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心怀自信，在“文学家之径”行走

文章为读者带来“悦怿”

当今学者发表的论文，都是正经八百的学术研究成果报告，力求严谨、精密、理性。1500年前《文心雕龙》所说的“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论文，就有这样的要求。其《论说》篇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研究，英文所谓research；“理”就是道理、主题，英文所谓theme。《论说》篇又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还说：好的论文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这里“师心独见”就是观点独到，就是有创见、有新意。当前学报上登载的合乎要求的论文，都应该如此。

在资讯爆炸甚至过剩的当代，为了职业、为了追上时代而大量地读，高速地读，匆匆地读，囫囵吞枣地读，读一篇篇只有知性没有感性、只有说理没有表情、像扑克脸一样的论文；学术，学术，论文，论文，读论文读得疲累了，趣味索然了。有没有别的选择？有没有另类论文？

有的。《论说》篇释“论”这种文体，还释“说”这另一种文体：“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意思是“说”的言辞要使人喜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悦读”。古罗马的贺拉斯（Horace）以“有益又有趣”形容出色的书写，“有趣”也就是能为人带来“悦怿”。

如果把《论说》篇的“论”体和“说”体结合起来，则这样的文章乃能知性与感性兼具，学术与趣味并存，实质与文采俱胜。这样的学术性文章，在中国早已存在，《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个范例。

钱锺书与余光中的美文旗帜

令人读来不“悦怿”的现代学院式论文正当道，却还是有另类的文章的。有“文化昆仑”美誉的钱锺书升起一面旗帜，上面绣着“美妙”两个字。关于文学的功能，他在《诗可以怨》中说：“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他用对仗式语句，在《宋诗选注》中描述宋代的仕宦制度：

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

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

文学之为文学，他认为必须发挥想象力，应当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作品能美能妙，读者才会悦然怿然。

另一面旗帜，上面绣的是“以文为论”四个大字，即用散文的笔法来写论文，扛旗人是余光中。他认为评论家也是作家，而作家是文字的艺术家，必须兼具知性与感性；评论家的文章应该写得佳妙，即是要“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余光中在其写作文学论文之始，就“以文为论”。《象牙塔到白玉楼》发表于1964年，是他所称的“正规的文学批评”。余氏论李贺的诗，认为这位唐代诗人是现代“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文章中余氏用了很多诉诸感官的形象语言，如“鬼舟上的僵尸群，七色斑斓的魔海，和海上盘舞的彩蛇”；他用对仗“将雕虫小技视为雕龙大业”；“以此文纪念一位骑赤虬而赴白玉楼的青年诗人”。他自述写作的情景：“在厦门街寓所北向的书斋里，一连五六个春夜，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中华学者之外，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的序言表示，他要用一种“娱思”（entertain an idea）的方式来写作学术文章：“‘论文’是学术作品，于知识有所增益；‘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又写道：“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需要‘散文’，因为它已经拥有很多的‘论文’了。”我不知道宇文所安有没有受到刘勰、钱锺书、余光中的影响，无论如何，他的主张，与“言资悦怿”，具“行文之美，立言之妙”，应“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之意，并无二致。

随笔：随心选题，笔下成章

我在青少年时期读各种诗文小说，进了大学开始接触刘勰、钱锺书、余光中的作品，读而喜之，且奉之为文章圭臬。从前握管现在敲键，构思酝酿之际，挥挥洒洒敲敲打打之间，自然受到古今智贤俊杰之士的影响，当然自己也会尝试刘勰主张的“通变”（不是“通便”），尝试“开拓创新”。是志业也是职业所需，动辄一二万字甚至长达五六万字的学术论文，数十年来完成的数量，一时难以估算。即使是写这些应该板着扑克脸的学术论文，我也会偶尔让这张脸变一变，虽不至于像川剧变脸一样红变蓝黑变白的大变，却总是会让肃穆的长脸孔，闪现一下小笑脸、小哭脸甚至小鬼脸，让读者“悦怿”片刻。学术论文之外，或应报刊编者之邀，或自己有发表的冲动，乃写起长长短短各类文章，即使是学术性比较浓郁的，我也希望写得有文采、有情趣、“言资悦怿”，做到“提高”与“普及”兼顾，做到“有益又有趣”。这类文章数十年来完成的数量，也是一时难以估算。

