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命运的紫罗兰

——关于命运的随想

命运。

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字眼。

但我们往往是朦朦胧胧地那么一想。

朦朦胧胧，只滋生出一些情绪，诸如怨艾，沮丧，或所谓“淡淡的哀愁”。

让我们廓清薄纱般的朦胧思绪，做些澄明的理性思考。

我们要努力地认知命运。

命是命。运是运。

命与运固然如骨肉之不可剥离，然而倘作理性研究，如医学上的生理解剖，则需先就骨论骨，就肉论肉。

何谓命？

命是那些非我们自己抉择而来的先天因素。

为什么我或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性别？

为什么我或你有着现在这样的生父和生母？凭什么我或你得由他们一方的精子同另一方的卵子相结合，从而经过无数次的细胞分裂，而形成胚胎，成为带有胎盘的胎儿，后来又脱出母亲的子宫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我和你为什么不是另外的一个父亲和另外的一个母亲结合而成的生灵？

为什么我或你有着现在这样的与别人不同的面貌？即或我们是双胞胎或三胞胎中的一个，外人看去我们与同胎落生的兄弟姊妹“何其相似乃尔”，但我们自己很清楚，归根结蒂我们还是有着与任何一个他人不尽相同的自我面目。固然遗传学解释了我们的面目，说那是有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们或者有点像父亲，或者有点像母亲，或者竟更像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至于更像某个近亲、远亲，然而揽镜自视吧，我们到头来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外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竟有着如此面貌，这是由谁暗中规定的呢？

我们落生的时间，又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辰？听说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没生在唐朝？又听说21世纪中期我们国家将整体达到小康的水平，我们又为何不等到那时候再落生？或许你更向往于烽火岁月的殊死战斗，然而你又并未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并能恰好在青壮年时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或许我更向往于在20世纪初投入“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然而我却偏没赶上那个时代。我们显然不能再重新安排一次落生的时间，我们必须在一张又一张的表格中反复填写同一个出生时间。

我们又为什么偏偏落生在我们无法事先择定的地方？我和你为什么偏属于这一个种族，这一个国家，有着这样的籍贯？

这就是命。

也有人向命挑战。

西方国家有那样的人，他们出于对原有性别的不满，找医生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也有人出于对自己相貌的不满，做整容手术，使“面目全非”。这也许真的改变了他们某些命定的因素。但毕竟改变不了他们的种族、血型、气质、年龄、籍贯。

当然也有人用伪造历史、隐瞒年龄、改认父母、谎报种族（当然只能往与自己肤色发色瞳仁色相接近的种族上去靠）等等方式企图使“我”消弭而以“新我”存活于世，但在游戏人间之余，清夜扪心，他恐怕也不能不自问：我究竟是谁？而他的答案恐怕也只有一个：他到底还是某一男子的精子和某一女子的卵子的特有结合，并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于某国某地某处的一个独特的生命，在种种伪装和矫饰之下，赤条条的他还是那个“原他”。

命由天定。这不是唯心恰是唯物。

这也无所谓消极，更无所谓悲观。

曾见到一位矮个子女士，我很惊讶于她穿着一双平底鞋，当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高跟鞋时，她爽朗地说：“我喜欢自己的身高，因为这是一个我自然具有的高度，我不想掩饰自己的这一自然状态，并且，我还以自己的这种自然状态而自豪。”

又曾见到一位肥硕的中年男子，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不采取减肥措施时，他认真地对我解释说：“人体型的肥瘦归根结底是由遗传基因派定的，我父母都是胖子，所以我天生肥胖，而我没有必要去人为减肥；倘若我是后天突然胖起来的，并且有种种不适，那或许还有减肥的必要……不错，熟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肥男’，我坦然地接受，我确实是个地道的‘肥男’嘛！”

这二位都对非自我抉择而形成的先天状况持坦然的接受态度，甚至于产生一种自豪感。我以为这是对“命”的正确态度。你以为如何呢？

“我长得多难看啊！”一位熟悉的姑娘向我吐露心曲，“见到比我长得漂亮的同辈人，我就总觉得无地自容。”

