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天谴

寻觅旧痕 作者:李林海


天谴

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终于侦破了“3.20”凶杀案。刑侦队长文斌感到极度的疲惫,他真想躺下来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哪怕只是打个盹也行。可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马虎松懈、掉以轻心。必须得等到把犯罪嫌疑人安全地送入看守所监号后,才能松口气。

文斌一边电话通知队里民警小黄,要他在网上办理好刑拘手续,一边带领侦查员韩珂玉和张龙华押解着犯罪嫌疑人,离开上峰派出所的办案中心,驱车直接赶往看守所。

早春的晨风,依然有些凉意。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山林中、田野上,一片云蒸雾罩,迷迷蒙蒙。韩珂玉一边打开吹风机除去玻璃上的雾气,一边对文斌说:“老大,到看守所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呢,有我和龙华在,你就放心地休息一会儿吧!”

“唉!休息!”文斌苦笑地摇了摇头,闷叹了一声。“休息”一词,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一个月前,当梦雅把离婚协议书摔到他面前时,他是多么的伤心和苦闷。“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我无法接受做刑警妻子的现实!”梦雅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哀怨地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

“当初以为嫁给一个刑警会更有安全感,可是我错了!彻底的错了!我每天要面对的是为丈夫担惊受怕,每天要承受的是孤独和寂寞。当女儿半夜发高烧时,我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得自己背着女儿跌跌撞撞地往附近的诊所跑;当我加晚班给病人做手术时,女儿放学后只能滞留在学校的门卫室,靠在办公桌上睡觉……”梦雅尽情地发泄着心中的积怨和痛苦。文斌自知对不住老婆孩子、对不住这个家,只好轻声解释说:“我也想休息,我也想回家,可是……”

“可是什么呢?”不等文斌把话说完,梦雅就抢过话来说。“我不相信法律会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正常休息权。像你们这种只会给家人带来痛苦的人,根本就不配拥有一个家!”梦雅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来气,到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了。

梦雅最后一句话,把文斌彻底激怒了。只见他从沙发上蹦起来,手指着梦雅,就像一只受伤的狮子一般咆哮着:“你可以瞧不起我,但决不能侮辱我的职业!”说完,挥起笔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名。

……

“老大,看守所到了。”韩珂玉的提醒,打断了文斌痛苦的回忆。

文斌睁开眼睛,直起身子,用大拇指使劲地按了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然后朝看守所大门方向努了努嘴,示意他去叫门。

韩珂玉下了车,敲了敲看守所巨大厚重的铁门,但没有回应。于是,他返回到车上,使劲地摁响汽车喇叭。这一招果然奏效,看守所所长周长林从侧门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了一声:“吵!吵!吵!吵个死呀!”可是,当他看清了是刑侦队长文斌时,便立即挤眉弄眼地笑着说:“唉哟!是老同学呀!心急火燎的,是不是又破了大案立了大功啊!什么时候也捎带着我立个功呗!”

“我靠,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能耐你也来试试三天三夜不睡觉的滋味,看看你还说得出风凉话吗?”这两位老同学相互之间从来都不客气。

文斌和周长林是警校同班同学。十年前,二人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双双考入城北公安分局,又双双分配到刑侦大队。虽是同学,但两个人的性格却不相同。文斌表现出来的是坚强果敢、从不言败;周长林表现出来的是沉稳含蓄、稳中求胜。两个人的体形也相差甚远。文斌一米八二的个子,体格健硕魁梧;周长林一米六五的个子,体态精瘦干练。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往舞台上一站,典型的一对相声演员最佳搭档。

初到刑侦大队那会儿,两个人都铆足了劲,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十年的打拼,文斌当上了刑侦大队大队长,周长林当上了看守所所长。

周长林邀请文斌到他办公室去喝杯茶、叙叙旧。文斌手一挥,说:“别扯了,我哪有这闲工夫?你赶紧安排人帮我从网上把拘留证打印出来,把犯罪嫌疑人关押进去,好让我回去睡个安稳觉吧!”看着文斌暗灰色的脸和充满血丝的眼睛,周长林知道文斌已经到了极度疲惫的境地,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于是不再说什么,招呼大家赶紧帮助办理关押手续。

