫医、童子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的普及程度是空前的。

这些诗人中有李白、杜甫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诗人，也有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汇成了唐诗的精华。

唐代诗歌，题材广泛。前代诗歌，尤其是南北朝的诗歌，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与下层社会生活相脱离，并且有意回避尖锐的政治矛盾，所表现的大抵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

而唐代诗人，本身来自社会各阶层，并且有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自身经历（例如唐代诗人的漫游）也丰富曲折，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与社会、干与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生活面就显著扩展了。

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得以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了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

艺术风格与流派多样化。诗歌的审美特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进步。

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是，自建安时代起，以曹植为标志，诗歌的审美趣味逐渐偏向华丽。华丽并没有什么不好，包括前人说的“绮靡” “纤巧”等等，也构不成文学的罪名。

问题在于，在很长一个时期，文学单纯以华丽为美（尽管华丽之中也有区别），而排斥其他的风格，这必然造成审美趣味的褊狭，妨害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唐诗从整体上来讲，也注重修辞之美、注重华丽，这是对前人的继承。但唐诗就华丽一面来说，已经多有歧义，掺杂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在里面，富于变化；某些前人不大可能承认的“美”的风格，如险怪、粗犷、诡谲等等，也诸相纷呈，各放异彩，这表明唐朝诗人对美的理解更加宽泛了。

人们习惯上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不蹈袭前人的杰出诗人出现，他们共同汇聚为唐诗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

诗歌艺术形式的完善。诗歌作为情感的审美表现，是在一定形式中完成的，形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一方面，自齐梁以来诗歌格律化的过程在唐代得以完成。自此，五言七言、乐府歌行、古风近体、律诗绝句等各种体裁无不具备，且臻于完善。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唐人更自觉更强烈地意识到诗歌是一种美的构造。在初唐的诗论中，有两个核心的概念——“风骨”和“兴象”，它代表着当时诗人们普遍的审美追求。

“风骨”的概念虽然在南朝文学批评中就提出来了，却是南朝文学最缺乏的东西，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才得以充分实现。而且唐人所要求的“风骨”，除了具有原有的内涵——文学作品的生气、感染力和语言表现的力度外，更具有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雄浑壮大之美的意味。

“兴象”的概念则是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的，大体是指诗人的情感、神思统摄物色万象，使之呈现出富有韵味的意境，和后代所说的境界略为相似。虽然“风骨”与“兴象”不是形式上的概念，但由此可知唐人明显把诗作为一种美的构造进行创作的。

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要经过精心的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而诗歌的其他功能，如记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要求。当然前人不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南朝诗人常有过度追求修辞之美以及偏重诗歌社交功能和游戏功能的倾向，往往对诗歌美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唐诗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人们对唐诗喜爱的原因。

（二）唐诗的发展过程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段落。

初唐时期，最初的一百年左右，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就表现领域而言，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而言，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而言，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到了开元十五年前后，无论是情思格调、意境兴象，还是声律形式，都已经为唐诗繁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盛唐时期，继之而来的便是开元、天宝盛世唐诗的全面繁荣。这个时期，出现了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当然最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此期唐诗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

中唐时期，即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部分诗人开始写生民疾苦。天宝十四载（755）冬，发生“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成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一社会大变动，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诗歌中开元、天宝盛世繁荣期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渐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从题材到写法，都不同于盛唐诗了。这可以说是唐诗发展中的一种转变。此后大历诗人起来，因社会的衰败而心绪彷徨，诗中出现了寂寞情思，夕阳秋风，气骨顿衰。到贞元元和年间，士人渴望中兴，与政治改革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诗歌创作出现了又一个高潮。韩愈、孟郊、李贺等人，险绝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还有张籍、王建，则从乐府民歌吸取养料，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诗派。这些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高的水平上，以革新精神和创新勇气，又开拓出一片诗歌的新天地。

晚唐时期，即长庆以后，中兴成梦，士人生活心态内敛，感情也趋向细腻。诗歌创作题材多狭窄，写法多苦吟。杜牧、李商隐异军突起，返照晚唐诗坛。特别是李商隐，以其善感的心灵、细腻丰富的感情，用象征、暗示、非逻辑结构的手法，表现朦胧的情思和境界，把诗歌表现深层心灵世界的能力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

