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二吉子

帮蚂蚁运粮

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当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区去劳动改造。

坐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我又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荞麦峪。村里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我沿路拐过弯，才看见一个人，他蹲在路边，头低着，凝神不动。我走过去，向他打听党支部办公室，他抬起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发现他正关注的，是一大片匆忙奔走的蚂蚁。这时正阴云密布，马上会有一场大雨，蚂蚁们在忙碌着搬运一堆食粮。那人像是和它们一样着急，眼睛注视着它们来往的奔忙，不时地用一根树枝帮助它们把麦粒往洞口推。

我有些好奇了，同时也需要等他指路，便立在一边，观看他和那群蚂蚁的操劳。

蚂蚁的搬运终于结束，他也立起身来。我看见他宽宽的粗糙的黑脸膛，显得眼睛很小，但是他身材魁伟，手大脚大，人便显得英俊。从他微微向后驼起的脊背上，能看出他40岁上下的年龄。他穿一身黑布衣裤，一块白毛巾包住剃光的头。跟那一带所有的农民一样，他腰里缠一根草绳，上面别一个短旱烟袋。

听说我找村党支部，他上下打量着我，好像在询问，特别是留意我背上的行李。我便说一句：“我是来报到的。”他“哦——”了一声，再说了一个字：“走！”便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边摆一摆头，示意我跟着他。带我到村支部门前，他用手一指，便转身走开。

“踩王八”的孩子

几天后，我和十多个老乡一起在山脚下一片旱地里锄苗，早春天气，有人还穿着棉衣。忽然传来一阵“救人哟！”的叫喊。原来，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一个池塘里“踩王八”（用脚在水下的烂泥中踩，冬眠未醒的野甲鱼藏在泥里，踩着它时，便可以捉到。一只能卖两三块钱）。其中一个的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水已没过他的肩头，其他几个孩子爬出池塘在大声地求救。

当我们听到叫声还在发愣和犹豫的时候，只见一个人从村里奔出，冲向池边。我看出，就是那天帮蚂蚁搬食和给我带路的人。他顾不得脱衣裳，只一把掀掉头上的毛巾，便跳进水里，扑到那孩子身旁。他把孩子托出水面，推向浅处，自己的两脚却陷入烂泥中，又没人敢下去帮他。只见他独自在池塘中挣扎了很久，几次倒入水中，又伸出头来，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又再挣扎一会，才脱离危险。

他爬上岸，冻得直打哆嗦，躺在地上喘息。我和其他许多人这时已经跑到池边，围在他身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娃呢？没事了吧？”

我对这人感兴趣了，打听到他的名字叫二吉子，但是我不敢去和他交往，那几年里，像我那样的“政治黑人”，都不敢主动接近别人。而对二吉子，除这种心情之外，我还另有几分敬畏。我听说他是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是一个游击队分队长，立过许多战功。

我开始悄悄留意他。

每天下工时，他总是冲在前边，不跟别人说闲话，一个人扛着个锄头往回走，大声地着唱歌。他会唱几百首解放区的歌，有时，在地里干活歇息时，别人吆喝几声，他也会唱一首给大家听。

谁家锄柄断了，谁家炕漏了，谁家粪桶脱箍了，只要上工时给他说一声，一下工，他就会去给人家修。有一次在地里，我的锄头脱落了，也是他不吭声地走过来，给我装好，在地边的石块上砸紧，又自己锄几下试用过，再交给我，又不吭声地走开。

一天在地里，一个老乡告诉我，二吉子是村里是能人，样样活都会干。他还有一种人人羡慕的手艺：会做柿子醋。太行山一带，人人爱吃醋，太原和石家庄的柿子醋名气很大，其实都是太行山里出产的。并不是每个山里的农民都会做，二吉子不知怎么就学会了，每年秋后，他一家家去帮着做，还要带上自己的醋麴子，从不收人家的钱。

他和孙寡妇

每次地头休息时，要是那块地离二吉子的屋子近，他准会提一壶开水来给大家喝，或是取一大瓢他从山上采来的野黑枣给大家吃。不是我们在城里南货店买的那种黑枣，是一种风干的，类似柿子的小小的东西，很好吃的。