正在这时,文斌的手机响了。文斌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一看,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洪强打来的。

文斌接完电话后,把手机重重地往包里一摔,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句:“搞!搞!搞!搞什么鬼啊?还让不让人活啦!”说完,回头对韩珂玉、张龙华说:“高坑镇岭南村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现在就过去。龙华,你来开车,珂玉,你打电话通知刑事技术人员直接赶过去。”

岭南村,位于城北区东边约七十公里处,有三十多户人家,全是客籍人家,大多数村民姓杨。

报案的是村长杨四方,他站在村口等着公安人员的到来。据他说,杨林根的五岁儿子被奶奶毒死了,杨林根还在外地打工,凶手已经被村民们控制住了。

文斌看了一眼杨四方,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杨林根的儿子是被毒死的呢?”

“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九点多钟,付满英从娘家回来,看到儿子死了就嚎啕大哭。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跑来叫我,我就叫了村医杨五谷一起前往查看。杨五谷看了后,说可能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是中毒死亡。后来付满英就一口咬定是婆婆谢翠花故意毒死了她的儿子。”

杨村长一边介绍着情况,一边带领侦查人员匆匆忙忙地赶往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具已经僵硬的小孩子尸体,正在悲恸欲绝地哭泣。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村民正看守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老太婆。杨村长给侦查人员一一作了介绍。他指着那个正抱着孩子哭的女人说:“那个就是杨林根的老婆,名叫付满英。怀里抱着的是她的儿子,可惜已经死了。”又指着那个被绑着的老太婆说:“这个就是凶手,杨林根的母亲,死者的奶奶,名叫谢翠花。”文斌问死者叫什么名字,村长回答说:“杨宗耀”。

为了保护现场,侦查人员把村民们全都劝到屋外去了,并拉起了警戒线予以隔离,只留下杨四方村长做现场勘查见证人。

韩珂玉一边帮谢翠花解开捆绑的绳子,一边问;“是你毒死了小孩?”谢翠花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掏出手铐铐住谢翠花的双手,和刚刚赶来的派出所干警一道,押着她到派出所去了。张龙华从付满英手里接过小孩子的尸体,把他交给法医老钟,然后叫了一名派出所的干警,带着付满英到村长家里进行询问去了。

付满英,三十岁,六年前从邻村嫁到杨家。别看她人长得不怎么哩,脾气倒大得很呢!早还在娘家未出嫁前,就因为性格太强势而出了名。平日里为人自私,眼睛里容不得别人。

据付满英陈述:3月23日晚,父亲打来电话,说她母亲生病了,要她回去看一看。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她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娘家去了。走时,儿子还在睡觉,因不忍心把他叫醒,就跑到老屋里去给住在那里的婆婆打了声招呼。上午九点多钟,付满英从娘家赶回来,看到婆婆正抱着儿子坐在餐桌边发呆。她接过儿子一看,发现儿子嘴角有许多白泡沫,身体冰凉,人已经死了。

侦查人员调取了现场的机站数据和付满英的通讯数据,证实头天晚上九时十一分,付满英的父亲的确给她打了电话。付满英的手机移动轨迹也与她的陈述相符合。另外,付满英的说词在邻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邻居亲眼看到付满英是早上七点多钟离家的。走时,付满英还对邻居说:“我妈病了,我回去看看,等下就会回来。”

与此同时,文斌指挥刑事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

案发现场比较简单。这是一栋新盖的二层砖混楼房,墙里墙外涂刷得雪白光亮,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面,看上去,显得干净整洁。楼上为卧室,共有三间,楼下也有三间,分别为客厅、厨房、卫生间。在厨房里的炉灶上,有一口铝合金锅,里面洗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污迹。旁边搁了一口同样洗得很干净的铁锅。在客厅里有一张仿制大理石餐桌,桌上有一大一小二只饭碗和一双筷子。大碗里有半碗左右煮熟的面条,里面零星地夹杂着一些蛋花;小碗里剩有少量的面条汤汁。桌子旁边的地上有少量的呕吐物。技术人员提取了碗和碗里的物质及地面上的呕吐物进行送检。

