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边话题

“水”边话题，是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分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通行的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

（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正宜作庆。”

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

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

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传》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

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120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120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

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100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

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110回本的，也可能是115回本的、124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120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印。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卷十八《改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没有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账。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的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面对那时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首先就得耗费大量心血，来搞清哪种版本最接近，并且多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创作的原貌。作为专业研究者，当然有义务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尽可能地面对原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彩的手笔，而不是几百年前书商雇佣的三流文人的加工之作。

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

1.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

2.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尚无定论；但简本删削繁本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3.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100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120回本的《水浒传》，大刀阔斧，从第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分保留下来，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的一板斧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写了大量批语，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打着“古本”的旗号，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它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他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70回的《水浒》了。

到了上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70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100回本和120回本。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的，辑有金圣叹本、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读一读古人那些精彩的独有会心的评语，对理解欣赏《水浒传》还是大有帮助的。

再看：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随后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郭勋还刻印了《水浒传》，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印《水浒传》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传》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了。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作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

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传》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儿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作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而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高鹗）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作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而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花，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

连环马及江州劫法场问题

说到《水浒传》里透露作者身份的种种蛛丝马迹，可以先看书中气象节令方面的描写。

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火烧草料场”一段，多次写到彤云密布、朔风大作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林冲踏着碎琼乱玉行走于北风中的身影，细腻传神，堪称妙笔。但是再接下来，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描写便出了毛病。书中交代，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余日，一直是风雪不断，这时北方的河港早已该是冰封三尺，但是林冲到了梁山泊时，见到的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本人也坐着小喽啰的船，轻快地渡过水泊，上了梁山，这在北方的冬天怎么可能？还不只是林冲上梁山时水泊没有结冰，在水浒故事发生跨越的十个冬天中，梁山泊始终如终年不冻的良港。

再如杨雄、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时是十一月底，他们加上时迁结伴行了不止一日，到梁山脚下的祝家庄时，应是旧历的十二月，可就在这深冬夜半，时迁等因偷鸡和祝家庄的店伙争执动手，店伙喊人相助，从店里竟冲出了几个赤条条的大汉！随后梁山发兵攻打祝家庄，先锋李逵竟也是脱得赤条条的抡动板斧冲杀过来，莫非祝家庄的店伙和李逵都有抗严寒的特异功能？

还有呼延灼发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也是发生在冬天，这样的时令，梁山哪里还用得着费一番周折请徐宁上山，教练钩镰枪，只要放呼延灼的连环马冲过来，只怕还不等交手，连环马就已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滑倒成一片滚糖葫芦了。

这些情节说明，《水浒》的最初编订者，极有可能是没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1]

现在再看《水浒》中的地理描写。

别的不说，先看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一段，杨志从河北大名府出发，押着十万贯金珠到东京（即今河南开封），那就应径直南下，可杨志竟如晁盖的同谋般向东南走到了山东郓城县境内的黄泥冈！

再看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和为救史进、鲁智深，出动大军攻打华州两次行动。江州在哪儿？在今江西九江，离山东境内的梁山可有一千四五百里！而华州是在华山脚下，从梁山到华山要横穿河南省，还要从当时应驻有重兵的都城开封旁经过，但梁山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又是何等轻松神速，巨大的空间距离丝毫不见，简直就如空降部队。

这样的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书中比比皆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梁山好汉们几乎个个是地理盲，史进从渭州出发，到延州寻找师父王进，没找到，居然莫名其妙地来到河北大名府居住，住了几时，盘缠用光了，于是又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附近的赤松林里，劫道“寻些盘缠”，更妙的是，鲁智深离了山西五台山投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竟然也路过（！）了山东境内的赤松林，得与史进重会！北方的山川州府，成了一堆积木，随情节的需要而随意搬移。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水浒》在讲述征方腊之役时，对江南地理的描述竟又是惊人的准确。据浙江籍的《水浒》研究者马成生先生研究发现，《水浒》对浙江境内尤其是杭州地区地理的描述，小到一些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很具体、详细而准确，就像是照着沙盘模型写出来的。^[2]

