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不“借南风”？

陈寅恪先生既是史家，又是诗人。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诗证史，也以史证诗，充分显示了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他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经常在主线之外，岔开一笔，剖析诗文写作的技法，益人神思，对阅读、理解这些古典诗文大有帮助。比如下面这一段，见于三联版第155页：

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伍肆《吴书》玖《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瞒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

史书上说的是“东南风”，到了诗歌中，就变成了“东风”，一字之差，足以看出诗与史的不同，也可以看出诗与史的联系。众所周知，七绝诗全篇只有二十八字，一句只有七个字。如果把“东南风”三个字全部放到一句诗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三个字全是平声，不太好摆；二是此词占据诗句空间太大，影响其他意思表达，所以，有必要先送到语言“美容院”里做个“瘦身”。“瘦身”方案只有两种：要么省去“东”字，要么省去“南”字。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那岂不是说，非但流俗之“借东风”不够严谨，就连杜牧这句诗也有语病了吗？

三字词“东南风”，必须要省略为两字词“东风”，这固然是受诗律的限制，事出无奈，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换句话说，杜牧诗不写“南风不与周郎便”，偏要写“东风不与周郎便”，并不是因为平仄或诗律的原因，而是因为“东风”与“南风”相比，语感不同，修辞效果也不一样。

“南风”这个词，就其历史语境以及在唐诗中出现的语境来看，其所关涉的历史文本大抵不出如下几种：

其一，“南风不竞”，这是一个典故，源出《左传》，说的是南方的楚国不敌北方的晋国。杜牧诗写的是赤壁之战，如果用上“南风”，仿佛给南方的孙、刘盟军当头泼一盆冷水，这不合适。

其二，《南风之歌》中，唱的是“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的调调，它关注的是内政和民生问题，于三国之间的赤壁大战也没有针对性。

其三，“南风吹归心”，李白在诗中写过的，不过，他要表达的是怀乡之思。另一个诗人说，“君为东南风，妾作西北枝”，那是思妇对游子缠绵幽怨的情绪，语感和气氛都不对头。

其四，“南风一扫胡尘静”，那也是李白的诗句，格局不小，兵氛笼罩，只可惜赤壁之战的双方，并不是胡汉对阵，也不合用。

这么看来，还是东风比较合适。从理论上说，东风固然也有可能是东北风，但在赤壁之战中，却只能指“东南风”。不要忘了：“东”在这里还可以特指江东。其实，那时候的吴国，更强调的是自己的“东”（东吴、江东）的身份认同，而不太突出“南”的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再想深一些，说“江南”固然可以与北方的曹魏划清界限，说“江东”则更可以突显长江下游的地势特点，还可以与蜀国有所切割。再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东风”与下一句中的“春深”也有呼应关系，李贺诗不是说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嘛。如果东风不在江东一方，而到了曹军一方，那正好可以吹得魏宫一片春草碧绿，展开一幅“铜雀春深”的画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看来，“东风”还是比“南风”好，听起来顺眼，看起来悦目。后代的小说戏曲，乃至于俚俗言谈，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省略“东南风”中的“南”字，结果也都省略了——无他，实在是杜牧这首诗传诵太广，影响太大了。

众瑞齐出的《禅国山碑》

祥瑞这种把戏，几乎每一位末代皇帝都喜欢玩，可以自欺，也可以欺人。每当国势衰弱的时候，君王的心理往往更加脆弱，不搞几出祥瑞的把戏，不能刺激疲软的神经，也找不到宣传盛世和粉饰太平的由头。孙皓也不例外。

孙皓是东吴的末代皇帝，在位十六年，年号换了八个：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平均每两年换一个。这些年号的名目，几乎都跟祥瑞有关，每出一次祥瑞，就换一个年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底下人就投其所好，时不时地制造一些祥瑞，甘露降，宝鼎出，凤凰现，隔一两年，最多两三年，就有祥瑞出现，孙皓喜滋滋地接受群臣的祝贺，然后改元，乏善可陈的吴国历史，也仿佛心安理得地揭开了新的一页。天册二年（276），又号称出现多种祥瑞，于是在宜兴国山封禅，并宣布改元天玺，刊石立碑，忙碌了一阵，热闹过了，荒政如故。

