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多少年一直为凤凰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知识》写稿，但因欠着他们二本书的债没有还，就像一个小佃农走过地主家的门口，一直低着头，不敢高声喘气。知道凤凰开屏了，也不敢在凤凰木上暂栖一枝，或者得到一枚梧桐果。

但宽宏大量的樊昕兄说：“没有关系，请你也写一本！”倪培翔社长更表示欢迎，让我意气倍增。

好像出征前，检点兵马，是否财力雄富，士马精妍；而老兵残旗，都是我的旧部。分成几辑：

第一辑“读陶札记”。

陶渊明我年轻时读过，但没有读懂。大学时代再读，也没有懂。直到最近，对照社会读，才读懂一点。在陶渊明研究上，还有许多黑洞，无论其生卒年、一生行事，思想和艺术，都正误参半；有些地方只能“猜”，每人猜得不一样。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看起来是说“接受理论”，其实许多是猜。

我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用阅读社会而逐步学会怀疑一切的思想，把自己当成陶渊明，将心比心地去推测和猜想。每有会意，就像陶渊明当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样，到处打电话，与处在陶渊明研究一线上的学者朋友分享，向他们请教，为商务印书馆注释陶诗所得，罗列一点在这里。

第二辑“文史走笔”。

这些是在《古典文学知识》或《文史知识》上发表过，从《诗经》开始，以时代排列。所有文章，都是我在课堂上讲某个问题，觉得有新意，请学生写了我再修改的。

第三辑“乘兴而行”。

“文”“史”不分家；“述”“作”也不应分家。从孔子到民国时期的优良传统，就是“述”“作”不分家。我把“述”比作“种田的”，把“作”比作“打猎的”。

我种了大半辈子古典文学田，甚至去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种过六朝文学和唐诗；偶尔也种种宋词、元曲，像米麦之外种点山芋和红豆。

但是，我是一个相信文字魔力，相信文字能够释放痛苦、安顿生命的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能用文字支起一座温暖的帐篷，让痛苦和疲劳有一个栖息之所。

当我和我的亲人、朋友、我热爱的人，我和我的世界，需要告别的时候，用什么来告别呢——就用有魔力的文字吧！

谷子收割好了，我擦亮锈迹斑斑的猎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又种田，又打猎。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学术史”；但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项目《中国散文通史》的“当代卷”里，已经有了对我散文研究、评论的“中大条”目。此辑七篇，就是我散文《岁月如箫》《我是稻草人》和《客寮听蝉》的前言、后记，尤其是《客寮听蝉》笔记，不仅具有与古人笔记同等的意义，更具有纪念生命的意义。

第四辑“参差序跋”。

说“序跋”“参差”，因为这些序跋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大小不一，参差不齐，像“参差荇菜”一样，适合“左右采之”。

随着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书一本本写出来，文章一天天多起来，儿子一天天长大，就想起陶渊明躬耕时说的话：“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桑麻长起来，我土广起来，最显著的标志是——序跋多起来。

许多人不喜欢看序跋。因为写书像万米长跑，跑到终点以后，筋疲力尽，就倒在地上；所以，有些人的前言、后记，都是“不在状态”下写的。

写书和读书是一对逆过程：作者总喜欢敞开“前言”的大门，让读者进入他预先布置好的“埋伏圈”；但读者却常常喜欢先绕到他家后院和厨房间的“跋”里看个究竟。

我开始写序跋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努力用最旺盛的精力和情绪去写，甚至想把它写得比正文更好，实践了四十多年，可能还不行，采一点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

第五辑“学人忆旧”。

我们都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精神上也是。我们是人教出来的，除了父母，就是老师。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老师，很多值得书写、值得纪念的老师。每个老师代表不同的阶段，有的老师在课堂里，有的老师在课堂外，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其中有我的博士生导师，有我的座师，有指点我迷津的人——薪火就这么相传了，心灵就这么复制了。

最后说一说笔记的名字“梦雨轩”。

陶渊明的“精神定力”我做不到；陶渊明太难做了。但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一位读书人顾宪成所撰，题在无锡的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我是能做到的，因此就天天“听雨”；如果现实不能听雨，或者“风声压过雨声”，“雨声滴碎荷声”，我就梦雨——在梦中听雨。

轩，是有窗的廊子或小屋子，有具体的地点——那就是“梦雨轩”了。轩中文字，皆梦雨所得。

我写作为了人，所以最重视对人的写作。虽然没有人，地球仍然可以默默地转动，但她太寂寞了，人是太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太阳下万花筒变幻的一切。

因此，我不薄古人爱今人；我喜欢记录流动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和有温度的东西；喜欢即使最学术、最严肃的话题，也用“谈话风”——那种和我们指导性项目、指令性学术渐行渐远的民国学者风范。

曹 旭

2020年8月2日

于上海伊莎士花园梦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