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棵树

以火净身

好几次，我回陕西老家的时候，我爹指着院子背后的一棵梨树问我，把这棵梨树给你，你想用它干什么？我告诉我爹，小时候嘴馋，最想让它长果子；后来没有衣服穿，最想拿它烧火；前几年喜欢看书，最想用它打几个书柜，梨木的书柜应该是最好的书柜；现在呀，好多事情都想开了，希望它什么都不干，就陪着老爹一直好好地活着。有一次，我反问我爹，你呢？你最想用它干什么？我爹说，那棵树是隔壁人家的，隔壁人家舍得吗？我说，我只是假设。我爹说，年轻的时候，看到什么树都想把它砍掉；如今老了，就想让它一直长在那里。

我说，长多久？

我爹说，两百年。

我说，为什么呀？我爹想了想说，不单为自己，也为了上边的老鸹。老鸹就是乌鸦。有几只老鸹哇哇地叫了起来。我爹说，你还认识吗？我说，老鸹怎么不认识？我爹说，上海没有老鸹吧，我上次去上海怎么没有看到老鸹？我说，或许有吧，它们可能躲起来了。

据我爹不久后传来的消息，那棵梨树被隔壁的男人砍掉了。我问，砍掉干什么了？我爹说，砍掉打棺材了。我说，梨树能打棺材吗？我爹说，有什么办法啊，他们家山上的树被砍光了，除了核桃树之外，只有这棵树可以打棺材了。怪不得我爹有些忧伤，因为那是村里最后一棵梨树。从屋顶上看过去，春天一树花，夏天一树白，还有一个老鸹窝，多么美又多么温暖，而且它没有变成女儿的嫁妆，竟然成了一副棺材，显得好不凄凉。

我的命运真正与树扯上关系，可能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吃完早饭，我爹把斧子磨了磨，笑着对我说，你跟我上山行不行？我说，上山干什么？我要放牛呀。我爹说，上山砍树呀。我说，砍树干什么？我爹说，给树洗澡呀。我说，爹，你哄人，人都洗不上澡，哪有给树洗澡的？而且树又不脏，怎么洗呢？我爹说，你看看，树是不是黑色的？我说，叶子是绿色的，树皮是黑色的。我爹说，树一烧是不是会冒烟？烟是不是很呛人？我说，是呀，都把人熏死了。我爹说，所以说，树比人脏多了。你今天跟我去山上，帮我给树洗洗澡吧！

听说要给树洗澡，我就心动了。我说，我不会呀。我爹说，我可以教你的。我在腰上别着一把小斧子，跟着我爹上山了。那座山在我们家背后，要爬六七里远的山坡。我和我爹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发现小河已经断流了，有些悬崖上还有水，但已经结成了冰溜子，像溶洞里边的钟乳石。我说，没有水，拿什么给树洗澡？而且也没有盆子呀。我爹说，人洗澡要用水和盆子，树洗澡就不需要了。

我看着满山的白雪说，你要拿雪给树擦身子吗？我爹说，那会把树冻死的，你跟着我，到时候你就晓得了。我跟着我爹爬上山顶，树大起来了，也茂密起来了。我爹抡起斧子，一边砍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继续上学？我说，是呀，连小哑巴都在朝前念书。我爹说，家里油盐酱醋要钱，你上学也要钱，钱从哪里来？我没有哄你，我们是烧炭来了，烧炭不就是给树洗澡吗？我也哄了你，洗澡多舒服呀，这里摸摸那里搓搓。但是烧炭很辛苦，要砍树，要断树，要起窑，要装窑，要出炭，要埋炭，要背炭出山，还要背炭去卖，差不多有三十六道程序。

我说，烧炭就是烧炭，怎么会是洗澡呢？我爹说，给人洗澡用水，给树洗澡就得用火，我考考你吧，给蚯蚓洗澡用什么？我想了想说，也用火吗？我爹说，用火不就把它给烧焦了？给蚯蚓洗澡要用泥巴，蚯蚓在泥巴里一钻，浑身就干净了。

我说，我们上山给树洗澡，真的是为我上学？我爹说，那还有假？不然我拉你干什么！我爹说着，碗口粗的一棵大树就被他砍倒了。我心里有一丝丝温暖，像自己刚刚泡在温水里，给自己洗了一个澡似的。

第一天，我爹砍倒了二十多棵大树，我修掉了二十多棵大树的枝丫。第二天，我爹提着一把斧子上山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那把小斧子也磨了磨，跟在了我爹的后边。有小伙伴问，你上山干什么呢？我说，我去给树洗澡呀。有小伙伴问，有女人的屁股看吗？我说，当然有了，每棵树都有一个白屁股。我想把他们一齐哄上山，但是被他们家的大人给挡住了，说树屁股就是树桩，有什么好看的。

我与我爹烧好的第一窑炭，正好赶在后半夜出炭。我们黑咕隆咚地赶到山上，用泥巴封住了烟囱，打开了窑门，把一个大铁耙子伸进窑里——铁耙子整个都是铁的，估计有三米长，有二十斤左右重。用铁耙子把木炭一截截钩出来，放入先前挖好的坑里，然后盖上一层泥巴，像埋人一样埋起来。

我看到过无数的树，有丝密树、椿苗树，有桃树、梨树、杏树，有漆树、橡树、栎树，有松树、白桦树、五倍子树，有柿子树、毛栗树、核桃树，却是第一次看到刚刚烧好的木炭。它只有火苗，没有烟，也没有一点黑色。它干净得真像刚刚洗过澡的女人。

我爹说，你来试试吧！我把大铁耙子伸进窑里，感觉自己靠近的，不是一截截木炭，而是刚刚洗完澡的女人。我爹笑眯眯地说，我没有哄你吧？我说，没有。我爹说，是不是洗得很干净？我说，比女人洗得还干净。我爹说，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抽了抽鼻子说，有火苗的香味，木炭竟然也是香的。我爹说，等会儿还有更香的。