封禅的事由来已久，秦皇汉武都搞过，惯例是封泰山而禅梁甫，只可惜在三国的时候，位于山东的泰山和梁甫山，都不在吴国国境之内。没有办法，孙皓只能以阳羡（今江苏宜兴）的国山来作替代品。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中，《禅国山碑》又称为《吴国山碑》。这篇碑文中“所述瑞应，凡千有二百馀事”，实在是“众瑞毕至，四表纳贡，九垓八埏，罔不被泽”，值得普天同庆，因此必须“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庆典搞得很隆重，很是引人注目，可笑的是，东吴终究没有逃脱“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命运。距离这场盛大的封禅表演不过五年，孙皓就成为晋军的阶下囚，当上了可耻的“归命侯”，这场封禅也被证明是一场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闹剧。

史书记载，天玺元年，接连出现了好多祥瑞。先有来自吴郡的报告，说自汉末以来就被杂草壅塞的临平湖，现在居然开通了。故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这显然是天下太平的征兆。更值得重视的是，当地人在临平湖边发现一个石函，石函中藏有一方青白色的小石印，长四寸，广二寸馀，上面刻有“上作皇帝”字样。这是一方天赐的玺印，明明白白地宣示了天意：孙皓将要成为统一帝国的皇帝。这年秋八月，又有来自鄱阳的报告，说当地历阳山有岩石，文理成字，凡二十字，内容为：“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所谓“扬州士，作天子”，也是预言孙皓将要一统天下，成为统一帝国的天子。很显然，这些祥瑞都是摸透了孙皓的心理，迎合上意，为孙皓度身定做的。岩石上出现的这二十个字，不但顺理成章，合辙押韵，而且指向明确，针对性强，怎么可能无端出现在石壁之上呢？用脚趾思考也会明白，这是别有用心的人造作出来的。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评《禅国山碑》，有一句极为精彩、几乎放之二十四史而皆准的话：“其国将亡，而众瑞并出，不可胜数。”国史上，人们更为熟悉的或许是另一句话：“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表面上看，这话好像存心跟欧阳修抬杠似的，其实，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殊途同归。欧阳修嘴上说的是“众瑞”，心里骂的是“妖孽”，这是史家的春秋笔法。翻一翻国史上的五行志，数一数其中的祥瑞，盛世固有，衰世亦有，开国之时固有，亡国之世更有，而且还层出不穷，“不可胜数”。人心之微，就微在这里。历史之妙，亦妙在这里。

欧公玩赏金石，写点跋尾，大多是在下班之后，心情是相当放松的。读他的评论，能够体会到这种轻松，有如听老先生闲谈，谈书法，谈文章，谈掌故，谈考据，都娓娓动听，除了涉及佛道时声气严厉、有时候甚至显得过于义正辞严之外，大抵都是温和有加，近于人情的。《禅国山碑》之类，在欧公眼里，大概是近于佛道的，荒唐无稽，离经叛道，故评说之时，不稍假以辞色。

玄武湖畔郭公墩

面向玄武湖的潋滟波光，有一个小山包，山顶上有个小土墩，就是所谓“郭公墩”。这郭公不是别人，就是东晋名人郭璞。郭公墩本来不是玄武湖畔中引人注意的所在，尽管靠近公园的玄武门入口，以前走到这里，都不见有多少人。倒退回去，在玄武湖公园还要卖票的时代，这里更是冷清，少有人知道这个遗迹。最近一次来，却发现情况不同了。

那个小土墩的模样，有点像集庆门里、南京四十三中校园内的那处阮籍衣冠冢，土堆围成一圈，有一块小石碑，不知什么人题了“郭璞仙墩”四个字。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阮籍冢和郭公墩的存在，好像是为了印证李白诗中的“晋代古丘”。可惜，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李白当时眼中所见，或者心中所指，是否包括这两个地方。

郭公墩前的那块小石牌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说这遗址是从明朝开始就有了。相传如此而已。西边较低的山坡上，竖立着一尊郭璞的雕像，东边的山脚下，有一座郭璞纪念馆，都是新近建的。三足鼎立，也算粗具规模了。

纪念馆里颇为热闹，也许是因为国庆长假的关系，游客川流不息。总共两间，从西边进门，东边出。墙上有对郭璞的介绍，洋洋洒洒，写了不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郭璞的多重身份：他既是文学家、训诂家，又是术数家和风水大师。对于世俗大众来说，后两重身份最能吸引眼球。墙上的介绍文字，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连篇累牍，既不是摘要，也没有归纳，时不时还有衍脱、重复，显然没有经过细心校对，略微生僻一些的字，就那么空在那里，不管不顾。好不容易建了一个纪念馆，砸了不少钱进去，却这么敷衍了事，水平不高还可以原谅，态度马虎真让人看不下去。

