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的春天

于淑贞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时，1981年的阳光就会如潮水般从天边漫来，淹没我的头顶。还有《甜蜜的事业》，我一听这些歌心里就要起鸡皮疙瘩。“心爱的人哪，携手前进，携手前进……”你不要嘲笑我的感动，在这样弱智的歌词面前我就是一摊稀泥，扶也扶不起来，而且脸上无限憧憬，只不过憧憬的不是未来，而是身后遥远的1981年。

1981年我才十一岁，跟着我妈住在鄱阳县柘港中学。我妈在中学教书，我在两里外的小学读书。我的学生时代主要是在县城里度过的：幼儿园、初中、高中，还有一年级和五年级。我在柘港只读了二、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一个学期（另一学期在奶奶那里混），可是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就是在1981年左右形成的，包括春天，未来，当然还有爱情。

1981年的柘港，其实并不具备特殊的抒情元素。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公社所在地，有一个以村为基础建设起来的小集镇，有一个玻璃柜台乌黑发亮的供销合作社，柜台上方悬挂着柘港中学美术老师张继旭用水粉画的印着红鲤鱼图案的脸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黑亮的高筒雨靴等日用品，闪着80年代的商店广告画特有的笨拙亮光。张老师个子很高，曾在杭州美专师从刘海粟大师学画，后因父辈的地主成分中途退学返乡。我成年后回忆他的模样，发现他很像徐悲鸿。这个永远一张旧知识分子笑脸的人，辅导过中学里的不少学生以及我画的“猛虎下山”和“鲤鱼戏水”。但时至今日我仍画不出那种80年代的招贴画独有的木木的光泽。我对供销社印象最深的是一种用印着红字的白纸包装的玉露糕，味道很像贵溪特产灯芯糕。我大概每过一两个月才能得到买一包的钱，它因此成了记忆中最美味的糕点。

把集镇一分为二的景湖公路上的灰尘覆盖着我对1981年的记忆。我常听见路两边的木头电线杆哼着嗡嗡的小调。公路边手工业社的二层楼房是集镇最高的房子，它的一楼被用来做简易车站。车站没有始发的客车，但可以卖过路客车的票，因此常聚散着一些扛着绘有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和车流的上海牌背包、拎着大蒜和阉鸡旅行的人，大厅里因此长年杂烩着皮革、烂大蒜、汗臭等种种难闻的味道。出没在那里的人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他们身上残留的城市的气味使他们成为民间话语的中心，他们是神秘远方的新闻发言人。

我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从中学到小学的那1000米的地带，这条南北走向的线路和集镇的马路平行，两条线相距不足500米。中学在枞树环绕的山坡上，两三排火车形状的教室前是开阔的黄泥地面的操场，孤零零地立着几副木质篮球架。操场边上是农民的豆地、小麦地和油菜地。油菜到了三月就是金黄欲滴的一大片，汹涌的金黄被远处的几片小树林阻隔一阵后，一泻千里似的四处铺展，与七八里外的村落的油菜地连成一片。

从中学往北，依次要经过卫生院、榨油坊、公社露天电影放映场，然后才到达小学。卫生院的垃圾堆在春天会蒸发出令人头晕的热力，我每天都要在那里耗费大量的时间，寻找注射器和大量未使用就丢弃的避孕套。注射是那个年代的孩子都很着迷的动作，也许是因为它可以转移和释放儿童期积聚的对于被注射的恐惧？我注射的对象是青蛙，用水把青蛙的肚子注射得如同孕妇尔后放行，避孕套则被吹成粉白的气球伪造节日气氛。1981年左右，为了配合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避孕套被大量免费发放，这一举措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精子和卵子无节制地会师，白色的气球却到处飘荡，让一些年轻夫妻的羞愧心无处躲藏。