今年9月天朗气清之际，我突然接到资深编辑谭徐锋先生的邀请，要我出版一本文集，加入他主编的“日知文丛”学术随笔系列。我与谭先生数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有一面之缘，如今相邀，自然欣然同意。在华南的金秋好时光，我收集、数算多年来的文字“秋收”，整理编辑，终于成书了，呈上谭先生，准备将来献给读者。

我所理解的“学术随笔”，其性质相近于刘勰、钱锺书、余光中所看重的那类文章。名为文章，当然要讲究章法和文采。除非是咳唾珠玉、三步成文七步成诗的大天才，否则的话，文章的章法和文采，都是在不同程度的构思经营下才出现的；苦吟和难产的例子遍布中西文学史，杜甫和莎士比亚概莫能外。我自然也不能轻心随意下笔或敲键。依照这样的认知，学术随笔的“随”，可解释为“随”作者之心意选择题材、旨趣、体式；而随笔，应该也是有章法有文采的文章。

文化自信：平心看东方和西方

这本《文学家之径》收入长短文章四十余篇，分为四辑：一为《杜甫不悲秋·莎翁对对子》，二为《让“雕龙”化作“飞龙”》，三为《翻译·新诗·过度西化》，四为《文学家之径》。第一辑戏说中英两位伟大作家杜甫和莎士比亚。第二辑力荐伟大的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第三辑闲话翻译、新诗，以及中华学术的过度西化。第四辑美言已故或仍然健在的现代学者作家，健在的，目前也都是超过八十岁的耆英了；已故的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流沙河，以及健在的刘绍铭、王蒙、金耀基、李元洛、古远清等耆英，都是在“文学家之径”行走，直通大道，或曲径通幽，留下可贵足迹的大家、名家。我还乐道过很多在“文学家之径”行走的学者作家，可惜相关的文章本书未能收录。至于本人，我数十年来在这“文学家之径”漫步或健行，观看盛放的花卉，收获神思的果实，包括本书的文章；一直行走，以至已生华发而“不知老之将至”。

这40多篇文章都是“新作”——是21世纪的作品（只有一篇是1997年写的，但在2014年修订）；其中最近十年写的文章有40篇，最近两年的占40篇中的8篇，可说是名副其实的新作。文章自然绝不能以新旧来分优劣，我更非贪新厌旧之辈——何况新旧都是或可自珍的“敝帚”；这里的选辑，只是为自己设限，定个阶段而已。

刘勰、杜甫、钱锺书、余光中是我从早年开始便特别推崇的中国古今文杰诗豪，从本书这些“新作”的题目、关键词和内容看来，我的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刘勰和杜甫的伟大，不必赘言；钱锺书之为“文化昆仑”，学术界已有共识。余光中广获中华文学界高度评价，有充分凭据。我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长大和受教育，又曾在西方留学和教书；向来读书做研究，意识里常常中西互相观照。本书的第二辑中，我把杜甫和莎士比亚放在一起，也是出于一种中西并列的思维。我近来想做的一件事，是重读享誉世界的艾略特（T.S. Eliot，曾有台湾学者因尊崇他，把其姓氏中译为“欧立德”）作品，然后拿他和余光中来做个比较，借以说明中华的诗豪比起英美的诗宗，其诗歌题材的多元、内涵的丰富、技巧的精湛，犹有过之。艾略特有世界性大声名，余光中相形见小，而且是非常小，为什么？英文是超强的全球性语言，而中文不是（虽然中文的国际地位目前因为国力增强而正在提升）。

