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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穆涛的历史写作

中国人的大局观 作者:穆涛 著


序二

穆涛的历史写作

鲍鹏山

记得20世纪80年代吧,王蒙先生曾经呼吁“作家要学者化”他是有感于当时作家普遍读书太少而所读之书又质量低下,文化素养缺乏。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主流的诗歌和散文,还是非主流的小说、戏剧,其作者都是饱读经典的。比如宋之柳永、元之关汉卿、明之冯梦龙,这些或自身处于花间柳巷,或热衷于不入主流之通俗文学的人,我们今天哪个作家敢和他们比读书的品级?不读经典甚至一般书都没读多少就自己敢“作”成为“作家'是特定时期的特别现象。

我的谬见:也许写小说需要讲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讲得好,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如果你要作散文,你的基本功还真是读书,读足够的书,读有分量的书,读那些能支持你思维、思想和文字的书。

我一直关注穆涛的写作,他的作品,我见一篇就读一篇。穆涛一直在读书,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写他的读书,写他读书所得所感。他的写书和他的读书,是他生活这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我读到了这部新著《中国人的大局观》。

这是他的读书笔记,是系统性读书的系统性笔记,是他潜心读史的心得。穆涛曾对我感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缺少历史学家的声音,其实我觉得,作家就应该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感的作家——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悖论。但穆涛说得很对,很多作家,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穆涛还说:“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什么叫社会清醒呢?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清醒,是作家的清醒。

穆涛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的清澈,甚至为了清澈,他刻意调低了情感的温度。

穆涛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中国人认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谈到中国人天地序观念的形成过程。他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人事的“春秋”谈到以“春秋”命名史书,谈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熔天文、地理、时变、人伦于一炉,循世道规律,辨社会趋势。对这样的知识性话题,他谈得毫不滞涩枯燥,而是清新活泼,风生水起,我读得兴味盎然,每有所得,欣然忘食。

他又谈到《诗经》《尚书》两本书的结集传承、起伏兴衰,以及其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两本大书,“诗书”并称,常常成为文化的代名词,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说到自家的家教,都要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诗书”后来由专有名词变成泛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传家,诗书继世长,不一而足。读穆涛的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书”地位、价值的理解,知道它们如何嵌入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深处。这一部分,他还由《诗经》入手,比较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诗观。

接着,讲中国的制度文化,讲“官本位”如何从制度到意识,讲中国社会中“帮派”之源。最后,又回到《尚书》,讲其中两篇“册命”,由此讲到公务员——国家事务管理者的素质和责任。

读《汉书》的笔记这一部分,穆涛把汉代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说得生龙活虎,而且,透过史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个确定了一个民族的族称(汉族)的王朝,如何在权力的制衡与失衡之间走钢丝,在国家权力和民间权利之间找平衡,在暴力和良知之间选边站。当然,这一部分也是前面的历史延伸:从先秦进入秦汉。

最后,穆涛又回去了,从西周秦汉,回到了五帝时代,讲黄帝。司马迁说“《尚书》独载尧以来”,那尧以前呢?孔子的学生宰予曾经问过孔子五帝之事,司马迁好像不大相信。但黄帝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炎黄子孙哪能不讲炎黄,这是中华始祖。穆涛讲了。他讲历代公祭黄帝乃是一个民族对黄帝的政治怀念,这个说法真好。黄帝之所以被我们称为民族先祖,乃是他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世界观,奠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观、自然观,确立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他是我们的规矩和方圆。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蚩尤都有大战,但穆涛说黄帝其实是和平主义者,黄帝“以玉为兵”有止战思想。

这一部分,穆涛还讲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了“大隐于朝”,还从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入手,触摸了一下如何讲“真话”这个很骨感的话题。

我这么一梳理,读者可能觉得这是历史笔记,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丛札。你这样认为也不错,因为,穆涛此时,就是一个历史学者。

但穆涛首先是散文大家,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得者。这本书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只是他的文学题材。他面对这些混沌的历史,如同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原石:他用他的刻刀,把隐藏在原石中的形体解放出来,与我们赤裸相对,我们看到了藏在混沌中的历史色相。

但他又毕竟是在写历史,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学冲动。或者他本来就没有作家常有的那种文学冲动,他就是觉得这些历史有意义,这文化有价值,然后就这样不着力不刻意写下来了一他几乎保持了历史的原来样子,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寄托,他一点都没有用他的文学之笔打扮历史小姑娘。他只是勾勒,把隐藏在纷繁事实中的某些点连成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文学和史学,不就是让不可见的可见吗?

文学家的历史书写,往往功利心太强,自我表达欲太强,所以总是指桑骂槐,心中总是梗着那个槐;穆涛不是,他心中没有梗,眼里没有槐,他只有一个无碍大道。槐不在眼中不在心中,他本来无一物,无爱亦无恨。他不让自己堕入爱恨情仇,尽量保持对历史的零度情感,以呈现客观的历史。

历史是花,他是镜子;历史是月,他是渊水。水中月,镜中花,镜子并不迷恋花,渊水并不珍藏月。若谓两者不着,水中又有月,镜中真有花;若谓两者着了,打破止水哪有月,翻过镜子哪有花。这就是穆涛谈历史的那种意境。

我还没见过谁写历史像穆涛这样潇散,这样两不相关的。他笔触从容,从容到看不到文字,看不到穆涛。他把苍茫历史中的痕迹或烙印用着重号清晰地标示出来,交由读者判断。事实上他已经判断好了,成竹皁已在胸中,但又不妨碍读者进行判断,甚或激发出更多联想和碰撞。这就是文学中的无我之境吧。

记得穆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以这个故事来说文章的立意。

一个人在路上见了一头牛,就牵回家了。主人告状,县令审案。问他为何偷人家的牛。他回答说:路上见一根绳子,就拿回家了,没看见绳子那头有头牛。

穆涛的结论是:好文字就如这根绳子,必须牵得出一头牛。我的领悟是:好文字自身不能是牛,只能是绳子。

穆涛这本历史笔谈,读者就是这个牵牛回家的人,读者也就捡到一根绳子,但绳子那一头,真是一头牛。

如果县令审案,接着问穆涛:你知道你的牛被人牵走了吗?