往往是，大家一边吃着他的黑枣子，一边拿他开玩笑。这时有人会说：

“二吉子，你那年背上山的人，要是个团长啥的，现在你早就到北京去享福啦！”

在那个县里有一位老妈妈，当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曾经把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团长背去藏在山里，救了他的命，老妈妈因此被称作“子弟兵的母亲”，解放后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享受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二吉子做过像她一样的事，只不过他救的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

这时二吉子会回答说：

“人家享福有啥不好呢？”

有人好几次地对他说：

“我昨天见你在孙寡妇家自留地里浇水啦，薅草啦！”

他都是这样回答：

“我住人家屋，该帮人家做嘛。”

这时另一个人会说：

“二吉子，你咋不跟孙寡妇成亲呢？”

他的回答就会是：

“你胡说个球！”说完就去干活，不睬人家。大家一阵哄笑，也就跟上他去干活了。

通过这些地头的闲聊，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二吉子的事。不仅知道了他许多打鬼子时的光荣事迹，我还知道，他从他哥嫂家搬出来，一个人住在村边上一间独立的破屋里。有人说，他是让嫂子给赶出来的，嫂子嫌他吃得多，一顿要吃五六个包谷面饼子，还要吃几碗菜。又有人说，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躲他嫂子，他自己要搬出来的。他四十多的人了，找不到个女人，都因为嫂子老是缠住他。他住的那间屋是孙寡妇的，寡妇愿意把屋子借他住，不收他房钱。寡妇拖两个孩子，日子艰难，二吉子住她的房，帮她种自留地。还给她挑水，为她做许多家务活。他哥大吉子家有一院房，里面空着好几间，他搬出来住了，可还是天天一大早都回去给家里挑几担水，把院子打扫干净，把那个小侄子抱一会。他哥那年造屋上梁时跌断了腿，成了半个废人。还有人说，他嫂子凶得很，他跟他哥都怕她……

每当别人扯到他家里的事情时，二吉子总是说一句：“你胡说个球！”然后走开，或是把话题引到别出去，并不和人家计较。

“你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亲眼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被二吉子从池塘里救出来的那个名叫狗娃的孩子的母亲，一个大约30来岁、满脸疤痕、又矮又小的女人，有一天，当我们在地边休息时，一摇一摆地走来，当着我们十几个人的面，公然地、大言不惭地对二吉子说：

“你要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们大家和二吉子都不知她是啥意思。她自己才继续说下去：

“俺娃说啦，那天他脚底下踩到一只好大的王八了，是你把他拉开，才没捉到手。你咋不该赔俺？”

一听这话，我们十几个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一位年长些的老乡先开口，他说：

“狗娃他娘，人家救了你娃一条命，你咋就不说啦？”

那女人说：

“那王八跑了呀。不是他把俺娃拉走，不就捉到手啦？”

在场的人笑过以后，忍不住七嘴八舌地骂起那女人来，有人话说得好难听（比如说：“你家炕上不就有一只？你自己养的啦，你回去捉呀！”等等）。还是二吉子出来打圆场。他把那女人引到一边，不让她被一伙人围攻，好言好语地对她说：

“我赔！我赔！我赔你一只王八。”

他把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送到地头上，请她走开，免得她听到那群人说出的更难听的话。那女人还是不肯走，他再说：

“赶哪天，我下池塘去踩一只大王八给你，还不粘吗？”（“不粘”就是“不行”的意思）

有他这句话，那女人才肯走。

后来二吉子几次去她家看望孩子，送两只大南瓜给孩子吃。他是不是真的下池塘给那女人踩过王八，我不知道。而他自己因为在水里泡得太久，生一场病，那女人却没来看望他。

我和他接近了

我暗中欣赏二吉子，但是“自惭形秽”，不敢去接近他。

有一天，下工时，他唱起那支游击队的队歌：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我正走在他身边，不知不觉地随他唱起来：“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他转头望望我，非常高兴，再大声地唱，示意我跟他一起唱：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两人的歌声在山沟里回响，老乡们的喝彩声使我们越唱越有劲，我们二十多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有唱，非常开心，好像是一支刚刚打完胜仗归来的斗志昂扬的队伍，一天的疲劳忘去了很多。我在那一时间竟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异类。二吉子亲切地和我肩并肩走着，大声合唱着，我们迎着嫣红的晚霞往回走，他从路边地里摘两个嫩茄子，用指甲卡去皮，递给我，还教我怎样吃。

