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

一

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终于侦破了“3.20”凶杀案。刑侦队长文斌感到极度的疲惫，他真想躺下来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哪怕只是打个盹也行。可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马虎松懈、掉以轻心。必须得等到把犯罪嫌疑人安全地送入看守所监号后，才能松口气。

文斌一边电话通知队里民警小黄，要他在网上办理好刑拘手续，一边带领侦查员韩珂玉和张龙华押解着犯罪嫌疑人，离开上峰派出所的办案中心，驱车直接赶往看守所。

早春的晨风，依然有些凉意。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山林中、田野上，一片云蒸雾罩，迷迷蒙蒙。韩珂玉一边打开吹风机除去玻璃上的雾气，一边对文斌说：“老大，到看守所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呢，有我和龙华在，你就放心地休息一会儿吧！”

“唉！休息！”文斌苦笑地摇了摇头，闷叹了一声。“休息”一词，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一个月前，当梦雅把离婚协议书摔到他面前时，他是多么的伤心和苦闷。“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我无法接受做刑警妻子的现实！”梦雅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哀怨地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

“当初以为嫁给一个刑警会更有安全感，可是我错了！彻底的错了！我每天要面对的是为丈夫担惊受怕，每天要承受的是孤独和寂寞。当女儿半夜发高烧时，我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得自己背着女儿跌跌撞撞地往附近的诊所跑；当我加晚班给病人做手术时，女儿放学后只能滞留在学校的门卫室，靠在办公桌上睡觉……”梦雅尽情地发泄着心中的积怨和痛苦。文斌自知对不住老婆孩子、对不住这个家，只好轻声解释说：“我也想休息，我也想回家，可是……”

“可是什么呢？”不等文斌把话说完，梦雅就抢过话来说。“我不相信法律会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正常休息权。像你们这种只会给家人带来痛苦的人，根本就不配拥有一个家！”梦雅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来气，到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了。

梦雅最后一句话，把文斌彻底激怒了。只见他从沙发上蹦起来，手指着梦雅，就像一只受伤的狮子一般咆哮着：“你可以瞧不起我，但决不能侮辱我的职业！”说完，挥起笔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名。

……

“老大，看守所到了。”韩珂玉的提醒，打断了文斌痛苦的回忆。

文斌睁开眼睛，直起身子，用大拇指使劲地按了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然后朝看守所大门方向努了努嘴，示意他去叫门。

韩珂玉下了车，敲了敲看守所巨大厚重的铁门，但没有回应。于是，他返回到车上，使劲地摁响汽车喇叭。这一招果然奏效，看守所所长周长林从侧门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了一声：“吵！吵！吵！吵个死呀！”可是，当他看清了是刑侦队长文斌时，便立即挤眉弄眼地笑着说：“唉哟！是老同学呀！心急火燎的，是不是又破了大案立了大功啊！什么时候也捎带着我立个功呗！”

“我靠，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能耐你也来试试三天三夜不睡觉的滋味，看看你还说得出风凉话吗？”这两位老同学相互之间从来都不客气。

文斌和周长林是警校同班同学。十年前，二人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双双考入城北公安分局，又双双分配到刑侦大队。虽是同学，但两个人的性格却不相同。文斌表现出来的是坚强果敢、从不言败；周长林表现出来的是沉稳含蓄、稳中求胜。两个人的体形也相差甚远。文斌一米八二的个子，体格健硕魁梧；周长林一米六五的个子，体态精瘦干练。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往舞台上一站，典型的一对相声演员最佳搭档。

初到刑侦大队那会儿，两个人都铆足了劲，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十年的打拼，文斌当上了刑侦大队大队长，周长林当上了看守所所长。

周长林邀请文斌到他办公室去喝杯茶、叙叙旧。文斌手一挥，说：“别扯了，我哪有这闲工夫？你赶紧安排人帮我从网上把拘留证打印出来，把犯罪嫌疑人关押进去，好让我回去睡个安稳觉吧！”看着文斌暗灰色的脸和充满血丝的眼睛，周长林知道文斌已经到了极度疲惫的境地，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于是不再说什么，招呼大家赶紧帮助办理关押手续。

