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我自己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在浙江湖州三天门丝厂生活。工厂里的人是来自浙江各地的知识青年。

风风火火的妈妈是工厂的教育科科长，她总是非常忙碌，白天送我去工厂的托儿班，放学以后就拜托工友阿凤阿姨来接我。阿凤阿姨在食堂工作，她接了我以后，把我顺进食堂后厨，我去捞馒头上的甜甜的好看的“红瓜绿瓜丝”吃，这是我每天最盼望的欢乐时刻。

工厂外面的世界，牢牢吸引着我。休息日的时候，大人们会组织我们几个小孩一起骑着小三轮车冲向外边的田野，一直骑到有火车车轨的地方，然后他们会说，坐火车就可以去我们的家乡——杭州。

映山红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去爬山，这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更大的节日：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浩浩荡荡地走向远方的山，红彤彤的花开满山坡。“映——山——红”，我听到了一种有别于工厂生活的浪漫诗意。

采桑果，抓蚂蚱，把绿秆折成一节节带丝的“手链”挂在手腕上；吹蒲公英，看蚂蚁，拔一根草伸到大人耳朵里去挠痒痒。

爸爸定期会从湖州城里来看我们。他总能带来文明社会的气息，比如送给我拼插玩具、五颜六色的画笔。有一年，他写的电影在工厂露天展映。工厂的夜晚沸腾了，广场上人潮汹涌，阿凤阿姨抱着我挤来挤去，而我妈妈则忙进忙出，骄傲得好似女主角。

带有光环的爸爸，某一天坐着一辆高级汽车来工厂，汽车缓缓驶入，仿佛外星人把飞碟停在了麦田中。爸爸让我也爬进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汽车里面真宽阔啊。但很快，他们就要走了，看着汽车带着爸爸即将远去，我心里很不舍，突然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许是想到了某部动画片或者电视剧里的情节，于是我追着汽车跑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爸爸”，仿佛生离死别。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对离别这件事情，处理起来一直都是那么撕心裂肺。

记得托儿所一个漫长无聊的午后，老师们或是因为前一天看了香港武侠剧，突发奇想让我们刚睡醒午觉的小朋友们排好队，按顺序一对一比武。我听说了举办“武林大会”的消息，简直惊呆了。我是一个长得黑瘦的“豆芽菜”，从来没有打过架，而按照顺序排在对面第三个的就是我的对手。天哪！那个小男孩正是我们托儿所里老师最宠爱又最蛮横的小胖墩，他高出我整整一圈，要跟他对打，我不死定了吗？

我吓得瑟瑟发抖。很快前面两组小朋友就开始不咸不淡地撕扯起来，老师们还发出嘿嘿嘿的笑声。我心里越来越紧张。小胖子一脸不屑地坐在对面，嘴巴里好像还在吧唧一块糖。我忽然想起一个场景——小人书里看到过的“武松打虎”——武松戴着个帽子，骑在大老虎的脖子上，用拳头使劲捶虎头。我可以试试用这招？

那时我大概三岁，但对这一刻的决定印象颇为深刻：俺要拼了！

老师宣布打斗开始！我猛地冲过去把小胖子撞倒，然后迅速地坐在他脖子上，攥紧拳头打他的头，一下、两下，他哇地哭了。

天哪！这么简单就成功啦！“武松打虎”好有用啊！这时老师大吼起来，狠狠地把我拽下来，对着我劈头盖脸地咆哮，我完全蒙了。

余光看到小胖子还趴在地上哭，嘴里的糖顺着口水滑了出来。

老师把我拖到房间角落，让我面对一扇木头门站着，面壁思过。可我不理解啊，我不是赢了“武林大会”吗？为什么我要受罚？我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好委屈啊，一直哭啊哭……