那以后，我不像原先那样不敢接近他了。有机会跟他干活，我会很高兴。有好几次，他干活需要下手，他都挑选我。他认为我干活认真，肯出力气。许多人一起下地时，我往往会选择一个靠他近些的位置。

“他样样知道。”

一天下午，我和二吉子，还有另外七八个人，在一处大山沟的口口上干活，头顶是灼热的烈日，远处山尖上漂浮着浓云，那边一定在下雨。我心里暗想，这雨要是下在这里，该有多好。但是那片雨云离我们至少也有几百里。我只能顶着骄阳埋头干活，不再去妄想。而忽然间，二吉子大喊一声：“大雨来啦，快跑！”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以为他是在和大家开玩笑。我把锄柄头撑在下巴上，立在那里不动，仰望着朗朗的青天。但是人们却都跟上二吉子扛起锄头大步地往村里奔了。一个老农见我呆立不动，走过来，一只手扯扯我的衣襟，一只手指着山沟深处对我说：

“你听！”

“听什么？”

“你听呀，仔细听！”

忽然我听见了，真是神奇！从那山沟深处，一股明显的、低沉的、稳重而又有力的呼呼声正冲我们涌来，这平日里静悄美丽的山谷，竟会发出这样雄浑可怕的声响来。原来山谷也是有生命的啊。

“这就是雨呀，好大的雨！”

他说着便一把拖上我就跑。边跑边对我说：

“俺们早先也不懂这个，二吉子教俺们的。他样样知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跑进村，大雨已倾盆而降。二吉子家在村边上，大家就全都躲进了他的那间屋。他拿黑枣子给大家吃，烧水给大家喝。大雨下个不停，我们围坐在他的炕上炕下，扯起闲话来。那个拉我一起往回跑的老农对我说：

“你们知识分子懂科学，俺们庄户人也懂科学呢。二吉子啥都懂，他就是俺们庄户人的科学家！”

二吉子被这位老农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叫他不要说，而这位老农和别的人反倒说得更多，他们抢着告诉我二吉子在村里为大家做过的“科学”事。什么改耧呀，浸种呀，给棉花“脱裤子”呀，果树嫁接呀……许多我都不懂，只是从他们的话里体会到，大家都佩服二吉子和他的“科学”。大家正聊得热烈，忽然二吉子对我发问：

“老王，你是大知识分子，你说说，俺们刚才干活的那地方，要是装上个风力发电机粘不粘？”

他倒是把我给问住了。我不懂，无法回答。见我发愣，二吉子继续说下去：

“我是说，俺们刚才回来的那地方，正在风口上，那下雨的声音，就是随山沟沟的风传出来的，那里成年都有风，我寻思，可以利用那股子风力呢。”

我也像别人一样佩服他了，但是我答不上他的话，因为我一点也不懂。他继续对我说，还拿根小木棍边说边在地上画：

“你看，这样的。”

他在地上画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画一个有三个叶片的东西，我还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四十多年以后，2001年，当我站在美国洛杉矶市郊外，落基山脉的一个山谷开口处，看见那一排排成百上千座三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在迎风运转时，我立刻想起当年二吉子问我的话，想起他那天在地上画的那幅画。我在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不知他当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而更让我心中黯然的，是我早已不知道二吉子人在哪里，更是不知道他是否建成了他的风力发电机。

“你咋好说老王呢！”

我到荞麦峪的几个月以后，下放干部的领导认为我和农民之间相处得太好，是模糊了阶级关系（他们是劳动人民，我是资产阶级右派），认为很可能是我用什么假象蒙蔽了群众。他们决定开全村大会宣布我是个右派，剥削阶级分子，跟地主一个样，要大家来监督我，帮助我改造，同时也防止我搞破坏。

开过宣布大会的那一夜我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心里好难受，简直不敢往地里走，不知道一同干活的老乡们会怎样对待我。