尸体检验发现,死者的尸表特征符合中毒死亡症状。为了查明死因,钟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死者的胃内容基本上是尚未消化的面条和鸡蛋。钟法医提取了胃内容物质和血样予以送检。

刑侦支队刑科所对所提取的物质进行了检验,证实大碗里、小碗里和死者胃内容物质里都有相类似的毒物。由此证明杨宗耀是吃了有毒的面条后中毒死亡的。毒物为一种名叫“毒鼠强”的灭鼠药。

一个五岁的小孩,不可能服毒自杀。很显然,杨宗耀是被人投毒杀害的。

对谢翠花的审讯非常顺利。审讯人员几乎没有费多少口舌,谢翠花就交待了投毒杀害孙子的犯罪行为。

谢翠花,现年六十岁。在很多年以前,丈夫杨顺生就因患癌症,狠心地抛下她和年幼的儿子撒手归西了。从此后,这对孤儿寡母便相依为命,艰辛地渡过坎坷的岁月。她原以为等到把儿子拉扯大了,苦日子也就熬到头了,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然而,当她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娶了媳妇、盖了新房,好日子不但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反而日子过得更加凄苦了。名义上她是跟儿子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实际上只是共一口锅吃饭而已,并不住在一起。儿子儿媳妇住在新盖的楼房里,谢翠花依旧住在破破烂烂的老屋里。

据谢翠花交待:“3月24日,早上七点左右,儿媳妇来叫我,说是她娘生病了,要回去探望一下。说完就走了。我起床后,就到新房子里的厨房去煮面条。面条煮好后,由于想到儿子、儿媳妇平时对我不好,不孝顺,心里来气,就想报复他们。于是,我就往面条里投放了一些老鼠药,然后把孙子叫起来,把面条喂给他吃。吃完面条后没有多久,孙子就开始痉挛、呕吐,后来就口里吐白泡,晕倒在我的怀里。再后来,我脑袋里就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

当问到杀人动机时,谢翠花说:“由于自己年老体弱,不仅干不了重活,还要家里人照顾,因此,儿媳妇就十分嫌弃我,巴不得我早点儿死。为了报复儿媳妇,我就把老鼠药拌在面条里,把孙子给毒死了。”经调查,村民们证实了谢翠花与儿媳妇之间的糟糕的婆媳关系。邻居反映:付满英心胸狭隘,为人奸邪。对待婆婆很不孝顺,经常虐待婆婆,甚至不给她饭吃。即使如此,谢翠花也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与儿媳妇顶嘴,也不敢把儿媳妇的所作所为告诉给儿子杨林根,只有偷偷地向邻居哭诉。

当问到毒物的来源时,谢翠花说:“我住的老屋子里老鼠特别多,所以,每次去镇上赶集,我都会到卖老鼠药的地摊上去买一些,存放在家里备用。”

“老鼠药是什么形状?备用的老鼠药放在哪里?”侦查人员追问。

“是塑料袋装的粉末,塑料袋上印有‘毒鼠强’等字样。买回来后,一般都是放在我房里的衣柜上。”谢翠花回答说。

根据谢翠花的交待,侦查人员在谢翠花住房里的衣柜上提取到了两包未开封的“毒鼠强”灭鼠药。经检验,其成份与现场提取的检材相吻合。

有付满英的指认,有谢翠花自己的供述,并且谢翠花又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作案工具条件。因此,谢翠花被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对在押人员的谈话教育,既是监所法规的基本要求,也是看守工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那些杀人、纵火、投毒等重特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谈话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看守民警通过与他们谈话、谈心和疏导,不仅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基本情况,而且还可以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从而因人而异,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教对策。

关于谈话教育这项工作,周长林所长颇有研究。他撰写的《基层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心理分析及其管教对策》一文,曾获得2015年省公安厅优秀论文奖。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被刑拘、被逮捕、被移送起诉到最后法院开庭审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其心理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阶段,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侥幸心理和对抗心理,一旦交代问题后,会有短暂的释然与放松心态。当进入看守所后,由于特殊的监狱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往往会表现出恐惧与不安。当宣布逮捕时,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会有失落和烦躁感。当进入诉讼阶段后,犯罪嫌疑人又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应诉上。因此,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刑拘和逮捕阶段容易产生不稳定的情绪,不安全的隐患也就会增多,那些自伤、打架和越狱等行为,大多发生在这两个阶段。到了诉讼阶段则相对稳定,安全系数也就更高。所以,在每个环节都要及时地开展谈话工作,以便根据其心理特点,及时地采取教育和疏导工作,从而达到安全监管、深挖犯罪的目的。

