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朋友二吉子

人海漂浮散记 作者:智量 著


我的朋友二吉子

帮蚂蚁运粮

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当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区去劳动改造。

坐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我又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荞麦峪。村里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我沿路拐过弯,才看见一个人,他蹲在路边,头低着,凝神不动。我走过去,向他打听党支部办公室,他抬起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发现他正关注的,是一大片匆忙奔走的蚂蚁。这时正阴云密布,马上会有一场大雨,蚂蚁们在忙碌着搬运一堆食粮。那人像是和它们一样着急,眼睛注视着它们来往的奔忙,不时地用一根树枝帮助它们把麦粒往洞口推。

我有些好奇了,同时也需要等他指路,便立在一边,观看他和那群蚂蚁的操劳。

蚂蚁的搬运终于结束,他也立起身来。我看见他宽宽的粗糙的黑脸膛,显得眼睛很小,但是他身材魁伟,手大脚大,人便显得英俊。从他微微向后驼起的脊背上,能看出他40岁上下的年龄。他穿一身黑布衣裤,一块白毛巾包住剃光的头。跟那一带所有的农民一样,他腰里缠一根草绳,上面别一个短旱烟袋。

听说我找村党支部,他上下打量着我,好像在询问,特别是留意我背上的行李。我便说一句:“我是来报到的。”他“哦——”了一声,再说了一个字:“走!”便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边摆一摆头,示意我跟着他。带我到村支部门前,他用手一指,便转身走开。

“踩王八”的孩子

几天后,我和十多个老乡一起在山脚下一片旱地里锄苗,早春天气,有人还穿着棉衣。忽然传来一阵“救人哟!”的叫喊。原来,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一个池塘里“踩王八”(用脚在水下的烂泥中踩,冬眠未醒的野甲鱼藏在泥里,踩着它时,便可以捉到。一只能卖两三块钱)。其中一个的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水已没过他的肩头,其他几个孩子爬出池塘在大声地求救。

当我们听到叫声还在发愣和犹豫的时候,只见一个人从村里奔出,冲向池边。我看出,就是那天帮蚂蚁搬食和给我带路的人。他顾不得脱衣裳,只一把掀掉头上的毛巾,便跳进水里,扑到那孩子身旁。他把孩子托出水面,推向浅处,自己的两脚却陷入烂泥中,又没人敢下去帮他。只见他独自在池塘中挣扎了很久,几次倒入水中,又伸出头来,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又再挣扎一会,才脱离危险。

他爬上岸,冻得直打哆嗦,躺在地上喘息。我和其他许多人这时已经跑到池边,围在他身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娃呢?没事了吧?”

我对这人感兴趣了,打听到他的名字叫二吉子,但是我不敢去和他交往,那几年里,像我那样的“政治黑人”,都不敢主动接近别人。而对二吉子,除这种心情之外,我还另有几分敬畏。我听说他是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是一个游击队分队长,立过许多战功。

我开始悄悄留意他。

每天下工时,他总是冲在前边,不跟别人说闲话,一个人扛着个锄头往回走,大声地着唱歌。他会唱几百首解放区的歌,有时,在地里干活歇息时,别人吆喝几声,他也会唱一首给大家听。

谁家锄柄断了,谁家炕漏了,谁家粪桶脱箍了,只要上工时给他说一声,一下工,他就会去给人家修。有一次在地里,我的锄头脱落了,也是他不吭声地走过来,给我装好,在地边的石块上砸紧,又自己锄几下试用过,再交给我,又不吭声地走开。

一天在地里,一个老乡告诉我,二吉子是村里是能人,样样活都会干。他还有一种人人羡慕的手艺:会做柿子醋。太行山一带,人人爱吃醋,太原和石家庄的柿子醋名气很大,其实都是太行山里出产的。并不是每个山里的农民都会做,二吉子不知怎么就学会了,每年秋后,他一家家去帮着做,还要带上自己的醋麴子,从不收人家的钱。

他和孙寡妇

每次地头休息时,要是那块地离二吉子的屋子近,他准会提一壶开水来给大家喝,或是取一大瓢他从山上采来的野黑枣给大家吃。不是我们在城里南货店买的那种黑枣,是一种风干的,类似柿子的小小的东西,很好吃的。

往往是,大家一边吃着他的黑枣子,一边拿他开玩笑。这时有人会说:

“二吉子,你那年背上山的人,要是个团长啥的,现在你早就到北京去享福啦!”