正在这时，文斌的手机响了。文斌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一看，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洪强打来的。

文斌接完电话后，把手机重重地往包里一摔，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句：“搞！搞！搞！搞什么鬼啊？还让不让人活啦！”说完，回头对韩珂玉、张龙华说：“高坑镇岭南村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现在就过去。龙华，你来开车，珂玉，你打电话通知刑事技术人员直接赶过去。”

二

岭南村，位于城北区东边约七十公里处，有三十多户人家，全是客籍人家，大多数村民姓杨。

报案的是村长杨四方，他站在村口等着公安人员的到来。据他说，杨林根的五岁儿子被奶奶毒死了，杨林根还在外地打工，凶手已经被村民们控制住了。

文斌看了一眼杨四方，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杨林根的儿子是被毒死的呢？”

“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九点多钟，付满英从娘家回来，看到儿子死了就嚎啕大哭。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跑来叫我，我就叫了村医杨五谷一起前往查看。杨五谷看了后，说可能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是中毒死亡。后来付满英就一口咬定是婆婆谢翠花故意毒死了她的儿子。”

杨村长一边介绍着情况，一边带领侦查人员匆匆忙忙地赶往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具已经僵硬的小孩子尸体，正在悲恸欲绝地哭泣。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村民正看守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老太婆。杨村长给侦查人员一一作了介绍。他指着那个正抱着孩子哭的女人说：“那个就是杨林根的老婆，名叫付满英。怀里抱着的是她的儿子，可惜已经死了。”又指着那个被绑着的老太婆说：“这个就是凶手，杨林根的母亲，死者的奶奶，名叫谢翠花。”文斌问死者叫什么名字，村长回答说：“杨宗耀”。

为了保护现场，侦查人员把村民们全都劝到屋外去了，并拉起了警戒线予以隔离，只留下杨四方村长做现场勘查见证人。

韩珂玉一边帮谢翠花解开捆绑的绳子，一边问；“是你毒死了小孩？”谢翠花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掏出手铐铐住谢翠花的双手，和刚刚赶来的派出所干警一道，押着她到派出所去了。张龙华从付满英手里接过小孩子的尸体，把他交给法医老钟，然后叫了一名派出所的干警，带着付满英到村长家里进行询问去了。

付满英，三十岁，六年前从邻村嫁到杨家。别看她人长得不怎么哩，脾气倒大得很呢！早还在娘家未出嫁前，就因为性格太强势而出了名。平日里为人自私，眼睛里容不得别人。

据付满英陈述：3月23日晚，父亲打来电话，说她母亲生病了，要她回去看一看。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她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娘家去了。走时，儿子还在睡觉，因不忍心把他叫醒，就跑到老屋里去给住在那里的婆婆打了声招呼。上午九点多钟，付满英从娘家赶回来，看到婆婆正抱着儿子坐在餐桌边发呆。她接过儿子一看，发现儿子嘴角有许多白泡沫，身体冰凉，人已经死了。

侦查人员调取了现场的机站数据和付满英的通讯数据，证实头天晚上九时十一分，付满英的父亲的确给她打了电话。付满英的手机移动轨迹也与她的陈述相符合。另外，付满英的说词在邻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邻居亲眼看到付满英是早上七点多钟离家的。走时，付满英还对邻居说：“我妈病了，我回去看看，等下就会回来。”

与此同时，文斌指挥刑事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

案发现场比较简单。这是一栋新盖的二层砖混楼房，墙里墙外涂刷得雪白光亮，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面，看上去，显得干净整洁。楼上为卧室，共有三间，楼下也有三间，分别为客厅、厨房、卫生间。在厨房里的炉灶上，有一口铝合金锅，里面洗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污迹。旁边搁了一口同样洗得很干净的铁锅。在客厅里有一张仿制大理石餐桌，桌上有一大一小二只饭碗和一双筷子。大碗里有半碗左右煮熟的面条，里面零星地夹杂着一些蛋花；小碗里剩有少量的面条汤汁。桌子旁边的地上有少量的呕吐物。技术人员提取了碗和碗里的物质及地面上的呕吐物进行送检。