谢翠花被刑拘的第二天,周长林就要民警小黄把她提押到谈话教育室,亲自与她交谈,对其进行教育和疏导。周长林看着眼前这个长相猥琐、穿着扑实、满脸皱纹、神志恍惚的老太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怎么都无法把眼前这个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老人,同一个杀人犯联系起来。

“谢翠花,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孙子吗?”周长林问。

“为什么?……我……我为什么?可能……可能是儿媳妇恨我吧!”谢翠花语无伦次地回答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后悔吗?”周长林想通过引导的方式,来激发出犯罪嫌疑人内心的良知。

“后悔?……后悔……?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后悔又有什么用?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早点把我枪毙了!”

“枪毙不枪毙你那得由法院来裁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刻反省、真诚悔罪。”周长林耐心地劝导。

“其实,我早就该死,如果我早死了,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孙子也就不会死了。”谢翠花握紧拳头在自己胸口捶了两下,继续说:“老天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死呀?为什么要留着我在世界上祸害人呢?天啦!”

“谢翠花,你有几个亲孙子?”周长林意欲用亲情来感化她。

周长林的话音刚落,谢翠花便仰头靠在椅背上,开始嚎啕大哭,哭得如此悲伤、如此哀痛。哭毕,抽泣着说:“老天保佑,但愿老杨家不要绝后啊!”

谢翠花被押回监室后,周长林一边抽着烟,一边反复琢磨着谢翠花的话。他总感觉到谢翠花的话里面似乎暴露出某种潜在的意思,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却又无法捋清。于是,他便掏出手机,拨通了刑侦队长文斌的电话……

对周长林的工作责任心,文斌是十分敬佩的。他知道这位老同学的性格,如果心里没有谱,是不会轻易地给他打电话对案件侦查提出疑问的。因此,当周长林打来电话,说通过与谢翠花谈话,总感觉到案情有些蹊跷时,文斌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地感激。

文斌赶到看守所,亲自对谢翠花进行了审讯。

“谢翠花,杨宗耀是你毒死的吗?”文斌接过周长林递过来的茶杯,送到谢翠花的手里后,开门见山地问。

谢翠花面无表情、眼睛茫然地看了看文斌,回答说:“是我。”

“那你把投毒的过程说一遍,越详细越好。”

谢翠花连着喝了好几口茶,说:“那天早上,儿媳妇走后,我就起床到新房里去煮面条。面条煮好了,我用大碗盛好放到餐桌上。为了报复儿媳妇,我就从我住的老房子里的衣柜上拿来了一包老鼠药,拆开塑料袋包装,把老鼠药倒在面条里,搅拌后,又用小碗盛出一碗。然后,我把孙子叫起来,喂给他吃,后来……后来……”说到这里,谢翠花因悲伤而抽泣得说不下去了。

待谢翠花情绪有所平静后,文斌继续问:“你是用什么锅煮的面条?”

谢翠花低头想了想,轻声回答说:“我年纪大,记忆力不好,不记得用的是什么锅。”

“下毒后,老鼠药的包装袋放在哪里?”文斌紧追不放。

“我记不太清楚,好像是丢在屋后的垃圾桶里了。”谢翠花依然是低着头轻声回答。

“你的老鼠药是怎么来的?”

“是以前在高坑镇集市上的一个地摊上买的,那个摆地摊的是个瞎子,外地人,大家都叫他黄师父。”对这个问题,谢翠花回答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把孙子毒死?”文斌最后抛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唉!”谢翠花长叹了一声,说:“还能为什么,就因为我人老不中用,儿媳妇就容不得我,嫌弃我,经常欺侮我,所以我就报复她。”说这话时,谢翠花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你报复儿媳妇的方式有很多,为何单单选择毒死她儿子这种方式呢?”