很多年以后，我跟教育专家说起这件事情，我说是老师让我们对打的，明明我赢了，为什么却要受惩罚？我特别讨厌不公平，也讨厌那些“宠儿”。在以后的人生里，我总是有一种想去跟受宠男孩较劲的冲动，这是不是对重男轻女思想的一种反叛？教育专家孙老师说：“你啊，反而要感谢工厂托儿所的老师，她们虽然没有教育水平，但是她们有一种野蛮的强势，比如，她们让你们对打的时候，并没有按性别分组，她们觉得男女是可以在一起打的。你打的这一下，打出了女人的力量感，你就没有怕过男人，是不是？如果老师从小教育你，女人一定要服从男人，也许你就学会了压抑。”

孙老师的话，很好地抚平了我的委屈。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的时代，但我愿意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来面对所有的困难，而不再幻想成为一个在公平社会制度下获得充分保护的女人。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画画，阿凤阿姨喜欢听越剧，我就在纸上画那些古装的“才子佳人”，佳人着粉色，才子淡天蓝。

爸爸鼓励我把“才子佳人”的画编成一部小人书：佳人长得很美，她有一个丫鬟，后来在花园里遇到了才子，两人相爱，但是佳人父母不同意，他们就逃了出去，后又回到家乡，故事结尾是面目含羞、拉着绣球的——“成亲”。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知青父母调到嘉兴文化局工作，但执意把我送到杭州奶奶家居住，因为奶奶家的划片小学，叫杭师附小，坐落在儿童公园对面，口碑很好。

我很不乐意离开父母，但是又没有办法。到奶奶家的第一晚，我哭得不屈不挠，直到他们深夜坐公交车把我送到已经搬回杭州的阿凤阿姨家。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爷爷奶奶家。我必须接受这样的安排。爸妈告诉我，总有一天杭州市市长会批准他们调到杭州工作，那时就可以跟我一起生活。于是，我每天都在心里祈祷：杭州市市长啊，你快快把我的爸爸妈妈还给我吧。

爷爷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虽然遗憾独子唯一的孩子不是男孩，但对我也很负责。奶奶照顾我的生活，三个漂亮的姑姑也会来给我送温暖。那时奶奶还没有退休，正在另外一所小学教语文一年级。我每天晚上会帮她批改同样是一年级学生的语文作业，然后跟她一起看电视剧。

那时的电视机换频道还是按钮式的，天线挂在楼顶，也经常信号不好，但这依然无法阻挡我们对每天两集港台电视剧的热情。

如果那天我还没有写完作业，但是奶奶已经开始在客厅里看电视剧了，我的耳朵就会腾地竖起来，一边飞速地写作业，一边听剧情脑补画面。如果赶得上广告后写完作业，我还可以悄悄地偎在奶奶身边看一集电视剧，这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琼瑶的电视剧让我知道原来爱情是这样要死要活的。香港电视剧又让我羡慕人家的客厅怎么那么好看，西服洋裙太时髦了！好听的片头曲、片尾曲，抄下歌词跟同学们在放学路上一起唱。

有时，不同的频道要同时开播两部电视剧，我们追哪一部好呢？

奶奶很难抉择。

她就会让我拿出电视报，念剧情梗概给她听，她来选一部更喜欢的。我拿起报纸，把书面语言念成通俗易懂的杭州话，让奶奶乐于接受。

当然，我会把那一部我自己更想看的电视剧故事梗概念得抑扬顿挫、生动精彩，把不喜欢看的那部念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

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开始做电视剧时，我会牢牢记住：任何剧情都要一句话说出来，能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电视剧取名字，不要超过五个字，太长了奶奶记不住，而且片名要用杭州话念出来，简明扼要不尴尬，这才符合大众传播的需要。

爸妈虽然跟我不在一起生活，但隔一周会来杭州看我一次。妈妈来，主要是看看我，洗洗衣服；爸爸来，都会检查我是否每天坚持写日记。

他说：“写日记可以锻炼写作能力，你上小学了，就要每天写日记，一天都不能落下，遇到不会写的字，可以写拼音。”

我听了他的话，开始记录每天的生活，写到最后一句都是：“今天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写，大人看到高兴，小孩也就平安。

