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史上的“恒常危机”——兼论生态论述

张汉良

张汉良，台湾大学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

这篇论文是应兰州交通大学邀请，在其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全文分成四部分：（1）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发展；（2）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3）晚近的殖民论述危机；（4）生态论述的危机。

一、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发展

请容我简单重述一下比较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学科，在法国先开始。1920年代到19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者都把比较文学看作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什么文学史呢？就是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比方德国文学，歌德怎样影响英国，在英国的接受史；英国某个作家怎么传到德国去。作文学跨国之间因缘关系的流变，这可以称为比较文学史课题所研究的对象。基本上这种课题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哪个作家他写了什么东西，他的作品怎么被翻译，怎么流传，翻译成英语以后在哪个出版社出版，比较注重外围的文献材料的收集。对文学文本的探讨比较少。各位要知道，比较文学史家的兴趣是要写一本泛欧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或者说欧洲文学关系史，因此它不太会对个别文学作品的美学含义作深入探讨。比较文学在法国最早就大体是这个情形。

到了40～50年代，有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他们搞比较文学基本与欧陆传统切断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要研究文学就要研究文学作品，研究文本。基本上他们研究的东西是纯文学，如诗、小说、戏剧等，历史或传记等都不算纯文学，那时有很严格的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非纯文学，所谓的纯文学是想象文学、虚构文学。台湾、香港在70年代介绍比较文学时大体上走得是这样一条路，喜欢对文学文本的美学考察。

这个做法在1970年初的欧美有一个很大的转向，但学者并不是再回到老的历史主义再去搞文学史了，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把文本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作一种孤立的欣赏。文学文本跟周围文化的氛围，跟社会、经济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又回去看文学史了，他们的文学史与1920年代至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谈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他们很强调语言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1970年转向的特质之一是，文学与非文学分野的界限泯灭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史书，历史课本，我们以往没人把它当文学来读，但写历史的人也用文字，文学技巧，书写技巧会干扰你的再现，因此很多人说历史说不定也是虚构的。人们对非文学如传记、自传的研究在1970年末80年初的时候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再去研究那些传统的诗、小说、戏曲，而是研究那些不太被接受的文类。大体上在1970年有这样一个分野。同时比较文学受到批判思潮、后结构哲学思潮影响，它对文学整体知识系统、知识论发生兴趣。所以许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去搞理论去了，不在专注于文本分析与鉴赏。他发现文本本身都是值得争论的，我认为在80年代有一个对知识论的重视，大家开始对理论发生兴趣。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相互干涉，前面我已经提到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没有办法分清楚，大家知道在80年代常常会研究文学之外的文本、文学彼此怎样颠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向。

最后一点大家知道的可能比较少，就是生物学方法论对比较文学的渗透。传统上习惯把自然与文化作二分，nature/culture，我们说自然是没有人为干扰过的文化，其实这种二分法在70、80年代也受到大家的挑战。自然也是经过人为的干预的，是人建构的自然。生物学影响非常大，这两年流行“生态诗学”，它是怎么来的？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支；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

以上介绍的学科演变也有人以危机论述来说明。在1984年的一篇短文里，我指出：“今天回顾起来，这半世纪的比较文学史至少已经历三个大危机，产生了三个文学研究的典范。”上面这段文字是二十三年前写就的，在这期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比较文学的发展自然是另有变化，待会儿我进一步申论。

有一个重点我必须要先说明。正如同“比较文学”是一个外来语的翻译，指涉一门由国外引进的学科一样，“危机”这个名词其实是学者选取了一个现成的汉语名词，用来翻译一个英语术语：crisis。因此我们不宜就汉语望文生义。英语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它和critique（批判），critic（批评者），criticism（批评）同一字源，属于同一字群。原来是“决定”或“判断”的意思，在病情发展的诊断上用的很多，就这层意义而言，“关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亨利·雷马克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处方》(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Diagnosis，Therapy and Prognosis)，他虽然没有用crisis这个字，但是他却点出了危机论的原始医学意义。后来参与危机论述的学者大体上都遵循这个说法；亦即：他或她正处身在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令人忧虑的阶段，学科出现了病灶，再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更恶化。字源的医学含意姑且不论，让我们把“判断”或“批评”这个字源意义纳入我们的学科，危机可以具有两层意义，也就是说有两个层次的危机:（1）比较文学作为危机（充满危机与转捩点的批评〔critical〕）文学；（2）文学批评（criticism）作为危机文学。这个看似悖论或吊诡的双关语替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隐藏在大多数危机论述文章里面。

