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散论

李杜互通互补论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并世而出且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说到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韩愈高屋建瓴的评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而以元稹为始作俑者且在后世不绝如缕的“李杜优劣论”，则在总体上为当今论者所抛弃。我在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打算使用“李杜互通互补论”这样一个新的话题，来表述对李、杜的认识。

我所说的“互通”，是指李、杜之间的共同性；“互补”，是指李、杜之间的差异性。李、杜互通的基础有三：一是时代，二是文化传统，三是人性；互补，则源于李、杜性格与艺术趣味的差异。

互通互补既体现于李、杜之思想倾向、诗歌内容，又体现于李、杜的艺术风貌。

就思想倾向而言，李、杜是以互通为主。

首先，李、杜都具有强烈的用世热情和宏伟的功业抱负。李白的功业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功业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们都有自觉而强烈的家国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把人生的第一义定位于建功立业。李、杜对其建立宏伟功业的人生抱负均有充满诗意的形象表达，李白是凭借大鹏的形象：“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杜甫是凭借骏马和雄鹰的形象：“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李、杜的用世热情和功业抱负，产生于盛唐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时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李白有一首至今不太为人们关注的诗，题为《送杨少府赴选》，诗有句云：“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诗人赞美的，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与选官制度。比起魏晋南北朝只讲出身门第而埋没人才的“九品中正制”，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晋代诗人左思曾无奈地感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阴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种社会不公，在唐代被进步的制度否定了，颠倒的历史已经被颠倒过来，李白的诗句直接针对并回答了“左思之叹”。正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开明，激励了李、杜的积极用世热情，催发了他们的引吭高歌。

李、杜的用世热情和功业抱负，又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实践。孔子当年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周游列国，孟子提出“达则兼善天下”的立身原则，给读书人树立了一个明确的人生奋斗目标。李、杜都是儒家精神的奉行者、实践者。杜甫标榜“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是自己家族的传统，李白也明白宣言自己人生理想的第一步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事君与荣亲是典型的儒家观念。

李、杜宏伟不凡的功业理想，从本质上说，乃是根源于人性，体现了人性之“发展”欲望。人性之发展欲望，就是俗话所说的“人往高处走”。人作为社会之人，必定要追求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要显示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变得辉煌。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也是要谋求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儒家的用世精神，实包含了人性的合理因素。人性之发展需求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环境，甚至是以必要的社会环境为前提。而盛世总是能为人性的实现提供空前优越的社会条件，鼓励有志、有才之士张扬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正因为生活在盛唐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李、杜才会对人生、对自己的发展前景满怀信心，李白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杜甫则放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李、杜思想倾向的互通之处，除了用世热情与功业抱负之外，还有与之相对待、相制约的一面，那就是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人格独立的坚持。这一点，似乎在李白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引人注目，比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潇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还有他认定的人生归宿：“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建立功业只是李白规划的人生理想的第一步，第二步他要回归自然，那里才是他人生的终极归宿。实际上，杜甫在这方面与李白是有共识的。杜甫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他内心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李白并无二致。对于天子，杜甫尽管不曾表现出李白那份潇洒，但他也绝非旧说所谓“每饭不忘君”的“愚忠”之辈。杜甫与李白一样地敢于以平等态度对待天子。看到皇帝的昏庸，他轻蔑地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朝廷：“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曾向朝廷剀切建言：“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杜甫在天子面前始终保持了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至于对权贵，如果说李白是怒目相向，杜甫则往往以一种冷幽默表示与他们的决绝。杜甫在草堂期间作有一首《宾至》：“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对于这位高车驷马上门的不速之客，杜甫的有意怠慢，甚至不无捉弄，令人忍俊不禁，令人快意。同时，我们也读出了杜甫人格的高傲。

李、杜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坚持，与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影响密切相关，但同样是源于人性，源于人摆脱约束、自由生存的天性。它与功业理想相反相成，构成完美人性的两个方面。没有功业理想，人会虚度年华，平庸无为；而没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仅仅醉心于现实功利，人又会丢失自我，变成一个俗物。盛唐社会儒、道并重，思想开放，既鼓励士人们追求功业，又放纵他们追求自由。李、杜很幸运地生活在盛唐那样一个开明、向上的时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人性。

