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始

李 亚

秋天，我正在地里打坷垃，忽然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喊我的名字，叫我明天到双沟区文化馆开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这个句子，是我十多年前一篇短文的开头，这篇短文说的是我青少年时代师从马德昭先生学习写作的往事。从此后，我只要想起马德昭老师，这个句子，以及它所表述的情景，就会像一帧帧黑白木刻一样，展现在我眼前。我喜欢黑白木刻甚于套色木刻，更甚于油画国画，因为它性格分明，形态简朴，刀法了然，而且就像利刃切开皮肤那样，能够直抵事物的本质。我不是想在这儿再三烘托这个情景，我要说的是，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个情景下展开的，我也是在这个情景下接触到马德昭老师的。

这个情景出现在一九八七年秋天。

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一个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基本上只能在家打一辈子牛腿了，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到城市里打工挣钱，谋一份职业来养家糊口，赶上好时机了还可以发财，还可以留居在城市里。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说的就是那时候农村孩子的命运。当然，也有很多农村青年一开始哪里肯向命运低头，但最终，还是被不讲理的命运压垮了。我也是这样的，当时已经中学毕业，考大学那是门儿也没有，不是社会的不公道，而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但是，因为平常喜欢读书，经常有感而发写写画画，养出几分自命不凡，那就更加不相信宿命，不服气命运的残酷。但现实不是梦想，当时情形，你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你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你的发展方向，你祖祖辈辈都是打坷垃的，他们的遗蕴决定了你也得是打坷垃的。所以，那天我正在地里打坷垃，忽然间听到大喇叭里这么一个通知，当时就觉得天地洞开，命运有了一线光明，诚所谓，玄机所在，遇到贵人，病鸟腾飞，衰枝花开。

我记得在十多年前的那篇短文里，简略地讲述了大喇叭为什么单单通知我去开会的缘由，现在我还要再说一遍：当时我们店集乡有一个副乡长叫纪志才，相当年轻，好像是大学刚毕业，他不像当时某些有权力没文化的乡镇干部那样，既说不好话，也做不好事。这位纪志才副乡长对乡村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尤其对乡村青年比较关心，他了解到我平时爱读书，爱写写画画，曾抽我到乡政府填写过第一代身份证，因为这个缘由，应该就是他推荐我到双沟区文化馆开会的。后来证实，就是这位纪副乡长纪志才老兄推荐的。这个事情我十多年前在短文里说过，今天再说一次，以后但凡话儿说到此处，我都要说上一次。这是我的固执，也是我的观点：对好人好事，尤其是在危难之际帮助过自己的人，我们就是说一千遍说一万遍都不过分。要有人说咱们絮叨，那是他们的短见，咱们说上千遍万遍，那是咱们心中的感念。

通知说是开会，事实上是听课。

讲课者谁，马德昭老师也。

马德昭老师当时是亳县文联的作家，他到双沟区文化馆讲了一堂文学创作课。那时候文学氛围浓厚，双沟区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来听课了，包括四名解放军战士，当时双沟区还有一个班的驻军嘛。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解放军，心里好生羡慕，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文学，内心忽而茫然，忽而明亮。那一天马老师讲了托尔斯泰，讲了莫泊桑，讲了巴尔扎克，还讲了一篇梅里美的小说，遗憾的是我现在想不起篇目了。不过，马老师还讲了一篇中国小说，我至今依然记得这篇小说名字：《在小河那边》。而且就着这篇小说的模板，马老师还讲了很多写作方法。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有几分文学慧根，应当就是这一天被马老师开启的。当场心怀激荡，不再抱怨命运，反而对人生憧憬不已，此其一；再就是青春时光，出于对作家的敬慕，在听完课以后，我请马老师签个名字，以作留念。我当时拿了一本《文学描写手册》，马老师出于对作者的尊重，没有在扉页写字，而是在另一页上写下他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并且告诉我，以后有什么事情，想读什么书，写了稿件需要商讨，都可以给他写信，或者到县城去找他。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老师。