在那个县里有一位老妈妈,当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曾经把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团长背去藏在山里,救了他的命,老妈妈因此被称作“子弟兵的母亲”,解放后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享受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二吉子做过像她一样的事,只不过他救的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

这时二吉子会回答说:

“人家享福有啥不好呢?”

有人好几次地对他说:

“我昨天见你在孙寡妇家自留地里浇水啦,薅草啦!”

他都是这样回答:

“我住人家屋,该帮人家做嘛。”

这时另一个人会说:

“二吉子,你咋不跟孙寡妇成亲呢?”

他的回答就会是:

“你胡说个球!”说完就去干活,不睬人家。大家一阵哄笑,也就跟上他去干活了。

通过这些地头的闲聊,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二吉子的事。不仅知道了他许多打鬼子时的光荣事迹,我还知道,他从他哥嫂家搬出来,一个人住在村边上一间独立的破屋里。有人说,他是让嫂子给赶出来的,嫂子嫌他吃得多,一顿要吃五六个包谷面饼子,还要吃几碗菜。又有人说,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躲他嫂子,他自己要搬出来的。他四十多的人了,找不到个女人,都因为嫂子老是缠住他。他住的那间屋是孙寡妇的,寡妇愿意把屋子借他住,不收他房钱。寡妇拖两个孩子,日子艰难,二吉子住她的房,帮她种自留地。还给她挑水,为她做许多家务活。他哥大吉子家有一院房,里面空着好几间,他搬出来住了,可还是天天一大早都回去给家里挑几担水,把院子打扫干净,把那个小侄子抱一会。他哥那年造屋上梁时跌断了腿,成了半个废人。还有人说,他嫂子凶得很,他跟他哥都怕她……

每当别人扯到他家里的事情时,二吉子总是说一句:“你胡说个球!”然后走开,或是把话题引到别出去,并不和人家计较。

“你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亲眼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被二吉子从池塘里救出来的那个名叫狗娃的孩子的母亲,一个大约30来岁、满脸疤痕、又矮又小的女人,有一天,当我们在地边休息时,一摇一摆地走来,当着我们十几个人的面,公然地、大言不惭地对二吉子说:

“你要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们大家和二吉子都不知她是啥意思。她自己才继续说下去:

“俺娃说啦,那天他脚底下踩到一只好大的王八了,是你把他拉开,才没捉到手。你咋不该赔俺?”

一听这话,我们十几个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一位年长些的老乡先开口,他说:

“狗娃他娘,人家救了你娃一条命,你咋就不说啦?”

那女人说:

“那王八跑了呀。不是他把俺娃拉走,不就捉到手啦?”

在场的人笑过以后,忍不住七嘴八舌地骂起那女人来,有人话说得好难听(比如说:“你家炕上不就有一只?你自己养的啦,你回去捉呀!”等等)。还是二吉子出来打圆场。他把那女人引到一边,不让她被一伙人围攻,好言好语地对她说:

“我赔!我赔!我赔你一只王八。”

他把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送到地头上,请她走开,免得她听到那群人说出的更难听的话。那女人还是不肯走,他再说:

“赶哪天,我下池塘去踩一只大王八给你,还不粘吗?”(“不粘”就是“不行”的意思)

有他这句话,那女人才肯走。

后来二吉子几次去她家看望孩子,送两只大南瓜给孩子吃。他是不是真的下池塘给那女人踩过王八,我不知道。而他自己因为在水里泡得太久,生一场病,那女人却没来看望他。

我和他接近了

我暗中欣赏二吉子,但是“自惭形秽”,不敢去接近他。

有一天,下工时,他唱起那支游击队的队歌: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我正走在他身边,不知不觉地随他唱起来:“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他转头望望我,非常高兴,再大声地唱,示意我跟他一起唱: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两人的歌声在山沟里回响,老乡们的喝彩声使我们越唱越有劲,我们二十多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有唱,非常开心,好像是一支刚刚打完胜仗归来的斗志昂扬的队伍,一天的疲劳忘去了很多。我在那一时间竟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异类。二吉子亲切地和我肩并肩走着,大声合唱着,我们迎着嫣红的晚霞往回走,他从路边地里摘两个嫩茄子,用指甲卡去皮,递给我,还教我怎样吃。

