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龙集》

止庵

周作人一九二七年日记有云：“九月中，以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及论文集《谈龙集》予开明，先收百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谈龙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本文四十四篇，计一九一八年二篇，一九一九年一篇，一九二一年三篇，一九二二年二篇，一九二三年十二篇，一九二五年五篇，一九二六年八篇，一九二七年十篇，另有一篇系由一九二六、二七年间数篇短文组合而成。

《谈龙集》开始写作，较《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泽泻集》尚要早些，作者在序中将其与《谈虎集》说成是“此外散乱着的”，盖因自是别一文体。此集“略略关涉文艺”，与《自己的园地》有相通之处；《文艺批评杂话》等十一篇原收入《自己的园地》晨报本，居“杂文”之列，与后选入《雨天的书》及《泽泻集》一些篇目相溷杂，然则后来各归其所，是文体上亦有区别。《艺术与生活自序一》说，“此外我也还写些小文章，内容也多是关系这些事情的，只是都是小篇，可以算是别一部类，”大约即针对后来收入《谈龙集》诸篇而言。所以这一时期周氏文章，“长篇”如《艺术与生活》自是另外一类，“小文章”中，《雨天的书》、《泽泻集》属于“杂感随笔”；《自己的园地》为文艺批评，尽管写法与前者亦颇相近；《谈龙集》、《谈虎集》内容有所区别（其一“略略关涉文艺”，其一“关于一切人事”，虽然其间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如《谈虎集》上卷《译诗的困难》以下六七篇，均与文艺相关），以文体论却该统统算作“杂文”了。周作人之杂文写作，始自五四前后，至《谈龙》、《谈虎》两集编就，尚未完结，乃是他整个前期创作重要的一成分，至于集外这类文章就更多了。及至中期，亦即“周作人风格”大致定型之后，这种写法就不大延袭下去了。

前引日记称《谈龙集》为“论文集”，乃是就内容而言；该书与《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同是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作人的主要作品。《谈龙集》之大部写于上述二书之后，其中某些话题仍多有涉及。如果把周氏的写作生涯看成一个持续的思考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若干感兴趣的问题不断发展完善，这一意义就更大。譬如《文学谈》说：“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意思，初步阐述于《贵族的与平民的》，然而这里所谈更其深刻，作者后来在思想立场上所做抉择，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又如《谈谈谈诗经》说：“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也是对《自己的园地》中《文艺上的宽容》、《文艺的统一》的宽容理论和自由思想的必要补充，尤可注意的是，作者在继续反抗来自“君师”和“旧”的专制的同时，更多警惕来自原本只是专制对象的“民众”和“新”潜在的新的专制。这样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才算完整。

《谈龙集》的话题，乍看似乎要比《艺术与生活》和《自己的园地》之“自己的园地”一辑散漫零碎一些。如果说前述二书主要谈论文艺的“中心问题”，这里更多说的是“边缘问题”，或者说其间略有“文学”与“文化”的区别。序中所谓“略略关涉文艺”，实际上内容相当宽泛，涉及方面很多，所展现的视野更为广阔。作者后来总结的“我的杂学”，相当一部分即体现于《谈龙集》。有的时候，批评更让位于欣赏和介绍（《自己的园地》中的“绿洲”，其实也是如此）。然而当作者宣告“文学小店”关门之后，其对这一领域的继续关注，恰恰更仿佛《谈龙集》这个样子。如果说《艺术与生活》和“自己的园地”一辑那类文艺批评（无论是论文还是随笔）只是周氏某一阶段的作品的话，他此后的随笔创作，无论兴趣点还是切入方式，均与《谈龙集》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次据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四月第四版整理出版。原书序四页，目录四页，正文三百一十页，其中包括插画三页，即弗罗培尔、陀思妥也夫斯奇和波特来耳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