这样一天不落地写了几年，其实有点心烦。如果爸爸这周六来，我就在周五晚上，把前五天的日记，编出不同的内容填补上。

大约五年级的某天，爸爸偏偏周五就到杭州来了。我一进奶奶家门，就感觉大事不好。只见爸爸一脸黑线，坐在写字台前，看到我进门，就把日记本从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摔出来，质问我为什么好几天不写日记。

我吓了一跳，心里很不爽，但也知道自己理屈词穷，所以嘴巴里嘟嘟囔囔，没有说出整句话。

“啪”，我爸一巴掌打在我脸上。脸上火辣辣地疼。

我被打蒙了，心里飘过的港台电视剧台词是：他真敢对亲生女儿下毒手呀！

爸爸恶狠狠地说：“你不写日记，还敢顶嘴！”

这个耳光是我有生以来挨的第一个耳光，就目前来看，也是最后一个。

我感觉到莫大的屈辱。

不想写日记，却必须写，漏写还要挨打。这是作家培养女儿的方式吗？

写学校的作文也不轻松，爸爸总是要我多想几个结尾：“要想出与众不同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改改再小心翼翼地递上去，他皱皱眉头：“这个太普通了，再想一种有趣的！”

我总觉得写作应该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而在我爸这里，真的是一种折磨啊。

我很想把吐槽他的话，写在日记里，但又怕他检查时看到，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嘀咕。

在他的辅导下，我的作文和诗歌都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赚过五块、十块的稿费，也得过一些奖项。在语文课上，“请黄澜同学上来读作文”是一个常规动作。

这样严格的文字训练方式，让我至少不畏惧写文章这件事。

每天用文字记录生活，日记我一直写到去俄罗斯留学以后，写完《俄罗斯留学日记》，我再也不想写了。

但一路上，学校活动的发言稿、公司领导的讲话，以及后续的微博、采访、杂志专栏，我写了很多很多。

良好的写作能力不仅在学习上、工作上对我有很多帮助，写作也是我纾解情绪的一种方法。

然而，对于爸爸培养我写作能力的方法，我总是持保留态度。爸爸当上外公以后，总想方设法要培养我的两个小孩写日记，却被我哼哼唧唧敷衍过去，因为那个耳光的痛，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数学一般只能拿第二。

老师说，女孩子小时候成绩好，是因为她们语文比较好，数学马马虎虎。长大以后就不一定了，因为后面数学越来越难，女孩子跟不上了，聪明的男孩子就会超过女孩子，拉开距离。总之，数学好的同学才是真的聪明。

我很惶恐，生怕长大就变笨了，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数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连画画、书法都不想学了，报了一个班去学计算机“logo语言”，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还报名参加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你不如男孩子”的恐惧，也担心自己一旦犯错，一旦“不高兴”，一旦“不乖”，就会永远失去家人和老师的喜爱。

爸爸虽然才华横溢、事业成功，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胆子小。十岁的时候，我想学骑自行车，爸爸就坚决不同意，他觉得小孩子一旦学会骑车，自己上路就会有危险。好在我有个热情大胆的妈妈，她喜欢打羽毛球、游泳、跳舞。她瞒着我爸，在暑假的时候，偷偷教我骑自行车。傍晚时分，她带我去嘉兴文化局的院子里，让我跨上自行车，她在旁边扶着车凳，帮我平衡。

骑着骑着，我找到了“平步青云”的感觉，心里很是得意。往右一瞥，咦？在路灯的照耀下——地上的影子里——我妈的手根本没有拽住车凳！她的手悄悄放开了！

我心里一慌，就摔倒在地上。我说：“妈，你骗我！”她嘿嘿地笑。

很快我就学会了骑车。

妈妈说：“走！我们两人骑车从嘉兴去濮院，去那里的朋友家玩！”

真是太刺激了！我刚学会骑车，就能远游。

烈日炎炎之下，我们背着水和零食上路了。沿着公路，似乎骑了整整一小时，身上晒出了一层油。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妈妈高兴地呼唤她的朋友。我体会到了掌握新技能就能开启新人生的美妙。