那以后,我不像原先那样不敢接近他了。有机会跟他干活,我会很高兴。有好几次,他干活需要下手,他都挑选我。他认为我干活认真,肯出力气。许多人一起下地时,我往往会选择一个靠他近些的位置。

“他样样知道。”

一天下午,我和二吉子,还有另外七八个人,在一处大山沟的口口上干活,头顶是灼热的烈日,远处山尖上漂浮着浓云,那边一定在下雨。我心里暗想,这雨要是下在这里,该有多好。但是那片雨云离我们至少也有几百里。我只能顶着骄阳埋头干活,不再去妄想。而忽然间,二吉子大喊一声:“大雨来啦,快跑!”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以为他是在和大家开玩笑。我把锄柄头撑在下巴上,立在那里不动,仰望着朗朗的青天。但是人们却都跟上二吉子扛起锄头大步地往村里奔了。一个老农见我呆立不动,走过来,一只手扯扯我的衣襟,一只手指着山沟深处对我说:

“你听!”

“听什么?”

“你听呀,仔细听!”

忽然我听见了,真是神奇!从那山沟深处,一股明显的、低沉的、稳重而又有力的呼呼声正冲我们涌来,这平日里静悄美丽的山谷,竟会发出这样雄浑可怕的声响来。原来山谷也是有生命的啊。

“这就是雨呀,好大的雨!”

他说着便一把拖上我就跑。边跑边对我说:

“俺们早先也不懂这个,二吉子教俺们的。他样样知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跑进村,大雨已倾盆而降。二吉子家在村边上,大家就全都躲进了他的那间屋。他拿黑枣子给大家吃,烧水给大家喝。大雨下个不停,我们围坐在他的炕上炕下,扯起闲话来。那个拉我一起往回跑的老农对我说:

“你们知识分子懂科学,俺们庄户人也懂科学呢。二吉子啥都懂,他就是俺们庄户人的科学家!”

二吉子被这位老农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叫他不要说,而这位老农和别的人反倒说得更多,他们抢着告诉我二吉子在村里为大家做过的“科学”事。什么改耧呀,浸种呀,给棉花“脱裤子”呀,果树嫁接呀……许多我都不懂,只是从他们的话里体会到,大家都佩服二吉子和他的“科学”。大家正聊得热烈,忽然二吉子对我发问:

“老王,你是大知识分子,你说说,俺们刚才干活的那地方,要是装上个风力发电机粘不粘?”

他倒是把我给问住了。我不懂,无法回答。见我发愣,二吉子继续说下去:

“我是说,俺们刚才回来的那地方,正在风口上,那下雨的声音,就是随山沟沟的风传出来的,那里成年都有风,我寻思,可以利用那股子风力呢。”

我也像别人一样佩服他了,但是我答不上他的话,因为我一点也不懂。他继续对我说,还拿根小木棍边说边在地上画:

“你看,这样的。”

他在地上画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画一个有三个叶片的东西,我还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四十多年以后,2001年,当我站在美国洛杉矶市郊外,落基山脉的一个山谷开口处,看见那一排排成百上千座三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在迎风运转时,我立刻想起当年二吉子问我的话,想起他那天在地上画的那幅画。我在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不知他当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而更让我心中黯然的,是我早已不知道二吉子人在哪里,更是不知道他是否建成了他的风力发电机。

“你咋好说老王呢!”

