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看中外文化的融通

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会议室，悬挂着晚清重臣陈宝琛（1848—1935）的一副贺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1月初，当时陈宝琛已年届八十，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很开明的。九十年过去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显得更为必要。

目前有一种观点值得关注：中华文明或文化自成一体，与其他文明的差异非但不可避免，而且永存。这观点还暗含一个前提，即中华文明几千年一脉相承，带着自身固有特点，不同于其他文明。我认为，任何文明都是在复杂多元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发展、演化的，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不具不变的本质、纯正的血统^[1]；一国的历史应该放到动态的世界史背景下考察，很多想当然的“固有”特征是描述、建构起来的，比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一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并非“古已有之”。文化习俗上的差别也不应该绝对化、本质主义化。如果以历史的长镜头考察各国、各文明，不难发现，彻底与周边国家、文明绝缘的现象根本不存在。

中国文化得益于文化融通的例子极多。西亚青铜器的历史比商周青铜器更久远，青铜器未必起源于华夏本土。佛教早在汉朝就传入中国（详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经的翻译对我们的语言文化也贡献极大，“世界”“觉悟”这些词汇实际上来自佛经。隋朝之前，黄河流域的居民就很混杂，到了唐朝，东西南北多方向的交流、融通就更加广泛，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有详细的记载。唐代文学发达，但是七言诗的形式也可能由敦煌的“变文”蜕化发展而来，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同样源自“变文”。郑振铎在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对文体的播迁和文学融通的现象十分重视。元杂剧之所以也称“度脱剧”，主要因为剧中讲的故事反映了凡人皈依佛道“度脱”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传统读书人中的先觉者痛切意识到，文人不能沉醉于自我欣赏，再不通过各种渠道睁眼看世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将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严复、林纾翻译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各国小说成为他们认识他人以及自我的窗口。世纪之交大量汉语双音节词汇（比如“社会”和“科学”）从日本进入中国，在语言的层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比较产生焦虑，焦虑又化为变革的动力。晚清官员、学生不到国外就想不到文言一致的便利，难怪白话文运动部分源自留美学生。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晚清的翻译浪潮，不可能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来谈论。没有这持续的翻译事业，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也不可能传播到中国。传统文人看重功名和诗文，拥有无数读者的小说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较低。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潜力逐渐为知识界所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和繁荣与传教士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甲午战争之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以广告的形式“求著时新小说”，他注意到中国有着很大的小说市场，希望有识之士借新小说的形式抨击时文、鸦片、缠足三大时弊，于是悬赏丰厚润格，并答应择优秀者印行，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到应征参赛的稿件162种^[2]。一两年后，中国士大夫也突然醒悟，意识到“说部”的奇妙社会功能，如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梁启超则将社会风气的糜烂归罪于通俗小说，国人要振厉末俗，改造社会，必以白话（“俚语”“俗语”）小说开始。他深感本土资源还不敷使用，因而提倡译印域外政治小说。

译印域外小说，功劳最著的当然是林纾。1898年入夏不久，任职于马江船政局的留法学生王寿昌邀他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己亥年（1899）正月，林纾移家杭州，执教东城讲舍，大约就在此时，译作在福州刻竣。后来这部小说有多种版本行世，清末译风大盛，第一部真正流行而且感动文人学士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巴黎茶花女遗事》莫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这两句诗形象地道出这部法国小说中译本的流行程度。从1899年开始至1923年，林纾翻译了欧美以及日本百余位作家的作品共187种（其中24种未刊），他的译作打开一个观察外部世界政俗民情的窗口，也为国人竖起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子，其融通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巨大作用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对他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先说林纾守旧的不是^[3]，然后从三方面总结他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擅长文字，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

郑振铎所归纳的林纾的贡献，尤其是第一个贡献，还值得进一步评说。在1924年的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用本质主义的语言来界说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上的截然对立，就此而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中国文化的人士（比如陈独秀和梁漱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林纾则一直相信，中外各国各有传统，但是传统没有高墙，不是彼此绝缘的；中国的很多价值具有普适性，超越文化与宗教的疆界，“与万国共也”，反之亦然。可见林纾已有人类共同体的观念。清末多数士人抱残守缺，严拒外国，自以为中华道德高尚，林纾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1905）批评了井蛙的妄自尊大：“封一隅之见，沾沾以概五洲万国，则盲论者之言也。”这些“盲论者”认定欧洲为“不父之国”，林纾讽刺他们为“宋儒”：“宋儒严中外畛域，几秘惜伦理为儒者之私产。……五伦者，吾中国独秉之懿好，不与万国共也。则学西学者，宜皆屏诸名教外矣。”译介域外小说，恰恰是要打破人为制造的“中外畛域”，让国人看到，欧美人士也珍视人伦亲情，不能“右中而左外”。林纾从自己所译小说《鹰梯小豪杰》看出外国人在忠孝友悌上丝毫不逊于中国人，翻译时大受感动，“泪泚者再矣”。接着他如此为自己的翻译事业做一小结：“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着笔也。”同样的观点也见于他1919年春致蔡元培的信中：“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早在一百年以前，这位捍卫古文的所谓保守人士能在自己译作中见证中外伦理价值的融通，真是令人敬佩。