小学高年级以后，骨瘦如柴的我，慢慢变成了跑步健将。校运动会上，参加短跑、跳远和接力跑，我还能得名次，也学会了跟男生们一起抢占水泥台子，竖拍打乒乓。

初中时，爸爸妈妈终于调回杭州，我们三个人团聚了。

我离开奶奶家的学区，进入久负盛名的学军中学上初中。

因为有小学当中队长的经历，我被老师选中当班长。但是班里的同学一半来自名校学军小学，一半来自文三街小学，他们彼此相见都非常熟悉。只有我是从外学区过来的，人生地不熟。让怯生生的我当班长，管理那么多熟络的同学，我有点不自信。

雪上加霜的是，学军小学毕业的同学，竟然小学就学英语，而我连字母都不认识。学习成绩再没有说服力，我怎么配当班长呢？

我的心被一种从小地方来的自卑感笼罩了，就像当年从嘉兴到杭州，城里的姑姑会说我是乡下人进城，怎么看都有点土。

周日的时候回一趟奶奶家，我钻到杭师附小的蔷薇花墙前，默默地哭：我好想念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啊。

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实现了从小的心愿，跟父母住在了一起。妈妈会把我喜欢的排骨端到我的面前让我尽情吃。而在奶奶家，最好的荤菜都是放在爷爷跟前，由他分配给我和表弟吃。看着鼻子前堆起的大骨头，我感觉到了被宠爱的幸福。

学习成绩一向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到新的中学绝对不能被落下，更要拼搏了！

努力学习英语吧！

我全身心投入，学字母、练发音、背单词，连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步一个单词。

两个月以后，英语成绩优秀，我当上了班里的英语课代表。

我发现，似乎我是有点语言天赋的，学语文和外语都不费劲，只有数学，我需要下点功夫。

数学老师说：“无穷大，就是没有限制，不能达到的意思，比如我们的宇宙就是无穷大的。”

这句话重创了我。

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想：我们生活在偌大的地球上，可地球只是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球，宇宙里有银河，有太阳系，有无数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说不定某个星球上还生活着外星人……最可怕的是，宇宙无限大！它没有尽头，就永远存在未知！

想着想着，我哭了起来。

看来，宇宙的终极奥义，人类是永远都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绝望。

作为一个渺小的人，我太无力了。

在这无穷大的宇宙中，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问爸爸：“人为什么要活着呀？”爸爸说：“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比如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里写，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他的回答并不令我信服。我总觉得应该有“一听上去就会心灵震动”的说法。

于是，我开始求助各种书籍，那时流行的席慕蓉、三毛、张爱玲，我都看，爸爸给我一套“世界名著精选”，这套书真正开启了我的心灵新世界。

《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名利场》《雾都孤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复活》……

我沉浸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人生的体验中，深深迷醉。

而奠定基础价值观的，我觉得还是一系列英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理智》等，她们在故事中一直倡导：追求独立平等，实现自我价值。

我开始憧憬我的未来，渴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格独立、自由表达思想的人。

初中三年，我都是班长。担任管理工作，对锻炼工作能力和培养责任心都很有帮助，但是同时，如何和同学们相处的问题，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比如，我很害怕投票选举这样的事情。

小学时，老师用的是举手投票的方式。她会把几个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念“黄澜”，支持我的同学就举起手来，老师庄严地一个个数：“一、二、三……”我就会很紧张地看着一只只举起的小手，然后更紧张地看那几只没有举起的小手。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你，总有人不喜欢你，你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因此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多年以后，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我成长的经历中，并没有人跟我这样说。

他们会说：“这次你票高，当选了，但你不要骄傲，还有几个同学没有选你，你要做好这几个同学的团结工作。”

他们会说：“大家都认可，才说明你优秀。”

于是，我就要有意拉拢那些不选我的同学。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重压。

到了中学，老师用的方法就是不记名投票了。同学们把心目中的班干部写在纸条上，交上去，然后有负责唱票的同学，在黑板上候选人的名字底下画“正”字。得一票，画一杠。

于是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黄澜一票”“王磊一票”“倪庆杭一票”……

我们几个候选人就坐在班里，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不知道这次谁是更有威信、更被喜爱的那一个。

