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

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学名叫“表”。

棍子被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立竿见影，“光阴”被捕捉到了。“光阴”这个词的本义是光的影子，先民们通过观测计量影子的位移，把“时”区分出“间隔”，“时间”的概念产生了。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无间的，一切都那么混混汩汩存在着。“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淮南子·俶真训》）这根棍子立在地面之后，人们的生活轨迹清晰起来，有了时间，也开始有了历史。

对“时间”的发现，是人类认知天地最重要的突破口，是由动物到人的最华丽转身。先民们用智慧把自己从普通动物中完全剥离出来。据科学史家判断，这个时期是公元前6500年的伏羲时代。

我们今天手上戴的，墙上挂的，地上摆设的，叫表，钟表，它们的祖先就是那根棍子。有序跳动的秒针，就是对光影位移的生动临摹。

光阴是被一寸一寸捕捉到的，这个过程，既缓慢又漫长。

先民们观测太阳，也观测月亮。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是捕捉“时间”的两个基本点，并由此发现了天地运行的轮回规律，日、月、季、年这些概念逐一被获取到。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

四季的发现与定位要晚一千多年，已到了神农氏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后。神农氏与炎帝一脉相承，之后是黄帝，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国人的大历史由此开启。“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淮南子·俶真训》）首先被认识到的是春秋两个季节。这一时期，火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辨识出一些草药，初步认识到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区别。农耕生产是这一阶段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春种秋收，把农作物的果实带回家里，烹调出“家常饭”，告别“打野食”的日子，进入“想吃什么种植什么”的新常态，人们开始尝试着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对日月运行的细致观测中，人们锁定了春分和秋分，它们是指太阳投在地面的光影长度相同，白天和黑夜均分，先民把这种情况叫“日夜分”。接下来，又锁定了冬至和夏至，“至”，不是来到的意思，而是达到极点。冬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长；夏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短。对春夏秋冬四个节点的认定，是在神农氏时代完成的，而对四个季节变化规律的整体认知，已到了尧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这一时期，观测天象，以及计时的工具都有了科学的进步和提升，并且成立了观测天象的专职机构，任命重臣担任主官，“乃命羲和（羲与和是两大氏族首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两分两至”的最早命名，记载在《尚书·尧典》中，春分称“日中”，秋分称“宵中”，夏至称“日永”，冬至称“日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春夏秋冬，再加上天和地，被先民称为“六度”，最初的标准和原则形成了，“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中国的历史，后来以“春秋”为别名，不仅因为孔子著的那部史书（在东周时代，诸侯国的国史，多以“春秋”为名，墨子说过一句话，“吾见百国《春秋》”），还在于先民传习下来的对“春秋”两季的认知理念：春为规，秋为矩，历史是给人世间树立规矩的。

“年”和“岁”概念的形成也在尧时代，“年”和“岁”是有区别的：“年，谷熟也”

（《说文解字》），谷物从种植收获的一个寒来暑往周期为“一年”；“岁”是天文学的概念，一个节气到下一年这个节气为“一岁”。《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岁”，“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旬是计算日期的概念，古人以天干地支计时日，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时间为一旬。《尚书·尧典》中记载的三百六十六天为一岁，这个时间是经过缜密计算的。

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但这个时候，其倾听的并不是大臣和百姓的批评意见。准确地说，当国家发生了灾难，地震、瘟疫、旱涝，或者重大的军事失败时，尧亲率百官在“诽谤木”前向老天爷悔过，请求责罚。这根棍子由观天转为天问，由仰观天象到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民心，由神奇升华为神圣。

中国古代核心的政治理念——“君权天授”开始形成，天是至高无上的万物神明，人间的君主是天之子，应“法天而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

这根古老的棍子发端了中国的天文学，撬动了早期的政治学，更神奇的，它还带动了数学的产生。对影子的反复观察、计量、测定，致使天文学和数学兼容着发展。这根天文学里的棍子，贡献了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定理：棍子被称为“股”，投在地面的影子，称为“勾”，连接勾与股端点的直线，称为“玄”。“勾三股四玄五”被发现了，“勾股定理”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里已有科学表述，从这两部书的时间点上计算，也比西方早了六百多年。

光阴荏苒，两千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刘恒在即位的第二年五月诏令全国，给“诽谤木”重新定义，既保持天问，同时倾听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广开言路，废除“妖言获罪法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汉书·文帝纪》）刘恒是中国历史里的好皇帝，擅长听取不同的政见，并且实实在在地亲民爱民，即位第十三年，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富民以养国。此项政令沿袭十一年，直到他去世。刘恒奠定了汉代“文景之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汉代之所以被称为“大汉”，他是厥功至伟的人物之一。

在古代，帝王宫殿的正门广场上竖立“诽谤木”，寓意广开言路。县一级衙门口的一侧放置鼓，百姓在紧急情况下击鼓鸣冤，按规定，县官须立即升堂受理案子，但多数情况下，这个鼓基本就是一个摆设。即使是个摆设，对官员也有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对华表，也是一脉相承、自古而来的，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那根棍子。华表上方的云板，不是装饰品，是古代先民的科技发明。为了确保棍子垂直立在地面，在顶部设置云板，沿四周垂下八根绳子，如果每根绳子都无隙地贴附在棍子上，这根学名为“表”的观天计时工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个原理，启发后代木匠做出了吊线的工具——线垂，一条线绳的一端吊个铅锤。木匠手提线垂，观测物品是否垂直立于地面。

古人有多首诗写到华表，选杜甫一首、陆游两首附后：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

青鬓当时映绿衣，尧功曾预记巍巍。

玄都春老人何在？华表天高鹤未归。

流辈凋疏情话少，年光迟暮壮心违。

倚楼不用悲身世，倦鹢无风亦退飞。

（陆游《感事》）

岁晚城隅车马稀，偷闲聊得掩荆扉。

征蓬满野风霜苦，多稼连云雁鹜肥。

报国有心空自信，结茅无地竟安归？

浣花道上人谁识，华表千年老令威。

（陆游《岁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