我不想向她弹唱“重要的是心灵美而不是外貌美”之类的调调，还是契诃夫说得好：“人的一切都应是美好的，心灵，面貌，衣裳，思想。”

我也不想教她逃避现实：“你其实并不难看。”又是契诃夫，他剧中一位女子对另一位女子说：“你的头发真美。”另一位就领悟地说：“当一个姑娘长得不美时，人们才会夸赞她的头发。”我熟悉的这位姑娘确实长得难看。难看就是难看，难看是天生的。她把心灵修炼得再美，也终归成不了漂亮姑娘。

我劝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相貌。这承认分两个层面：一、自己确实不好看。二、别人确实比自己漂亮。第二个层面很重要，否则，就容易陷入“阿Q主义”：“我难看，哼，你比我更难看！”或“坏蛋才好看哩！漂亮的没好货！”承认了自己难看以后，却还要：一、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打扮自己，使自己整洁、自然；二、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比自己漂亮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见到她，她的相貌依然不好看，但她充满了自尊和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她微笑着告诉我，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得很畅快。

她不向“命”抗争，她顺“命”生活下去，她是对的。

也有另外的例子。美国有位先天脑畸形的人，他五六十年来一直口眼歪斜，发音不清，半身不遂，是个地道的残疾人，然而他不向“命”低头，他学会了运用打字机，他渐渐能用打字机上的句号、逗号、叹号、问号、删节号、括号、花号和其他符号耐心地打成绘画作品，开始是模仿现成的图画和照片，后来是写生，再后来是根据想象创作独特的画幅，结果他成了一位名人，连白宫走廊上也挂了他的画。他可谓向“命”挑战而获得成功的一位英雄。

但切勿用这类特例来激励聋哑人去奋斗而成为歌唱家，无腿畸形人去奋斗而成为世界短跑冠军，长相实在难看的姑娘去争取在选美赛中夺魁。上述那位残疾画家，仔细想来，与其说他是与“命”抗争，不如说他是在“命”所规定的范畴之中求了一个最大值，他没有选择去做一个核物理学家、一位芭蕾舞演员或一支军队的统帅，他也没有勉强自己去用常规的方式绘画，因为他的手根本不能握笔；他其实还是顺着“命”所赋予他的条件，去开掘实际的可能性，他艰苦地学会了操纵经过改装的打字机，使可能变为了现实，他因而成功。

对于“命”即那些先天的、非我们抉择而在我们生命一开始便形成的因素，我们应当心平气和。

比如我和你，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不管我们现在生活在哪里，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比如在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眼里，我们总还是东方人中的一种，我们的大背景，是一个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但眼下相对而言经济还不够发达、整体受教育程度不够充分的民族，对于这些不可更改的因素，我们既不自卑，也不必自傲，我们应当非常坦然。我，你，我们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

“生不逢时”是最无谓的感叹。我们没有生在汉唐盛世，我们也没有生在“五胡十六国”的乱世，这既不值得惋惜也不值得喟叹。我们比那些年老的人小许多，我们又比那些才落生的人大许多，这也都没什么好庆幸或羡慕的。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们就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生日。坦然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既然我们落生在这个时代，赶上了这个阶段，迎接着眼前的时光，那就让我们好好地对待这条“命”。

为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生活。

要好好生活。

但生活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这就引出了与“命”相连的“运”。

“运”是什么？

“运”不消说是一种流动、变易的东西。

对于“命”，如上所述，我们几乎无法抉择，即使有个别人后来动“变性手术”而改变了“命”，一个重要的因素——性别，那也是他那条“命”形成以后做成的事，毕竟他不能在落生前自我决定性别。