榨油坊的工作方式也是极其迷人的，三四个赤膊的工人喊着号子，奔跑着用巨大的油槌撞击油榨，每一声闷响都能让油榨里的菜籽幸福地流出油来，简陋的榨油坊因此长期弥漫着菜油的浓香，就连那些掺杂着稻草的黑枯饼也芳香诱人。我每天路过那里都要停下来让鼻子饱餐一顿。露天电影场的银幕画在大队部的一堵墙上，石灰刷成的白底上窝着几撮黄泥，这是村里孩子的作品，但没有人去清洗它，因为它一点也不妨碍这块白墙向方圆十几里外的地方辐射魔力。我不愿多提的是这个线路的终点柘港小学，关于它我想不出与春天有关的太多印象。这个学校保留着我迄今为止最低分考试记录：数学27分；还有四年级的一张留级通知书，我转学到县城才逃避了厄运。柘港小学里没有春天，它好像是专门用来呈现我过度热爱春天所造成的恶果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绘这些场景，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个特殊的时代怎样让一个普通的乡村集镇成为一个人生命中元气和真气最充沛的场，它不仅决定了我对1981年的印象，也影响到我对此后许多年代的适应性。

活到现在的三十三岁，我才发现一个问题，人对季节的敏感其实很像大多数人面对爱情时的状态，一辈子也许只会出现一次高峰体验。

我住的宿舍窗外是一株桃树，它似乎永远开着那种水红色的花朵。水红在民间是种色情的颜色，这种颜色的花瓣也是粉嫩的色情味道。春天的早晨我被这样的花香唤醒，血液里就流窜着莫名其妙的躁动。上学路上，我还要路过一片冬小麦和更大的一片油菜地。我折断小麦的秆子做口哨时，它浓绿的血液会发出甜甜的腥味。正午，油菜地被阳光烤得能刺伤婴儿的视网膜，亮亮的黄色中升腾起嗡嗡的蜂鸣和花粉浓艳的体香，当地寡居的少妇这样形容它：香破了鼻子！

植物和卫生院遗弃的避孕套的气息迷魂剂一样浮泛着，上下学的路因此变得特别悠长。大人五分钟的路程，我至少要走上二三十分钟。如果刚下过雨，路侧低洼的草坑里会奇迹般地出现几尾怀孕的鲫鱼，它们在暴雨的掩护下从油菜地边的水渠上溯到这里，如同太平洋里的潜水艇误入小淡水湖，雨一停就搁浅在水底嫩嫩的青草地毯上。这样我的步行又要延长十几分钟。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三四月份赤脚下过水。水的清凉一层层地漫上来，带着新鲜青草的生气，顺着经脉一路上升，漫溢到五脏六腑中。

有一天，在县城当厂长的外公来柘港出差住在公社，我傍晚吃过饭从中学出发穿过一片枞树林去看他。我特意换了件一年难得见两次的爸爸从景德镇买来的黑格衬衣和米黄色的小斜领外套，一面小跑着一面用右手的食指旋动着一圈新到手的镀铬钥匙圈，一身崭新的行头和即将见到外公的愉悦使我的脚步异常轻盈，我感到春天黄昏的风温暖凉爽地摩挲着脸部和双手的皮肤，我双臂伸展成羽翼，浑身有一种麻酥酥的陶醉，轻浮而感动。时隔二十年，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春天傍晚的全部细节。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找到那种单纯的沉醉。

我的头已经被春天的风和花粉弄得很晕了，大人们又开始刺激我脆弱的脑膜。当然这些大人主要是指中学里的高中生。

不知是错觉还是事实，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比此后的历届高中生更具有成年人的味道：四个口袋的蓝布中山装，三七分的发型，黝黑的脸堆积着火山坑般的粉刺。更有意思的是，似乎每个人眼里都燃烧着火焰。他们最爱研究《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增长指标实现的情况，谈论1985年的中国会怎样，憧憬着“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遥远的2000年。这些话题使他们每天都处在迎接美好未来的亢奋里。他们动辄围成一圈，用笛子和口琴伴奏合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唱完歌，他们就分散到学校附近的油菜地里去读书，为了考大学以获取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而努力。1981年左右的中国大地到处都飘扬着类似的歌声。不知那些成年人唱这些歌时的心情，我每听一次都会激动、感动、冲动得心尖发痛，虽然那时我才是个刚系上红领巾的少年。