我到荞麦峪的几个月以后,下放干部的领导认为我和农民之间相处得太好,是模糊了阶级关系(他们是劳动人民,我是资产阶级右派),认为很可能是我用什么假象蒙蔽了群众。他们决定开全村大会宣布我是个右派,剥削阶级分子,跟地主一个样,要大家来监督我,帮助我改造,同时也防止我搞破坏。

开过宣布大会的那一夜我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心里好难受,简直不敢往地里走,不知道一同干活的老乡们会怎样对待我。

我晕头晕脑地和大家一起锄苗,那竿七八尺长的大锄很不听使唤,一不留意,一溜四五棵山芋苗都被我铲断了。我发现自己惹了祸,正不知所措时,在我右边锄苗的名叫傻子的青年农民已经大叫起来,他说:

“老王,你咋搞的!你把苗锄咧!”

他这一叫吓坏了我,万一人家认为我是在破坏生产,那我有嘴也说不清。昨天刚刚宣布了我的坏人身份,今天我就搞破坏,这还了得。

我吓得心慌意乱。还好那天一同锄山芋苗的三四十人,排成一大行,一人锄一垄,我排在靠东头,而我们的下放小组长排在最西头,傻子的喊叫声他没听见。

就在这一刹那间,排在我左边的二吉子丢下锄头,跨过我的田垄,扑到傻子身旁,一把把傻子的嘴捂住,又急又气地说:

“你咋好说老王呢!”

傻子其实不傻,他立刻领会了二吉子的意思,对我抱歉地笑笑,回身去把我锄掉的苗用土掩盖住。大家像没事一样,继续干活。

地头休息时,我见二吉子和另一个老乡把傻子叫到一旁,像是在开导他,傻子边听边点头,像是在认错。继续锄苗时,我有时动作慢了,落在人家后边,傻子会伸过锄来帮我搂几锄,让我赶上。

我们是好朋友了

这以后,我和二吉子更多接近了。

每天早上我往往都是先到他的土屋旁,和他一同唱着歌下地去。有我陪他唱,他唱得更欢。他刚刚唱起:

“农工商学兵,大家一条心……”

我马上就接着唱:

“不分男女性,合力奔前程……”

然后两人一同唱:

“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的主人……”

他像是要考考我,马上又唱起另一首歌: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我便立刻接下去:“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我们再合着唱:“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原来他唱的歌中有不少恰好是我在抗战初期上小学时老师教的歌。他问我:“‘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你会唱吧?”我说:“会!”他再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会不会?”我说:“那当然会,谁都会!”他问了许多歌,我都会。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这以后,他总是挑选我和他一同干活。这些活往往都是带技术性的,比如打坯,盘炕,播种,补渠等等,跟他做,我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也满意我的配合。他把着手教我干农活,让我能挣到更多的工分。工分是我劳动和改造成绩的指标,对我是否可以摘帽子有很大作用,二吉子显然知道这一点。

我们两人每天都见面。我一有空闲,就去他的破屋里坐坐。虽然两人不说什么话,一块儿坐坐也很舒心。我每回到他屋里,他都会把他的醋坛子打开,让我闻他珍藏多年的陈醋散发出的香气,还叫我喝两口,说是能治百病。

孙寡妇和他的嫂子

二吉子的确对孙寡妇很好,寡妇家的力气活都是他来做。无论吃的用的,他自己稍为多有点,都会悄悄给孙寡妇送去。上山打柴草,他往往是肩挑一担,手上再提一捆,路过寡妇门前,顺手往地上一扔。两家自留地的菜实际是他一个人在种,收来的菜,他挑好的都给了寡妇,自己留差的。一年到头,山上的马兰头、野苋菜、山核桃、红枣、黑枣、花椒、柿子,凡是他弄到的,都会叫寡妇的女儿拿一些回去。寡妇也真心实意对待他,做点细致的饭食,比如秫米面豇豆糕,或是端午节裹的粽子,也都叫女儿悄悄给二吉子送过来。二吉子的衣裳被褥都是她洗。这件事情上,他俩有一套默契的办法,二吉子脱下脏衣裳,往门口一挂,自然会洗干净了再放回来。但是他俩很少见面和说话。这是为什么,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他嫂子在作梗。只要嫂子发现任何他们来往的形迹,她都要冲着寡妇的屋子,指桑骂槐地喊些难听话。孙寡妇为人柔弱,也腼腆,斗不过这个凶嫂子,只能躲着她。有一回,寡妇在池塘边给二吉子洗衣裳,让那个凶嫂子看见,她当着许多一同洗衣裳的女人家的面,恶狠狠地质问寡妇说:

“你这是给谁洗的衣裳?你说,你敢说吧?”