然而“运”，就难说了。

“运”也有无从抉择的一面。比如我们面临的时代，所处的地域，这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自然界的地震，人世间的战乱，科技上的划时代变革，文化上的主导潮流，我们就往往很难加以预测，进行预防，或加以回避，与之抗拒。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在那一瞬间人就无法抉择生死；再比如科学已经充分证明了吞食丹砂不但不能成仙，无异于自杀以后，我们即使仍想寻觅长生之道，也不会再做服食丹砂的抉择；还比如当商业广告不但出现在西方世界也出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不仅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也出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运动场和歌舞晚会场上，甚至出现在公路旁、乡村屋宇的墙壁上时，我们做出一个“凡有商业广告的地方我一概不去，凡商业广告我都不让它人眼”的抉择时，实现起来该有多么困难！

不过，“运”毕竟不同于“命”。“运”有其可驾驭、可借光、可回避、可进击的一面，而且这恐怕是其更主要的一面。

对于“命”，我主张心平气和，彻底地心平气和。

对于“运”，我却主张心潮起伏。

心潮起伏。起，就是迎上去，热烈响应或者奋然抗争；伏，就是避过去，冷静回旋或断然割舍。

“命”可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性别、出生年月日时、籍贯、父母姓名、年龄、民族、血型、指纹、相貌（一寸至二寸免冠正面照），成人后的身高、肤色、发色、瞳仁颜色、牙齿状况，等等。

“运”却往往难以作定量定性分析。

时代、社会、群体，这三者或许还可做出一些定量定性分析。

灾变、突变、机遇，这就很难做出定量定性分析了，特别是在来到之前，而预测往往又是困难的，即便有所预测也是很难测准的。

“运”常被我们说成“运气”。

没有人把“命”说成“命气”。要用两个字，就说“生命”。“命”是生来自有的。

“运”却犹如一股气流。它从何而来，朝何而去，我们或者弄不懂，或者自以为弄懂了而其实未懂，或者真弄懂了而又驾驭不住，或者虽然驾驭住了却又被新的气流所干扰而终于失控，一旦失控，我们便会感叹：“唉，运气不好。”

“运”又常被我们说成“时运”。

没有“时命”的说法。诚然，我们的体重、腰围、体温、血压、内脏状况和外在面貌等因素都可能在随时间而变化，但我们的性别、血型、指纹、气质等等方面却无法改变。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直至我们从活体变成死尸，许多“命”中的因素是恒定不变的。

“运”却随时而变。“运”是外在的东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不能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明日黄花”，“随风而去”……这些中外古今无论是悲怆的还是欢乐的，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喟和概括，都证明着“运”有“时”，也有“势”，所以有“时运”之称，也有“运势”之说。

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偶兴、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地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纪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满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其实“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表达的意思准确解释起来便是“我们要共命运”。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大河涨水小河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只有小河水流充裕时，大河才不会枯涸，然而那方面的自然现象引不起我们形而上的升华乐趣。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

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已无新大陆可供发现。连南极冰层下那土地也已测量清楚，连大洋中时隐时现的珊瑚岛也已记录在案。已有“地球村”的说法。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

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命”与“运”相互运作时，就构成了所谓的“命运”。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最难忘记那“命运敲门的声音”。单是“命”已难探究，因为“命”即使在最平静的时空中它也有个生老病死的发展过程，非静止、凝固的东西；“运”就更难把握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充满了突变，也就是说，构成“运势”的因素中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测不准因素，“命”加上“运”，而且互融互动，那就难怪有人惊呼“神秘”了。

这种神秘感是宗教产生的根源。自古到今历久未衰的占卜术，其立足点也在于许许多多世人对自我命运的神秘感。对命运的神秘想取捷径而获得诠释，于是去求助于占卜、看手相、看面相。用生辰八字推算命定因素和运势走向。占星相，勘风水，论阴阳五行。比较高深的是演“易”，从《河图》、《洛书》到太极图，到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进而到八八六十四卦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又从被动地由人推算到自动地投入，从而又笃信气功，努力开掘自己的潜能异能，行小周天、大周天，做动功和静功，接受“宇宙语”治疗并终于自动发出“宇宙语”，达到“天人合一”，获得最彻底的超越感即超脱感。