毫无疑问，郭璞是东晋初年最重要的文学家，也是当时杰出的学者。他作过《江赋》，写过游仙诗，注过《山海经》，各种文学史上都要提到他的名字。他还会卜筮、看风水，相传《葬经》也出自他之手，被奉为术数以及风水行当的泰山北斗。他知识渊博，天纵多能，神机妙算，简直就是诸葛亮在东晋的复活版。他甚至能够精确计算出自己死于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被杀，连行刑的刽子手是谁，全都知道。由于能掐会算，从皇帝到权贵，从家事到国事，敌对的两股政治势力都要找他，既为了准确估算形势，也是出于心理和舆论的需要。这给郭璞带来了声名，也导致了他的毁灭。率军作乱的大将军王敦慕名而来，向他咨询，他居然预言王敦必败，结果招来杀身之祸。也许郭璞确实有神机妙算，确实是预测大师，却终究不能自保，这是天命不可违呢，还是缺乏政治觉悟，终究只能为术数所用而不能运用术数？《晋书》中有他的传记，篇幅不算短，可见对他是很重视的，可惜抄录的大多是笔记小说，与野史传闻几乎没有区别。史家对这些也津津乐道，看来他对郭璞也并没有真正理解。

不过，纪念馆也费了一些心思，把郭璞的游仙诗找了出来，打在另一面墙上，这算是附庸风雅吧。来往游客如过江之鲫，不知有几人驻足端详，有几人读懂，有几人读到心里去了。很多人都说，郭璞的墓地在镇江金山，玄武湖畔的这个郭公墩，或许也只是衣冠冢吧。不过，玄武湖畔的风景毕竟是很好的。郭璞冤死一千多年，如今居然享有这样一块福地，应该说是幸运的。这块福地难得有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可惜都是匆匆过客，并非真正关心他的才华和事业。他所有的，依然只是寂寞。

有一术士模样的人，拦在门口，要给人算命，同时兜售避邪挂件。另外一间屋里，有人在卖签，两元抽一签，价格倒是不贵，上面大多是些吉祥话，印好在一条红布条上。不满意的，还可以再抽，当然要再付钱。客人付过钱，就可以拿到外面，或系或披挂在树枝上。于是，就有了满园红幡飘舞的情景，让我觉得，纪念馆已经变成一座庙宇，郭璞就是这庙里供的神。

前途充满了未知，人们对于未知世界不免焦虑，甚至恐惧，需要有人来预测、开解、慰释。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于是，郭璞纪念馆应运而生。郭璞现成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身上的传奇与志怪故事，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足以锻造成一个有经济价值的文化符号，一座新的神像就这样被竖立起来。

王导不折腾

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城市的发展史，得益于好几次移民潮。移民对于南京城市文化风貌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西晋末年，建都于洛阳的西晋政权，抵挡不住北方游牧民族的凶猛攻击，只好渡江南迁，北方移民大批南下，移居南京，这是南京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持久的一次。

在这次移民潮中，王导不仅率领琅琊王氏宗族南渡，较早在江南开辟新的生活空间，而且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为中国文化找到存续发展的地理空间。在那个时代，东晋政权的首都建康，扩大一点说，江南的司马氏政权，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这当中，王导安抚人心、稳定政权，厥功至伟。  

在东晋南迁之前，南京虽然做过东吴政权的首都，但当初西晋灭吴，大军所过之处，孙吴的宫殿城池早就夷为废墟。谁能预料到几十年后，这个地方会成为司马氏政权的立足之地。渡江南下的北方贵族官僚，刚到南京的时候，感觉极其尴尬。晋元帝贵为一国之君，心中也生虚发怵。残破的南京城，各方面的硬件，没有一样能与洛阳同日而语，“惟有青山似洛中”，就是他们共同的慨叹。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理解：南京什么都没有，没有平直的街道，没有牢固的城墙，没有巍峨的宫阙，只有山环水绕的地理大环境，勉强有一点像洛阳。

更要命的是，这里曾经是敌国的都城，曾几何时，在晋（魏）吴南北对峙的时候，双方都不遗馀力地攻击对方，文宣战中的重点，就是抹黑对方。没等多久，星移斗转，司马氏君臣居然流落到了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曾经是敌国的土地，四周的人民曾经是敌国的人民，曾经志得意满的胜利者，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少数人口，而被战败的受屈辱者则占了人口的多数，少数陷在多数的包围中，人生地不熟，难免惶恐。理解这样的时空处境，才能理解晋元帝司马睿面对苏州人顾荣说的那句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哪里像皇帝说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也完全不是正常君臣之间的对话。须知，晋元帝话语中那个“人”，不是一般的唯唯诺诺的臣下，也不是一心拥戴、忠君的人民，而是曾经的你死我活的敌人。当此紧要关头，是王导带头与以顾荣为首的吴地士族修好，缓和了原本紧张的关系，也安抚了喘息未定、惴惴不安的司马氏君臣。