我晕头晕脑地和大家一起锄苗，那竿七八尺长的大锄很不听使唤，一不留意，一溜四五棵山芋苗都被我铲断了。我发现自己惹了祸，正不知所措时，在我右边锄苗的名叫傻子的青年农民已经大叫起来，他说：

“老王，你咋搞的！你把苗锄咧！”

他这一叫吓坏了我，万一人家认为我是在破坏生产，那我有嘴也说不清。昨天刚刚宣布了我的坏人身份，今天我就搞破坏，这还了得。

我吓得心慌意乱。还好那天一同锄山芋苗的三四十人，排成一大行，一人锄一垄，我排在靠东头，而我们的下放小组长排在最西头，傻子的喊叫声他没听见。

就在这一刹那间，排在我左边的二吉子丢下锄头，跨过我的田垄，扑到傻子身旁，一把把傻子的嘴捂住，又急又气地说：

“你咋好说老王呢！”

傻子其实不傻，他立刻领会了二吉子的意思，对我抱歉地笑笑，回身去把我锄掉的苗用土掩盖住。大家像没事一样，继续干活。

地头休息时，我见二吉子和另一个老乡把傻子叫到一旁，像是在开导他，傻子边听边点头，像是在认错。继续锄苗时，我有时动作慢了，落在人家后边，傻子会伸过锄来帮我搂几锄，让我赶上。

我们是好朋友了

这以后，我和二吉子更多接近了。

每天早上我往往都是先到他的土屋旁，和他一同唱着歌下地去。有我陪他唱，他唱得更欢。他刚刚唱起：

“农工商学兵，大家一条心……”

我马上就接着唱：

“不分男女性，合力奔前程……”

然后两人一同唱：

“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的主人……”

他像是要考考我，马上又唱起另一首歌：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我便立刻接下去：“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我们再合着唱：“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原来他唱的歌中有不少恰好是我在抗战初期上小学时老师教的歌。他问我：“‘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你会唱吧？”我说：“会！”他再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会不会？”我说：“那当然会，谁都会！”他问了许多歌，我都会。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这以后，他总是挑选我和他一同干活。这些活往往都是带技术性的，比如打坯，盘炕，播种，补渠等等，跟他做，我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也满意我的配合。他把着手教我干农活，让我能挣到更多的工分。工分是我劳动和改造成绩的指标，对我是否可以摘帽子有很大作用，二吉子显然知道这一点。

我们两人每天都见面。我一有空闲，就去他的破屋里坐坐。虽然两人不说什么话，一块儿坐坐也很舒心。我每回到他屋里，他都会把他的醋坛子打开，让我闻他珍藏多年的陈醋散发出的香气，还叫我喝两口，说是能治百病。

孙寡妇和他的嫂子

二吉子的确对孙寡妇很好，寡妇家的力气活都是他来做。无论吃的用的，他自己稍为多有点，都会悄悄给孙寡妇送去。上山打柴草，他往往是肩挑一担，手上再提一捆，路过寡妇门前，顺手往地上一扔。两家自留地的菜实际是他一个人在种，收来的菜，他挑好的都给了寡妇，自己留差的。一年到头，山上的马兰头、野苋菜、山核桃、红枣、黑枣、花椒、柿子，凡是他弄到的，都会叫寡妇的女儿拿一些回去。寡妇也真心实意对待他，做点细致的饭食，比如秫米面豇豆糕，或是端午节裹的粽子，也都叫女儿悄悄给二吉子送过来。二吉子的衣裳被褥都是她洗。这件事情上，他俩有一套默契的办法，二吉子脱下脏衣裳，往门口一挂，自然会洗干净了再放回来。但是他俩很少见面和说话。这是为什么，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他嫂子在作梗。只要嫂子发现任何他们来往的形迹，她都要冲着寡妇的屋子，指桑骂槐地喊些难听话。孙寡妇为人柔弱，也腼腆，斗不过这个凶嫂子，只能躲着她。有一回，寡妇在池塘边给二吉子洗衣裳，让那个凶嫂子看见，她当着许多一同洗衣裳的女人家的面，恶狠狠地质问寡妇说：