谢翠花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儿媳妇从来就不允许我到新房子里去,我吃的饭都是由她送到老屋来,所以平时我没有下毒的机会。”

文斌审讯完谢翠花后,便觉得周长林对案件的侦破工作提出疑问,是有其道理的。谢翠花的供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疑点:一是在一些关键细节上,谢翠花回答说年纪大、记不清。是真的记不清?还是故意隐瞒?二是谢翠花说儿媳妇从来都不允许她到新房子里去,也就是说,她这次煮面条是第一次到新房子里去。既然是第一次去,怎么会忘记用什么锅煮的面条呢?三是从谢翠花的表情来看,她对儿媳妇是痛恨的,但对孙子是真爱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找机会去加害所痛恨的人,而要加害所真爱的人呢?难道真的像电影中演的那样:“要让你尝一尝丧子之痛”吗?固然,丧子会痛,难道丧孙子就不痛了吗?

文斌把韩珂玉、张龙华和法医老钟找来,一起重新回顾案件侦破的全过程,仔细地推敲每一个细节。

文斌用反推理的方式,在书写板上把案件的有关重要细节一一标举出来:

1.杨宗耀是中毒死亡(法医检验,可以认定);

2.杨宗耀所服的毒物来源于面条(法医检验,可以认定);

3.杨宗耀所吃的面条是奶奶谢翠花喂食的(案发时间只有谢翠花在现场,可以认定);

4.面条中的毒物系谢翠花所投放(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5.面条为谢翠花所煮(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至少还有五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完全查明:一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毒物为谢翠花所投放;二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面条是谢翠花所煮;三是谢翠花交代,毒物的包装袋丢弃在屋后的垃圾桶里,但侦查人员翻遍了垃圾桶都没有找到;四是谢翠花是用小碗给杨宗耀喂的面条,其顺序应当是从锅里把面条盛到大碗里,再从大碗里分出一部分到小碗里,然后用小碗喂给杨宗耀吃。那么,为什么谢翠花不直接用小碗到锅里盛面条,而要用大碗过渡一下呢?五是毒物的来源方面,只有谢翠花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

人命关天,不可马虎!文斌决定继续开展侦查。他一方面安排钟法医把从现场提取的二只饭碗和筷子送到市局DNA实验室进行检验,一方面带领韩珂玉、张龙华及痕检员小甘直奔现场,对现场进行复勘。同时,他又给高坑镇派出所的刘所长打电话,委托派出所帮助了解高坑镇老鼠药的销售情况,核查谢翠花购买老鼠药的情况。

现场在第一次勘查完毕后,为了慎重起见,文斌当时就下令将其封闭起来了。

文斌揭开封条,打开房门,戴上手套和鞋套,在警用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对现场进行重新勘查。

考虑到毒物与面条有关,面条又与厨房有关,所以文斌选择的勘查重点当然是厨房。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回忆,文斌觉得在第一次勘查时,有些部位勘查得并不仔细,甚至有遗漏。比如烧柴火的炉灶,当时只详细检查了炉灶上的物品,并未详细检查炉膛内。于是,他找来了一片竹板,将炉膛里的余灰全部扒拉出来,装在一个洗脸盆里,然后一点一点地仔细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文斌终于在木碳灰中找到了一团被高温烤得卷缩变形的小塑料袋。他拍好照,用物证袋把它装好,交给韩珂玉,说:“带回实验室去处理。”

勘查完了新盖的楼房后,文斌又来到谢翠花住的老屋里。

这是一栋上百年的土坯砖老房子,看上去已经显得十分的破败和荒凉。房子共有三间,中间为客厅,左右两边各有一间为卧室。左边卧室的半堵墙已经坍塌,几根陈旧的椽梁斜靠在墙壁上,地上到处是残碎的瓦砾。客厅里放满了闲置的农具。双合门框上也只剩下了一扇门半吊着,风一吹,便吱吱呀呀地前后摆动。谢翠花住在右边的卧室里。

