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的岁月

1984年,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棉花可以纺线织布。

最高兴的是母亲。她说该给我和弟弟准备结婚用的被褥了。

纺线织布是乡间的传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女人们的冬天和春天,就把自己拴在了纺车和织布机上。女人纺线织布,但女人很少舍得穿。新衣服总是给了老人、丈夫和孩子,自己穿在身上的,要么是旧衣,要么是边角料拼凑的衣衫。但是,女人天生的牺牲精神,却让她们毫无怨言。

乡间的孩子,谁没有听过姥姥、奶奶、妈妈们的纺车声？尤其是小时候,在冬天的夜里。她们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不停地摇着纺车,纺车“嗡嗡”地响着,纺车怀里的棉花条一根根在减少,纺锤却变得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孩子们就睡着了。夜里醒来,看见她们还在纺着线,竟不知她们啥时候才开始睡觉！难道她们不想睡觉吗？

我的所有的童年的记忆,几乎都与夜里的纺车有关。很小的时候,我去姥姥家。姥姥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又细又小,为的是省点油。那火苗忽忽悠悠地闪着微光,照在姥姥和纺车上。姥姥是一双缠过的小脚,她盘腿坐在炕上,一边纺线,一边给我讲故事。讲牛郎织女、讲秃尾巴老李、讲东海龙王,还讲早年间村子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我一边听着,一边盼着姥姥赶快纺完线,她总是说:快了,快了。但是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过去了,姥姥总是不停地纺,似乎那些棉花也有魔力,就是不肯见少。后来还是我不耐烦了,有一天将姥姥的锭杆藏在炕席底下。晚上要纺线了,姥姥找不着锭杆,急得在地上转来转去,竟要去邻居家借一根来用。我突然怕姥姥出门,将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才对姥姥说了实话,姥姥并不责怪我。这一晚,姥姥没有纺线,早早躺在被窝里,将我搂在怀里,一直到我迷迷糊糊地睡去。

我九岁时,姥姥去世了。冬天,我有时去大姨家,大姨总是纺线,让表姐带我出去玩。晚上睡觉时,也总是让我们先睡下,不知过了多久,大姨才将纺车搬开,腾出地方,在炕梢头凑合一夜。

姥姥和大姨,永远都有纺不完的线,就像抽不到头的日子。

母亲也一样,母亲纺线时,不给我讲故事,自己唱曲子。唱的都是些悲悲切切的调子,听起来像哭诉,让人心酸。我很害怕母亲哭,有时就假装看线穗子,趴到纺车跟前,拿眼角偷偷地瞟母亲的脸,看不见眼泪,这才放心。但母亲的戏文,总是让我无缘无故地心生伤感。有时候,风刮得猛,“忽打忽打”地拍着窗棂和糊窗户的纸。我和弟弟在土墙上画一些横七竖八的道道。借着微弱的灯光,用手指做成兔子和大灰狼,看它们活灵活现地在墙上游动。直到打盹犯困了,才钻进被窝。那时做了很多的梦,总是在梦里,姥姥牵着我的手,在一条小河边给我洗头发。水那么清亮,连小鱼儿都看着清清楚楚。我想挣开手,去捉小鱼儿,一喊,却醒了。这时,听见母亲在吟唱着什么曲子,姥姥倏然之间就消失了。夜已经很深,还能听见纺车如泣如诉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的多愁善感是不是来自于母亲纺线时的吟唱。母亲纺线的时候,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弥漫在屋里,那情景就像一幅画一样老是挂在墙上,只要看上一眼,便知晓此情此景。

有时候,母亲很高兴,纺一会儿线,就停一下,教我搓棉花条,绕线穗子,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竟然做得有模有样。母亲夸我,让我觉得很高兴。

汀洲逢集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喜欢跑到集上,看织袜子看旋锭杆,那都是乡间少见的“机械”。看人家操作起来,像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出来一只袜子,不大工夫,就织出了三双厚厚的线袜。来买的人很多,五毛钱一双。还有旋锭杆的,用一架铁架,两头装几把弯刀,把枣木削成长条形,塞进架子上的圆孔里,抓着把手,三转两转,木屑掉到地上,架子上就出现了一根好看的、散发着枣木芳香的锭杆。那红红的颜色,流畅的线条,令小小的孩子们百看不厌,真有一种民间艺术的美感。