尸体检验发现，死者的尸表特征符合中毒死亡症状。为了查明死因，钟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死者的胃内容基本上是尚未消化的面条和鸡蛋。钟法医提取了胃内容物质和血样予以送检。

刑侦支队刑科所对所提取的物质进行了检验，证实大碗里、小碗里和死者胃内容物质里都有相类似的毒物。由此证明杨宗耀是吃了有毒的面条后中毒死亡的。毒物为一种名叫“毒鼠强”的灭鼠药。

一个五岁的小孩，不可能服毒自杀。很显然，杨宗耀是被人投毒杀害的。

三

对谢翠花的审讯非常顺利。审讯人员几乎没有费多少口舌，谢翠花就交待了投毒杀害孙子的犯罪行为。

谢翠花，现年六十岁。在很多年以前，丈夫杨顺生就因患癌症，狠心地抛下她和年幼的儿子撒手归西了。从此后，这对孤儿寡母便相依为命，艰辛地渡过坎坷的岁月。她原以为等到把儿子拉扯大了，苦日子也就熬到头了，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然而，当她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娶了媳妇、盖了新房，好日子不但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反而日子过得更加凄苦了。名义上她是跟儿子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实际上只是共一口锅吃饭而已，并不住在一起。儿子儿媳妇住在新盖的楼房里，谢翠花依旧住在破破烂烂的老屋里。

据谢翠花交待：“3月24日，早上七点左右，儿媳妇来叫我，说是她娘生病了，要回去探望一下。说完就走了。我起床后，就到新房子里的厨房去煮面条。面条煮好后，由于想到儿子、儿媳妇平时对我不好，不孝顺，心里来气，就想报复他们。于是，我就往面条里投放了一些老鼠药，然后把孙子叫起来，把面条喂给他吃。吃完面条后没有多久，孙子就开始痉挛、呕吐，后来就口里吐白泡，晕倒在我的怀里。再后来，我脑袋里就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

当问到杀人动机时，谢翠花说：“由于自己年老体弱，不仅干不了重活，还要家里人照顾，因此，儿媳妇就十分嫌弃我，巴不得我早点儿死。为了报复儿媳妇，我就把老鼠药拌在面条里，把孙子给毒死了。”经调查，村民们证实了谢翠花与儿媳妇之间的糟糕的婆媳关系。邻居反映：付满英心胸狭隘，为人奸邪。对待婆婆很不孝顺，经常虐待婆婆，甚至不给她饭吃。即使如此，谢翠花也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与儿媳妇顶嘴，也不敢把儿媳妇的所作所为告诉给儿子杨林根，只有偷偷地向邻居哭诉。

当问到毒物的来源时，谢翠花说：“我住的老屋子里老鼠特别多，所以，每次去镇上赶集，我都会到卖老鼠药的地摊上去买一些，存放在家里备用。”

“老鼠药是什么形状？备用的老鼠药放在哪里？”侦查人员追问。

“是塑料袋装的粉末，塑料袋上印有‘毒鼠强’等字样。买回来后，一般都是放在我房里的衣柜上。”谢翠花回答说。

根据谢翠花的交待，侦查人员在谢翠花住房里的衣柜上提取到了两包未开封的“毒鼠强”灭鼠药。经检验，其成份与现场提取的检材相吻合。

有付满英的指认，有谢翠花自己的供述，并且谢翠花又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作案工具条件。因此，谢翠花被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四

对在押人员的谈话教育，既是监所法规的基本要求，也是看守工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那些杀人、纵火、投毒等重特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谈话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看守民警通过与他们谈话、谈心和疏导，不仅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基本情况，而且还可以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从而因人而异，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教对策。

关于谈话教育这项工作，周长林所长颇有研究。他撰写的《基层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心理分析及其管教对策》一文，曾获得2015年省公安厅优秀论文奖。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被刑拘、被逮捕、被移送起诉到最后法院开庭审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其心理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阶段，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侥幸心理和对抗心理，一旦交代问题后，会有短暂的释然与放松心态。当进入看守所后，由于特殊的监狱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往往会表现出恐惧与不安。当宣布逮捕时，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会有失落和烦躁感。当进入诉讼阶段后，犯罪嫌疑人又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应诉上。因此，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刑拘和逮捕阶段容易产生不稳定的情绪，不安全的隐患也就会增多，那些自伤、打架和越狱等行为，大多发生在这两个阶段。到了诉讼阶段则相对稳定，安全系数也就更高。所以，在每个环节都要及时地开展谈话工作，以便根据其心理特点，及时地采取教育和疏导工作，从而达到安全监管、深挖犯罪的目的。