我们既不必充分地肯定这一切，也不必彻底地否定这一切。实际上你想充分地肯定也肯定不了，总有强有力的人物站出来给予有根有据的批驳揭伪。而你想彻底地否定也否定不了，也总有强有力的人物包括最受尊崇的大科学家站出来提供有根有据的实验报告和理论推测。

你和我都不必卷入有关的论争。然而你和我都应当承认，“命运”确有其神秘的一面。

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面对神秘的命运，都应现出一个微笑，就像150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那个“蒙娜·丽莎”所现出的微笑一样。

那是永恒的微笑。

你看过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吗？

当然。那还用问。

然而，你看得仔细吗？

据说，早有人指出过，画上的那位妇人——传说是当时佛罗伦萨城里皮货呢绒商乔贡达的夫人——实在算不上多么美丽的妇人，你把列奥纳多·达·芬奇别的画也看看，他画的《拈花圣母》、《岩间圣母》、《丽达》等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就远比这《蒙娜·丽莎》更丰满、更艳丽，然而《蒙娜·丽莎》却成了一幅最成功的作品，不仅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个人创作中是名列第一位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尽管它只有77厘米高55厘米宽，在现在存放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中属于上千幅油画中较小的一幅，然而它却成了卢浮宫最可自豪的一幅藏品。

再仔细地看看吧。画上的蒙娜·丽莎难说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的眼睛还不够大，更不够妩媚，特别是下眼皮，线条太方直而且泪囊太显。别的不多说了。就算她美，那也是有缺陷有遗憾的美。

然而她实在耐看。耐看就是经得起审美。经得起几百年观赏者的审美，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赞赏，你说她美不美？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不必完美。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完美。因而不要去追求完美。

要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这也应是你和我对待命运的态度。

附近居民楼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姑娘自杀了，因为她有一门功课没有考好。仅仅一门，而且仅仅是头一回，并且并非不及格。然而她的心灵承受不住，因为她一贯在班上拔尖儿，从小学到中学，她考试几乎永远第一。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偏这回有一门考了个68分，她在追求完美而竟不能完美的现实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溘然而逝。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近乎怪诞的例子。可是我们心灵中、行为中的这类“自杀行径”难道次数还少吗？

本来我可以坚持把电视里的《跟我学》学到底，既不是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也并没有谁对我讽刺打击拉我后腿，只是由于一两次的耽搁使我有点跟不上，而且更由于感到比同时起步者落了后，不完美了，因而干脆放弃。

本来你不必把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从头读到尾，因为你并非搞文学研究的，也并非要借鉴这部作品以从事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你听到那么多朋友向你谈到福克纳如何了不起、这部小说又在文学史上如何有地位，因此你感到有一种心理压力，仿佛你不花工夫恭读这部著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不完美了，于是你硬着头皮一页页逐行逐字地读下去，终于读完，却无大收获，为此你还耽搁了几桩该抓紧做下去的事。

这当然又是一些太小的，似乎无足轻重的例子。

大一些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检出，并默默地自省。

我们有时总想同周围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有人说，中国儒家讲“仁”，“仁”就是二人，即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就是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协调了，便达到“仁”的境界了。其实西方人也讲人际关系。《圣经》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送过去。你看，也是“和为贵”，讲和平，重感化，这同中国的“仁”应是相通的。认为西方人就是绝对的独来独往，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尔虞我诈，不重视搞好人际关系，至少是夸张了。现代社会，个体已几乎无法隐居，跨国公司和集团化趋势使每一个人都无法遁逃于群体和社区之外，你到中国的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里试试看，我行我素吃不吃得开？随心所欲玩不玩得转？很可能并不是中方的头头而是西方的经理，头一个来炒你的鱿鱼。所以说，搞好人际关系是重要的。然而，同周围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你和我，能够做到吗？

不能说绝对不能。你看，有那个别的人，他或她，人家似乎就做到了。然而你和我都是凡人，我们实在做不到。做不到，自然不完美。不完美怎么办？该办的办，不该办的，办不到的，不办就是。