虽然我每每高票当选班长，但是这样竞选的过程，都让我内心颤抖。

必须讨好老师，必须讨好同学。

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我就得做出选择。

这样的冲突，出现过很多次。我记得有一次班主任修理副班长——一个个性活泼的东北男孩。记得当时班主任说了很多刺激他的话，我听着都觉得很难受，想必有个性的他肯定是怒不可遏了。副班长坐在我后排，虽然我是班长，但我吓得完全不敢回头看他的表情。

终于我听到身后一阵巨响，同学们发出惊呼，副班长用手砸了课桌，然后从后门愤怒地跑出了教室，听说他一手鲜血。

我心里很害怕，也很惭愧，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作为班干部，根本毫无作为。我心理上同情副班长，但又不敢反抗老师。

多年后，副班长来北京找我，寻求事业上的支持，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决定帮助他，想为我曾经缺席的正义感，做出补偿。

另外一件让我很痛苦的事情，好像发生在初二。我的同桌学习成绩一般，但人很搞笑，我们相处愉快。但是上自习课的时候，老师让我去讲台前坐着，监督同学，保持安静的课堂纪律：“谁纪律不好，你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我拿着我的作业本坐到了讲台前。

可老师一离开，大家就忍不住纷纷说起话来。

我用凶狠的眼光盯着左边的角落，那几个同学安静了一会儿，这时右边的角落又开始响起窸窸窣窣的低语。我就会说：“请右边角落的同学安静一些。”

有一个游戏叫作“打地鼠”，就是举着一个锤子巡视，哪个洞里的地鼠钻出头来了，就要及时去锤打它。

我那时就是一个焦虑的女干部，抡着锤子在班里来回敲打同学。

终于班主任气鼓鼓地回来了，她说外班老师路过我们班，在走廊里听到了很大的噪声，大家肯定没有好好自习，在那里乱说话。

没能管理好班级秩序，我有点惭愧，低下了头。

“黄澜，你刚才把说话的同学名单记下来了吗？”班主任突然看向我。我感觉到很慌乱。“你说，刚才是谁在那里说话？你必须告诉我！”班主任的目光非常严厉。

我犹豫了半天，说出了我同桌的名字。他的确话很多。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供出他来，他很生气地瞪着我。

“声音那么大，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破坏纪律，你说还有谁？”班主任继续逼问我。

我感觉到很绝望，我心想，要是再说出其他同学，大家都得遭殃。

“就只有他，因为他跟前排说说，跟后排说说，噪声就多了。”我锁死了口风。

班主任说：“好！谁在外班老师面前给班级抹黑，下课就到我办公室来！”

我的同桌怒而不语。

我都忘记自己是如何走下讲台，坐到他旁边的。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理睬我。我的心情很压抑。

直到去年，我在杭州拍戏，趁着同学会的时候，我问这个受委屈的同桌：“你当年是不是特别记恨我？”他说他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呢。

“你初中毕业时写的同学录，我还保存着呢。”他发给我看同学录的照片。

我的心稍稍有些宽慰。

而班长这个角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做了十几年。

初中时，我进入学校的学生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高中时又当选学生会副主席。

我感恩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信任我，给我机会锻炼能力。只是跟同学如何相处这件事，始终让我有压力。

我很想跟大家一起玩，去同学家看周星驰电影的录像带，一起打牌，开玩笑，游西湖；可到了学校，又要管理纪律，分配值日任务，帮助后进的同学提升成绩，以及给老师“打小报告”。

天天练习平衡之道，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是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几乎没有撒过娇，没有耍过赖，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说过脏话。

我努力管理情绪，保持一个认真、冷静、负责的好班长形象。

直到有一次，记得大约是初三，班主任让我们交作业，发现有几个同学历史作业没有写，而作为班长的我，竟也在其列。为什么从来循规蹈矩的我会漏写作业，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个男生一向调皮，他跟班主任顶了几句，班主任更加恼怒，责令我们几个放学后都留下来。

放学铃响，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们几个人留在教室里等班主任训话。她不知怎的，越说越生气，让我们把没有按时完成的历史作业抄一百遍。