谢翠花被刑拘的第二天，周长林就要民警小黄把她提押到谈话教育室，亲自与她交谈，对其进行教育和疏导。周长林看着眼前这个长相猥琐、穿着扑实、满脸皱纹、神志恍惚的老太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怎么都无法把眼前这个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老人，同一个杀人犯联系起来。

“谢翠花，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孙子吗？”周长林问。

“为什么？……我……我为什么？可能……可能是儿媳妇恨我吧！”谢翠花语无伦次地回答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后悔吗？”周长林想通过引导的方式，来激发出犯罪嫌疑人内心的良知。

“后悔？……后悔……？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后悔又有什么用？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早点把我枪毙了！”

“枪毙不枪毙你那得由法院来裁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刻反省、真诚悔罪。”周长林耐心地劝导。

“其实，我早就该死，如果我早死了，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孙子也就不会死了。”谢翠花握紧拳头在自己胸口捶了两下，继续说：“老天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死呀？为什么要留着我在世界上祸害人呢？天啦！”

“谢翠花，你有几个亲孙子？”周长林意欲用亲情来感化她。

周长林的话音刚落，谢翠花便仰头靠在椅背上，开始嚎啕大哭，哭得如此悲伤、如此哀痛。哭毕，抽泣着说：“老天保佑，但愿老杨家不要绝后啊！”

谢翠花被押回监室后，周长林一边抽着烟，一边反复琢磨着谢翠花的话。他总感觉到谢翠花的话里面似乎暴露出某种潜在的意思，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却又无法捋清。于是，他便掏出手机，拨通了刑侦队长文斌的电话……

五

对周长林的工作责任心，文斌是十分敬佩的。他知道这位老同学的性格，如果心里没有谱，是不会轻易地给他打电话对案件侦查提出疑问的。因此，当周长林打来电话，说通过与谢翠花谈话，总感觉到案情有些蹊跷时，文斌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地感激。

文斌赶到看守所，亲自对谢翠花进行了审讯。

“谢翠花，杨宗耀是你毒死的吗？”文斌接过周长林递过来的茶杯，送到谢翠花的手里后，开门见山地问。

谢翠花面无表情、眼睛茫然地看了看文斌，回答说：“是我。”

“那你把投毒的过程说一遍，越详细越好。”

谢翠花连着喝了好几口茶，说：“那天早上，儿媳妇走后，我就起床到新房里去煮面条。面条煮好了，我用大碗盛好放到餐桌上。为了报复儿媳妇，我就从我住的老房子里的衣柜上拿来了一包老鼠药，拆开塑料袋包装，把老鼠药倒在面条里，搅拌后，又用小碗盛出一碗。然后，我把孙子叫起来，喂给他吃，后来……后来……”说到这里，谢翠花因悲伤而抽泣得说不下去了。

待谢翠花情绪有所平静后，文斌继续问：“你是用什么锅煮的面条？”

谢翠花低头想了想，轻声回答说：“我年纪大，记忆力不好，不记得用的是什么锅。”

“下毒后，老鼠药的包装袋放在哪里？”文斌紧追不放。

“我记不太清楚，好像是丢在屋后的垃圾桶里了。”谢翠花依然是低着头轻声回答。

“你的老鼠药是怎么来的？”

“是以前在高坑镇集市上的一个地摊上买的，那个摆地摊的是个瞎子，外地人，大家都叫他黄师父。”对这个问题，谢翠花回答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把孙子毒死？”文斌最后抛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唉！”谢翠花长叹了一声，说：“还能为什么，就因为我人老不中用，儿媳妇就容不得我，嫌弃我，经常欺侮我，所以我就报复她。”说这话时，谢翠花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你报复儿媳妇的方式有很多，为何单单选择毒死她儿子这种方式呢？”