“你这是给谁洗的衣裳？你说，你敢说吧？”

寡妇真的不敢说。她低着个头，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那张清秀的脸羞得通红，眼角上的鱼尾纹显得比平时更清晰。她甚至不敢再继续搓揉手中的衣裳，只是一动不动、不知所措地蹲在那里，一只手不时地向后梳拢着垂落下来的、乌黑油亮的头发。

那位嫂子得寸进尺地指着寡妇低垂的头，高声对周围的人们说：

“你们大家都来看呀，这个不要脸的骚货给她偷来的野男人洗衣裳！”

孙寡妇被她逼得呜呜地哭，用手中的湿衣服抹脸上的泪水。

这位凶嫂子没有料到，她的蛮横激起了公愤，一个小媳妇跳出来帮寡妇说话，她指着这位凶嫂子的鼻子尖说：

“你才是骚货呢！谁不知道，你男人的那个东西没用了，你就打你家小叔子的主意，还不准小叔子跟别人好！”

这一顿揭发式的臭骂真把这个凶嫂子给治住了，结果不是瘦小的孙寡妇而是这位肥大的嫂子败下了阵，她急匆匆地逃走了，从此再也不敢到那池塘边上洗衣裳。她或许的确是心里有鬼。

其实，二吉子完全可以和孙寡妇自由恋爱和结婚，但是那时在太行山区，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首先是孙寡妇，她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我几次想要把这话对二吉子说，劝他说服孙寡妇，大胆地捍卫和争取他们两人的幸福，他都不接话茬，明明是在躲闪，我也不便多说。

两只猪獾

一天清早，下着大雨，不需要下地干活。我正摊开纸想要向领导写定期的劳动和思想汇报，二吉子来敲我的窗，叫我到他的土屋去。一进门，我看见他炕前地上摆着一大一小两只好肥的湿淋淋的东西。尖尖的长嘴，一身黄褐色带白斑的毛，把我吓一大跳。仔细一看，是两只淹死的猪獾。

他兴奋地告诉我，天亮时他听见，他家墙外水井边有胡噜胡噜的声音，他去一看，是两只猪獾爬在井边上。那井原本很浅，一下雨就更浅了，那两只獾子正把头伸进去喝水。他悄悄奔上去，用一根扁担猛力地打，两只獾掉进了井里，不多久就淹得不能动弹了。他费好大事才把它们捞上来。拖回家中。足有七八十斤肉，还有两张好皮。

“你摸，还有热气呢！”他兴奋地对我说。

他一个人无法处理，要我帮忙。我在1949年解放军围北京城时候，曾经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杀过野狗，剥皮吃肉，这个经验正好用上。便和他两人动起手来。

我们先在房梁上吊两根粗绳，把猪獾挂起，趁热放了血，然后磨利菜刀，我就来剥皮，由他开膛冲洗和掏肚肠。两人忙了整整一个上半天，整出两张皮和一大堆獾肉来。还有两副肥肥的下水。他把一副下水和一只腿拿去给哥嫂，又切一只腿和一块好肉悄悄给孙寡妇送去，叫我也切一只腿带回家交给我落户的大伯家。

还余下好大一堆肉，我问二吉子：“咋办？这么多的肉。”

“扛到队里去给大家吃！”他说着就找麻袋准备装肉。

这时他那牛高马大的嫂子忽然一阵风地扑进他屋里来。听说他要把獾肉送到队里，嫂子好生气，也不顾有我这个外人在旁边，就开口大骂。她骂二吉子是头蠢驴，自己东西白送人。她要把肉拿去，她说，煮熟了，到集市上能卖几毛钱一斤。

二吉子不同意。他说：“队里人一年到头见不上个肉星星，还不该都尝一尝？”他嫂子说：“獾是野物，又不是队里养的！”而他说：“那井总是队里的吧，我是从井里捞来的，应该归大家！”

嫂子干脆不理他，把肉塞进麻袋里，扛上就走。临出门还把准备让我拿给我大伯的一条腿也提上，又问他：

“咋的还少一条腿？你给孙家寡妇吃了吧？那个臭婆娘，狐狸精，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

