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穆涛的历史写作

鲍鹏山

记得20世纪80年代吧，王蒙先生曾经呼吁“作家要学者化”他是有感于当时作家普遍读书太少而所读之书又质量低下，文化素养缺乏。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主流的诗歌和散文，还是非主流的小说、戏剧，其作者都是饱读经典的。比如宋之柳永、元之关汉卿、明之冯梦龙，这些或自身处于花间柳巷，或热衷于不入主流之通俗文学的人，我们今天哪个作家敢和他们比读书的品级？不读经典甚至一般书都没读多少就自己敢“作”成为“作家'是特定时期的特别现象。

我的谬见：也许写小说需要讲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讲得好，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如果你要作散文，你的基本功还真是读书，读足够的书，读有分量的书，读那些能支持你思维、思想和文字的书。

我一直关注穆涛的写作，他的作品，我见一篇就读一篇。穆涛一直在读书，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写他的读书，写他读书所得所感。他的写书和他的读书，是他生活这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我读到了这部新著《中国人的大局观》。

这是他的读书笔记，是系统性读书的系统性笔记，是他潜心读史的心得。穆涛曾对我感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缺少历史学家的声音，其实我觉得，作家就应该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感的作家——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悖论。但穆涛说得很对，很多作家，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穆涛还说：“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什么叫社会清醒呢？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清醒，是作家的清醒。

穆涛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的清澈，甚至为了清澈，他刻意调低了情感的温度。

穆涛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中国人认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谈到中国人天地序观念的形成过程。他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人事的“春秋”谈到以“春秋”命名史书，谈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熔天文、地理、时变、人伦于一炉，循世道规律，辨社会趋势。对这样的知识性话题，他谈得毫不滞涩枯燥，而是清新活泼，风生水起，我读得兴味盎然，每有所得，欣然忘食。

他又谈到《诗经》《尚书》两本书的结集传承、起伏兴衰，以及其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两本大书，“诗书”并称，常常成为文化的代名词，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说到自家的家教，都要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诗书”后来由专有名词变成泛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传家，诗书继世长，不一而足。读穆涛的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书”地位、价值的理解，知道它们如何嵌入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深处。这一部分，他还由《诗经》入手，比较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诗观。

接着，讲中国的制度文化，讲“官本位”如何从制度到意识，讲中国社会中“帮派”之源。最后，又回到《尚书》，讲其中两篇“册命”，由此讲到公务员——国家事务管理者的素质和责任。

读《汉书》的笔记这一部分，穆涛把汉代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说得生龙活虎，而且，透过史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个确定了一个民族的族称（汉族）的王朝，如何在权力的制衡与失衡之间走钢丝，在国家权力和民间权利之间找平衡，在暴力和良知之间选边站。当然，这一部分也是前面的历史延伸：从先秦进入秦汉。

最后，穆涛又回去了，从西周秦汉，回到了五帝时代，讲黄帝。司马迁说“《尚书》独载尧以来”，那尧以前呢？孔子的学生宰予曾经问过孔子五帝之事，司马迁好像不大相信。但黄帝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炎黄子孙哪能不讲炎黄，这是中华始祖。穆涛讲了。他讲历代公祭黄帝乃是一个民族对黄帝的政治怀念，这个说法真好。黄帝之所以被我们称为民族先祖，乃是他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世界观，奠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观、自然观，确立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他是我们的规矩和方圆。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蚩尤都有大战，但穆涛说黄帝其实是和平主义者，黄帝“以玉为兵”有止战思想。

这一部分，穆涛还讲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了“大隐于朝”，还从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入手，触摸了一下如何讲“真话”这个很骨感的话题。

我这么一梳理，读者可能觉得这是历史笔记，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丛札。你这样认为也不错，因为，穆涛此时，就是一个历史学者。

但穆涛首先是散文大家，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得者。这本书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只是他的文学题材。他面对这些混沌的历史，如同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原石：他用他的刻刀，把隐藏在原石中的形体解放出来，与我们赤裸相对，我们看到了藏在混沌中的历史色相。

但他又毕竟是在写历史，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学冲动。或者他本来就没有作家常有的那种文学冲动，他就是觉得这些历史有意义，这文化有价值，然后就这样不着力不刻意写下来了一他几乎保持了历史的原来样子，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寄托，他一点都没有用他的文学之笔打扮历史小姑娘。他只是勾勒，把隐藏在纷繁事实中的某些点连成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文学和史学，不就是让不可见的可见吗？

文学家的历史书写，往往功利心太强，自我表达欲太强，所以总是指桑骂槐，心中总是梗着那个槐；穆涛不是，他心中没有梗，眼里没有槐，他只有一个无碍大道。槐不在眼中不在心中，他本来无一物，无爱亦无恨。他不让自己堕入爱恨情仇，尽量保持对历史的零度情感，以呈现客观的历史。

历史是花，他是镜子；历史是月，他是渊水。水中月，镜中花，镜子并不迷恋花，渊水并不珍藏月。若谓两者不着，水中又有月，镜中真有花；若谓两者着了，打破止水哪有月，翻过镜子哪有花。这就是穆涛谈历史的那种意境。

我还没见过谁写历史像穆涛这样潇散，这样两不相关的。他笔触从容，从容到看不到文字，看不到穆涛。他把苍茫历史中的痕迹或烙印用着重号清晰地标示出来，交由读者判断。事实上他已经判断好了，成竹皁已在胸中，但又不妨碍读者进行判断，甚或激发出更多联想和碰撞。这就是文学中的无我之境吧。