晋元帝心中的不安，来自他由北往南奔逃的经历，也缘于他到南京以后眼中所见。这座城市，哪里有个都城的样子？城墙没有，宫阙也没有，基本的硬件都缺，怎么能够呈现皇帝的威仪？面对晋元帝，王导简直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做起工作来耐心细致，说起话来娓娓动听。皇帝说南京没有双阙，不能突出都城的威严，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建议将宜兴一座汉代大臣墓地上的碑阙搬到南京来，充当宫阙，被王导拒绝了。王导带着皇帝登高南望，指着南郊牛首山的双峰，大声说：“皇上，您看，这两座山峰东西相对，不就是天然的宫阙吗？哪一座人工建造的阙能比它更高大、更雄伟、更巍峨呢？重新修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迁移碑阙，就更多馀了。”晋元帝被说服了。从此以后，牛首山就有了“天阙山”的雅号。从此以后，一百馀年里，东晋再没有一位皇帝重提修阙的话题。这一话题被王导彻底消解了。

王导是政治的高人，也是建康城重建的总规划师。当时的南京，不仅都城残破，而且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重修宫殿，规划都城，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王导负责重建建康城，就想方设法，因地制宜，节省了大量开支。过了几十年，东晋的人力物力已经有所恢复，桓温新建姑孰（今安徽当涂县）时，就有能力把街道修得平直宽敞，气势非凡。有人将这座姑孰城与当年的建康城相比，批评王导的建康城“制置纡曲”，相形见绌，言下之意，就是太不气派了。王导的后人不服气，反驳说：王导的设计思路，要的就是“制置纡曲”。因为江南地势局促，不像中原那样开阔，阡陌条畅，只有设计得纡馀委曲，才能一眼望不到头，显得深远，若不可测。这理由上得了台面，颇能理解王导当年的良苦用心。说实话，在这件事上，把桓温与王导对比，扬桓抑王，对王导是极不公平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的财政窘迫，才是真正的理由，只不过摆不上台面罢了。把桓温放到王导那个时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好不到哪里去。

过江以后，王导做了很多事，《世说新语》中颇有记载，不仅当时传闻，后世也是津津乐道。看来，对于王导，历史还是比较公平的。《世说新语·政事》中还有一段故事，说：“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晚年的王导完全不理会那些繁杂琐细的事务，面对堆满案头的文书，只管画圈。对这件事，刘孝标注引徐广《历纪》作过评论，称王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意思是说王导很有政治经验，其核心精神就是不折腾，不烦人。徐广是晋宋之间的学者，他的评论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意见。

这段轶事传闻很广，成为关于王导的一段最具标志性的故事。别人说王导“愦愦”，王导自己也听说了，所谓“自叹”，其实是“自嘲”。能够自我解嘲的人，总是有些雅量的，至少比一贯宣称正确、总是自以为明君贤相的那些人，更有雅量，也更可爱。王导轻描淡写地引述“人言”，没有压制、封锁“人言”，也没有不许传播，更没有批判“人言”，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证明他有雅量。能够容忍不同的说法，这也是徐广所谓“政务宽恕”的表现。“治大国如烹小鲜”，王导的政治已经达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

王导出身琅琊王氏，琅琊之地是流行过黄老之学的，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人，都曾经在这里悟道授徒，影响很广。王导生长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潜移默化，在所难免。当时社会上流行玄学清谈，口头上能把所谓“三玄”也就是《老子》《庄子》《周易》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的，不乏其人，而真正能够把老庄无为精神落实到现实中，落实到政治实践中，谈何容易。东晋王朝这样一艘漏风漏水的破船，穿过长江的汹涌波涛，居然没有中流倾覆，端赖王导。从政治史角度来看，他的“愦愦”应该可以算“正能量”吧。

三十多年前，读陈寅恪先生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现在想来，只是略知皮毛，并未理解其中的精义要旨。这三十多年来，虽然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颠沛流离，遭逢丧乱，毕竟多走了一些路，多过了一些桥，阅人阅世，渐渐地对这篇文章多了一些体会，也越来越认同这篇文章的结论：王导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