鲁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是与林译小说和外国文学的激励分不开的。1904年10月8日，留学日本的鲁迅在给蒋抑卮信中说：“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乃大喜欢，穷日读之，竟毕。……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鲁迅和众多国内读者一样，在林纾所给定的接受框架里来理解这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通俗小说。也正是在这一年，鲁迅弃医从文。1907年，鲁迅又作《摩罗诗力说》以表示他对尼采、拜伦和裴多菲等“精神界之战士”的仰慕。他的参照系完全是外来的：“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说》虽用古文写成，其气象格局却是全新的，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端之一。文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拜伦^[4]。1909年，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在东京先后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共收外国短篇小说16篇^[5]。鲁迅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偏爱此时已露出端倪，但是他还是像林纾那样用古文翻译。鲁迅后来标举的“拿来主义”不妨理解为广义上翻译事业的别称。

小说《黑奴吁天录》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诞生。1906年冬，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第一个话剧艺术组织“春柳社”，该社受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主持的文艺协会影响，也称“春柳社文艺研究会”，但专设“演艺部”。春柳社首次登台亮相是于1907年2月11日在东京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并于1907年6月1日和2日在东京上演话剧《黑奴吁天录》，剧本系曾孝谷根据林纾、魏易的中译本改编。演出由日本著名戏剧家藤泽浅二郎指导，大受欢迎。剧本今已不存，但编者曾孝谷的本意是借黑奴汤姆的故事来“警醒国人民族独立之魂”，这恰恰也是林纾翻译小说的用意。这次演出比较正规，东京主要报刊上都登载了演出预告，话剧的宣传海报上还录有林纾译本序言上的一段文字^[6]。1914年春柳社在上海首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不愧为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里程碑，而1918年6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是“易卜生专号”，胡适为专号撰写的《易卜生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娜拉走出家门一时变为妇女解放运动的象征。田汉曾以“中国未来的易卜生”自许，他在1916年至1922年赴日本留学，通过大正时代的剧坛进一步感受到欧洲现当代社会问题剧的冲击。美国拨出部分庚子赔款创设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也多举办业余戏剧活动，我国话剧事业奠基人之一洪深是清华学生，他在1916年留美之前就创作了《卖梨人》和《贫民惨剧》。曹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是他的同学。他写《原野》的时候（1933）还是英文专业四年级的学生，他的这部处女作和名气更大的《日出》都受到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启发，甚至有雷同之处。出生于晚清的戏剧界元老均有游学欧美的经历：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熊佛西在二十年代留学哈佛，著名导演、编剧黄佐临留学英国，北京人艺剧场的创立者焦菊隐留学法国。

当然，国内的教会学校的教师组织学生排练外语戏剧就更早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在1896年就用英语演出莎剧《威尼斯商人》^[7]。各种各样的教会学校在中国社会和教育现代化转型期起到文化融通的示范作用，不能轻描淡写。男女平等是教会学校的办学理念。冰心就读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五年，1918年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第二年该校并入当年新成立的燕京大学。这几所学校都是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读书做官”的大环境下别开生面。冰心信奉爱的哲学，得归因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她在燕京大学和美国威尔斯理学院读的都是英国文学。

胡适提倡白话文，《尝试集》是他留学美国期间的作品，这又一次见证域外资源与现代文学的联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作于1917年2月1日，最后一段号召豪杰之士以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作家为楷模，开创文学新天地：“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没有《新青年》杂志这种超越本土传统的气魄，何来现代文学？1918年5月该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说这是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那么它与果戈理的同名作品形成互文关系。鲁迅读过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意借用题目书写自己对本土文化的批判与再造。