我爹摸出两个苞谷棒子，剥下放在一个铁锨上，架在木炭上边，炒起了苞谷花。不一会儿，山上就飘起了苞谷花的香味。旁边的树林子开始沙沙地响。我问我爹，那是什么呢？我爹说，可能是野猪，也可能是獐子，它们想吃苞谷花了。我说，它们会不会冲过来咬我们呀？我爹说，你别怕，它们最怕的就是火，这些木炭红通通的，刺得它们根本睁不开眼睛。四周黑漆漆的，那些动物围着转了几圈，有些可能是转晕了，或者被火光照花了眼睛，咕噜咕噜地滚下了山坡。

动物似乎都怕火，也就是怕光。比如在柿子树比较多的时候，每到秋天柿子熟透了，天黑之后，大家就带着手电筒守在柿子树下边。果子狸太喜欢吃柿子了，每次它们刚爬上柿子树，还没有偷吃到柿子呢，大家就打开手电筒，直直地照着它们的眼睛。它们被手电筒一照，便趴在柿子树上不敢动弹了。树下的人端起猎枪，瞄着它们的脑袋，慢悠悠地一枪，就把它们给放翻了，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果子狸即使幸运地活着掉在地上，照样会被埋伏着的几只狗给抓住。

柿子树必须嫁接才行，没有嫁接的柿子树是长不出柿子的。好在嫁接的时候，它们非常容易成活，用野海棠、野山楂和野李子树都能嫁接，还可以在一棵树上嫁接不同的品种，所以好多柿子树上边，既长火罐柿子，又长磨盘柿子。柿子吃法花样多。第一种是漤柿子，适合磨盘柿子。从夏天开始，如果想吃柿子了，就把青柿子摘下来，放在温水里泡着，水里撒上碱面子，两天左右柿子就脱涩了，变得又脆又甜。我们经常捡一些被雷雨打下来的小柿子，埋在河水中间的沙里，几天时间就可以吃了。第二种是软柿子，比如鸡蛋黄柿子。秋天把红柿子摘下来，可以堆放在阁楼上，等软了再吃。第三种是冻柿子，什么品种的柿子都可以，把它们堆在屋顶上，上边蒙一层苞谷秆，等冬天下几场雪，下几次霜，柿子被冻硬了，变成黑色的了，吃起来就非常非常甜。第四种是削柿饼，适合火罐柿子。先把柿子皮削掉，然后穿起来，挂在树上，经过风吹日晒，就形成了柿饼。最好吃的柿饼还应该放在瓮里，捂上几个月，捂出一层白霜——其实那不是霜，而是柿子凝结出来的糖。

按说柿子有这么多吃法，柿子树应该受到尊重，可惜柿子不能长久保存，只能勉强吃到春节。过了春节，天气转暖，柿子就全烂掉了。最关键的是，它属于寒性食物，平常人吃多了就胃胀，尤其吃了生柿子，大便都困难。肠胃病患者以及外感风寒咳嗽者也不宜食用，女人生理期来了不能吃，孕妇更要忌用。柿子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没有多少商业价值，加上它自身没有良性繁殖能力，天长日久，村里人就懒得嫁接它了。

柿子树渐渐消失，果子狸也好不容易熬成了保护动物，可以明目张胆地上树摘柿子吃了，可惜它已经莫名其妙地绝迹了。随之绝迹的还有狗。村里人也不养狗了，说是狗除了叫几声，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别说养狗了，如今连牛也不养了。我放过几年牛，那时牛可以拉犁耕地，牛粪是最好的肥料。如今耕地不需要牛，施肥不需要牛粪，杀牛吃肉也不如杀猪吃肉——牛长得慢，没有肥肉；猪长得快，又有肥肉，大家养猪攀比的，是看谁家的猪膘厚。对于爱吃肥肉的村里人来说，再养牛自然是不划算的。

出完炭，天就亮了。我爹装了一背篓热乎乎的木炭背回家，大部分堆在厨房里——新烧的木炭轻飘飘的，是舍不得立即卖出去的，会在厨房堆放一段时间，为了让它们回潮，在周围再浇点水，分量自然增加不少。木炭一冷下来，我就发现它又变黑了，比树皮还要黑，可以用来写字。我爹拿木炭给我制成了笔，让我在地板上写字。我们家大门上、外边墙壁上，至今还留着好多字，也有一些算术题，都是用木炭写的。还有几条留言，比如，饭在锅里，钥匙放在门头上，夏天谁家借镰刀一把，等等。这些字，不全是我写的，多数是我爹和大姐写的，还有我哥和我妈写的。我妈和我哥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唯一留给我的就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每次见字如面，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妈弥留之际，村里下着大雪。我爹问我妈想吃什么，我妈说想吃油条。我爹提着油壶赶到镇上，在供销社赊了两斤菜油，大姐提着盆子在村子里借了一升面粉，等我们把油条炸好，端到我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最后一个愿望竟然落空了。当时，大姐拿起木炭，一边哭着一边在厨房的墙上记了一句：在某某家借面粉一升，爹在供销社赊菜油两斤。

木炭写出来的那些字不会褪色，家里几次粉刷，我爹都没有擦掉它们，仍然保留着它们。它们清清楚楚的，一切宛如刚刚发生。

我问我爹，洗完澡的树为什么又黑了？是不是变得更脏了？我爹说，它不过是睡着了。我爹铲了一锨子木炭，引着了。平时大多数时候，烤火都用柴火，会冒出滚滚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但是木炭不会冒烟，一旦烧着了，它会冒出蓝色的火苗，红通通地烧下去，直到变成一把灰烬。

