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乳名棣芳，莫六云所生)，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这就是“王七”配“丁八”，但绝对不是许配给“丘八”，真绝了!何人作媒？乃是王闿运请唐帽顶出马而一举撮合成功!这事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一日(1879年12月13日)有明确记载。真到了女儿出嫁当日，唐友耕为王闿运送来的，不过是一大盆祝愿吉祥、长春的万年青，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在四川、江南等地婚嫁造房民俗中，万年青属于一种很重要的吉祥植物，“韩湘子送万年青”可能是其源头。万年青与吉祥草、葱、松四品，并列盆中，隐喻四季如春。女儿出嫁之日，父母会给女儿一株万年青，这就意味着，唐友耕在这场婚宴中，自诩是“王家”之人，扮演“嫁女”的角色。

一代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便成为儿女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好不快哉!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豪华生活记录。

我反复查阅《湘绮楼日记》，明确了王闿运与唐帽顶订交的时间，他们首次见面于光绪五年四月初十(1879年5月30日)。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光绪八年六月初一(1882年7月15日)。三年多时间里，是不是武人送礼宴请太多了，礼贤“上”士，因而大儒觉得拿人手短，不得不应酬呢？我觉得问题不是这般简单。因为随着交往的深入，王闿运开始发现这个武人的过人之处了。不管怎么说，唐帽顶与大文人的觥筹交错，显然起到了“互惠互利”的作用。

他们的首次见面在王闿运日记里也有表现。王闿运到达成都四个多月后，在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湘绮楼日记》里他特意记载说：“唐友耕总兵来，字宅坡，号帽顶，照通(蒋蓝按：应是昭通)山盗投诚者。言语有小说气，余误问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讳，似胜杨玉科。”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描绘，等于把唐友耕的耿直气质活脱脱展示出来。在阅人无数的大儒心目中，一个人有“小说气”乃是具有生龙活虎的市井气。而谈及出身，唐友耕不以为忤，他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干脆把自己的底牌翻转出来。这在十分讲究“正朔”的时代，体现了唐友耕的豁达。王闿运提到的杨玉科，是云南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前半生镇压回民起义“战功卓著”，由最下层的把总擢升至一品大员的提督，获赏“正一品封典”，承袭“轻车都尉世职”，晋“二等男爵”。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是除岑毓英外的第二号刽子手。初初一见，王闿运已经认为唐友耕在杨玉科之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对唐友耕的率直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王闿运即“出拜帽顶”，由此拉开了“浓得化不开”的交往史。

对于一如市井水准的蜀地官场和文人，王闿运怎么会放在心上？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头脑冬烘，无法交谈。王闿运在当年十一月二日(1879年12月14日)的《缃绮楼日记》中说：“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

为什么要“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了，反而是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就是说，他在尊经书院之外的蜀地交往中，唐帽顶是最佳交往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评，也属难能可贵了。

反过来看，唐友耕绘声绘色演绎出来的与石达开的战事，也极大地丰富了王闿运《湘军志》中的内容。

王闿运同样描绘了那个时代四川官场的娱乐生活。1879年10月6日的日记记载：“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演之。”这一帮官员里，唐帽顶是主角儿。众官邀请川戏“瑞华班”演戏，也是由唐帽顶出面筹措，演出地点就在文庙后街的唐府。王闿运也带莫六云赴约，大饱眼福。回忆到此，唐振常先生不禁感慨，自己家的后花园虽然经过父亲唐仲威的改造，已经半中半西了，但是大戏台巍然存立，因为想到大儒王闿运竟然在自己家里看过戏，真是“与有荣焉”。而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段交往，唐友耕身上的戾气多多少少得到了洗淘，表面上看他更是“正朔”之辈，而他的书法造诣突飞猛进。这莫非也是得力于王闿运的点拨？

“瑞华班”呼声甚高，后来又应约在唐友耕住宅上演过《玉堂春》等川剧折子戏。即便是同一剧目，川戏的风格与京剧的典雅严谨、含蓄隽永恰恰相反，宛如直接摘自田野的果蔬和辣椒，又麻又辣又热，蜀地语言、文化中特有的“消解”意味萦萦而起。尤其是“三堂会审”这一场，从剧本到表演，无不充分体现了川剧中喜剧的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瑞华班”里有一个姓孟的女主角，托辞天冷，仅演了一折就施施然退场，也让看客大呼过瘾。