下面我要讲最近十五年的发展，与国内的学术生态关系比较密切。1989年我在葡萄牙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所举办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勉强可中译为《西方文论做为殖民论述 ——［再来一个！］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其中显然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文中提到学术气候的改变，虽然我并不认同殖民论述的身份政治学。当时我在学术场合或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言论，批评这种论调。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殖民／后殖民论述竟然成了显学。至于危机论，它诚然有它的恒常魅力，过不久就被人拿出来重新炒作。

三、晚近的殖民论述危机

我要介绍的近十五年发展针对在英美执教的两位女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二人以殖民论述和文化区域研究为基调和主轴的危机论述。巴斯奈特在1993年出版了《比较文学：一本批判性的导论》；而斯匹瓦克于2003年出版了《一个学科的死亡》。这两本书都相当流行，在亚洲也拥有不少读者。她们所呼吁的新方向，颇能引起不属于欧美主流传统的，后来才参加比较文学阵营的中国学者们的欢迎与喝采，尤其是她们都注意到了大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愿在此提出逆耳忠言，奉劝学者仔细反思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文学到底算不算是第三世界文学？中国在历史上有什么被殖民的经验，需要大书特书殖民/后殖民论述？新思维欧美学者反欧洲人文主义典律，是否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到中国人也应该东施效颦，反对甚至抛弃中国文学传统？换言之，西方的议题是否必然与我们有关？

巴斯奈特开宗明义地便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她说：“当我们再度检视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时，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段激烈论辩的历史，从19世纪初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今天。处身在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仍然和一个多世纪以前所提出的问题缠斗不休：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比较］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如果国别文学有典律，那请问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类的问题拒绝退场。从1950年开始我们一直不断地听人提到韦勒克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页2)

我们难免怀疑：如果这些是老问题，那么就不应当有危机了；老问题不可能具有发动及操纵文学史运作的危机动能。我们勉强只能说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更正确地说，事实上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问题，因为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会产生与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有一些存在了近百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解决。我们可以说：原来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新理论使它们发生了质变。这是基本的文学批评史认知。也许我们可以引用我在1984年的一篇短文《当前文学的危机》所指出的典范转移来说明这个现象。变易或危机是比较文学史的演化机械，变易的原因便是信念、理论、方法相同的文学研究团体，以及它可能形成的典范，不断地受到另一些团体的挑战。

巴斯奈特举出实际的例子，说明了我所谓的典范转移概念：到了1970年代末期，西方大学的研究生纷纷转向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抛弃了比较文学，使它越来越像“人文主义史前史的恐龙”(页5)。另一方面她发现，虽然比较文学在西方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茍延残喘，但是在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却开始生根，与国别文学的特殊性密切结合。这里无疑点出了国别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介面，透过这个介面，国族与身分认同的议题才能被表述。根据这个推理，并不是学科的危机论只有在西方才存在，有比较文学的地方，甚至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危机。巴斯奈特在第三章讨论英国国内的各种文学的比较（页48-69），其实已经把第三世界的国族认同问题回馈到第一世界。

上面在巴文中引述的，作为恒常危机指标的六个问题：（1）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2）“比较”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3）国别文学有典律，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4）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5）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6）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存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巴斯奈特把世界做了新的三分：（1）旧世界，指欧洲；（2）新世界，指美洲和新西兰；（3）第三世界，属于除了（1）、（2）之外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为了便利讨论，她不但三分天下，竟然把这三种世界分别同质化。谈到第三世界，我们不禁感慨。试问：既然我们的学科是文学，就传统的悠久，底蕴的深厚，中国文学难道没有超越旧世界？或至少与它分庭抗礼？除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与政治立场的取舍上，中国和第三世界有亲和性外，中国文学岂属于第三世界文学？既然新比较文学史讲求再脉络化，讲求个体文化的殊相，就万万不能把世界以旧的思维方式化约。