嫂子走后，我俩相视无言。两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女人家。二吉子闷声坐在炕沿上。我正准备找话劝慰他，他却嘻嘻一笑，说：

“女人家就是女人家，那心比粒芝麻小！”

想想又说：“算啦，叫她去卖吧。她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个钱。”

二吉子跟我两人一同把剩下的一副下水提到我的大伯家，大娘把它洗净煮熟了，留二吉子一起饱饱地吃了一顿。他得到两只猪獾，也就吃到这一点。

当天下午，他去城里中药店买来一大包五倍子，熬一锅浓汤，把两张獾皮泡起来，过几天捞出绷平、刮薄，晾干以后就成熟皮了，软软的，能铺炕，一张嫂子拿走了，一张大约是给了孙寡妇，没见他自己用。

嫂子把肉拿去，当真煮熟去卖了，得到几十块钱，成了左近几个村子的大新闻。嫂子一块钱也没给二吉子。

人家问他：“你身上也没个钱，咋不去要一点自己花？”

他说：“叫她花去吧。她说给俺哥治病要花钱。”

人家又问他：“你是有名的大肚汉，口粮不够吃，为啥不自己留些獾子肉？”

他说：“我有办法吃饱的！”

这天下工时，我特意问他：“你真的能吃饱吗，哪来的吃食？每个人分给的口粮都是二百多斤，可你比别人吃得多呀？”

看我真是不知道，他说：“靠山吃山呀。哪天我带你去看。”

我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从山上得到食物的。我猜想，他是去山上打猎吧？……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他对我说：“明天你们下放的人休息，是吧？你早上到我这来，我带你上山去！”

上山摘南瓜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他的平顶土屋里。

他已经备好两副扁担草绳在等我。我一到，两人便出发上山。太行山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层山，而是山连山，山重山，爬上一座山，抬头一看，前面还是山，望不见边的大海一样的、连绵不绝的、波浪起伏的山。头顶上的天蓝得诱人，一片云也没有；山坡上下的树丛红是红、绿是绿的；已是晚秋，草地开始在泛黄；不知是什么鸟，叫得真好听，啁啁地几声，就在静悄悄的山沟里隐没了。我觉得，这真是个人间仙境。

我和他两人一连翻过五六道坡，走进没有人迹的荒山野岭里。他对我说：

“这地方我熟得很。那年我们在这消灭过一个排的鬼子兵呢！”

说着他爬上一处小坡，拨开没膝的山草，一弯腰，像变戏法一样，就从草丛中摸出一只扁扁的、圆圆的、金黄色的大南瓜来。足有十来斤重。我正在惊奇，他向前跨几步，又摸出另一只来。

他把两只南瓜交给我，自己爬到另一片坡上，又摸出两只瓜。他把瓜放在坡下小道边，我紧随他走进一道小山沟，他又在那里的半坡上摸到五六只。也有他看准了却找不到瓜的地方，他说，是给野物吃了。就这样，我和他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摘到三十几只大南瓜。捆成两大挑，兴高采烈地往回走。

我们边走边唱，他唱一句“挖战壕，送子弹”，我就接一句“抬伤兵，送茶饭”，我们再一同合唱：“我们有的是血和汗哟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哟嗨！……”那种舒畅心情是我在城市里当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体验到的。

我问他收完没有，他说：“还有呢，今天挑不动了，过些天再来。”

原来每年一开春，他都要来这里埋上几百颗南瓜种。他会找坡上那些山泥厚、能积水的小洼地，一种准活，也不需要照管，只要每年换个地方就行。他说这是当年他们打游击时储备口粮的一个重要办法。

我问他：“别人知道这个办法吗？”

他说：“俺们村人人知道。鬼子在的那些年，都上山来安瓜的。”

他还说：“‘要发家，多安瓜！’嘛。不能向政府伸手要吃的呀。”

“安瓜”就是种南瓜的意思。

大自然对于人类是慷慨的，二吉子和荞麦峪的老乡们没有辜负大自然的赐予。然而，为什么二吉子他们到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口粮，还得要用这种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代的办法来吃饱肚皮？这我就说不清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清晰地记得那天和二吉子进山摘南瓜的情景。