文斌推开谢翠花卧室的门,一股剌鼻的酶味直熏过来,文斌被呛得连打了两个喷嚏。屋子里光线昏暗、阴凉潮湿、地面生苔、墙壁开裂。在房间的中央,有一张老式床,床上有一床棉絮外露的烂棉被。靠床头有一张小方桌,桌上铺了一块缺了一个角的花格子塑料布。靠后墙有一个老式衣柜,衣柜里有几件打满了补丁的土布罩衣和一双脚趾尖开了口的棉鞋。文斌仔细检查了小方桌和房门,发现房门栓已经脱落,无法正常上栓了,在房门边有一根竹制扁担,估计是谢翠花晚上睡觉时用来顶门的。小方桌上的塑料布上,有一个圆形的油污性碗底印痕,旁边也有一块银元大小的油污斑痕,斑痕上有一小段碎面条。文斌用尺子对碗底印痕进行了测量,证实其大小正好与盛面条的大饭碗底座相吻合。文斌叫小甘拍照固定后,用棉签和物证袋一一提取送检。

派出所对毒源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毒鼠强”——学名“四亚甲基二砜四胺”,无味,无臭,粉状。是一种剧毒灭鼠药,对人的致命量是7到10毫克。经走访调查,发现经常在高坑镇集市上摆地摊销售灭鼠药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徽来的瞎子黄师父。黄师父摆地摊是根据附近几个乡镇赶集的时间来确定的。每逢1、4、7的日子是高田镇赶集,他就到高田镇集市上去摆地摊;逢2、5、8的日子是高山镇赶集,他便到高山镇集市上去摆地摊。3、6、9的日子是高坑镇赶集日,黄师父在这些日子里便会到高坑镇集市上去摆地摊。据黄师父反映,岭南村的村民大多在他这里买过灭鼠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具体名字他并不知道。由于黄师父是个瞎子,因此,派出所的干警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辨认”这项侦查措施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文斌把谢翠花投毒杀人案的卷宗摊开在办公桌上,一边研究,一边在书写板上标注:

铝合金锅(已清洗?)——老屋里小方桌上的大碗底印痕?——新房子里客厅桌上的大碗(剩有面条)? ——小碗(只剩汤汁)——杨宗耀中毒。

从表面上看,谢翠花投毒杀死孙子的作案过程十分清楚,符合逻辑。但有几个问题却又的确让文斌感到迷惑和纠结。一是谢翠花用大碗过渡面条的动作似乎有些多余。难道只是为了清洗铝合金锅吗?二是谢翠花房里小方桌上出现的碗底印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是她在往面条里下毒时形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毒物包装袋又在哪里呢?三是为什么死的是杨宗耀而不是付满英?谢翠花恨的人是付满英,难道真的是像谢翠花说的那样,是没有投毒的机会吗?

文斌直勾勾地盯着写字板上的几个大大的问号,百思不得其解,心里感到十分的烦闷和焦躁。正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科所所长高波打来的。

“文大队长,起床了么?”高波因一夜没睡,嗓子有些沙哑。

“兄弟,什么叫起床了么?我压根儿就还没有上床呢!谢翠花的案件都快把我逼疯了。明天就是报捕的最后法定期限,可还有一些疑问却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哪里还睡得着啊!”

“我打电话给你正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DNA实验室和理化实验实的同志昨晚又熬了一个通霄,总算把你们送来的检材全部检验完了。我先向你通报一声,检验报告随后给你发过去。项目比较多呢,麻烦你拿笔记一下吧!”高波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第一,老屋里小方桌上的碗底油污斑痕,检出了毒鼠强成份和付满英的DNA;第二,大碗上检出了谢翠花和付满英的DNA;第三,小碗上检出了谢翠花的DNA;第四,筷子上检出了谢翠花和杨宗耀的DNA;第五,炉灶里提取的塑料袋检出了毒鼠强成份。通报完毕。情况有些复杂,下面就看你的喽!”

高波的话还没有说完,文斌已经兴奋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复杂,……不复杂,案情已经非常明朗了。你真是我的贵人,改天我请你喝酒。”

放下电话,文斌冲到书写板前,动作麻利地抹掉了原来标注的细节,对案情重新进行了标注:

1.付满英(因恨)→大碗面条→下毒→老屋→谢翠花;

2.谢翠花(因爱)→大碗面条→新屋→小碗面条→杨宗耀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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