记得穆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以这个故事来说文章的立意。

一个人在路上见了一头牛，就牵回家了。主人告状，县令审案。问他为何偷人家的牛。他回答说：路上见一根绳子，就拿回家了，没看见绳子那头有头牛。

穆涛的结论是：好文字就如这根绳子，必须牵得出一头牛。我的领悟是：好文字自身不能是牛，只能是绳子。

穆涛这本历史笔谈，读者就是这个牵牛回家的人，读者也就捡到一根绳子，但绳子那一头，真是一头牛。

如果县令审案，接着问穆涛：你知道你的牛被人牵走了吗？

穆涛必答曰：我只是搓了根绳，谁知道竟然是牛绳，谁知道竟能牵出牛。

贾平凹先生曾经惊讶于穆涛，说不知他前身有何因缘，此生能得如此从容。一般人以诗咏史，如左思、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或以文写史，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都是别有怀抱，咏史是面目，咏怀是心肝，里面都有自身的世路伤痛和坎壈仇恨，都不免借古讽今，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但穆涛是心中无块垒，眼前无障碍。谁能无障碍行走人间？偏穆涛大踏步走来，障碍化为阶梯，块垒成了山水。他心中与此世界本无芥蒂，竟无芥蒂，他是福人。此等世间，我就见这一个福人，让我羡慕嫉妒恨。

我跟他说，我是愚公，门前总有一座山，避无可避，移无此力，所以常在愤怒中。而穆涛眼前却一马平川，不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所以他的性情总是如散人春闲，斜倚胡床，看垂天之云。我看他自叙少年时也曾忍饥挨饿，饥寒不免，不知他何时竟成了福人。

文章是有福者的事业。如果穆涛从政、经商、务农、从戎，我无法想象他的面目。他其实只能写文章，改文章，编文章，与文字打交道。我们能看到他那一脸福相。

我跟他说：苦大仇深、一定要报仇雪恨的人适合写小说，小说要纠结，要深邃，要纠缠不放哀哀无告还要告，不知告谁也不知要告诉谁，如施耐庵、曹雪芹；旷达髙远、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适合写散文，散文要旷达，要有见识，要放下屠刀一丝不挂若有挂，无话可说却又满腔子见识要说，如庄子、苏东坡。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为什么像小说？他苦大仇深。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什么似散文？他觉得他满腔见识要表达。

说穆涛于世事无芥蒂，不是说穆涛不谴是非。不，他有是非，他的是非隐藏在叙述中。史学家章学诚说著史“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这就是穆涛的原则。但著史岂可无是非？章学诚给出的办法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寓褒贬于叙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领，穆涛近乎得之。文字若是非太明爱憎太苛，就不再是叙述历史，而是在表达观点。一个人若无了是非，岂不又是糊突桶一个？不少今人都以无是非为旷达，无善恶为广大，这样的人，文学史上应该也有，最终都将湮没。你见过哪个作家就凭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留下名目？人生在世，古人讲大节不亏。大节是什么？就是大是大非、大爱大恨。

穆涛无芥蒂，所以通达旷远，所以潇散不拘；有是非，所以理性清澈，所以善恶分明。这是写出一流散文的条件和前提。

但穆涛的是非不是表现为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在他看来，这都琐碎了，小气了。穆涛不纠结一般人特别关注的历史中海量存在的这一类人事是非，他关注更大的问题。从容大气的穆涛，他的“是非观”，表现为某种历史信念。历史信念是历史学的前提。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历史信念范畴内的问题。在此范畴之外，只有既往事实，没有历史问题。质言之，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有成为现实问题，才能成为历史学的对象。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书中的文字，不是闲来无事乱读书，然后涂鸦，而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中国成了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历经几千年而其命维新；为什么老大之中国又永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政治大一统的中国，又能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朝廷意志那么独断的古代中国，又有那么多自由的甚至反叛的文学；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那么多僵化、严厉的教条，而中国人的自然观又如此生动活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

这些，无疑都是大问题，都是有趣的问题。一本小书，显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性的答案，但显然，穆涛通过他的观察，给出了必要性的答案。

无芥蒂而有是非，不纠结而有问题，我以此评价穆涛和他的这本历史学作品。这是很高的境界，如何平衡，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心性，穆涛恰好有这样的心性。读穆涛，有一个关键：不仅要在笔墨中找他的风格，更要在心性中找他的风度。他的文字，与他的心性，高度契合。他的文字，与其说形成了一种风格，不如说腿了一种风度。

庄子《逍遥游》最后，讲了一个现象：“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

历史里到处都是机辟罔罟。写历史的人感兴趣的常常就是这些机辟罔罟，然后对之感慨，若有所思。而穆涛的这本书，对此往往略过，即便注目了，也是多描述，少感慨，若无所思。其实，对这些，他不是没看到，他是不在意——如同牦牛对草间沟坎隐藏的机辟罔罟，它就这样视若无睹地走过去，在看到与没看到之间，把它们都踏扁了，踏到泥土里去了。

鲍鹏山，著名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团中央“青年之声”国学教育联盟副主席，央视《百家讲坛》、上海《东方大讲坛》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2016年被评为“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出版有《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孔子三来”（《孔子如来《孔子归来》《孔子原来》）、《寂寞圣哲》等著作二十多部。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