谢翠花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儿媳妇从来就不允许我到新房子里去，我吃的饭都是由她送到老屋来，所以平时我没有下毒的机会。”

文斌审讯完谢翠花后，便觉得周长林对案件的侦破工作提出疑问，是有其道理的。谢翠花的供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疑点：一是在一些关键细节上，谢翠花回答说年纪大、记不清。是真的记不清？还是故意隐瞒？二是谢翠花说儿媳妇从来都不允许她到新房子里去，也就是说，她这次煮面条是第一次到新房子里去。既然是第一次去，怎么会忘记用什么锅煮的面条呢？三是从谢翠花的表情来看，她对儿媳妇是痛恨的，但对孙子是真爱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找机会去加害所痛恨的人，而要加害所真爱的人呢？难道真的像电影中演的那样：“要让你尝一尝丧子之痛”吗？固然，丧子会痛，难道丧孙子就不痛了吗？

文斌把韩珂玉、张龙华和法医老钟找来，一起重新回顾案件侦破的全过程，仔细地推敲每一个细节。

文斌用反推理的方式，在书写板上把案件的有关重要细节一一标举出来：

1．杨宗耀是中毒死亡（法医检验，可以认定）；

2．杨宗耀所服的毒物来源于面条（法医检验，可以认定）；

3．杨宗耀所吃的面条是奶奶谢翠花喂食的（案发时间只有谢翠花在现场，可以认定）；

4．面条中的毒物系谢翠花所投放（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5．面条为谢翠花所煮（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至少还有五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完全查明：一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毒物为谢翠花所投放；二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面条是谢翠花所煮；三是谢翠花交代，毒物的包装袋丢弃在屋后的垃圾桶里，但侦查人员翻遍了垃圾桶都没有找到；四是谢翠花是用小碗给杨宗耀喂的面条，其顺序应当是从锅里把面条盛到大碗里，再从大碗里分出一部分到小碗里，然后用小碗喂给杨宗耀吃。那么，为什么谢翠花不直接用小碗到锅里盛面条，而要用大碗过渡一下呢？五是毒物的来源方面，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

人命关天，不可马虎！文斌决定继续开展侦查。他一方面安排钟法医把从现场提取的二只饭碗和筷子送到市局DNA实验室进行检验，一方面带领韩珂玉、张龙华及痕检员小甘直奔现场，对现场进行复勘。同时，他又给高坑镇派出所的刘所长打电话，委托派出所帮助了解高坑镇老鼠药的销售情况，核查谢翠花购买老鼠药的情况。

六

现场在第一次勘查完毕后，为了慎重起见，文斌当时就下令将其封闭起来了。

文斌揭开封条，打开房门，戴上手套和鞋套，在警用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对现场进行重新勘查。

考虑到毒物与面条有关，面条又与厨房有关，所以文斌选择的勘查重点当然是厨房。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回忆，文斌觉得在第一次勘查时，有些部位勘查得并不仔细，甚至有遗漏。比如烧柴火的炉灶，当时只详细检查了炉灶上的物品，并未详细检查炉膛内。于是，他找来了一片竹板，将炉膛里的余灰全部扒拉出来，装在一个洗脸盆里，然后一点一点地仔细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文斌终于在木碳灰中找到了一团被高温烤得卷缩变形的小塑料袋。他拍好照，用物证袋把它装好，交给韩珂玉，说：“带回实验室去处理。”

勘查完了新盖的楼房后，文斌又来到谢翠花住的老屋里。

这是一栋上百年的土坯砖老房子，看上去已经显得十分的破败和荒凉。房子共有三间，中间为客厅，左右两边各有一间为卧室。左边卧室的半堵墙已经坍塌，几根陈旧的椽梁斜靠在墙壁上，地上到处是残碎的瓦砾。客厅里放满了闲置的农具。双合门框上也只剩下了一扇门半吊着，风一吹，便吱吱呀呀地前后摆动。谢翠花住在右边的卧室里。