表面上看来，巴斯奈特和我在曾另文抨击过的魏斯坦因正好相反，魏氏所忧虑的两个危机：(1)比较文学在欧美之外的快速扩展，和(2)理论的强势，反倒成为巴氏认为学科的转捩点。对巴斯奈特而言，比较文学已名存实亡，取代比较文学的是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翻译研究。她尤其乐道后殖民论述，认为这个辞汇代表的新跨文化批评，简直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比较文学(页10)。巴斯奈特以一个相当严重的字眼儿“死亡”(“dead”，“demise”)来描写学科方向的改变。“危机”还有希望，“死亡”却一了百了，其耸人听闻可想而知。

若干年后，2000年，斯匹瓦克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发表了韦勒克讲座，题目就叫做《一个学科的死亡》，三年后经过修正结集出版为一本小册子。在讨论斯比瓦克之前，我必须顺便提到比巴斯奈特的书要晚两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Bernheimer 1995)。编者勃恩海默在序言中杜撰了一位求职困难的研究生，说她今天［1995年］面临的困境，与三十七年前韦勒克发出危机吶喊时，并无二致:“缺乏明确的主题以及特定的方法”(页2)。勃恩海默所提出的各项方案，充满了折衷主义色彩以及和文化研究妥协的立场(页43-45)。和巴斯奈特应和的则是近二十年来甚嚣尘上，但令人生厌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应邀撰稿的史坦福大学名牌教授玛丽．路易兹．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好一幅中央情报局的嘴脸:“有三个历史过程导致了比较文学目前的走向：全球化、民主化、去殖民化”(页59)；最后一点包括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对话，以及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反殖民化运动(同上)。这本书竟然成为流行宝典，也一再地被斯匹瓦克引述。

说来也是巧合，韦勒克在1958年首先提出危机论述，42年之后，斯匹瓦克发表演讲“一个学科的死亡”的场合竟然是以韦勒克命名的讲座系列。从危机到死亡，她似乎在接着巴斯奈特，宣告比较文学寿终正寝。反讽的是，这个耸人听闻、颇为煽情的书名和内容并不符合，因为斯匹瓦克提出“新的”比较文学。既然如此，怎么说比较文学死了呢？

什么是新的比较文学？斯匹瓦克根据一个简单的二分逻辑来解释世界和比较文学：老的比较文学是北半球的，是欧美的（她用了Euro-US这个词，使它具有强烈的铜臭意味），这个欧美传统，用她的比喻来说，就是大都会的(Metropolitan)；和它相对的，新的比较文学则是南半球的，草根的，或者她所喜欢用的被压迫的他／她者(subaltern)。这种新的文学应该全面处理后殖民问题(postcoloniality)。换言之这个学科有强烈的工具性，斯匹瓦克说：“正如同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断地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压榨干净一样，新比较文学要坚持不断地颠覆和瓦解统治者的奴役新兴者”（页100）。她鼓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转注南半球弱势语种和被殖民者的文学，细读他们的作品(页72)。我禁不住要问：如何阅读？用什么方法和策略来阅读？你用的细读方法难道不是在美国学院文学系，尤其是英文系，所学到的那一套后设语言：后新批评的意识型态论述？亦即：庸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口头上的反霸是斯匹瓦克作为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一贯的立场；至于她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春藤联盟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讲座教授，并不时巡视亚洲，包括港台和大陆，是否吃得脑满肠肥？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执教的学者一贯的作风。

