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宋代近世说”——《宋夏史探知集》自序

这是我的不重复选录的第五部论文集。主要收入论文与序言共36篇，其中宋史10篇、西夏史3篇，回忆前辈的文章8篇，1999—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15篇。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有三点：

第一，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在二十世纪国际宋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才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自2018年《古代文明》发表拙稿《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以来，唐宋史学界许多朋友以为我是“唐宋变革论”的否定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确切地说，我不是简单的“否定者”，而是“扬弃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至少在两个方面得到国际包括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一是首次打破王朝体系，从长时段观察中国古代历史，且对推动国际宋史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二是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分期重要的观察点，唐宋之际发生了从中世纪到前近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诞生了与汉学并峙的“宋学”，对其后六七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广阔的影响。那么为何又要“扬弃”呢？一是囿于当时提出这个假说的历史背景，用西方发展道路演绎或分期中国历史的方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方法上已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共同扬弃；二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贵族政治”“中国本土”甚或“江南模式”“文艺复兴”“国民主义”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三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到现今已经有近百年了，而进入大陆学界并成为热点也已有二十年了，但是国内的学者对这个假说进行认真反思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贴标签式的研究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尤其是在很多人眼里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这无疑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我强调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期望学者们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对唐宋史研究再出发。

第二，论文集收有一篇《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文章写得不够成熟，但是是我近十几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一些新思考。2004年出版《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之后，我总觉得过去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王安石变法的道德评价，不论是从南宋以后至晚清，还是二十世纪，都贯穿了是非之争这一主线，二是过多地把王安石变法局限在影响北宋中后期历史功过成败的评判上。当然，这两个局限，主要还是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宋人笔记小说、文集等传世文献的影响，当代人修历史、评历史难免不落入盖棺论定、成王败寇的窠臼。明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由他主导的变法都过去了近千年。我个人以为盖棺论定式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最基本的，但仅停留在重复是非之争、功过成败的讨论这个层次应当是很不够的。所以开阔视野、从唐宋的历史走向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是我将来重点思考的问题。就我目前的认识来说，王安石变法至少在四个方面反映了唐朝中叶以来历史转型的轨迹：一是虽然王安石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们否定，且遭到尖锐的批评和斥责，但是变法派以货币、市场为手段增加工商税收缓解财政支绌的施政理念，不仅在北宋后期得以贯彻执行，而且影响了南宋从始至终的财经政策，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二是王安石新法控制和稳定社会基层的措施（保甲法、免役法）从南宋一直沿袭到晚清，保甲法甚至影响到民国的新政，这种历史的契合体现了统治者们什么样的治世思想？三是王安石变法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兵，更是一场变革社会的运动，其“均济贫乏”的理念和实践作为南宋以后至晚清历朝统治阶级集团推行“仁政”的核心，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形式不尽相同。四是北宋后期所确立的科举、教育与经学相结合的选官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对后期中国历史产生莫大影响。

第三，论文集收了15篇评议1999年至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的文章。这是从2000年起，应《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我的大学学兄魏明孔先生的邀请，每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栏目所作。2012年这个栏目停办，2013—2015年我又坚持写了3篇，原本打算写到2019年，二十年作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整时段，然后再回头总结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宋辽金元经济研究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可惜没能坚持下去，不知不觉已跨入2020年，
今后续写也已时过境迁，不能为继，所以这次把15篇论文收到文集里算是一个了断。2019年第1期《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李伯重先生《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的文章，其中说到：“据李华瑞统计，200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 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1979年以来的二十五年中。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在1.5 万篇宋史论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李伯重先生记述的这段话，大致发生在2004年10月。当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举行建所五十周年所庆，当时我与蔡鸿生、李根蟠、李伯重、李治安等先生作为所外专家特邀代表参加了纪念会，会议主题是回顾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年来的史学成就，商讨推动历史学发展和繁荣的途径。其中讨论学风、学术规范是话题之一。我在会上以二十世纪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为例说过，在检索到的一千多篇文章中，有一定水准的论文不及三分之一，其他文章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之作或泛泛而谈的应景之作，所谓“泥沙俱下”现象十分突出。李伯重先生顺便问道，二十世纪的宋史研究是否与王安石变法研究类似，我回答说可能要好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论文是重复、炒冷饭之作。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学术垃圾呢？李伯重先生说得很好：“‘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者缺乏创新精神。”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学术批评精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专业期刊刊发大量的综述文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在回忆《跟随漆侠师学宋史》一文说过“记得漆侠师常常叮嘱我学术综述文章尽量少写，因为写评述文章不是人人都能写，要写出断代史和某个专题史在某一年或某个时期的研究状况，首要是看这一年新的进步在哪里，特点是什么，不足又在哪里，所以评述文章写好很不容易，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得失者本身要对所写的内容有相当研究，熟悉基本材料基本观点，写出来要对专题研究、问题讨论有启发作用，而对那些炒冷饭、拾人牙慧的文章则不应介绍。不加总结、分析的一锅烩式的介绍，对学术发展有害无益，对培育良好的学风有害无益，这样的评述写了不如不写。金玉良言犹在耳边，这对现今综述、评述文章成为最好写、最易写的现象不能不是中肯的批评。” 由此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15篇述评肯定是没能遵循老师的谆谆教导。但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办“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栏目，其初衷是本着学术批评促进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为目的，但是国内很多相关期刊纷纷给《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写信，要求栏目所发文章扩大信息量，只要在年度述评中能够出现各自刊物的名称和发表的论文题目就可以，因为这是期刊评估所要求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我所写的15篇虽不完全是流水账，但是对每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终究缺少学术批评的力度，这是非常遗憾的，也是要特别申明的。

原刊于《宋夏史探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2020年12月7日，《北京日报》以《走出“宋代近世说”》为题发表，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