村里通拖拉机路之前，木炭是要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被背到二十里之外的车路边，卖给城里人拉回去过冬的。村里通拖拉机路之后，没有几年工夫，山上就没有多少树可以烧炭了。剩下的那点树，大家掰指头一算，也觉得烧炭是不划算的。在随后的好多年冬天，我爹又千方百计地烧过几次木炭，谁家需要熬中药的时候，我爹就送人家一些，剩下的一直堆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些儿女一回家，我爹就旺旺地烧一炉木炭火，在火灰里埋几个土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烧土豆，坐到深更半夜，有时候也坐一个通宵。等我们前脚离开了家，我爹后脚就用水把木炭火浇灭了。他自己一个人是舍不得烤木炭火的。

一家人围着木炭火，多数时候什么都不说，少数时候聊聊庄稼，聊聊山山水水，聊聊谁谁去世了，聊聊谁谁发达了，当然还要聊聊外面的世界。每年也就聊那么一次，因为村里不久通了电话，大家偶尔找机会打个电话，彼此只是问候一声，报个平安而已，各自身上发生的灾灾难难，因为害怕对方担心，平时都瞒哄掉了，只有这时候才会暴露出来。

我爹瞒哄过两件事情，让人听了十分难受。有一次他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想去厨房舀口水喝都动弹不了，想喊叫又喊不出声音。就那么躺了两天，迷迷糊糊之中，也许是该他大难不死，竟然有个疯子撞进了我们家，给我爹递了一碗凉水，又拿着我爹的几块钱，跑到小卖部买了两包饼干，把我爹给救活了。半年之后，我回家过年，别人告诉我说，你们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以后死在家里，烂掉了都没有人晓得。另一次是他抽烟，不小心把一座山给烧着了，在灭火的时候，他的眉毛胡子被烧光了，耳朵几乎被烧焦了，眼睛珠子几乎被烤熟了。他按照治疗伤口的土办法，买了一瓶太白酒，天天用白酒清洗眼睛。大姐几次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回去看看，都被他阻止了。我接到的消息仍然是“爹的身体挺好的，每顿可以吃两碗饭呢”。

我大约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木炭了。我对木炭的想念已经超过了对人的怀念。木炭的香味，木炭的透明，木炭的温暖，木炭永不褪色的痕迹，那是煤炭、电炉子和空调都无法相比的。当城里人与乡下人都不再用木炭取暖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相信我爹的说法：木炭是洗过澡的树。能用火洗澡的东西，它一定是无比干净的，干净得超过了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

命运起伏

原来，我们村里什么树都长得挺欢的。

房前屋后有梨树、桃树、杏树，边边沿沿长着漆树、柿子树；山下有核桃树，山上有松树；阴坡有栎树，阳坡有橡树。橡树上边结着稠稠的橡子，冬天滚得满山都是，是野猪非常喜欢的食物。但是我们那里不叫它橡树，而叫木耳树，因为不管枝呀干呀，砍下来一年半载就可以长木耳。

有一次回家，从一面山坡上经过，发现沿途的橡树皮被剥光了，树干白生生的。橡树与其他树不一样，皮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白骨森森的，看上去就非常悲惨。我问，为什么要剥它们的皮？有人说，卖钱。我以为橡树皮是什么药材，打听下来才明白，是被城里人收回去，加工成了红酒的瓶塞子。这让我非常吃惊，立即想到上海，想到酒吧，想到高脚杯，想到一群抿着大嘴小嘴的男男女女，想到那拔也拔不出来的瓶塞子。

在各种树中间，还夹杂着毛栗树、樱桃树、山楂树、海棠树、五倍子树。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我们就给它们起名字。大叶子树，叶子可以包粽子；臭虫树，可以把树皮埋在粮食中间除虫子；痒痒树，你挠挠它，它就使劲摇晃，是牛最爱吃的；狗叶树，有些像桑树，但是不能养蚕，是猪最爱吃的。它们都是野生的，每到春天，红红白白的花，把山山岭岭打扮得十分好看。

在我们村里，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用的树，就会越栽越多，越长越大；没有用处的树，就会遭到白眼和淘汰。

我刚刚进城那阵子，在公园里，河道边发现一种树，长得黑不溜秋的，多数是歪歪扭扭的，到了春天就开一树嫩嫩的白花，特别招惹蝴蝶与蜜蜂。我一问，人家告诉我那是槐树。因为从来不结果子，所以我们村里从来没有一棵槐树，偶尔有些药方子里要用槐花，只好去县城采摘了。我跟着城里人，大把大把地吃过槐花。槐花吃起来很香，有一点奶腥味，像喂孩子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是有柳树的。柳树身姿婀娜，比其他的树敏感，可以更早地感知春天，有些像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但是生在农村，面对一帮农民，它弱不禁风的美有谁能懂呢？而且它实用性不够，当柴火吧十分难烧，盖房子打家具吧又不成材。好在它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皮实，枝干不容易折断。村里人聪明，就避其所短，物其所长，用柳干来扳椅子：选择比较顺溜的不粗不细的柳干，把关键的几个部位稍微削一削，放在火上烤一烤，它就软了，不用打铆就可以扳成椅子。有一年小姐出嫁，我想和大姐一样，扳一对椅子送给她做嫁妆，突然发现村里死活找不到一棵柳树了，不晓得柳树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人们也不喜欢用椅子做嫁妆了，而兴起打沙发了。沙发外边用的是皮革，下边安着弹簧，里边塞着猪毛，坐在上边软绵绵的，多舒服啊。当然还可以用柳枝编簸箕，可惜的是，自从引入了大风车，簸箕同样被人抛弃了。

柳树长在城里，尤其长在河堤边、江水旁，真可谓“摇曳惹风吹，临堤软胜丝”，在下边相个亲约个会，自然有着依依如丝的味道。也许因为长在村里百无一用了吧，少树柳树是自己抑郁而死的，多数是被大家给除掉的，所以无论在小河边还是院子前，仅仅剩下一些用柳树做椅子的记忆了。