照理说全球化现象和老比较文学毫无关系，如巴斯奈特所说的，它应该属于新比较文学的课题。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二元对立逻辑，斯匹瓦克必须制造出和全球化现象——她认为可以电脑为缩影——对立的另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她称之为地球性(planetarity)；新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处理地球性的问题。根据这个逻辑，全球化现象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我是否应该送作堆，把它强加给老比较文学呢？斯匹瓦克的地球论述有强烈的原始主义与葛天氏之民思维，她竟然用了一次流行的字眼：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我们隐然呼吸到“绿色”空气！当然我们未必需要这么吹毛求疵，也不妨接受新比较文学的伦理学可以矫正全球化的流弊。但是我们的分析顺便披露了作者二元对立逻辑推理的漏洞。

和大多数目前当红的文化研究学者一样，巴斯奈特和斯匹瓦克津津乐道后殖民论述，并认为它取代了比较文学。这个领域的流行自然不在话下，研究生十之八九都选修这方面的课，写这方面的论文。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有强烈的意识型态与价值取向，但是论者夸夸其谈，却没有想到，在没有文化研究之前，在没有文化之前，在没有人之前，生物界就有普遍的殖民现象，比方说这边食物少了，生物就迁移到另一边去。可是这些搞文化研究的从来没有想到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背后是一个生物学的基础。殖民研究本来是物种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和环境生物学(environmental biology)的课题，具有相当的科学客观实证性，初无道德与价值涵义。可悲的是：受到身份政治学和性别论述的影响，原来是生物学概念的殖民和环境问题，都被强加上了道德工具性，我在下一节要检讨目前当红的生态论述，正是这种诠释现象的牺牲品。巴、斯两位女士完全没有考虑到生物学参照座标的问题。

四、生态论述的危机

斯匹瓦克的书比巴斯奈特晚了十年，除了共同的关怀之外，时空的差距显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课题。大体上而论，斯匹瓦克比较关注新世界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她呼吁新比较文学应当关注生态，显然是有她的在地性。大家都知道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字，1978年路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美国文学研究的《爱奥华评论》(The Iowa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十年之后，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举行年会，会长格棱．乐甫(Glen A.Love)发表大会演说，《重估自然：生态文学批评刍议》(Revaluing Nature Toward An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2003年乐甫出版专书叫做《生态批评实践：文学生物学与环境》(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ry，Biology，and the Environment)。就这些文献看来，生态批评具有相当强烈的美国本土性——尤其是西部地区意味(Wesling 2006，Zapf 2006)。这一点与本次会议倒有一些巧合。

研究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文学史上有一种必然的邪恶：任何文学运动或思潮出现时，发起者和从众都希望在以往的历史中寻找到思想的渊源，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创造祖先”(the invention of ancestors)。生态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从欧洲移民来的美国人来到了美丽新世界，以亚当自许，照理说应该前无古人。但是生态批评家往往把他们没有传统的传统，勉强上溯到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等人身上，他们甚至以为在梭罗的作品中找到“ecology”这个字，后来版本注疏家证明这个可疑的字原来是“geology”，使得他们空欢喜了一场。要替生态诗学溯源是极端困难的事，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题材了。很多所谓的源头都是马克思批评所谓的过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可能决定的因素太多。

2004年伦敦洛特基出版的工具书《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把这种论述溯源到1962年第一本环保论著：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我记得1972年刚开始在大学教英文时，就用了这本书当教材。如果我们把批评流派产生的原因追踪到非文学因素，那就更困难了。许多人认为60年的思潮，如反越战，追求东方神秘主义，嬉痞式的原始主义生活方式，环保意识的抬头，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正是美国“深度生态学桂冠诗人”史耐德(Gary Snyder，1930-)的自然诗盛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走出美国的场域，会发现环保运动的政治化取向与实践，是在西欧开始的；就社会实践而言，西欧的环保运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成就。1970年代德国成立了绿党(die Grünen)，受它影响之下的文学研究也属于生态批评的一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生态文学和批评在德国发展成功。