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作者至少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的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

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功底

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编订者的肚里有多少墨水。

这个问题乍一看有点多余，在一般人心中，《水浒》这部伟大名著的作者，不用说，肯定是屈原、李白这一级别的大才子，天底下还能有作品伟大作者不伟大的道理？

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别的不说，天底下会有哪个伟大作家会在写作必备的地理知识上无知得一塌糊涂？《水浒传》的伟大，不应归功于某个具体作者，实际上，早在南宋，就有说书人讲说“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故事，经过百多年来无数民间说书艺人呕心沥血的锤炼，这些故事日渐丰富，人物也越来越血肉饱满，后来出来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下层文人，将它们编订加工，成了最初的《水浒传》，又经不知多少人对它继续补充加工，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伟大的《水浒传》。

了解了这些，伟大作品《水浒传》的某些“作者”不见得有多“伟大”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这个（或“些”）不太伟大的“作者”，在作品中，也确实留下了不少不太伟大的痕迹，如林冲发配前，写给娘子的休书，其文曰：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第八回）

列位看官看出毛病了么？他一个发配上路的“贼配军”，写休书还要这么威风凛凛地写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有写休书还把自己的职衔也署上而且还是署被罢掉了的前职衔的么？是林冲愚妄可笑，还是水浒故事的这个编订者文章功力并不十分到家？

列位看官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看代州雁门县张贴的悬赏捉拿鲁达的告示，那文字也是半通不通。

再看现存的115回本《水浒传》的回目，这种版本，一般认为可能最接近早期《水浒传》的原本，它的回目有的是这样：

“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

“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

“夜叉坡前卖麻酒，武松遇救得张青”

“王庆遇龚十五郎，满村嫌黄达闹场”

……

这种回目的水平，这种对仗功夫，是不是伟大作家的手笔，诸位自有明断，不必在下多说。需要说的是，今天能看到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这种比较工稳的回目，是后出版本的《水浒传》在早期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出自另外一些文字水平较高的编订、加工者。

由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水浒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整理加工成最初的《水浒传》的编订者，或是传播过程中的某些改写者，他们的文化水准，并不见得都是如何高明。所以，《水浒传》的文本中，既有极为精彩的笔墨，也有水平线以下的低劣文字。

好汉故事背后的历史

现在再来看《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120回的《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故事是在全书其他内容成书后加入的，最简单的证据是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征田虎时，滚雪球般陆陆续续收了一大堆降将，然后再让他们在大军推进的各战役中陆陆续续死去，没死净的还有好几十人，那就在征王庆时接着死，而梁山好汉的原班人马却无一阵亡，直到征方腊时才如雪崩般纷纷死掉，这种极不合理的情节安排，说明征田虎、王庆部分十九是后人加入的。（征大辽时梁山好汉也无一阵亡，但这是因为此部分内容寄托了特殊的民族意识，和征田虎、王庆性质不同。）

除了上述后人插入的情节外，其余的原装货，它的第一个故事来源，是历史中的宋江事迹。

淮南大盗宋江

在很多史料里，如《宋史》《东都事略》《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正史、野史中，都有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疑点很多，且多互相矛盾，以致有人怀疑，历史中是不是真有宋江这号人物都很难说。考辨这些史料的真伪，不是这儿能完成的，这里只能大略说一下这些史料中记载的关于宋江的一些基本情况：

1.照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中的叫法，宋江是“淮南盗”，这和《水浒传》中的山东及时雨可不相符。