母亲常常差我去集上买锭杆,那时候人很实诚,不欺不诈,一看是小孩子,一定挑最好的给。手艺人先将锭杆在自己的手心里一旋,只要是转得欢,就是上好的锭杆。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那些手艺人。有时我也想,我的父亲赶集补鞋时,旁边也一定有许多小孩子看他,他也一定会让小孩子们喜欢。

不知什么时候,我竟学会了纺线,似乎是一种遗传或者是耳濡目染,纺线织布做针线活,我几乎都是无师自通。

但是我不会盘腿,母亲说我的腿硬得像木头橛子,不像小时候没吃过娘奶的孩子。因为无法盘腿,我只能一会儿变一下姿势,所以感觉纺线有些吃不消。但是,手里轻轻撑一根软软的棉花条,一忽忽就变成了千绕万绕的细线,那一种成就感也是鼓舞人心的力量。

渐渐地,我知道了纺线的滋味,才明白小时候对于姥姥、大姨和母亲的误解:她们哪里是愿意纺线呢。这样的劳动太枯燥、太耗人。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唱曲子,这么漫长的冬天的夜晚,母亲用一种她接受的方式,来度过劳作的艰辛过程。我想一想后来的岁月,还要不停地纺线织布,一个冬天就偎着纺车,竟有些胆寒起来。

有一次,我想出要买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流行歌曲和台湾校园民歌风行一时,我很喜欢听,但是我们没有收音机,父亲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想我能办到的只是去洼里拾豆子刨花生,才能换点钱。父亲也信守诺言,等我拾了两口袋豆子,父亲把它们驮到集上卖了,一共是四十七块钱,父亲又添了一块钱,买了一台“海鸥”牌的收音机。从此,只要在家,我就拧开它,听所有的节目。

隐隐约约地,我已经开始害怕长大,但是谁能挡住岁月的脚步？一晃,我就十八岁了。我已经无可选择地,只能在纺车边过大半个冬天。母亲的希望成为一种无声的鞭策,她很想看看我亲手纺一堆线、织一机布是什么样子？

棉花是我亲手种下的,又拾回来。我去磨坊里脱了籽,又亲手搓出棉条。然后,我又在纺车上,亲自摇着纺车,“嗡嗡嘤嘤”地纺成线。我看见长长的、无穷无尽的纱线,在我的手里,如一条流不尽的小河,伸展着环绕着。它们绕过了多少代女人的岁月,又将我的青春抻得绵绵长长。这是一种怎样的轮回？这是一种怎样的宿命？

一架纺车,就像一个凝固的句号,圈住了一个女人一生中不可忽略的一段历程。我似乎不是为自己准备嫁妆,而是为了冥冥中完成一个女人的进化和蜕变。一个女性在社会(乡村底层)中的定位。这些连绵不断的线,就是我的呼吸,将我紧紧地缠绕着,让我的生命有一种自我的而又挣不开的意义。

它更接近虚无？还是更接近真实？

我家的纺车,是母亲自己买的。不像邻居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家当。我的奶奶去世早,父亲又是在姥娘家长大的,所以自家的遗产什么都没得到。这架纺车,母亲是很看重的,它就像母亲的生命一样,记载着她坎坷的人生。母亲有时候也纺一会儿线,但极度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久坐。她不停地咳嗽,连手上抽出的线都不停地颤抖着。看见母亲这样,我忍不住一阵心酸,即使病得很厉害,可母亲依然想的是我和弟弟。这个冬天,我再也不出门,只要没有什么事,就坐在纺车边纺线。我已经开始筹划织什么样的花纹、什么样的颜色,甚至想到了,等织出布来,一定先给姥爷换换被子,再给我们的炕换一床新单子。

这是一个真正过日子的、平实的、毫不虚妄的想法。在日常平庸琐碎的日子里,纺线真是一个好活道,它能把你烦躁的内心拴住,让你毛手毛脚的作派有所改变。更重要的是它细水长流一般的诉说,让一个女人的生命,变得绵软而柔韧。我们贫穷的生活,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1984年,一架榆木纺车,一直在我家的炕上呆了一个冬天。我听它的响声如同听着岁月的倾诉。

后来,我见到很多的人将它作为装饰,作为艺术品放在家里的墙壁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这些人一定没有听过纺车的声音,不知道它在漫长的光阴里,迈着怎样的步子,一路跌跌撞撞,才走到了今天。没想到它已被“人”变得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了。

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那些越来越远的岁月,越来越沉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