寡妇真的不敢说。她低着个头,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那张清秀的脸羞得通红,眼角上的鱼尾纹显得比平时更清晰。她甚至不敢再继续搓揉手中的衣裳,只是一动不动、不知所措地蹲在那里,一只手不时地向后梳拢着垂落下来的、乌黑油亮的头发。

那位嫂子得寸进尺地指着寡妇低垂的头,高声对周围的人们说:

“你们大家都来看呀,这个不要脸的骚货给她偷来的野男人洗衣裳!”

孙寡妇被她逼得呜呜地哭,用手中的湿衣服抹脸上的泪水。

这位凶嫂子没有料到,她的蛮横激起了公愤,一个小媳妇跳出来帮寡妇说话,她指着这位凶嫂子的鼻子尖说:

“你才是骚货呢!谁不知道,你男人的那个东西没用了,你就打你家小叔子的主意,还不准小叔子跟别人好!”

这一顿揭发式的臭骂真把这个凶嫂子给治住了,结果不是瘦小的孙寡妇而是这位肥大的嫂子败下了阵,她急匆匆地逃走了,从此再也不敢到那池塘边上洗衣裳。她或许的确是心里有鬼。

其实,二吉子完全可以和孙寡妇自由恋爱和结婚,但是那时在太行山区,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首先是孙寡妇,她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我几次想要把这话对二吉子说,劝他说服孙寡妇,大胆地捍卫和争取他们两人的幸福,他都不接话茬,明明是在躲闪,我也不便多说。

两只猪獾

一天清早,下着大雨,不需要下地干活。我正摊开纸想要向领导写定期的劳动和思想汇报,二吉子来敲我的窗,叫我到他的土屋去。一进门,我看见他炕前地上摆着一大一小两只好肥的湿淋淋的东西。尖尖的长嘴,一身黄褐色带白斑的毛,把我吓一大跳。仔细一看,是两只淹死的猪獾。

他兴奋地告诉我,天亮时他听见,他家墙外水井边有胡噜胡噜的声音,他去一看,是两只猪獾爬在井边上。那井原本很浅,一下雨就更浅了,那两只獾子正把头伸进去喝水。他悄悄奔上去,用一根扁担猛力地打,两只獾掉进了井里,不多久就淹得不能动弹了。他费好大事才把它们捞上来。拖回家中。足有七八十斤肉,还有两张好皮。

“你摸,还有热气呢!”他兴奋地对我说。

他一个人无法处理,要我帮忙。我在1949年解放军围北京城时候,曾经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杀过野狗,剥皮吃肉,这个经验正好用上。便和他两人动起手来。

我们先在房梁上吊两根粗绳,把猪獾挂起,趁热放了血,然后磨利菜刀,我就来剥皮,由他开膛冲洗和掏肚肠。两人忙了整整一个上半天,整出两张皮和一大堆獾肉来。还有两副肥肥的下水。他把一副下水和一只腿拿去给哥嫂,又切一只腿和一块好肉悄悄给孙寡妇送去,叫我也切一只腿带回家交给我落户的大伯家。

还余下好大一堆肉,我问二吉子:“咋办?这么多的肉。”

“扛到队里去给大家吃!”他说着就找麻袋准备装肉。

这时他那牛高马大的嫂子忽然一阵风地扑进他屋里来。听说他要把獾肉送到队里,嫂子好生气,也不顾有我这个外人在旁边,就开口大骂。她骂二吉子是头蠢驴,自己东西白送人。她要把肉拿去,她说,煮熟了,到集市上能卖几毛钱一斤。

二吉子不同意。他说:“队里人一年到头见不上个肉星星,还不该都尝一尝?”他嫂子说:“獾是野物,又不是队里养的!”而他说:“那井总是队里的吧,我是从井里捞来的,应该归大家!”