在我们村里，大起大落的是漆树。有一阵子到处都是漆树，长得最粗的是漆树，最招人喜欢的也是漆树。漆树有个特点，皮肤长得细嫩的人，比如女人和一些孩子，哪怕只是从下边经过，浑身就会痒痒，严重的还会起红斑。脸皮再厚的人，一旦沾了漆树的汁水，浑身也肯定会浮肿。就那样一种脾气火暴的凶神恶煞的树，在饥荒年月全身上下净是宝贝，大家既要躲着它，又要捧着它。

漆树的作用主要有几个：

第一，是割漆。家里要打家具或者打嫁妆的时候，大家拿着菜刀在漆树的身上割出一道道口子——口子很快会痊愈，非常像人的伤疤，一点都不影响它生长。口子割成关云长的眉毛似的，在眉心处扎一个漏斗勺子，漏斗勺子下边再放一个碗，半天工夫就能接到一碗漆。漆刚从树里流出来，不是黑色的，而是乳白色的，一旦刷到家具上，干了之后才是黑色的，家具便可以照见人影子。在没有工业油漆的年代，村里的柜子、箱子、椅子，都是用那些树漆刷的，不仅好看，而且不怕潮湿霉烂。

第二，是打油。到秋天，把一串串漆籽摘下来，磨成粉放到锅里一蒸，拿到油房里一压就能榨出油，这油是村里人主要的食用油。村里有一个公用油坊，三间房子大小，屋里支了一口大锅，专门用来蒸漆籽的，支着的压榨设备，都是村民用木头和石头制成的。打油的时候，先把漆籽粉放在大锅里使劲地蒸，蒸好了热气腾腾地放进油闸，然后提起一个大油锤。大油锤一百多斤重，使劲地撞击加塞，油就被压榨出来了，顺着油槽汩汩地朝下流，流进盆子里就凝结成了油饼。漆油一热就化了，一冷就结成硬邦邦的大饼。当时，整个村里的人很少能吃到菜籽油或者猪油，基本上是吃漆油的。漆油颜色和样子都像白蜡，吃着的感觉和味道也像白蜡。在夏天吃，没有什么大毛病，而在冬天吃，饭还没有吞下去呢，就在嘴里结成了块，粘得牙缝里都是，弄也弄不干净。还有就是吃完饭不敢喝凉水，一喝凉水肚子就痛，恐怕是把肠子粘住了。

第三，漆树，尤其一些老漆树的根上，会长大树菇子，白里透红的，细细嫩嫩的，而且数量很多，一次能采半盆子。把它们一个个撕开，撒点盐放在锅里一炒，真是鲜美无比，嚼起来感觉像肉。不过也奇怪，我从来没有采到过大树菇子，但是我爹雨过天晴出去转一圈，多数时候是不会空手回来的。我问起来，我爹笑着说，它们都是我的耳朵，怎么能躲过我呀？有一年，我实在饿得慌，采了另外一种菇子，不是漆树身上长的，回来炒着一吃，全家人又是发烧又是呕吐。医生说是中毒了，让我们每人喝了十二碗开水，把肚子快撑破了，才保住了小命。

漆树慢慢消失的原因，我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染家具不需要割漆了，因为有了工业油漆，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二是大家生活改善了，慢慢不吃漆油了，开始有猪油，后来有黄豆油，再后来有菜籽油与芝麻油。人不吃漆油了，拿来喂猪应该可以吧？谁晓得，猪吃着吃着，嘴巴被粘住了，而且肚子也痛，像疯子一样转圈子，险些在猪圈里撞死了。我爹心有不甘，每年都把漆籽摘下来，打几个大油饼放着，后来彻底放弃了，随之油坊也关掉了。

漆树失去意义之后，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冷落，身上开始长疤和腐烂，陆陆续续地死掉了。其他树死了，可以砍下来当柴火，但是漆树死了不能当柴火。漆树非常好烧，烧起来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但是无论是闻到它的气味还是沾到它的汁水，都会导致人皮肤过敏。漆树发挥余热的机会都没有了，显得十分凄凉。没有人搭理它，没有人砍掉它，没有人让它躺下来安安静静地离开。它必须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站在风风雨雨之中一点一点地腐烂下去，直到化入泥土中变成泥土的一部分。

如今在村里只剩下三棵漆树了，是我爹特意留下来的。照着我爹的意思，什么家具都可以用工业油漆刷，只有棺材还得用割下来的树漆刷。我爹说，棺材是要装着尸骨埋到地下的，你看看油漆有那么黑吗？油漆能禁得住水浸虫子咬吗？我爹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有一次河道改造，要把一位老太爷的坟迁走，大家把坟挖开，发现埋下去几十年了，棺材不仅没有散架，而且油光闪亮。把棺材板一揭，除了胡子、眉毛、头发落光了，尸体的其余部分竟然完整无缺。从棺材里爬出一条蟒蛇，闪了一道金光就不见了。据说那不是蟒蛇，而是龙。大家都说，老太爷已经化成一条龙了。当时我爹坚持说，什么都不是，而是用树漆染的棺材，潮气和水进不去，所以留下一个不腐之尸，里边比较舒服，蟒蛇才愿意在里边安家。

在我们村里，最苦的是桃树。桃树和女人一样，自古红颜多薄命，除了野生的桃树，如今一棵都没有了。原来最大的一棵桃树，比碗口粗，是我爹亲自嫁接的五月桃。每年五月收麦子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桃子就熟透了。它长在我家院子外边的墙根上。我家院子外边是隔壁人家的庄稼地，桃树下晒不到阳光，所以从来不长庄稼，按照隔壁人家的说法，连种子都捡不回来了。隔壁的男人与我爹谈过几次，让把桃树枝子修一修。我爹可以修松树枝子，也可以修橡树枝子，但是死活不修桃树枝子。我爹说，你修它的枝子，它会痛的。隔壁的男人说，你经常上山砍树，它们就不痛了？我爹说，橡树、松树和桃树是不好比的，我把橡树、松树砍下来，可以长木耳，可以打家具，我把桃树砍下来，能干什么？隔壁的男人说，可以打桃木梳子呀，也可以烧火呀。我爹说，小树枝子能打梳子？烧火半顿饭也煮不熟吧？隔壁的男人说，你不修也行，长了桃子应该一家一半。我爹说，除非这块地也一家一半。隔壁的男人一生气，拿起一把斧子把桃树砍了一道大口子。