就诗歌内容而言，李、杜的主导倾向是互补。依据王国维的理论做基本划分，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杜甫属于“客观之诗人”。李白更多地抒写自我，杜甫更多地反映社会。在放情任性的自我抒写中，李白成就了“诗仙”；在执着严肃地反映社会中，杜甫写下了“诗史”。读李白，我们知道了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读杜甫，我们知道了人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李白在对自我的张扬中，以青春、昂扬的歌唱，“欲上青天揽明月”，表现了冲破世俗约束的解放精神；杜甫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贯穿着对生命，尤其是对弱势生命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润物细无声”，体现了“仁者”的伟大情怀。解放精神和仁者情怀，都是出自人性。前者针对自己、针对个体，后者针对他人、针对群体，两者互为补充，体现了人性的充实与完美。

我想说的是，以上关于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杜甫属于“客观之诗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大体的区分。事实上，李白与杜甫在这里也有互通之处。比如，论者说到诗歌对盛唐社会的反映，往往举出杜甫《忆昔》诗的句子：“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然而，李白诗中同样有对盛唐社会景象的客观展示，试读李白《君子有所思行》的片段：“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诗人似乎手持摄影机，以鸟瞰角度，拍下了一幅唐代长安的全景图画，这种图画在唐诗中仅此一见（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有句：“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也是全景图画，但非长安城，而仅是皇城。所写街景格局同李白诗，但没有了李白诗的气象）。同样地，杜甫诗歌中处处有对主观性情的抒写，他不仅在叙事中始终饱含着真情，而且有不少直抒胸臆的动人篇章，试读《醉时歌》的结尾：“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杜甫所表现的忘我激情与狂放心态，丝毫不让于李白。

就诗歌的艺术风貌而言，李、杜个性鲜明，无疑是互补的。然而，互补的同时也不乏互通。比如，李白擅长七绝，杜甫擅长七律，他们是互补的。同时，李、杜都擅长七言歌行，被清代诗论家钱良择称为“歌行之祖”，他们又是互通的。李白擅写古题乐府，他摆脱了“拟作”的传统，以旧题自抒怀抱，写下了《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开创了古题乐府创作的新局面。杜甫却几乎不写古题乐府，他擅长“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以新题写时事，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洗兵行》等“诗史”性作品，开创了新题乐府的新领域。李、杜在乐府诗创作方面简直像有意分工，又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从古题与新题两个方向推动着唐代乐府诗的创新。在创新这一点上，李、杜乐府又是互通的。

李白诗风飘逸，杜甫诗风沉郁，历来有定评。宋人严羽说得好：“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沧浪诗话·诗评》）艺术原本是多样的，李诗之飘逸与杜诗之沉郁，正是诗风多样性的绝佳诠释。换个角度看，李、杜的诗风于鲜明个性中也体现了共性，体现了互通，这就是他们作为盛唐诗坛领袖特有的大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之后，所有写黄河的诗人真应该束手。“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杜甫之后，没有谁更能把三峡景色描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朝廷征诏到来时，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得意之情毫无掩饰；平叛战争获胜时，杜甫赞美“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庆幸之情喷薄而出。此即李、杜诗大气之一二例。何谓大气？韩愈说：“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大气是很难解释、很难定义的，所以韩愈说：“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他通过想象，用形象化的语言传达了对李、杜诗的感受。其实，李、杜诗的大气，乃是在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时代，诗人真实性情的自由表达、真实感情的自由宣泄，是诗人艺术天才与艺术创造力淋漓尽致的发挥。大唐盛世造就了李、杜，李、杜诗歌张扬着大唐的时代精神。当今时代，我们正需要借鉴李、杜的历史经验，发扬光大李、杜的艺术传统，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诗歌。即使李、杜不能再生，也应该有新时代的“小李杜”，这是我们的希望和期盼。

原刊于《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