嫂子干脆不理他,把肉塞进麻袋里,扛上就走。临出门还把准备让我拿给我大伯的一条腿也提上,又问他:

“咋的还少一条腿?你给孙家寡妇吃了吧?那个臭婆娘,狐狸精,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

嫂子走后,我俩相视无言。两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女人家。二吉子闷声坐在炕沿上。我正准备找话劝慰他,他却嘻嘻一笑,说:

“女人家就是女人家,那心比粒芝麻小!”

想想又说:“算啦,叫她去卖吧。她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个钱。”

二吉子跟我两人一同把剩下的一副下水提到我的大伯家,大娘把它洗净煮熟了,留二吉子一起饱饱地吃了一顿。他得到两只猪獾,也就吃到这一点。

当天下午,他去城里中药店买来一大包五倍子,熬一锅浓汤,把两张獾皮泡起来,过几天捞出绷平、刮薄,晾干以后就成熟皮了,软软的,能铺炕,一张嫂子拿走了,一张大约是给了孙寡妇,没见他自己用。

嫂子把肉拿去,当真煮熟去卖了,得到几十块钱,成了左近几个村子的大新闻。嫂子一块钱也没给二吉子。

人家问他:“你身上也没个钱,咋不去要一点自己花?”

他说:“叫她花去吧。她说给俺哥治病要花钱。”

人家又问他:“你是有名的大肚汉,口粮不够吃,为啥不自己留些獾子肉?”

他说:“我有办法吃饱的!”

这天下工时,我特意问他:“你真的能吃饱吗,哪来的吃食?每个人分给的口粮都是二百多斤,可你比别人吃得多呀?”

看我真是不知道,他说:“靠山吃山呀。哪天我带你去看。”

我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从山上得到食物的。我猜想,他是去山上打猎吧?……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他对我说:“明天你们下放的人休息,是吧?你早上到我这来,我带你上山去!”

上山摘南瓜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他的平顶土屋里。

他已经备好两副扁担草绳在等我。我一到,两人便出发上山。太行山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层山,而是山连山,山重山,爬上一座山,抬头一看,前面还是山,望不见边的大海一样的、连绵不绝的、波浪起伏的山。头顶上的天蓝得诱人,一片云也没有;山坡上下的树丛红是红、绿是绿的;已是晚秋,草地开始在泛黄;不知是什么鸟,叫得真好听,啁啁地几声,就在静悄悄的山沟里隐没了。我觉得,这真是个人间仙境。

我和他两人一连翻过五六道坡,走进没有人迹的荒山野岭里。他对我说:

“这地方我熟得很。那年我们在这消灭过一个排的鬼子兵呢!”

说着他爬上一处小坡,拨开没膝的山草,一弯腰,像变戏法一样,就从草丛中摸出一只扁扁的、圆圆的、金黄色的大南瓜来。足有十来斤重。我正在惊奇,他向前跨几步,又摸出另一只来。

他把两只南瓜交给我,自己爬到另一片坡上,又摸出两只瓜。他把瓜放在坡下小道边,我紧随他走进一道小山沟,他又在那里的半坡上摸到五六只。也有他看准了却找不到瓜的地方,他说,是给野物吃了。就这样,我和他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摘到三十几只大南瓜。捆成两大挑,兴高采烈地往回走。

我们边走边唱,他唱一句“挖战壕,送子弹”,我就接一句“抬伤兵,送茶饭”,我们再一同合唱:“我们有的是血和汗哟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哟嗨!……”那种舒畅心情是我在城市里当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体验到的。

我问他收完没有,他说:“还有呢,今天挑不动了,过些天再来。”

原来每年一开春,他都要来这里埋上几百颗南瓜种。他会找坡上那些山泥厚、能积水的小洼地,一种准活,也不需要照管,只要每年换个地方就行。他说这是当年他们打游击时储备口粮的一个重要办法。

我问他:“别人知道这个办法吗?”