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让几个人来评理。我爹说，很简单，树根长在谁家地里就是谁家的，他家老母鸡还跑到我家院子里找东西吃，是不是下了蛋也一家一半？虽然没有评出个理，第二年夏天，那棵桃树却死了。大家都明白是隔壁的男人害死的。因为那年春天，开过一树桃花之后，从四面八方爬来成群结队的蚂蚁。它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在树根下边欢天喜地地爬进爬出，开始搬一朵花瓣就走了，后来干脆赖着不走了，在树根下边打了洞，安了家，吃了睡，睡了吃，把树根当成了自己的家。到夏天，树根被蚂蚁掏空了，树上结了几个病歪歪的桃子，就干巴巴地死掉了。

我爹对我说，蚂蚁从哪来的？是隔壁的男人招来的。我说，他又不是蚂蚁王，哪有那么大本事？我爹说，你尝尝桃树下边的泥巴，是不是甜甜的？我捏了点泥巴放在舌尖上，果然甜丝丝的。我说，像放了红糖。我爹说，蚂蚁比小孩子更喜欢吃糖，他在桃树下边埋红糖了。我是相信我爹的，因为别说是红糖，吐一口唾沫星子在地上，都会马上招来一群蚂蚁。针对那事儿，隔壁的男人呵呵一笑，说蚂蚁是活的，谁能说清楚是从谁家跑出来的呢？

桃树不会长得太大，也不会长太长时间，是果树里最短命的，这是村里桃树绝种的根本原因。我家的那棵桃树死了之后，我爹并不砍掉它，让它一直竖在那里。有人问，树都死了，你还不砍掉呀？我爹说，那是蚂蚁的家，我不能把人家的家毁掉了。虽然那棵桃树枯干了，但确实还有蚂蚁和虫子跑来跑去，后来成了一群鸡的天下。一群鸡在那里扑着，刨着，啄着，吃完蚂蚁与虫子，再吃吃旁边地里的庄稼，所以那块庄稼地荒得更加厉害了。隔壁的男人无奈，天天扔石头撵鸡，多数时候一撵就飞，不撵就来，有一次真把人家一只老母鸡砸死了，赔了人家两只小鸡。

让人意外的是，那棵桃树虽说死了，却在墙根下边又站了几年，到隔壁的男人去世，根还没有完全腐烂。我懂我爹的意思，他不拔掉那棵桃树的根，是想拿它当地界，地界没有了，日子长了怎么办？

慢慢消失

大家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在松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塔尔坪，生长得最普遍的恰恰就是松树，在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也是松树。

第一，松树随遇而安。它在湿溜溜的南方长，在干巴巴的北方也长；在阴坡长，在阳坡也长；在高山上长，在大平地也长；在肥沃的泥巴里长，在悬崖峭壁上也长。塔尔坪有一棵松树就长在悬崖上边，大家一直没有砍掉它，可能是因为不好接近，也可能是因为它长得曲里拐弯的，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烧火吧，也破不开。其实，最大原因是它长在九龙山的龙头上，树下边又埋着我们陈家的几位老先人。人因树而得福，树因人而得寿，所以那棵奇丑无比的松树，竟然成了塔尔坪年龄最大的树，大家并不把它当树看待，有几分成神成仙的意思。

第二，松树兼收并蓄。凡是其他树有的什么优点它几乎都有，它可以长果子，可以打家具，可以盖房子，可以当柴火，可以当成景观。我个人尤其主张用松树做景观树，因为它四季常青，站在哪里都很得体，加上叶子长得像针，树皮长得非常沧桑，所以威严得不容侵犯与亵玩，不仅适合长在烈士陵园里，就是长在大街两旁也是英姿飒爽，像上街巡逻的女警或者列队迎宾的礼兵。把松树作为景观树的，比如北京，比如东北，可惜都不是很普遍。有了松树站在两边，从这些街道上走过，常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在中国的城市，用杨树做景观树居多，虽然茅盾先生把白杨说得很不平凡，主要是把它放在黄土高原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来看的。他真正礼赞的不是杨树，而是在杨树下勤劳生活的人。每次回西安逛街，当我从杨树中穿过，丝毫没有作为汉唐子孙的底气，反而有些沮丧。因为杨树无论树干树叶，还是随风摇晃的声音，都没有抵抗风雨的经历，甚至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打听下来，主要因为杨树长得快，又无须经常去修剪，所以被急功近利的建设者选中。忽然想起来了，塔尔坪从来没有栽过杨树，即使曾经栽过恐怕也会夭折的。塔尔坪的土地多金贵呀，谁舍得养这么个不中用的“小白脸”呢？

第三，松树中立不依。一是它长得不急不徐，十年可以成材，百年照样不腐；短则活十几年，长则活几千年。二是它的质地不硬不软，纹理不粗不细，打箱子、柜子很漂亮，做椽子、大梁有担当，做大门、打棺材也可以。三是它的性格宠辱不惊，踩在脚下做地板可以，放在头顶上当大梁也可以；雕花鸟鱼虫可以，素面朝天也可以；用油漆染染可以，不染的话，它本身就是淡黄色的，而且身上还有天然的花纹和香味。四是它的品格独立自主。塔尔坪有各种各样的藤蔓，最多的是葛条——我小时候穿的，多数是我爹用葛条打的草鞋，还有每次发热感冒、出麻疹和拉肚子，我爹就拿葛根熬水给我喝。但是葛条像妖精，也像地痞无赖，它见树就缠，缠上就没完没了，包括葛条在内的任何藤蔓，唯一不敢攀附的只有松树。五是它繁衍方式不同。其他树你把它砍掉了，它会从根上再发几枝出来，有点像官二代文二代富二代，是躺在父辈们的基础上活着的。但是松树不一样，它一旦死了，不管何种死法，它就真的死了，是从根子上死的，哪怕是砍掉它的头，它也不可能冒第二个头出来。它的繁衍全靠松子，松子落在地上，再发芽，再扎根，再生成小树苗子，统统从头再来一遍。