文化自信是国人近年的一个重要理念。我的文化自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开始撰写对刘勰、杜甫、钱锺书、余光中等文贤诗杰的评论时，在我析论汉语新文学（包括香港文学）的成就时，已彰显出来。我写文章呼吁不要“过度西化”，不要举头仰望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正因为我们应有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我要强调说明的是，它不等于文化自大，不等于民族自大。近世中华民族曾处于文化自卑、民族自卑的低潮时期；现在中华复兴，从低潮、从卑下向上扬，但我们不应自大，也没有理由自大。千万不要从文化“脱贫”后，自吹自擂，成为文化的“暴发户”。

1942年钱锺书写的《谈艺录》序言，有常获引用的名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同属无锡钱氏家族的钱穆，1949年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亲撰的校歌歌词有谓“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是的，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说的不交集的东方和西方，其实是交集的；而且，我们的儒者发现：东方人西方人心同理同。东方人西方人平起平坐，不应自卑也不应自大；如果过去和现在有自卑或自大的情结，彼此应该努力化解，努力消除。世界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呈现种种歧异，对事物常有不同的看法——钱锺书告诉我们“物论难齐”；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有生老病死，都有爱有恨，都受新冠肺炎之灾，我们更共同具有基本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哪一国的人民或领袖，会认为中国线装书所写的“仁义礼智信”不是美德呢？

感谢各地编辑和读者，希望大家会心且微笑

本书一篇篇带有“文化自信”情怀和理念的文章，分别在各地发表，现在结集出书，我要向各地的编辑先生女士致谢。大名、芳名很多，早年的有如刘以鬯（已故）、何锦玲、胡菊人、丁望、林行止、董桥、高信疆（已故）、蔡文甫、痖弦、杜南发；近年的有如张瑞晏、陈义芝、宇文正、林曼叔（已故）、陶然（已故）、汉闻、马文通、梅子、潘耀明、傅红芬、尉玮、周洁茹、谢天振（已故）、张叹凤、庄向阳、刘静、王卓芬、吴小攀、张逸良、刘文华，等等；我无法一一列举。我感谢他们厚爱邀约撰稿，或慷慨接受投稿。一计算，本书中有8篇是最近两三年刊载于《北京晚报》副刊《知味》版的（包括谈钱锺书的B.Litt学位，以及对《文心雕龙》纪念馆的咏叹）；主编张逸良先生严谨编辑、尊重作者的敬业作风，尤可钦佩。

文章刊出后，时有相识或不相识的学界文坛中人，口头或撰文表示鼓励；其中黄霖、陈骏涛、郑延国几位特别令我感动。黄教授在研讨会上称述我对《文心雕龙》理论应用的发扬；陈教授把我批判顾彬的戏谑之作，放在其博客推荐的首篇，且逢人说“黄”；郑教授数度看到《羊城晚报》我的《含英咀华》专栏，马上撰文点评，又快又好，可和一些电视时事节目的即时析评（instant analysis）媲美。刘勰叹息“知音难逢”，而我多逢，何其幸运！

最后再向邀请出书，把本书纳入“日知文丛”系列的浙江古籍出版社致谢。“日知文丛”的文体特色，除了上面我的解释之外，可补充形容为“轻型学术论文”，就如音乐之有“轻音乐”。我向来喜欢把比较长的文章分成若干节，每节配以小标题，以显示文章的脉络和重点；这次整理编辑文章，我把原来没有分节且加小标题的较长文章，也照此处理。如此这般，当有助于读者诸君阅读时，对篇章内容的认识和“会心”。《文心雕龙》最后的一句话是“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意思是“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表达我的心意，我的心意就有所寄托了”。我把学术文化的心声寄托在书中，如果诸位能够像听轻音乐那样，比较轻松愉悦地阅读本书，你们“会心”，我就微笑了。我还仿佛想象到你们在会心微笑。多谢阅读，并请指教。

2020年11月12日完稿，于深圳福田

上面我说“近来想做的一件事”，是为文比较艾略特和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此事我终于做了，拙作长六千余字，是“初论”，今天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阅读》版。

2022年4月21日黄维樑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