我们当然应该并且也能够和比较多的人协调关系，我们同其中少数人甚或不算太少的人也许还能够建立起比较亲密比较牢固的关系，然而倘若有一些人同我们的关系淡淡的、浅浅的，有个别人我们不喜欢他或她而他或她也嫌厌我们，只要不足以妨碍公益和大局，那就随它去吧！为什么非得强求完美呢？

有一点缺陷有一点遗憾的人生，是有味道的人生。有一点怪异有一点风险的命运，是有意思的命运。

读过契诃夫的《没意思的故事》吗？那里面的主人公，那位老教授，他一切都有了，真才实学，名誉地位，富裕生活，安宁环境……并且他所获得的这一切并不面临哪怕是小小的危机，然而他最深刻最痛切地感受到没意思，这“没意思”是完美造成的，太完美因而也就太凝固，太凝固因而也就太乏味，太乏味因而也就太寂寞，太寂寞因而也就有悲哀。这是一个达到完美的悲剧。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

仔细想来，没有两个人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可能相似，然而不会绝对雷同。

这真有意思。想想看吧，我们的“命”固然异于他人，我们的“运”即使在与群体与他人“共享”的前提下，仍有个人“小运”的多姿多彩、诡谲莫测的特异一面。我们的“命运”是自我独具的，它与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人都不相同，与那些同我们共空间共时间的人们也都不尽相同，并且我们去世后，也不可能有哪一个个人的命运成为我们命运的复制品，我们，你，我，还有他和她，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

珍惜我们的“命”吧，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对我们的“运”过分怨叹吧，因为那也是别具一格的！

好好地把握我们的“命运”。

好好生活。

好好度过那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生。

“命中注定”。这话是不对的。倘要表达“命”的非自我抉择的先天因素之不可更改，准确的用语应是“命中固有”。

“注”有流动的含义，流动是“运”的特性，而“命”是未必能左右“运”的，“命”不能“注定”一个人的“运”。

有人以《红楼梦》中的人物为例，把人的命运分为以下几类：

一、无命无运。如贾珠，此人“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红楼梦》开篇后即已无此人出场。当然，有的比他更短寿，如秦钟。凡夭折型的人都属此类。

二、有命无运。《红楼梦》开篇便写到，甄士隐抱着女儿英莲到街前看庙会，遇上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位跛足道士，那和尚一见士隐抱着英莲，便大哭起来，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那英莲后来果然被拐子拐走，卖给“呆霸王”薛蟠做妾，根据曹雪芹原来设计，最后的结局是被夏金桂折磨而死。凡能苟活颇久而饱受折磨型的人都属此类。

三、有运无命。例如贾元春，她虽然“才选凤藻宫”，又衣锦荣归地回贾府省亲，“运气”真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就“虎兔相逢大梦归”了。凡虽能一时显赫荣耀但不能长寿久享者都属此类。

四、有命有运。《红楼梦》中竟难找出最恰当的例子，探春勉强可以充数，她虽“生于末世运偏消”，但到底运来消尽，总比众姐妹或情死或病逝或守寡或被盗或被蹂躏或遁入空门等悲惨的“运”要好一些，所以她的心境比较豁达：“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凡命较长运较好或虽有厄运向群体袭来而个体却能有所躲闪的都属此类。

这种分析或许不能入“红学”之正门，但颇有趣。不是吗？

那么，你会问，贾宝玉算哪一种呢？

真是的。搁在哪一种里都“不伦不类”。

贾宝玉有“憎命”的一面。他对自己的性别不满意。他对自己生于富贵之家不仅不感到自豪反而感到自卑。他对自己“胎里带来”的那块“通灵宝玉”不以为然。他对自己所处的由“国贼禄蠹”所把持的社会现实反感。他对“仕途经济”的主流文化深恶痛绝。他与生他的父亲对立，与生他的母亲貌合神离。旁人或者会认为他“命好”乃至于艳羡、嫉妒，他却常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有时的心境恐怕万人都难理解，如第十五回写到，他和秦钟随凤姐坐车去铁槛寺，路经一个小村，见到一位穷苦的二丫头，宝玉竟舍不得这偶然邂逅的农村和村姑，以致“一时上车……只见二丫头怀里抱着她小兄弟……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