可以说，和我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就是松树了。以至于我的样子，别人都说像一棵歪脖子松树。每次提到松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哥哥。哥哥十九岁那年夏天，带着我去河南灵宝淘金，出车祸去世以后，我便得了坐车恐惧症。有一次，搭便车去学校，为了不让我恐惧，我爹送给卡车司机一棵非常粗的松树，让我坐在了驾驶室里。

可是半路上，司机说是路滑，把我给赶了下来。那天晚上雨非常大，我独自一人冒着大雨，走在漆黑而泥泞的小路上。那条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吓得我浑身发抖，哇哇大哭。好在中间遇到一个人——确切地说，我并不晓得他是不是人。他提着一盏马灯照着我。我向前，那束光就向前；我向后，那束光就向后；我慢，那束光就慢；我快，那束光就快。他陪着我走了一程，在马灯熄灭之前，他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门口，为我敲开门之后就走了。我在那户陌生人家借宿了一夜，等天亮的时候继续步行回到了学校。后来，我找过那户人家，想表示一点谢意，顺便打听一下那个为我照亮的人的下落，但是那户人家房子已经倒掉了，变成了一片废墟，上边是连天的蒿草。多少年过去了，那束光，那张土炕，依然在我心里，不仅没有暗淡下去，反而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温暖了。

另一个不解之谜是，我爹送给那个司机的松树，如今又在哪里呢？它是以一根木头、一件家具，还是以一堆火的方式活着呢？

松树的作用有很多。

第一，松树毛子，也就是松针，虽然长得绿油油的，但是落在地上黄亮亮的。大家经常背着背篓，去山上扒松针，背回家来引火。有了它，生火做饭就非常容易。我上中学的时候吃食堂，每天只有两顿糊汤，也就是苞谷粥，没有任何配菜，也不放任何油盐。我经常饿得眼冒金星，半夜三更跑到外边，偷吃人家地里的生菜，有时候也吃草根树皮。但是一旦到了冬天，草根、树皮也没有了，我就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叫爹，叫一句爹他就给我吃几口剩饭，不然他会把剩饭喂狗。后来我发现一家砖瓦厂，收购松树枝子用来烧窑，几毛钱一百斤。我在近处的山上不敢砍，就尽量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砍，然后背到砖瓦厂卖掉。砍松树枝子都在上完课之后，回来天已经黑了。从那条街上经过，必须背着松树枝子狂奔，因为经常有一个疯子，拿着刀子在背后追赶。每次卖几毛钱，就拿去买一碗清汤面。碗就巴掌那么大，面条只有五六根，汤里连葱花都不放，只放一点点油盐，而这竟成了我中学时期唯一的味道和油水。

第二，松树油子，也就是松脂，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点灯照明的东西。因为塔尔坪通电非常晚，在我中学毕业那一年，才勉强用上了灯泡子。之前有煤油灯，但是煤油非常稀少，是要节省着用的。大家天一黑就睡觉，天亮了才起床。我爹整天嘟哝着，劝我少看点书，理由是家里的煤油不多了。为了节省煤油，我爹满山采松脂。松脂其实非常普遍，但是可以照明的比较稀罕。采松脂，其实就是从松树身上割肉，松树被采过松脂之后基本就废掉了。好松脂都是松树的伤疤，所以采松脂主要看有没有伤口，而辨别松脂好不好主要看颜色：如果颜色是黄色的，那就一般；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就是上等的，可以割下来点灯。

松脂再好，点起来也会冒烟。有好几年时间，我天天看书到半夜，有时候还是通宵，所以早晨起来，鼻子里全是黑的，吐出来的痰也是黑的，整个人几乎被熏成了腊肉。说实话，没有松脂，就没有我的光明；没有光明，我后边的人生都是黑夜。我爹提起这些事情，总唏嘘着说，你当年啊，把我们家十几棵松树都烧掉了。

第三，小料子，也就是小木板，必须是松树的。它一寸多厚，两寸多宽，一尺多长，是镇上木材厂两毛钱一个收购的。木材厂收购那种小料子，再请一帮木匠刨一刨，加工成非常漂亮的小木板，装在纸箱子里拉走。大家四处打听小料子被运出去干什么了，有人猜是做水桶了，有人猜是做尿桶了。参与其中的马铁匠从木材厂回来说，可能拿到部队制成了装手榴弹的箱子。我一听，像在支援前线部队打仗似的，感觉十分自豪，因此更加有劲头。每次放假之后，我便满山遍野找人家抛弃的树头树尾，弄回家，用墨斗打上线，踩在脚下一锛，积攒到二三十个的时候，背到木材厂去卖掉。第一批小料子卖了好几块钱，回家把钱交给我爹，我爹说，你自己留着继续念书吧。

那几年，我经济独立，供自己上完学之后，买了人生第一双皮鞋，还存了六十多块钱，成了一个小富翁。塔尔坪好几个小丫头，水溜溜地看上了我。她们看上的不是钱，而是我赚钱和念书的劲头。尤其马铁匠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死活要把自己许配给我。马铁匠很高兴，我爹也很高兴，但是我死活不同意。不是她长得不美——粗粗的大辫子，圆圆的大屁股，苹果一样的脸蛋子，只是那时我还不懂要女人有什么好处。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们做的小料子被运到城里，成了人家脚下的木地板，因此我写过一首诗——