他说:“俺们村人人知道。鬼子在的那些年,都上山来安瓜的。”

他还说:“‘要发家,多安瓜!’嘛。不能向政府伸手要吃的呀。”

“安瓜”就是种南瓜的意思。

大自然对于人类是慷慨的,二吉子和荞麦峪的老乡们没有辜负大自然的赐予。然而,为什么二吉子他们到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口粮,还得要用这种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代的办法来吃饱肚皮?这我就说不清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清晰地记得那天和二吉子进山摘南瓜的情景。

大闹展览会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人民公社。荞麦峪也在响应上级号召,大搞农业技术革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村党支部书记刘子堂想出个鬼点子:把麦草烧成灰,再拌些山芋粉,装在一只墨水瓶里,拿去给公社领导看,说是造出了化肥。领导非常高兴,叫再多做些,还要“把数目字往大里闹闹。”刘子堂就叫人再造出一大瓶子送上去。还写了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成分和肥效说明书。数目字嘛,则按照领导要求,说“已经造出三万斤”。

这还不够,他又叫人把秋后拔下来的老南瓜藤蔓泡在石灰水里沤烂,把余下的筋丝漂洗干净,用红绸带扎成一大束,送上去,说是荞麦峪发明了新型的“人造纤维”。

这两样发明创造被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县里“农业技术革命成就展览会”的展台上。还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登在省报上。让刘子堂大大地出了风头。

是我多嘴,我去县城看展览会时,听别的下放干部窃窃私语地说到这“化肥”和“人造纤维”的奥秘,当天晚上在二吉子家跟在他闲聊,就对他说了。谁料到,第二天一早,二吉子便跑到县城里,他要去当众揭穿这两件虚假的“成就”。

他风风火火地冲进展览会场,一把揪断围住荞麦峪展台的绳子,先把那捆用红绸子扎住的“人造纤维”捏在手里使劲一阵搓,马上就把它搓成一堆长长短短的碎渣子,让大家看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纤维”;然后,他又从那个刘子堂装“化肥”的玻璃瓶里抓一把出来,叫所有围观的人一个个都来看过,闻过,用嘴尝过,叫他们都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化肥”,而是麦草灰拌山芋粉。大家一阵哄笑,整个展览会场被他搅得乱烘烘的。几个管理人员跑来把他赶走,才恢复了秩序。

这件事让县领导非常恼火,但是很难说二吉子有多大的错。倒是刘子堂为此吃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差点丢掉了他的官位。

二吉子还做过两件像这样的“不识时务”的事。

大炼钢铁需要原料,刘子堂要全村每家都把铁锅砸烂交出来,他说:“在家烧火做饭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化,复辟小农经济,破坏大炼钢铁运动!”家家都砸烂和交出了铁锅,就是二吉子一个人不肯砸也不肯交。他说,他不相信用那种土炉子能把破铁锅炼成钢。刘子堂自己动手去他家端走他的锅,他又一把抢回来。

公社领导要求各村的土地一律深翻至少三尺,种子地和示范田要翻一丈二。这明明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把地表熟土都翻到地下,不仅不能增产反倒会减产。当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奉命翻土时,二吉子却站在地头做反宣传,他告诉大家,这样胡来,明年会没有粮食吃。他大声痛骂刘子堂。说他只想拍马屁,不顾全村人的死活。

刘子堂则反骂二吉子是破坏“三面红旗”。但是他拿二吉子没有办法,因为村民们虽是不开口,其实心里都同意二吉子的话。

有人对他怀恨

刘子堂平时就讨厌二吉子,嫌他意见多,好管闲事。这几件事让他对二吉子更是怀恨在心。他找机会给二吉子苦头吃。

正好办食堂没有燃料(一家一户烧饭,可以利用各种柴草和废物烧火,而大锅大厨就得用整批的燃料,这是当年全国农村大办食堂时普遍遇到的问题),刘子堂便派二吉子赶上队里唯一的一头骡子,翻过太行山,去山西省运煤。来回四天,只能住一夜的客店,口粮不增加,工分也不多记,这是谁也不肯干的苦差事。但是二吉子并不因刘子堂的恶意而拒绝不干。他毫无怨言地把这件关系全队每日三餐的苦差事承担下来,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中间没休息过一天,把他一个四十来岁的精壮汉子累得黄皮剐瘦,但他仍是一句抱怨也没有。

倒是那头骡子不争气,连续跑了几十天山路就不行了。由于过度劳累,一天,他们回程时,已经走到村后的山坡上,那骡子一脚踩空,跌下山沟摔死了。刘子堂硬说骡子是二吉子害死的,说二吉子自己不想干,就故意把骡子弄到沟里。他要给二吉子扣上破坏人民公社的罪名,只是由于党支部大多数党员的反对,才没有得逞。