也是我，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接触城里人。

说老实话，那个年代，在我们乡下人看来，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都是骑洋车子的，吃饭先洗手，便后也洗手，讲究卫生，说话洋气，高不可攀，十分尊贵，流氓阿飞很多。我们乡下人对城里人怀有怯意和敌意。当然了，谁家有一门城里的亲戚，也是大家羡慕嫉妒恨的。见过马老师之后，我不仅改变了对城里人的看法，一旦在人场里有人取笑和嘲弄城里人时，我都会给予辩驳，并且以马老师为例子，试图向他人说明城里人也有好的，也有很多有学问、有文化的人，这些都是讲文明的人。时间长了，在我们村里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城里人只要有学问的，有文化的，都是好人，没学问没文化的，都是流氓阿飞。现在想来，不禁啼笑。不过，没多久我去了一趟亳县，再次证实了我们的这个观念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见过马老师之后，我开始借书，借什么书，什么书都借，最想借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真是残酷，方圆几个庄都借遍了，也没有借到《安娜·卡列尼娜》，后来鼓足勇气到古城集上文化馆，借这本书。那时候小集镇上的文化馆图书室不像现在这样，都是开放式的，自己翻看自己挑，那时候是柜台式的，你得趴在柜台上给图书管理员说书名，由他来给你拿书。我当时看到一墙壁书，真是懵了，哆嗦半天才敢跟图书管理员说我想借《安娜·卡列尼娜》。这位图书管理员是位大姐，像个城里人一样，很洋气，穿着花格子上衣，手里打着毛线活，斜着眼瞥一下我，爱理不理地说：“你说啥？嘴里跟噙个热茄子一样，说清楚点。”我就哆哆嗦嗦又说了一遍书名，这位大姐很不耐烦，看都不看我，嘀咕了一声：“不知道，没有！”那时候古城集文化馆图书室在我心中是圣地，我很惊讶，就多了一句嘴：“你们文化馆能没有《安娜·卡列尼娜》？”穿花格上衣的大姐很愤怒，一扭脸：“去去去，看你衣襟子上油啦吧唧的，还安娜啥啥娜，装外国人是吧？”取笑完了，继续打毛线活儿，是一件鹅黄色的坎肩，都快收口了。

当然了，这点小小挫折没有影响我的文学梦想。有了文学上的疑问，我就会给马德昭老师写信，每次他都及时给我回信解答难题。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写了整整一笔记本诗歌，就算是诗歌吧，带着这个笔记本，坐上票车去亳县文联寻找马老师。非常遗憾，是星期天，马老师没有上班，文联里有一位女老师正在做煤球，告诉我马老师住在城南小刘庄，离得远，怕我不好找，又指点我到州东街找文联主席杨明先生试试。论说从亳县文联去州东街并不远，但是，我一个十六七岁的乡下人第一次进城里，那情形大家是可以想象的，问个路，城里人都不愿意搭理我，连摆小摊子卖凉粉的都不理我，我当时觉得城里人太可怕了。倒是有一个推三轮车的很热心，要拉我去，一说两块钱，我哪里舍得，这个推三轮车的，跟着我骂了好远才掉头走了。尽管一肚子窝囊，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杨明先生的住处。杨明先生相当客气，请我进他书房里，就是依靠主房搭的一间偏房，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在藤椅上，他坐在我对面问了几句话，就开始翻看我笔记本上写的诗歌。我当时坐在那儿，望着一屋子书，几乎是魂飞天外，直把杨明先生疑为神人，哪里还能听进去杨明先生都说了些什么。最后杨明先生告诉我，马德昭老师星期天喜欢出去钓鱼，恐怕也不容易找到，建议我不妨先回家，等上班时间再来，他会告诉马老师我找过他。多少年来，想起这事，杨明先生文质彬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这一次尽管没有见到马老师，但我心理上已经见到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马老师的一封信，言及前情尽知，希望我不要气馁，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多多观察生活，还说以后来城里，如在单位找不见他，可以到家里去，并且详细注明了去他家的路线图。于是，一个月后，我再次去了亳县，虽然是上班的日子，但马老师正在家创作，没有上班。这一次，我拿着路线图，顺利地到了马老师家里。非常惭愧，我那时候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没有那种意识，第一次去家里见马老师，竟然素手拜访，而且还在他家里蹭了顿午饭。哦，一个乡下孩子，亳州话言说了，“空着俩爪子”，在城里知识分子家吃一顿饭，而且全家热情，视我如同家人，我的心情难描难画。尤其是，临走时，马老师还给我装了一书包自己的藏书，让我回家看完再来换。现在想起这一切，真是恍若梦境。正像戏里唱的，从此后，俺走上了坦途，抬望眼，风景无边。