每年春季，中学里总有一两个身体好的学生验上飞行员提前拥抱理想的蓝天。这样整个学校都会增加一个节日。庆祝节日的方式是在操场上放一两场战斗电影，未来的飞行员戴着大红花羞红着脸坐在最中间的位置，校领导和老师们分坐两厢簇拥着他们，用母亲话别临出嫁的女儿的表情叮嘱着什么。昨天还是学生的他们在老师突然变得温和客气的声音抚摩下显得更加窘促不安，勾着头身体钟摆似的左右扭动。有一个夜晚，放过广西边防部队用火箭炮还击越南侵略军的纪录片，在第二部电影开映前，我潮红着脸问一个戴红花者：如果上战场，你真的一点也不怕死吗？他怎么回答的我一点也记不清了，总之他让我陡然受到了强大的震撼并深深自责居然问出了如此可笑的问题。那个时候，在单位和国家利益面前考虑自己是十分可耻的事。

中学周围的油菜丛里除了躲着许多读书的人，也隐现着一些埋头私语的男女，他们和我在公社放映场上看到的《小字辈》、《甜蜜的事业》一起，加剧了我在春天的头晕。《甜蜜的事业》里有一个李秀明扮演的女主角和她的憨男友托腮跷脚趴在草地上谈恋爱的镜头。这个镜头严重影响了我对爱情的认识。直到十八岁我真的开始恋爱以前，我都认为恋爱就必须和一个长得像李秀明的姑娘去草地上追逐一番，累了就趴在一起衔着草叶歪头畅想许多年以后的事，或者像《小字辈》里那样，买上一大把冰棍坐在街边等一个假装生了气的穿连衣裙的城里女孩。

80年代初成年人的爱情风格不只是培养了我对爱情的偏见，在春天热烘烘的气息的熏染下，我经历了许多人直到十七八岁才体味到的对爱情的幻想性焦灼。

我的爱情启蒙老师是中学一位体育老师的妹妹，而辅导老师则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教工子女，他喜欢的是另一个教师的女儿。通过曲折惶恐的互相试探发现彼此的秘密后，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共同的秘密促使我们一有空就一起去中学四周的野树林里散步，我们猴着身子蹲在油茶树上，望着天边的流岚与金色晚霞交流恐惧和甜蜜—当然更多的时间是他在辅导我。我们的恐惧源自对早熟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担心，而甜蜜仅仅由于和某个女孩的一次其实没有任何交流的邂逅。我老对他这样感叹：我们要是兔子就好了，不用读书考大学，平常和好朋友住在干爽的山洞里，每天在草地上捡捡蘑菇晒晒太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她哥哥房里，我从门口路过，忽然发现里面多了个用蝴蝶结装饰小辫子的女孩。我只见到背影，但直觉告诉我背影反面的脸庞一定好看。我心跳律乱，急迫地期待着证实。第二天终于看到了她的正面，皮肤白皙洋气，脸形偏丰满，类似李秀明，嘴角略有些娇气地歪着，这个印象让我呼吸困难。让我陷入长久头晕的是，她不是来做客而是来我们小学插班读书的，比我高一个年级。

我在每天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跟踪她，盼望着和她四目对视一次，并不时为此付出耐心和体力劳动。我努力观察总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放学穿过麦地中的一条小路时，装作去学校拿件忘掉的文具迎着她走去，而真到了交会时，却突然失去了抬头的勇气，心脏因骤然狂跳供氧不足而出现幸福的窒息。

那个春天我经常性地处在这样的窒息当中，以至于当我十八岁真的开始接触女孩时，心脏平静得像个沧桑的老人。我开始恋爱不久就具备了情场老手收放自如的冷酷风度，一切痴迷与慌乱似乎都在1981年透支掉了。

十二岁离开柘港以后，我对春天再也没有敏感到头晕窒息的程度。我成年后曾多次去过那里，一切都像老照片，只能怀想，不能到达。由于青壮年男女大多外出打工，柘港街头走动的大多是老年、儿童和一些懒散的狗，柘港中学变成了初级中学，榨油坊和公社的露天电影场也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挪作他用，那种每个人眼里都装着美好明天的氛围也被务实的市场经济抽空了。我们县里的农民早就不种冬小麦了；油菜和桃花依然按期盛开，只是不再像1981年能香破我的鼻子。当然，依据一个三十三岁的写作者的经验，记忆也常常欺骗热爱回忆的人。也可能柘港的春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是我的怀念美化了它在1981年的样子。

但不管是春天蜕变了，还是我的季节感发生了病变，我从此有了这样的错觉：1981年的春天才是正版的，此后的全是盗版的水货。

200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