批斗和吊打

已是深秋,荞麦峪因为成天搞各种各样的“运动”,耽误了收获,还有许多山芋地没有开挖,眼看要烂在地里。不知是谁向刘子堂献出一条“快速高效收山芋”的妙计,不用锄头挖,而用犁头犁。说是收一亩地可以省几天时间和几十个工,刘子堂认为这又是一个让他向上邀功的机会,他给全村做动员报告,大声地胡言乱语地说:

“俺们村发明的这个‘快速高效收获法’,是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的成果!俺们这样做,正是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超英赶美,争分夺秒,真正做到‘一天等于二十年’!俺们荞麦峪就是要走在全县、全省、全国农村的最前面!……”

但是刚开始干了一天,大量成熟的山芋就被丢弃在地里,真正收回来的,连被犁头铲破的,不到三分之一。村里的人敢怒而不敢言。

又是二吉子一个人出来反对刘子堂。他一气之下,连夜去白天犁过的一块山芋地里再挖一遍,挖出几担山芋来,堆在食堂门前,让全队人人都看见。

二吉子是想以此迫使刘子堂停止那个已经向上级汇报请功的“革新”,但是却大大地激怒了这位领导,也让他终于找到一个整治二吉子的借口。

这位领导和他的几个亲信召集一个大会,他当众宣布说,二吉子摆出的山芋是从别处弄来的,根本不是他们没有挖净留在地里的;说二吉子弄虚作假,目的是打击领导威信,是他自己想夺权;说他一贯反对三面红旗,破坏荞麦峪的“大好形势”;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他们派两个人去,要把二吉子带到食堂前的场子里“批斗”,但是二吉子身体壮实,力气大,他们把他没办法,便又叫了五六个人去,把二吉子五花大绑起来。二吉子大声地抗议和挣扎,他们捂住他的嘴,后来干脆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一个刘子堂的狗腿子还用很粗的木棍子狠狠地打他……

奉命围观的人都很驯服,没有一个敢出头为二吉子说话。和我一同在荞麦峪下放的几个不是右派的好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们不便介入村里的事情,也不愿得罪刘子堂。我当然是没有资格说话。这几个人知道我和二吉子的友谊,他们特意告诫我,不许我再去找他。

第二天,我接到把我调离荞麦峪村的通知。要我当天下午就离开。

离别

我非常想要和二吉子见上一面,宽慰他几句,并向他告别,但是人家不准我去。我知道二吉子正躺在他的炕上养伤,我背上我的行李离开荞麦峪时,故意绕道从他那间破屋边走过。我大声地唱: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当我正走到他的窗前时,我听见,他在屋里呼应着我: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这时,他的房门呀地打开一个缝,我从门缝里看见孙寡妇矮小的身躯,她把头伸出来,睁着她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我微微地点一点头,又缩身回去,把门关上。我知道,一定是二吉子让她这样做,为的是让我晓得,有人照顾他,让我放心。

我面对他的窗子立住不走。立刻,我又听见他在屋里高声地唱起: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最后那“灭——亡!”两个字,他唱得特别高亢,就像在呼喊。

我知道,二吉子还是二吉子,他没有向刘子堂一帮人屈服。他以后还会像从前一样顽强地活下去,继续和一切他认准的敌人斗争到底。

我背着我的行李走出了荞麦峪。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朋友二吉子。我到另一个村子以后不到两个月,又被调到另一个县,易地改造。我从此离开了太行山区。

我竟然没能和二吉子再见上一面。

我竟然没能和我的朋友二吉子再见上一面,这成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也许就是终生的遗憾。

今天,我把我对二吉子的思念暂且寄托在这篇短文里。我应该为二吉子写一本厚厚的传记才是。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辽阔土地上,有多少个像我的朋友二吉子这样的普通的真正的人啊。为他们写传记还不够,真应该为他们每一个人树立一座黄金铸造的雕像。虽然在当今许多人的眼睛里,他们只不过是等同于这片土地上的一粒粒尘埃……

2002年4—5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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