穆涛必答曰:我只是搓了根绳,谁知道竟然是牛绳,谁知道竟能牵出牛。

贾平凹先生曾经惊讶于穆涛,说不知他前身有何因缘,此生能得如此从容。一般人以诗咏史,如左思、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或以文写史,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都是别有怀抱,咏史是面目,咏怀是心肝,里面都有自身的世路伤痛和坎壈仇恨,都不免借古讽今,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但穆涛是心中无块垒,眼前无障碍。谁能无障碍行走人间?偏穆涛大踏步走来,障碍化为阶梯,块垒成了山水。他心中与此世界本无芥蒂,竟无芥蒂,他是福人。此等世间,我就见这一个福人,让我羡慕嫉妒恨。

我跟他说,我是愚公,门前总有一座山,避无可避,移无此力,所以常在愤怒中。而穆涛眼前却一马平川,不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所以他的性情总是如散人春闲,斜倚胡床,看垂天之云。我看他自叙少年时也曾忍饥挨饿,饥寒不免,不知他何时竟成了福人。

文章是有福者的事业。如果穆涛从政、经商、务农、从戎,我无法想象他的面目。他其实只能写文章,改文章,编文章,与文字打交道。我们能看到他那一脸福相。

我跟他说:苦大仇深、一定要报仇雪恨的人适合写小说,小说要纠结,要深邃,要纠缠不放哀哀无告还要告,不知告谁也不知要告诉谁,如施耐庵、曹雪芹;旷达髙远、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适合写散文,散文要旷达,要有见识,要放下屠刀一丝不挂若有挂,无话可说却又满腔子见识要说,如庄子、苏东坡。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为什么像小说?他苦大仇深。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什么似散文?他觉得他满腔见识要表达。

说穆涛于世事无芥蒂,不是说穆涛不谴是非。不,他有是非,他的是非隐藏在叙述中。史学家章学诚说著史“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这就是穆涛的原则。但著史岂可无是非?章学诚给出的办法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寓褒贬于叙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领,穆涛近乎得之。文字若是非太明爱憎太苛,就不再是叙述历史,而是在表达观点。一个人若无了是非,岂不又是糊突桶一个?不少今人都以无是非为旷达,无善恶为广大,这样的人,文学史上应该也有,最终都将湮没。你见过哪个作家就凭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留下名目?人生在世,古人讲大节不亏。大节是什么?就是大是大非、大爱大恨。

穆涛无芥蒂,所以通达旷远,所以潇散不拘;有是非,所以理性清澈,所以善恶分明。这是写出一流散文的条件和前提。

但穆涛的是非不是表现为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在他看来,这都琐碎了,小气了。穆涛不纠结一般人特别关注的历史中海量存在的这一类人事是非,他关注更大的问题。从容大气的穆涛,他的“是非观”,表现为某种历史信念。历史信念是历史学的前提。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历史信念范畴内的问题。在此范畴之外,只有既往事实,没有历史问题。质言之,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有成为现实问题,才能成为历史学的对象。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书中的文字,不是闲来无事乱读书,然后涂鸦,而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中国成了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历经几千年而其命维新;为什么老大之中国又永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政治大一统的中国,又能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朝廷意志那么独断的古代中国,又有那么多自由的甚至反叛的文学;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那么多僵化、严厉的教条,而中国人的自然观又如此生动活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

这些,无疑都是大问题,都是有趣的问题。一本小书,显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性的答案,但显然,穆涛通过他的观察,给出了必要性的答案。

无芥蒂而有是非,不纠结而有问题,我以此评价穆涛和他的这本历史学作品。这是很高的境界,如何平衡,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心性,穆涛恰好有这样的心性。读穆涛,有一个关键:不仅要在笔墨中找他的风格,更要在心性中找他的风度。他的文字,与他的心性,高度契合。他的文字,与其说形成了一种风格,不如说腿了一种风度。

庄子《逍遥游》最后,讲了一个现象:“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

历史里到处都是机辟罔罟。写历史的人感兴趣的常常就是这些机辟罔罟,然后对之感慨,若有所思。而穆涛的这本书,对此往往略过,即便注目了,也是多描述,少感慨,若无所思。其实,对这些,他不是没看到,他是不在意——如同牦牛对草间沟坎隐藏的机辟罔罟,它就这样视若无睹地走过去,在看到与没看到之间,把它们都踏扁了,踏到泥土里去了。

鲍鹏山,著名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团中央“青年之声”国学教育联盟副主席,央视《百家讲坛》、上海《东方大讲坛》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2016年被评为“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出版有《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孔子三来”(《孔子如来《孔子归来》《孔子原来》)、《寂寞圣哲》等著作二十多部。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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