郭沫若与胡适同为新诗开拓者，《女神》初版于1921年8月，或许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不亚于《尝试集》的一部诗集。这本集子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融通性，作者不仅直接引用了英文、德文和日文，还多次请出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神祇。《匪徒颂》里的造反英雄十八位，只有“兼爱无父”的“墨家巨子”是本土的，文学艺术界的反抗者分别由罗丹、惠特曼和托尔斯泰来代表：

反抗古典三昧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没有诗界如此激进的响应，没有域外资源的充分发掘和挪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只会半途而废。俞平伯、艾青、戴望舒和李金发等新诗开拓者也都曾游学欧美。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开拓者都在翻译、评论或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这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是稀见的。周氏兄弟自不必说，茅盾在1921年一年里就翻译短篇小说和评论130余篇，巴金和郭沫若的译作更加可观，老舍早在二十年代就执教伦敦大学，对英国文学见解独到，他还翻译过萧伯纳。新月派诗人、作家大都擅长英文，闻一多留学美国，梁实秋甚至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民国年间大学外文系的师生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九叶诗人中多数都曾是外文系的学生。著名英国文学学者王佐良先生也在清华学英国文学，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长期坚持新诗创作，成就斐然。张爱玲也在香港大学读英文系。外文系的学生长于创作，也可以从台大英文系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等人的成就得到印证。甚至可以说，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文学带有同样的特点。1948年，朱自清在《关于大学中文系的二个意见》里指出：“中国的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另起炉灶的新传统，是现代化的一环。……要传授它，单将它加进旧文学的课程集团里是不够的，我们得将它和西洋文学比较着看，才能了解它，发展它。”因此，要在外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培养新文学的人才^[8]。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孕育机制也突出了融通的主题。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早在1910年就创刊了，茅盾在1920年任主编，此前他在商务的英文部工作。第二年该刊第一号公开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并迻译西欧名著：“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在文艺上有极大影响，能左右一时代之文艺思想。同人因此将先介绍西洋之批评主义以为之导。”从此之后，《小说月报》为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腾出版面，还出了法国、俄国文学研究增刊和一些外国作家的专号。该刊组织讨论的话题至今仍不失其意义，比如“翻译文学书”“语体文欧化”和“自然主义”等等。1934年，鲁迅先生在茅盾协助下创办了只刊载翻译作品的杂志《译文》。几经周折，这份杂志在五十年代初恢复发行，由茅盾先生主编，很快在文学爱好者中赢得很高的声誉。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至今已整整一甲子。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等专门翻译介绍各国现当代文学的刊物把融通作为办刊理念，大大激发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活力。对后者而言，《百年孤独》和《聊斋志异》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没有壁垒，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我国流通已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文学》杂志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初版印了五万册，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编者袁可嘉、董衡巽和郑克鲁来自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而袁可嘉还是九叶诗人之一。当时外文所的所长冯至既是德国文学的翻译研究者，也是积有数十年创作经验的抒情诗人，得到过鲁迅的赞赏；英美室的卞之琳专治莎士比亚，他的新诗成就同样不必多言；英美室的杨绛和冯宗璞都曾在清华大学读外文系，同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女性散文家、小说家；法文专业的李健吾是翻译家，也是多产的剧作家、散文家。钱锺书原属文学研究所的西方组，实际上也是外文所的一员，他是在五十年代被郑振铎借到古代组去选注宋诗的。为什么外文所这些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能取得非凡的创作成就？道理说来很简单：他们参与建设了现代文学的大厦，是融通精神的实践者。贯串《管锥编》的难道不正是这种精神吗？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在不同国别的文学里，关于人性各种形态的精彩描写将有效拒绝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本质主义。以史为鉴，就会对有意为之的无知、自我封闭和个别国外人士（如马丁·雅克）迎合当下本质主义的言论保持警觉。与历史相比，文学具有细致入微、丰富多变的长处。如今世界各国交往日多，融通的观念和实践将抵制关于非洲人或美洲人或中国人的程式化、脸谱化描写，挑战关于犹太人或阿拉伯人或日本人的偏见。在此我要转到奥德修斯的话题。

奥德修斯（Odysseus，罗马名字为Ulysses，即尤利西斯）是希腊神话中伊萨卡岛的国王。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描述了这位英雄在特洛伊战争后历时十年的回乡之旅，书名在英语中也用来泛指长途冒险旅行。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在他的名著《科学和现代世界》中如此写道：

人类精神上的远航（案：原文为Odyssey）必须由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来供给材料和驱动力。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邻人具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之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之处以便引起羡慕。我们不希望人们具有一切美德，如果有的事物怪异到有趣的程度，我们就应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