有趣的是“ecocriticism”（生态批评）和“ecopoetics”（生态诗学）这两个字在1989年电子版的《牛津大辞典》(OED)上都找不到；OED上有“ecology”（生态学，1873）和“ecosystem”（生态系统，1935)这两个字。“ecology”(生态学)这个英文字于1873年由德文的“oekologie”翻译过来，造字者是达尔文的德国门生黑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这门学问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与非生物)在时间中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演化作用(coevolution)，它有两个主要的课题：适应(adaptation)和遗传(heredity)。至于“ecology”在OED出现的另外一个定义，在时间上比较晚：“生态问题，如政治性议题的工业污染，多半和政治运动有关，譬如西欧的绿党。”《牛津大辞典》引述的最早的例子，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1963年的“生态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cology”)。各位可以想见，我们近年所讲的生态批评都是属于第二种定义的，有道德意涵和政治活动性的概念。这种用法窄化了生态学，并误导了学者。

因此，和一般论述不同，我把生态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型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包括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后现代生态学等，它们发展出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tem) 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什么是生态系统？《牛津大辞典》指出的出处是1935年坦思理(A.G.Tansley)的著作《生态学》，“生物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互动所建构的关系系统”。1963年的一个例句表达得最清楚：“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单元，由动、植物和它们影响的环境构成。”这些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我手边使用的生物学课本所下的两个定义大体相同：（1）“某地区所有的生物总体和非生物的互动”；（2）“某生物社群以及其物理环境”(Campbell，Reege，Mitchell and Taylor 2003)。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少被探索的生态系统”(页678)。我们必须以互动的系统概念来思考生态现象。

当然，我们的兴趣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学，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生物学方法论对比较文学的渗透。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关系；学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泰半具有生物学基础，却鲜少为人提到。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环境生物学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

现在我要举两个生态科学文学研究的实例来结束这篇历史性回顾，它们是我最近五年完成的科研项目，除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之外，也已经先后在爱沙尼亚塔尔吐大学的符号学杂志上出版。第一个研究是寄生现象，这是一个生物学课题。也许有人会问：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说你这个人不长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是个寄生虫。这难道不是生物现象的引申吗？再不就，我们说国王的宫廷里有一大堆谄媚的佞臣，说他们是寄生虫。文学作品描述这种现象蛮多的，尤其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面，它和传染病的流行以及显微镜的发明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末，各种新疾病，如爱滋、非典、禽流感，突然快速蔓延，更使得疾病论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里。这篇论文的导火线便是在港、台和内地爆发的SARS（或非典）。

我根据20世纪初爱沙尼亚出身的德国生物学家乌也斯库耳(Jakob von Uexkull，1864-1944)的环境(Umwelt)学说和共同演化论，分析了一些文学和理论文本，探讨其中处理的寄生现象。乌氏的生物符号学理论复杂，无法在此详述。基本上它探讨动物(包括人)作为感官个体，透过符号的放送与接收，形成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动物所建构的世界，无异于把广大的、没有边际的自然，作了一个选择性的、功能性的建构。人的世界跟动物其实很像，我们会用文字、绘画等象征系统传达信息，动物也有信息传达和制造意义的方式。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它和低等动物有相当的延续性，比如说，他的生物本能还在。

第二个例子显示出环境生物学或生态科学的另一层次，与人互动的不再是其他生物，而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和南亚遭逢到前所未有的海啸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溺己溺，我在阅读日以数十计的报导和分析时，联想到天灾人祸现象的符号学涵义；换言之，如何从符号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些现象——这也是自古文学作品一再处理的课题，只不过没有系统性的符号学理论出现。同时我也开始把手边阅读过的材料作初步的整理。2005年6月，芬兰以马它的符号学研习营举行会议，主题之一是当红的“全球（化）符号学”，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灾难符号学——另类全球（化）符号学》。我主要的命题是：从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的灾难研究却已成显学，然而符号学在此似乎未曾着力。我根据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和18世纪经验哲学家汤玛斯·瑞德(Thomas Reid，1710-1796)的符号理论，并参考目前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的论点，演绎出一套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灾难互动的模式。这两件研究个案都属于生态研究，但是作者尽可能地保持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不做政治与伦理的介入与判断。我认为这是生态论述，到目前为止，比较被冷落的一块。这也可以算是我给生态政治学论述所开的一副处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