我听到这样的指令，顿时傻了，机械抄题一百遍？

没写作业，我愿意受罚，比如多写几张卷子，相互背背书，记忆知识点，打扫卫生，操场跑圈，我都是能够接受的。

可是傻乎乎抄题，还一百遍，这是什么操作？我不理解。

班主任说，“你们不写完，今天别回家”，然后气鼓鼓地走了。

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看班长如何作为。

我深吸一口气坐下来，打开作业本，抄了一句，就停了笔。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呼地站起来，强装镇定地跟这几个同学说，我不想抄题了，我先回去了，然后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

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家，心里愤慨异常，眼泪在风中飞舞。

回家我跟妈妈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班主任惩罚我们抄题一百遍，我不想抄，就擅自回来了。

同时我又开始担心，对抗班主任是不是大逆不道，作为班长我没有带好头，我走了，其他同学肯定也会回家，明天班主任会不会更加生气。那明天我还要不要去上学？

妈妈听完我的叙述，非常生气：“老师这是体罚学生！明早我去找你们班主任！”

妈妈是在街上遇到小偷，会骑着自行车猛追对方三条街的侠女。她这番话，让我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满满的安全感。妈妈会保护我的！

第二天一早，侠女就出了门。

我忐忑不安地去学校，进了教室，发现班主任笑意盈盈。她在班级里说，前天没写作业的同学，把作业补上就好了。

发生了什么呀？

我迫不及待地回家问妈妈，妈妈说，她找到我老师宿舍，我老师还没起床呢——我脑补了妈妈作为湖州三天门丝厂教育科科长的说话神态——妈妈认真地跟对方说，学生是不能体罚的。班主任频频点头。

如释重负啊。感谢妈妈在我奋起反抗的这一刻，站在我这边，给了我勇气；也感谢班主任马上调整了教育态度，让我们回归到正常学习中。

初中毕业，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考入本校的高中，继续当班长。

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课程，带给我新的感受。我依旧发扬刻苦学习的精神，在高中班里也保持了数一数二的学习成绩，这对我来说是立身之本，也是自信的基础。

同时我还参加了排球队，在学校的跳高、跳远比赛中，也获得过名次。老师经常在学校的外事活动上，推选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翻看当时的照片，黄同学一身正义凛然。

高二那年，校长推选我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中学生红十字夏令营。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中学生代表30人在广州集中培训，然后转道香港办理签注，最后来到台湾，跟30个台湾中学生一起共筑友谊。在这八天七夜的夏令营里，我们从台北一路南下，到台中、台南、高雄，领略了阿里山的秀美和垦丁大海的宽阔。

这次特别的旅行改变了我。

记得那晚，我们来到垦丁。台湾的康辅员说，不凑巧，台风要来了，云层特别厚，本来可以在海边的夜色里看月亮，多么浪漫，可惜这回看不到了。

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

突然，他眼睛发亮地说：“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们说，会不会把月亮从云层里唱出来？”

我被他的这个提议惊呆了。

我们是学科学唯物主义的少年郎，怎么还能听到那么不切实际的说法？

但是大家集体回答：“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60个学生放声高唱，一遍又一遍，唱得我眼眶都要湿了。

终于！

竟然！

滚圆的月亮穿过云层，出现在夜空里，皎洁的月色同时穿透了我的心。

大家欢呼雀跃，继续对着月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康辅员说：“月亮被我们唱出来啦！我们来跳舞吧！”

大家在月光下，大海边，跳起了刚刚学会的集体舞……

记得后来，我一直都在笑。

我甚至觉得在过去十八年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那么放肆和纵情地笑过。

那一刻，似乎我不需要努力学习，不需要讨好他人，不需要任何的压抑和掩饰，我看到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能成真，只需要负责唱歌、跳舞、大声欢笑，而这快乐是被允许的，是被鼓励的，快乐本身就有意义和价值。

之后我的人生里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欢笑和泪水，但那个晚上月光下如此纯粹的眼泪和笑容，我十足怀念了半辈子。

从台湾回来以后，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做了很多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