贾宝玉对“运”却往往“随运而安”，说他是有叛逆性格，似乎过奖，这里不去详论。

贾宝玉的“命”如何“运”如何难以评说。他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是：享受生活。

他把生活当作一首诗、一首乐曲、一个画卷来细细品味，他是生活的审美者。

贾宝玉也许并没有教会我们叛逆，教会我们抗争，教会我们判断是非、辨别善恶，但贾宝玉启发了我们，即使在最污浊的地方也能找到纯洁的花朵，在最腥臭的角落也能寻到温馨的芬芳，他教会我们发现并把握生活中最实在最琐屑的美，并催赶我们细细品味及时受用。

“使命”。“使命感”。

这是两个很大的词语。

“命”虽属于我们自己，但我们又都不可能脱离群体。因此，群体的“命”也关联着我们的“命”。这样个体就得为群体承担义务，当然，在这承担中也应享有一定的权利。个体对群体承担义务，这就是“使命”吧。对“使命”的自觉意识，便是“使命感”吧。

我们应当接受“使命”。应当有“使命感”。

当然，对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阶段、同一现实中的“使命”，人们有时并不能形成共识，因而“使命感”便会形成分歧，酿成冲突，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个人对“使命”的抉择，个人“使命感”所产生的冲动，便可能构成个体生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个体的生命也就完全可能在那一刻落幕。

也许悲壮。也许悲哀。

也许流芳百世。也许遗臭万年。

人的生命意识完全由“使命感”所主宰，那也许会成为一个大政治家。

然而，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很平凡，他们懂得“使命”，对群体对社会有一定的“使命感”，却并不由“使命感”主宰全部生命意识。他们有自己一份既为社会做出贡献也为自己挣出花销的正当工作，他们诚实劳动，他们安心休息，他们布置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有个人的隐私，他们享有并不一定惊人的爱情和友情，他们或有天伦之乐，或有独身之好，他们把过分沉重深邃的思考让给哲学家，把过分突进奥妙的发明创造让给科学家和发明家，把过分伟大而神圣的公务让给政治家，他们对过分新潮的超前艺术绝不起绊脚石作用，却令大艺术家们失望地以一些凡庸的艺术品作为经常的精神食粮，他们构成着“芸芸众生”。你是超乎他们之上的，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忽然想到有一回去北京紫禁城内参观，在饱览了那黄瓦红墙、汉白玉雕栏御道的宏伟建筑群后，出得景运门，朝箭亭往南漫步，不曾想有大片盛开的野花，从墙根、阶沿缝隙和露地上蹿长出来，一片淡紫，随风摇曳，清香缕缕，招蜂引蝶；俯身细看，呀，是二月兰！又称紫罗兰！那显然不是特意栽种的，倘在当皇帝仍居住宫内时，想必是要指派粗使太监芟除掉的，就是今天开辟为“故宫博物院”后，它们也并非享有“生的权利”，我去问在那边打扫甬道的清洁工：“这些花，许我拔下来带走些吗？”她笑着说：“你都拔了去才好哩！我们是因为人手不够，光游客扔下的东西就打扫不尽，所以没能顾上拔掉它们！”我高兴极了，拔了好大一束，握在手中，凑拢鼻际，心里想：怎样的风，把最初的一批紫罗兰种子，吹落到这地方的啊！在这以雄伟瑰丽的砖木玉石建筑群取胜的皇宫中，只允许刻意栽种的花草树木存在，本是没有它们开放的资格的，然而，它们却在这个早春，烂漫地开出了那么大的一片！那紫罗兰在清洁工的眼中心中，只是应予拔除的野草，而在我的眼中心中，却是难得邂逅的一派春机！

这也是一种命运。

我便谨以这一束思考，作为献给命运的紫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