山上那一棵棵失踪的树

带着一群麻雀和几个鸟巢

早就跑到了城里

我也是被父亲养育多年又砍伐的木头

在城里同样做了一块地板

只是它被涂上了油漆

我被涂上了浓重的乡愁

……

第四，是卖床板，人家照样只收松树的。其实不是我卖床板，而是我爹在卖床板。我们家一年能卖出去三十多副床板，整个塔尔坪至少有几百副床板，需要几百棵松树吧？我当时觉得十分奇怪，世上哪有那么多人睡觉，要那么多床板干什么？到如今我也没有弄明白，我们的床板都跑到哪里去了。床板一般做成三四尺宽，六七尺长，然后被背到六十里外的一个集市。那个集市似乎在河南官坡，又似乎在河南卢氏。我爹鸡叫第一遍就起身，那是天最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早呢？我爹说，鸡一叫就把鬼吓跑了。其实不然，早点赶集市有许多好处：一是每副床板可多卖几毛钱；二是黑灯瞎火的，验收床板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关；三是每天的收购量有限，去晚了人家一车装满了，就需要寄存下来了。

我爹从集市回来，顺便会带点吃的，不是糖果什么的，而是几个小苹果。去集市的路上有几个果园，人家把成熟的果子都摘走了，剩下核桃大小的几个青的。我爹从果园前边经过，总去人家家里讨水喝，趁机到人家果园里转转，似乎像是去学习学习的样子，其实是冲着几个被遗弃的小苹果去的。有一年冬天，我和我爹一起去集市，我偷偷钻到人家苹果园里拔了一棵苹果树，想带回家栽起来。我爹训我不应该，我说我偷人家一棵苹果树，你以后就不用再偷人家的苹果了。我爹很恼火地说，我那是偷吗？是捡好吧！

回家之后，我爹比我还上心，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大坑，把苹果树栽了进去。我爹告诉我，之所以栽在院子中间，是因为等它长大了，在下边支一张桌子，可以乘凉，又可以吃饭。我说，如果长苹果了，我能随便摘吗？我爹说，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等它们熟透了，它们熟透了就变成红色的了。我爹天天都给苹果树浇水，或许是水土不服吧，塔尔坪历史上的第一棵苹果树，第二年春天发了几个芽子后就死翘翘了。

说起床板，为了节省树木，我爹有一个绝招。床板要求必须两寸厚，我爹做出来的床板，人家验收的时候拿尺子一量，尺寸是绰绰有余的。其实，除了两边的两块板子两寸厚，夹在中间的就一寸多厚，而且人家根本发现不了。有人说，你这不是哄人吗？我爹说，床板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睡觉吗？！有人说，这么薄，能睡人吗？我爹朝床板上一仰，闭着眼睛说，怎么不能睡人？两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也压不断。有人说，人家要在床上瞎折腾呢？

床板卖了几年就没有人收购了。我爹问，是不是人人都有床板了？其实是人家已经用上席梦思了，可惜塔尔坪至今都是土炕，还没有一家是用席梦思的，也没有用床板的。

如果让我来比喻的话，我感觉无论是隐士、文人还是僧人，他们都不像松树。在这个世上唯一像松树的，让人感觉既舒服又朴实的，那就是我的农民父亲。

塔尔坪的树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是当地的香菇、木耳非常出名的时候。当时，我离开塔尔坪许多年了，从学校毕业也好多年了。有一次，在上海一家超市买东西，发现有“商山”牌的木耳、香菇，我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商山四皓隐居的商山，而且那两个字还出自老家一位名人之手。我得意地告诉服务员，它是我们生产的。服务员说，那公司是你开的？我说，公司不是我开的，不过我家在商山那边。服务员问，为什么叫商山？我说，因为形状像一个“商”字。我告诉服务员，我们那边的香菇、木耳之所以好是因为：第一，基本是橡树上长的，储藏红酒的木桶都是橡树的；第二，不仅没有一点污染，而且都是浸着露水长出来的；第三，都是大姑娘小媳妇亲手采摘的，我们那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的手，比上海的雪花片子还要洁白。

塔尔坪的香菇、木耳原本都是野生的，后来有人研究出了一种技术，把锯末子装在葡萄糖瓶子里，培养出了香菇菌、木耳菌。塔尔坪人把山上的树，包括橡树和一些杂木，连晾衣杆粗细的，都砍下来点上菌种，第二年夏天一下雨，就可以采摘香菇、木耳了。靠着香菇、木耳，塔尔坪人确实脱贫了，有些人还致富了，家里买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有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更加剧了那些树的悲剧。几年时间，像给山剃头一样，树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大大小小全被砍光了，因此香菇、木耳更金贵了。尤其香菇，不论斤卖了，而是论个卖了，一个花菇十块钱。

我爹也点香菇、木耳，不过，每年就两个架，所以只有我爹手头有货。即使那个价钱，我爹仍然不卖。收购的贩子问，为什么？我爹说，生儿子呀。我爹留着不是生儿子，而是给我这个儿子吃的。我每次离开塔尔坪，我爹必定会装一些香菇、木耳，还有一袋子核桃。多数城里人晓得核桃是树上长的，不晓得外边还有一层青壳。有一次，一个上海朋友竟然问我，核桃是不是和土豆、红薯一样长在土里边？我一听就傻了，只好告诉对方，核桃不长在土里，也不长在树上，而是长在空气中。

有人抱怨我爹说，你这个人总是精明得很。我爹说，我不是精明，而是担心，担心你们再那样砍下去，别说盖房子用的椽子、大梁没有了，死人的时候用的棺材板没有了，恐怕连抬棺材的老杠都没有了。我爹的话应验了，不久之后有人去世，棺材倒是早先预备着的，但是下葬那天，在他家山上已经找不到一根老杠了。勉强砍了几棵胳膊粗的松树，但是刚砍的松树有些脆，抬到半路上就咯咯叭叭地断掉了。