2.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种说法也是见于《东都事略》，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这三十六人姓甚名谁，书中没说，他们的身份，有人认为是一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三十六个头目，也有人说这三十六人其实就是宋江的全套人马，宋江领导的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小股只有三四十人的流寇队伍。若据《侯蒙传》的语气，当以小股“悍匪”为是。而说他们横行齐、魏，那就是说他们转战从山东东部到陕西东部横贯四省两千余里的地方，打的是游击战，并没有以梁山为据点。事实上，梁山也确实不足以为据点，梁山由虎头峰和七个支峰组成，但是主峰高仅海拔197.9米，说不上有多雄伟，也无险可守，到了元代，在一些杂剧作家的笔下，一座平平常常的梁山开始化作：“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马粮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到了《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终于变成：三关雄壮、四面高山，有忠义堂、断金亭、宛子城、蓼儿洼、金沙滩、鸭嘴滩，六关八寨，藏龙卧虎，威震四方，成了强盗乃至一般民众心中的圣地。

3.历史中的宋江“勇悍狂侠”。这种说法见于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光从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历史中的宋江是个角色，不愧是纵横千里的强盗头子（《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不是《水浒》中那个没多少血性让人看着窝囊的郓城小吏。

由历史中勇悍狂侠的淮南盗宋江一伙三十六人，到后来《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演变过程。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当时就已有民间艺人讲说“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故事，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中辑录了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出现了宋江、卢俊义、关胜、阮小七、刘唐等三十六好汉的姓名，此外，今天还可以见到的有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中一部分讲述的便是水浒英雄故事，这一部分内容字数不多，但已经有了后来《水浒传》中“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征方腊”等故事的雏形。再有，就是元杂剧中为数不少的水浒戏，如《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也为《水浒传》的最初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大名府的奥秘

《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第二个来源，是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的事迹。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军队一触即溃，有大批大批的散兵游勇流散北方各地。他们在北宋政权覆亡后，自发组织成一支支武装，遥领南宋政权节制，在北方各地进行抗金活动。这些武装，被统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并不是正规的官方武装，缺少正常的补给，难免依赖于劫掠，且流动不定，因此他们的行事又难免带有浓烈的强人色彩。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有担当、有血性的强人是在异族铁蹄蹂躏下的北方大地为本民族奋勇而战，所以，在他们的抗金活动因南宋岳飞被害、秦桧主政而渐渐沉寂之后，他们的英勇事迹，仍然被民众历久追怀、讴歌。

渐渐地，北方忠义军的传奇故事与历史中的宋江传说融合了。

在后来形成的《水浒传》里，仍然可以看到抗金情怀的遗留。

如扈家庄在被李逵杀进后逃走的扈三娘的哥哥扈成，书中交代他后来在中兴时做了个军官武将，这里说的“中兴”，当是指北宋灭亡后赵构称帝初建南宋王朝时期，查一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会发现，在南宋高宗时还真有个将军叫扈成，曾经抗击金人入侵。

又如呼延灼，《水浒传》结尾说他的最终结局是“领大军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于是后来的《说岳全传》，也说呼延灼以八十高龄与金兀朮力战而死，但实际上，历史中并没有呼延灼这号人物。

但是梁山好汉中的大刀关胜却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人物。他本是南宋初刘豫的部将，驻守济南，屡屡与金军作战。后来，刘豫降金前将他杀害。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美髯公朱仝“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还有一个方腊手下的金节，投降了宋江，“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大破金兀朮四太子，多立功劳”。几次提到抗金。

当然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曾头市。曾头市武装曾射死晁盖，是梁山的头号劲敌，书中说曾头市的曾长者“原是大金国人”。这在情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在北宋末年，怎么会在宋国境内出现大金国的强大武装势力？何况当时北方的金国和宋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辽呢。但事实上说不通的事，感情上却能讲得过去，因为这都是敌视金国的民族情绪在作品中残留的遗迹。

除了曾头市，《水浒》中水泊梁山还有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大名府，而历史中大名府曾是刘豫的伪齐政权的都城。《水浒传》还说大名府梁中书手下有员大将天王李成，使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历史中刘豫手下也有员悍将李成，自号“李天王”，也使双刀，《金史》卷七十九《李成传》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屡屡与岳飞作战。这些恐怕不能全说成是巧合吧？

