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

那时是2000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没有现实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浪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维持。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这是一本寂寞的书，很少有人读到。2007年我曾把它编入另一本书《反游记》，这个书名来自法国作家马尔罗。《反游记》大概也少有人读。

这是我极不自信的一本书，写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再不曾读过它。这种不自信，就体现在这本书当年的跋中，这篇跋的题目是《我一无所知》，显然是一种防御性姿态，我自己都说了一无所知你们还能责备我什么？——但是一无所知你还写什么呢？这个问题倒是难不住当时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为知，我来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未尝不是值得写出来的大知。

然后就过了这么多年。我不是一个珍惜旧作的人，我写过那么多文字，当时常常得意，后来并不在意。200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黄河边，写了《河边的日子》，我还写完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我可真能写啊，到了第二年，又开始给《南方周末》写“新作观止”的专栏。似乎只是在那一年，三十六岁的我才走着走着冲动起来，本来是在逛文学的街，忽然就一路奔跑。但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从未试着给自己的写作赋予重要和持久的意义。比如那本《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书出来我就把它忘了，直到十七年后才增补再版，改名为《青鸟故事集》。

同样的，我一直没有想起《河边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说起他当年喜欢这本书，我当然知道这是我写的，我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重读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二十二年前的那个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欢这本书的。

这本书像一艘船沉没在我的书柜最底层，它的时钟停留在2000年。书之外，时间前进，人事代谢，沧海桑田。二十二年前的那个我和那个世界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亘古山河，原只是此时此刻，都在时间与历史之流中呈现为不可复现的殊相，青冰上牡丹开，青冰上无牡丹。

正因此，这本书最宜忘了，然后在后来的某一天想起来，翻一翻。这是穿越，是重返二十二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李商隐的两句诗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

当然，二十二年过去，我自己也变了。如果回到当年新源里那幢高楼上的电脑前，我必会写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书。为此，我专门增补了一篇《自吕梁而下》，那是2019年的我所写。

是的，重读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2000年的那个我，我一边读着一边刻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涩、行文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有时简直让我无名火起。但是，最终我还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发神经地进行了那次漫游，那确实是我的决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二十二年前的我召唤了我，我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此时此刻，我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会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

原书题为《河边的日子》，现改为《上河记》，黄河远上，上河为记。

2022年5月3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