大闹展览会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人民公社。荞麦峪也在响应上级号召，大搞农业技术革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村党支部书记刘子堂想出个鬼点子：把麦草烧成灰，再拌些山芋粉，装在一只墨水瓶里，拿去给公社领导看，说是造出了化肥。领导非常高兴，叫再多做些，还要“把数目字往大里闹闹。”刘子堂就叫人再造出一大瓶子送上去。还写了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成分和肥效说明书。数目字嘛，则按照领导要求，说“已经造出三万斤”。

这还不够，他又叫人把秋后拔下来的老南瓜藤蔓泡在石灰水里沤烂，把余下的筋丝漂洗干净，用红绸带扎成一大束，送上去，说是荞麦峪发明了新型的“人造纤维”。

这两样发明创造被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县里“农业技术革命成就展览会”的展台上。还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登在省报上。让刘子堂大大地出了风头。

是我多嘴，我去县城看展览会时，听别的下放干部窃窃私语地说到这“化肥”和“人造纤维”的奥秘，当天晚上在二吉子家跟在他闲聊，就对他说了。谁料到，第二天一早，二吉子便跑到县城里，他要去当众揭穿这两件虚假的“成就”。

他风风火火地冲进展览会场，一把揪断围住荞麦峪展台的绳子，先把那捆用红绸子扎住的“人造纤维”捏在手里使劲一阵搓，马上就把它搓成一堆长长短短的碎渣子，让大家看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纤维”；然后，他又从那个刘子堂装“化肥”的玻璃瓶里抓一把出来，叫所有围观的人一个个都来看过，闻过，用嘴尝过，叫他们都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化肥”，而是麦草灰拌山芋粉。大家一阵哄笑，整个展览会场被他搅得乱烘烘的。几个管理人员跑来把他赶走，才恢复了秩序。

这件事让县领导非常恼火，但是很难说二吉子有多大的错。倒是刘子堂为此吃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差点丢掉了他的官位。

二吉子还做过两件像这样的“不识时务”的事。

大炼钢铁需要原料，刘子堂要全村每家都把铁锅砸烂交出来，他说：“在家烧火做饭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化，复辟小农经济，破坏大炼钢铁运动！”家家都砸烂和交出了铁锅，就是二吉子一个人不肯砸也不肯交。他说，他不相信用那种土炉子能把破铁锅炼成钢。刘子堂自己动手去他家端走他的锅，他又一把抢回来。

公社领导要求各村的土地一律深翻至少三尺，种子地和示范田要翻一丈二。这明明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把地表熟土都翻到地下，不仅不能增产反倒会减产。当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奉命翻土时，二吉子却站在地头做反宣传，他告诉大家，这样胡来，明年会没有粮食吃。他大声痛骂刘子堂。说他只想拍马屁，不顾全村人的死活。

刘子堂则反骂二吉子是破坏“三面红旗”。但是他拿二吉子没有办法，因为村民们虽是不开口，其实心里都同意二吉子的话。

有人对他怀恨

刘子堂平时就讨厌二吉子，嫌他意见多，好管闲事。这几件事让他对二吉子更是怀恨在心。他找机会给二吉子苦头吃。

正好办食堂没有燃料（一家一户烧饭，可以利用各种柴草和废物烧火，而大锅大厨就得用整批的燃料，这是当年全国农村大办食堂时普遍遇到的问题），刘子堂便派二吉子赶上队里唯一的一头骡子，翻过太行山，去山西省运煤。来回四天，只能住一夜的客店，口粮不增加，工分也不多记，这是谁也不肯干的苦差事。但是二吉子并不因刘子堂的恶意而拒绝不干。他毫无怨言地把这件关系全队每日三餐的苦差事承担下来，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中间没休息过一天，把他一个四十来岁的精壮汉子累得黄皮剐瘦，但他仍是一句抱怨也没有。

倒是那头骡子不争气，连续跑了几十天山路就不行了。由于过度劳累，一天，他们回程时，已经走到村后的山坡上，那骡子一脚踩空，跌下山沟摔死了。刘子堂硬说骡子是二吉子害死的，说二吉子自己不想干，就故意把骡子弄到沟里。他要给二吉子扣上破坏人民公社的罪名，只是由于党支部大多数党员的反对，才没有得逞。