我自己也不知道，几年间从马老师那里我究竟读了多少书，他家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后来，又跟着他到单位图书资料室借书、借杂志，像《清明》《花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世界文学》等杂志，都是从马老师手上借读的。而我写了习作，也迫不及待地寄给马老师指点，他都会很快给予回信，不厌其烦地点评文中得失。说句肉麻的话，那几年，马老师对我，可以说情同父子。也正是有了大量的阅读，有了马老师诸多点评，我自己的写作，才有了一点点进步。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士兵和一条蟒蛇的搏斗，连我自己都忘了是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寄给马老师之后，他很快给我回信，希望我去城里面谈一次。我就是这一次去城里认识张超凡老兄的。张超凡当过兵，当时在亳州文化局工作，博览群书，发表过很多作品。马老师的意思是，希望张超凡兄能帮助我修改这个中篇小说。虽然后来这个中篇没有发表，但让马老师和张超凡从这个中篇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我还是有一点点写作天赋的，同时也让我和张超凡兄奠定了漫长而坚实的友谊。张超凡见多识广，具有很多冷门知识，对亳州人文地理、风俗典故如数家珍，我这几年写了几篇家乡故事，遇到的难题全是打电话请教他解决的。这里说到超凡兄，顺便提上一笔，我内心里，视张超凡，亦师亦友。

接着说马老师。

说到底，我毕竟是一个农村孩子，生存环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个人的发展。马老师不仅在文学上给我很多启迪，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给了很多提携和扶植。为了能让我的生活条件好一点，也是为了让我多多接触社会，以开阔文学视野，增强辨识事物的能力，他给他的老朋友冀正中写信推荐我，希望能得到一个临时工岗位。现在说这话，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在当年，一个临时工的生活条件以及生存环境，尤其是生存心态，那要比一个农民好得多。当时，冀正中是双沟区的区委书记，是我们店集乡的上级领导。平心而论，冀正中对人是十分热情的，而且也很在意与马老师的友谊，出于对他的敬重，我这里不妨称他一声老叔。只是，我与冀正中老叔的接触时间有限，他很快调到亳县工作了，但是，马老师给他说的事情他还记着，后来我当兵，还多亏这位冀老叔鼎力相助我才得以从军入伍的。后来，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寒假里我回家曾去看过他一次，他对我的进步感到很欣慰。遗憾的是，我毕业后再去看他时，他已经搬家了，此后再也联络不上。人海如潮，凡夫茫然，惟愿好人长寿天年，一生平安。

追本溯源，这一切还都是来自于马老师。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老师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人生中的恩师。

我当兵满两年，在大型文学杂志《昆仑》上同期发表了两个中篇，理所当然，我拿到杂志后第一时间给马老师寄去一本。马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表示十分欣慰的同时，告诫我文学创作的道路漫长而又坎坷，小小的成功可以欣喜，但不能得意，不能自满，稳步向前，时有突破，才是长远。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但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当我觉得有一点成绩，有点得意时，我就拿出这封信看看，再后来，我只要一有点得意，马上就会想起这几句话，霎那间就夹下尾巴。尤其难忘的是，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因为父亲有病，家境不好，马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并且时而资助我，让我买书买资料。这些往事，言之心动，尤其是随着年龄爬升，每念此事，不由喟然长叹，思接千古，遐想万里，竟无语凝咽。再后来，军校毕业，分到部队，和马老师心情相连，兀自努力，回家探亲，必登师门，促膝谈心，笑语连连。酣然间，老师患病，赴京就医。很遗憾，京都茫茫，人烟沧桑，行业温凉，医道繁杂，彼时我能力有限，无门无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给马老师以惬意的医疗服侍，但总算全心全力让马老师过了这一关。唉，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心愧如焚。

尤其让我愧悔的是，马老师弥留之际，我竟然没有及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双休日，我都会关掉手机，悉心做事读书。周一上班时开手机，接到超凡兄电话，言马老师已经仙逝，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一直与我联系不上。细说马老师去前情形，撒手之际还在念我。现在想象那番情景，满脑轰鸣，涕泪暗流，怆然间虽不知天地何在，但才知人世无常，这般宿命铿锵，凡胎肠断，吾师仙去兮。

恍然不觉，转眼间马老师走了数年，几次回老家，都要到他老人家的灵前焚香烧纸，寄托哀思。每次站在他的遗像前，给他鞠躬时，总是感到他在云端遨游，长久俯视万方，间或凝视我一眼，我不由得想立时伏地，念叨一声：小子努力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