唐友耕大宴宾客，王闿运眼福、口福俱至，大快朵颐了，回家却在当天日记里写了一句“浪费非豪举也”。想来唐友耕铺张太过，让人有点招架不住。不料演出后的次日，唐友耕来到王闿运宅，说李湘石准备告发他，理由是说他过于“骄横”。王闿运认为“此心多疑，非豪士也”。大儒的笔法，在此可以有两种结论，一是指唐友耕，二是指李汝南。

李汝南字湘石，四川温江人。同治三年(1864年)优贡。1870年在京城广交名士，工书画。高丽贡大使在京城，请作草书墨兰，献给高丽王。川督丁宝桢礼聘入幕。后来授福建福鼎知县，未出都而卒。我估计，怕是李汝南没有得到唐友耕邀请而怒火攻心所致吧。由此可见，宴游也是官场十分重要的内容。

后来唐友耕干脆把“瑞华班”请到家里唱起了“堂戏”，成为成都官场一个休闲重地。因为被李汝南诬告，他一度把戏班子遣送出城，待风平浪静后由接回来。可见他戏瘾之深。

这个戏瘾，肇始无疑来自大关的傩戏。大关傩戏经过长期改进，融入高原本土，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表演方式，表演角色分生、旦、净、丑四类，其唱腔有“九极十三腔”之说。曲牌有《西江月》《哭梧桐》《柳含烟》《豆芽黄》《洞中春》《梅花咏》《二簧腔》《高腔》《哭声腔》和《走板》等等。演员必须具备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的表演艺术及扑、翻、打、斗、踢的诸多功夫，演出时既有武场伴奏，又有丝竹管弦的文场设置。

在成都上流阶层，傩戏登不了大雅之堂，川戏才是上品。

看戏、宴请、交游，几乎填满了王闿运书院空间之外的业余生活。再如1883年7月26日的日记：“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这里的“幼耕”，自然是“友耕”之笔误。可见那个时候，在官场的饮酒、听戏的公共活动空间中，会馆已经峭拔其上，构成了达官贵人“出尘”的高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的会馆逐渐林立。紧邻浙江馆之外，有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合建的“江南会馆”，位于大慈寺西侧，里面神位极多，戏台多达7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为“乐神”实为乐人，因而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人文荟萃之地。光绪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他特意从江苏昆山训练一批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戏班后来留在了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王闿运在光绪五年七月八日(1879年8月25日)的日记里记述说：“莫总兵送烧猪鹅鸭，无所用之，以与唐帽顶。”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莫祖绅总兵央请王闿运为其“募修北路”而写序，在大热天竟然送这等粗糙食物，王闿运还可以用来做顺水人情，这固然是王闿运第一次给唐友耕送礼，而稍后唐友耕回赠的礼物不过是甘寒的昭通梨子，但也暗示我们，晚清时节的四川成都，官场生活水平远非我们推测的那样奢侈。

老师的生活态度，不能不反映在他对弟子的看法上。尊经书院的学生众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芸子)、吴之英和杨锐，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称。但是，有其师未必有其一成不变的弟子。

王闿运认为“富顺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与对廖平的态度相左，他更喜欢这个淳朴而恭谨的学生，他甚至把对宋育仁的看法讲给唐友耕听，暗示宋育仁经济情况不佳，而且遭受了一次意外变故。唐友耕是何等心机？他是一踩九头翘的人，立即送上了丰厚礼物：数套刺绣衣物以及大把银两。但宋育仁却是一介孤僻的耿直之人，认为唐帽顶不懂“礼仪”，向毫无瓜葛之人贸然送上大礼，必有不轨意图。他竟然不知趣地退回了全部礼品，也不登唐门致意。夫子王闿运自作自受，只好亲自把礼品送还唐府。但这丝毫没有让王闿运不快，他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的日记里称赞宋育仁为“耿介奇士”，足见对弟子的称赞。

1. 　《读<湘绮楼日记>一得》，见《唐振常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03—204页。
2. 　见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