批斗和吊打

已是深秋，荞麦峪因为成天搞各种各样的“运动”，耽误了收获，还有许多山芋地没有开挖，眼看要烂在地里。不知是谁向刘子堂献出一条“快速高效收山芋”的妙计，不用锄头挖，而用犁头犁。说是收一亩地可以省几天时间和几十个工，刘子堂认为这又是一个让他向上邀功的机会，他给全村做动员报告，大声地胡言乱语地说：

“俺们村发明的这个‘快速高效收获法’，是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的成果！俺们这样做，正是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超英赶美，争分夺秒，真正做到‘一天等于二十年’！俺们荞麦峪就是要走在全县、全省、全国农村的最前面！……”

但是刚开始干了一天，大量成熟的山芋就被丢弃在地里，真正收回来的，连被犁头铲破的，不到三分之一。村里的人敢怒而不敢言。

又是二吉子一个人出来反对刘子堂。他一气之下，连夜去白天犁过的一块山芋地里再挖一遍，挖出几担山芋来，堆在食堂门前，让全队人人都看见。

二吉子是想以此迫使刘子堂停止那个已经向上级汇报请功的“革新”，但是却大大地激怒了这位领导，也让他终于找到一个整治二吉子的借口。

这位领导和他的几个亲信召集一个大会，他当众宣布说，二吉子摆出的山芋是从别处弄来的，根本不是他们没有挖净留在地里的；说二吉子弄虚作假，目的是打击领导威信，是他自己想夺权；说他一贯反对三面红旗，破坏荞麦峪的“大好形势”；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他们派两个人去，要把二吉子带到食堂前的场子里“批斗”，但是二吉子身体壮实，力气大，他们把他没办法，便又叫了五六个人去，把二吉子五花大绑起来。二吉子大声地抗议和挣扎，他们捂住他的嘴，后来干脆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一个刘子堂的狗腿子还用很粗的木棍子狠狠地打他……

奉命围观的人都很驯服，没有一个敢出头为二吉子说话。和我一同在荞麦峪下放的几个不是右派的好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们不便介入村里的事情，也不愿得罪刘子堂。我当然是没有资格说话。这几个人知道我和二吉子的友谊，他们特意告诫我，不许我再去找他。

第二天，我接到把我调离荞麦峪村的通知。要我当天下午就离开。

离别

我非常想要和二吉子见上一面，宽慰他几句，并向他告别，但是人家不准我去。我知道二吉子正躺在他的炕上养伤，我背上我的行李离开荞麦峪时，故意绕道从他那间破屋边走过。我大声地唱：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当我正走到他的窗前时，我听见，他在屋里呼应着我：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这时，他的房门呀地打开一个缝，我从门缝里看见孙寡妇矮小的身躯，她把头伸出来，睁着她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我微微地点一点头，又缩身回去，把门关上。我知道，一定是二吉子让她这样做，为的是让我晓得，有人照顾他，让我放心。

我面对他的窗子立住不走。立刻，我又听见他在屋里高声地唱起：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最后那“灭——亡！”两个字，他唱得特别高亢，就像在呼喊。

我知道，二吉子还是二吉子，他没有向刘子堂一帮人屈服。他以后还会像从前一样顽强地活下去，继续和一切他认准的敌人斗争到底。

我背着我的行李走出了荞麦峪。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朋友二吉子。我到另一个村子以后不到两个月，又被调到另一个县，易地改造。我从此离开了太行山区。

我竟然没能和二吉子再见上一面。

我竟然没能和我的朋友二吉子再见上一面，这成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也许就是终生的遗憾。

今天，我把我对二吉子的思念暂且寄托在这篇短文里。我应该为二吉子写一本厚厚的传记才是。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辽阔土地上，有多少个像我的朋友二吉子这样的普通的真正的人啊。为他们写传记还不够，真应该为他们每一个人树立一座黄金铸造的雕像。虽然在当今许多人的眼睛里，他们只不过是等同于这片土地上的一粒粒尘埃……

2002年4—5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