二、唐代散文的成就

唐代文学的繁荣，除诗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散文的发展与诗的发展不同，它的新变，主要是出于政治功利的动机。

唐初近百年间，奏疏章表虽然已经多用散体，但骈体仍占主要地位。到了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才取代骈体，占据文坛。这就是后人所称道的“古文运动”。

韩愈、柳宗元在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二是标榜复古而实为创新。这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把散文的创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韩、柳之后，散体文的写作走向低潮。晚唐虽然仍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犀利的杂文，但骈体又重新得到发展。

三、新文体的出现

唐代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杂史杂传的基础上，诞生了传奇小说。传奇小说的出现，从文体内部来说，是六朝志怪和杂史杂传演变发展的产物；从社会基础来说，则是现实生活娱乐的需要。传奇小说异于六朝小说的地方，一是它的创作意图，就是鲁迅所说的“始有意为小说”；二是它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三是它塑造了鲜明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唐传奇题材多样化，富于人生情趣。传奇的兴盛期在中唐，与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体文一样，在晚唐逐渐衰落。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

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布道化俗，出现了俗讲和变文。

由于燕乐的盛行、燕饮歌吹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式——词。这一新文体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娱乐的需要。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词也得以迅速兴起，文人加入词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词在西蜀和南唐达到高度繁荣。西蜀“花间”词人绮靡侧艳，南唐词人拓展了词的境界，开始转向内心缠绵情致的抒写。特别是南唐后主李煜抒发亡国之慨的词作，把词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唐代文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时期的产物。从总的风貌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内敛。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它是艺术经验充分积累之后的一次大繁荣；同时又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为下一次的繁荣作了准备。唐诗吸收了它之前诗歌艺术的一切经验而发扬创造，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唐诗是难以模仿、无法代替的。在唐代完成的律诗，成为后来我国诗歌发展的主要体式。唐代的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几乎成了我国诗歌的代名词。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为宋代的作家所发扬，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散文的发展。唐传奇使我国的文言小说走向成熟，它在人情意味、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上影响着宋代的话本小说。晚唐五代词的创作与理论成就，为词这种重要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经验积累和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第三节 唐诗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关系

从文学自身发展来说，唐代文学的繁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其艺术特质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它已经朝着独立成科的道路迅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它逐步与学术分离，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觉地追求审美。从内容来看，重个人情怀的抒发，无论是表现玄理还是抒情，都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怀。从形式来看，辞采声律之美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创作过程的体认，包括对于想象、灵感、言意、形神的感知与把握，都有了惊人的进展。骈体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极致，诗歌的声律形式已具雏形。表现领域的扩大和表现技巧的丰富，促进了文章体裁（文类）的变化与扩展。原有文体的写作目的与写作规范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为我国文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作好了一切准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唐人迎来了一个诗的辉煌时代；吸取了骈文的成就，摒弃了它的弱点，进行了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从文学自身发展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没有唐代文学的繁荣。

但是，唐代文学批评，大多对前代文学（尤其是南朝诗歌）采取整体上否定的态度，使得两者之间在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延续的关系，成了似乎对立的关系；而后代的文学批评接受了唐人的观点，甚至变本加厉，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唐人否定前代文学主要出于三个原因：

其一、由于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而对前代文学（尤其是缺点和偏颇），采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合理的一面，但不一定是全面的。

其二、作为一个新王朝，需要在理论上对前代文化加以否定，以昭示圣朝的光明。但其意义主要在政治方面，实际未必照此执行。

其三、唐代始终存在着复兴儒学的呼声，尽管实际效果不大，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有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确实重新抬头了。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第一它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有反拨作用；第二它抹杀了文学与政治、儒学的界限，把文学变成了儒学的传声筒（按章培恒先生的观点）。

总之，对唐诗与前代诗歌的关系，我们不能听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须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寻找结论。譬如李白的《古风》第一首，认为《诗经》以后的文学一直处于衰微过程中， “自从建安来”，更是“绮丽不足珍”，直到“圣代复元古”，文运才得以重兴。又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对谢朓的这段不渝之情，实在让我们感动。通过这两首诗你会发现李白文学思想的矛盾，虽然李白号称“诗仙”，诗中观念也有可取之处，但总体上来看只是儒家文学观的陈词滥调。

有趣的是，这种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同初盛唐包括李白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根本是不相符的。李白恰恰是集六朝诗歌之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