文斌推开谢翠花卧室的门，一股剌鼻的酶味直熏过来，文斌被呛得连打了两个喷嚏。屋子里光线昏暗、阴凉潮湿、地面生苔、墙壁开裂。在房间的中央，有一张老式床，床上有一床棉絮外露的烂棉被。靠床头有一张小方桌，桌上铺了一块缺了一个角的花格子塑料布。靠后墙有一个老式衣柜，衣柜里有几件打满了补丁的土布罩衣和一双脚趾尖开了口的棉鞋。文斌仔细检查了小方桌和房门，发现房门栓已经脱落，无法正常上栓了，在房门边有一根竹制扁担，估计是谢翠花晚上睡觉时用来顶门的。小方桌上的塑料布上，有一个圆形的油污性碗底印痕，旁边也有一块银元大小的油污斑痕，斑痕上有一小段碎面条。文斌用尺子对碗底印痕进行了测量，证实其大小正好与盛面条的大饭碗底座相吻合。文斌叫小甘拍照固定后，用棉签和物证袋一一提取送检。

派出所对毒源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毒鼠强”——学名“四亚甲基二砜四胺”，无味，无臭，粉状。是一种剧毒灭鼠药，对人的致命量是7到10毫克。经走访调查，发现经常在高坑镇集市上摆地摊销售灭鼠药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徽来的瞎子黄师父。黄师父摆地摊是根据附近几个乡镇赶集的时间来确定的。每逢1、4、7的日子是高田镇赶集，他就到高田镇集市上去摆地摊；逢2、5、8的日子是高山镇赶集，他便到高山镇集市上去摆地摊。3、6、9的日子是高坑镇赶集日，黄师父在这些日子里便会到高坑镇集市上去摆地摊。据黄师父反映，岭南村的村民大多在他这里买过灭鼠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具体名字他并不知道。由于黄师父是个瞎子，因此，派出所的干警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辨认”这项侦查措施了。

七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文斌把谢翠花投毒杀人案的卷宗摊开在办公桌上，一边研究，一边在书写板上标注：

铝合金锅（已清洗？）——老屋里小方桌上的大碗底印痕？——新房子里客厅桌上的大碗（剩有面条）? ——小碗（只剩汤汁）——杨宗耀中毒。

从表面上看，谢翠花投毒杀死孙子的作案过程十分清楚，符合逻辑。但有几个问题却又的确让文斌感到迷惑和纠结。一是谢翠花用大碗过渡面条的动作似乎有些多余。难道只是为了清洗铝合金锅吗？二是谢翠花房里小方桌上出现的碗底印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是她在往面条里下毒时形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毒物包装袋又在哪里呢？三是为什么死的是杨宗耀而不是付满英？谢翠花恨的人是付满英，难道真的是像谢翠花说的那样，是没有投毒的机会吗？

文斌直勾勾地盯着写字板上的几个大大的问号，百思不得其解，心里感到十分的烦闷和焦躁。正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科所所长高波打来的。

“文大队长，起床了么？”高波因一夜没睡，嗓子有些沙哑。

“兄弟，什么叫起床了么？我压根儿就还没有上床呢！谢翠花的案件都快把我逼疯了。明天就是报捕的最后法定期限，可还有一些疑问却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哪里还睡得着啊！”

“我打电话给你正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DNA实验室和理化实验实的同志昨晚又熬了一个通霄，总算把你们送来的检材全部检验完了。我先向你通报一声，检验报告随后给你发过去。项目比较多呢，麻烦你拿笔记一下吧！”高波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第一，老屋里小方桌上的碗底油污斑痕，检出了毒鼠强成份和付满英的DNA；第二，大碗上检出了谢翠花和付满英的DNA；第三，小碗上检出了谢翠花的DNA；第四，筷子上检出了谢翠花和杨宗耀的DNA；第五，炉灶里提取的塑料袋检出了毒鼠强成份。通报完毕。情况有些复杂，下面就看你的喽！”

高波的话还没有说完，文斌已经兴奋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复杂，……不复杂，案情已经非常明朗了。你真是我的贵人，改天我请你喝酒。”

放下电话，文斌冲到书写板前，动作麻利地抹掉了原来标注的细节，对案情重新进行了标注：

1．付满英（因恨）→大碗面条→下毒→老屋→谢翠花；

2．谢翠花（因爱）→大碗面条→新屋→小碗面条→杨宗耀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