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为什么伟大？

如果没有竺可桢校长这样一面的镜子，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竺校长提出的那些办学理念，我们似乎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也都能够做得到：会想办法延揽名师、会关心学生、会向政府争取资源……该做的也都做了，但人们似乎都不怎么买账，还是张口闭口竺校长好。

记得是2010年3月14日，我代表学校去上海参加浙江大学校友会上海分会纪念竺校长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暨史料捐赠会。为了方便那些病休的老校友，会议地点就选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两院院士陈吉余、戴立信、潘镜芙、干福熹放弃双休日的休息，赶到这里。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体弱多病，其中倪式如校友是两个儿子陪着坐轮椅来的。听着他们对往事的叙述，很多年轻人都不由得热泪盈眶。其实，作为普通的学生，人们记住竺校长的，除了那些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更多的是竺可桢长校的国立浙江大学为他们的一生带来的变化。

我们的大学，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培养具有高尚情怀和卓越能力的人才。在贵州遵义办学时期的浙江大学，被世世代代铭记的不是当时有多少科研经费、有多少篇论文、有多少奖励，而是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里，大家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不遗余力维护大学的尊严，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以竺可桢为代表的学校领导为此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这些老校友的发言，不论是像陈吉余、戴立信这样在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院士，还是杨竹亭、阿章这样在其他岗位上奉献一生的老校友，谈得最多的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竺校长居然请来了那么多载入中国科学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名家；他到处争取经费，倾学校之力建设实验室和图书馆，给他们提供了当时所能有的最好教育，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西迁时期的浙大提供给学生的，不仅是名师的学识，还有名师追求真理、不计利害、求实奉献的高尚情操。老校友们热爱浙大、热爱竺校长的全部理由，一句话，就是浙大给他们提供的精神动力和知识动力让他们受益终生。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这是竺校长最精辟的论述。今日大学的问题，并不是办学的物质条件问题，而是竺校长反复重申的师资素质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师资水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在造就和培养人才方面，教师应该具有何种素质。我们常常更多关注引进人才的科研表现，承担过多少项目，有多少论文，获过多少奖励，等等。而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所关心的是教师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他的学术水平是否足够胜任教学？他的精神境界是否合乎教育的要求？这是两条最高的标准，是关于教师素质的质的规定性。其他诸如是“土鳖”还是海归，在行内名气大小都不是主要的。

竺校长看重的教授，几乎都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素质，一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品质，对科学有信仰，不是急功近利、蝇营狗苟之辈。典型的如束星北先生。当时的浙大有多少这样的教授，不求名不求利，沉浸在追求真理的事业之中，以自己对科学的极大热诚感染和引领着学生的人生追求和知识趣味！

竺校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身处云遮雾障的复杂情境以及山穷水尽的恶劣条件下，仍然恪守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这一大学的根本职责，为此殚精竭虑，东奔西走，争取一切必要的支持，甚至为此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吸引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到遵义，来到湄潭，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创造了浙大历史上的辉煌。

今天的校长们，需要重新确立的是对大学根本职责的认识。大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拓展，从早期的养育人才，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再到社会服务，其办学内容和工作空间都在不断拓展，这是大学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大学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这是任何其他的机构所不能替代、无法履行的职责。大学校长的职责就是为培养好学生创造一切应有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延揽名师、留住名师，为他们教书育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一个校长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合格，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