作为棺木

村里的马铁匠，既会打铁，又会打家具。有一年正月初六，我爹预备了两包红糖去找马铁匠。我爹请马铁匠，不是让他去打铁，而是让他以木匠的名义去家里打一副棺材。马铁匠问，给谁呢？我爹说，还有谁？给我自己呀。马铁匠说，你几岁了？不是属虎的吗？刚过四十吧？我爹说，已经四十好几了，黄泉路上无老少，有时候喝口凉水命就没有了。马铁匠说，我看你起码还能再活四十年，四十年之后寿木也四十年了，还不让虫子给蛀掉了？我爹说，预备着总不会错的，山上好点的树越来越少了，谁晓得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马铁匠提着斧子、刨子、凿子和墨斗等家伙，正月初八中午赶到了我家。马铁匠有点不情不愿，一是还在过年中，二是很少给这个年纪的人打棺材。但是马铁匠一进院子，看到房檐下堆着的几块棺材板，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我爹喜欢任何一种活着的树，只要看见那些树随风摇晃，他就很高兴。烧炭，打床板，做家具，点香菇、木耳，不过是被生活所逼。如果生活有着落的话，他肯定舍不得砍树。每次无论砍什么树，砍多大的树，砍树干什么，他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疼痛，似乎砍在自己身上。马铁匠也喜欢树，只是与我爹的方式不同。马铁匠喜欢那些死了的树，看到那些树能在自己手下死得其所，他就十分高兴了。比如有人砍了桃树，让马铁匠打几把梳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桃树一旦被砍了，只有做成木梳子，给女人梳梳头，才是最好的归宿。比如有人砍了梨树，让他打几只箱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梨树无论是木纹、颜色还是味道，都适合打箱子，小媳妇小丫头拿来装一点针头线脑的尤其有意思。

我爹让马铁匠来打棺材，准备的木料既不是橡树的，也不是松树的，而是柏树的。柏树长得慢，木质比铁疙瘩还要硬，十年八年的木材根本打不成棺材。要想长到打棺材的时候，恐怕至少得等三四十年。柏树活着的时候，上边会结树籽，样子像大茴，味道也像大茴，所以大家经常用它煮肉。柏树被砍掉之后经过太阳一晒，便会散发出一股子用大茴焖肉的味道。马铁匠笑眯眯地说，你终于把它们砍掉了。马铁匠欢快地架起了棺材板。对着柏树干活的时候，马铁匠才会感觉自己既是一个铁匠，又是一个木匠。

柏树除了长得慢之外，不好打家具，不长香菇、木耳，不长什么果子，不开任何花，当柴火烧吧，破不开，烧不烂。但是柏树寿命长，耐干旱，而且四季常青，在城市里是有用武之地的，主要用以象征万古长青。在烈士陵园，在黄帝陵，在孔子庙，必定会有柏树的，都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地活着。

我们村的历史上有三棵柏树，全部长在老太奶的坟头上。我听我爹说，那三棵柏树是他五岁那年栽的。我爹在老太奶坟头上栽柏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可以爬山的小毛孩子。那是春天，我爹随着我爷爷去给老太奶上坟，他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了三棵小树苗子，像三根草，扒开泥巴，栽在了坟头上。当时我爷爷问他栽树干什么呢？我爹说，陪老太奶玩呀。我爷爷说，为什么不栽几棵别的树？栽柏树有什么用呢？我爹当时的回答让我爷爷吃了一惊。我爹说，柏树长大了，可以打棺材。我爷爷说，给谁打棺材？我爹说，还有谁呀？给我自己。我爷爷说，你才五岁呢。我爹说，等我长大了，树就长大了，打棺材要好大好大的树对吧？

三棵柏树长到四十年的时候，已经有盆子那么粗了，足够打一副好棺材了。

我们县城有个当官的，据说是个副县长，家有八十多岁的父亲，本来想买一副水晶棺材——水晶棺材不会腐烂，而且非常好看。但是他父亲死活不同意，说水晶冷冰冰的，自己有风湿病，躺在里边腰腿不舒服，棺材既然要埋在土里，像种洋芋种苞谷一样，还是木头的比较好。所以副县长把方圆几百里都找遍了，烈士陵园里的那些柏树不敢砍，最后相中了我家的三棵柏树。副县长找到我爹，一开口就是两百块。我爹不作声。副县长又加到五百块，我爹还是不作声。副县长咬了咬牙，开出了三千块，说可以抵几两金子了。被副县长缠得不行，我爹说，你别说几两金子，就是几根金条，我也不能卖。副县长说，为什么？不就是三棵树吗？我爹说，你看它们是三棵树，确实是三棵树，但又不是三棵树。副县长说，别那么玄乎，不就是图钱吗？我给你六千块吧，平均一棵两千块。我爹还是摇摇头，说，你晓得它们是谁吗？它们是我自己！谁会把自己卖掉呢？副县长说，树就是树，就是长在坟头上的树。我爹说，我五岁的时候把它们栽在那里，它们的根已经扎到老太奶的身子里了，每次看到它们站在那里摇啊摇，我就把它们当成自己了。

多年之后，我爹告诉我，你想想，钱多少都是可以赚的，但是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到五岁，从头再栽三棵柏树了。

我爹决定砍下三棵柏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原因是有一个瞎子，跑到我们家要饭，家里人都没有东西吃了，哪有东西给瞎子吃呀？瞎子很生气，掐着指头说，你过不了年。瞎子原来是一个算命的，当时人人的愿望就是有饭吃，所以每次瞎子一张口，人家就说，用得着你算吗？我自己的命自己就会算，明天照样吃不饱肚子。没有人算命，瞎子就沦为要饭的了。但是半年前，瞎子给一个人义务算了一次命，说人家吃不上当年的新麦子。那个人说，我家地里的麦子颗粒无收，当然吃不上新麦子了。说是这么说，那个人还是心发慌，在麦子刚刚壮浆的时候，就跑到县城从别人地里割了一捆麦子。麦子还没有熟透，磨粉擀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了半升麦粒子，煮了半锅麦子稀饭。他端着碗，一边从厨房向外走，一边得意地说，谁说我吃不上新麦子了！话音刚落，从房檐上掉下一片瓦，正好砸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子把他给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