另外，《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中有为数不少出身于军官，且籍贯遍及今十五个省市，包括四川、湖南、江西、海南等省份，这绝不可能是历史中淮南盗宋江队伍的情形，但如果把这解释成当年北宋官军溃散后重新组成的各忠义军头领的面貌，则至少是说得通的。

证据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列位看官如有兴趣，可参看孙述宇先生《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此书对这点论说得十分详尽。

明 佚名 《明太祖朱元璋坐像》

朱元璋的身影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入了元明之际的时事。

前面说过，《水浒传》在写宋江征方腊的情节时，对江南地理尤其是杭州地理的描述，精确到了一些桥梁、村落、山头、寺庙，这与它写北方地理时错得几乎找不着北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要说的是，《水浒传》中的征方腊之役，实际上就是历史中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

1.据《明史·张士诚传》载，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时“曾遣师攻镇江”，而《水浒》第一百十一回是“宋江智取润州城”，润州即镇江，但历史中的方腊义军只到过秀州（今嘉兴市）城下，是从来没进过今江苏境的。

2.又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派大将徐达取常州，而《水浒》第一百十二回是“宋公明大战毗陵郡”，毗陵郡就是常州。

3.《明史·张士诚传》又载：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而《水浒》第一百十三回中，有宋江与方腊大战于苏南苏州一带，杀方腊弟弟方貌，将首级解赴京师一系列情节，但历史上方腊并没有个弟弟叫方貌。

4.《明史·张士诚传》中说朱元璋攻打杭州时，他的大将茅成驻军于皋亭山，《水浒》中宋江征方腊时，也是驻扎于皋亭山，而史料中的征方腊之役是只提到杭州这个地名，并没有说到这座山。

此外，据《方舆纪要》，朱元璋进攻杭州时，先派兵由独松关袭击张士诚，而《水浒》中则有宋江派卢俊义袭占独松关后到杭州会合。

又据1919年重修《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一带与张士诚手下李伯升大战，有乌龙神暗中保佑，又据说这位乌龙神在朱元璋当年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也曾暗中保佑，所以，朱元璋敕封此神为乌龙山之神，在睦州北门外，专门为“他”修了座庙。而在《水浒》中，同样可以看到，宋江也与方腊在睦州城外大战，被围困时，也有个乌龙神保佑显灵，接下来，宋江大将关胜与方腊手下郑彪大战，乌龙神再显神威，打败郑彪幻化的金甲神人，关胜才得以砍了郑彪，大获全胜。立了这两桩大功，又经宋江启奏，这乌龙神也被皇帝封了个什么“清靖灵德普佑孚惠龙王”，也在睦州给修了座“乌龙大王庙”……

以上这些，列位看官不会把它们全都说成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吧？（对这一点的揭示，要感谢马成生先生的细致研究，这些研究被写进了马先生的《水浒试笔集》一书，可参看。）

还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道：“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朱元璋靠着一群忠心耿耿的患难之交提着脑袋出生入死无数场血战替他打下了江山，但一爬上皇帝宝座，转过脸就开始挥舞屠刀，大杀功臣，李善长、廖永忠、朱亮祖、蓝玉、费聚、冯胜、王弼、张温……谋臣武将，几乎给剃了个干净（参加征讨张士诚之役的绝大多数没得好死），有的还给灭了族。从那时起，在民间，朱大麻子的忘恩负义就出了名，而对那些无辜惨死的功臣，人民是表同情的，于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这一段历史，也被隐写了进去。

总之，淮南大盗宋江的三十六人也好，南宋初的抗金忠义军也好，元末朱元璋征讨张士诚的队伍也好，这些曾经活跃过的勇士的身影，最终在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以各种方式转化融入了水浒世界中，形成了今天摆在列位案头的《水浒》。

[1] 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一文，对此做了精彩而又饶有趣味的论述，可参看。收入《水浒论衡》一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2] 参阅马成生先生《略论〈水浒〉“征方腊”的地理描述》《杭州与〈水浒〉》《乌龙庙与断坞草庵》等文，收入《水浒试笔集》，团结出版社，199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