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巴赫先生

我学了八年的大提琴，

我爱上它的时候已经太晚。

“亨德尔和巴赫是同一时期的杰出音乐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较。抛开音乐成就不谈，亨德尔开朗健谈，热爱交友，人脉广泛；巴赫则不善社交，严肃内敛得多。然而，亨德尔终身未婚，巴赫几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个孩子。”

大学时我上过一门课，叫西方音乐史；这是老师讲过的一切知识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个孩子？！

一起选修的朋友问我，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没好意思摇头。

这是我自己主动选修的课程，却又非常抵触去听课，每一堂都是睡过去的。

我心里隐约清楚是为什么。

2012年末，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从柏林坐火车南下莱比锡、法兰克福、慕尼黑，然后离开德国去奥地利过新年，在那里乘飞机去了法国。有欧洲旅行经验的好朋友劝过我，原属东德的城市都比较严肃冷清，一个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时间匀给慕尼黑或者巴黎，莱比锡就不要去了。

我说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莱比锡的，必须去的。

“必须”这两个字，七扭八歪地镌刻在一切有关大提琴的记忆上。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课，绕道不感兴趣的城市，仿佛这是我和它保持联结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国政治家库尔特·舒马赫命名的街道。酒店距离中央车站很近，可以步行，只不过德国的街道基本都是面包石方砖铺成的，我跟着行李箱滑轮一起“咯哒咯哒咯哒”了十分钟，脑子都绞成了蛋糊。

还好莱比锡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馆几乎都沿着同一条主街道分布，从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馆，只需要十五分钟。

博物馆是座庄重的二层小楼，16世纪末的巴洛克建筑，有非常好看的鹅黄色外墙面；它的对面就是巴赫工作过近三十年的托马斯教堂。从一扇不大的门进去，左侧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们大学教务处的传达室，走廊右侧便通向博物馆。

博物馆出乎意料地小。馆内只有四五个连通的展厅，没有主灯，每个玻璃展柜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灯或射灯；每个房间各有主题，我在讲他家庭的那个房间停留得最久，因为记得他有二十个孩子。

后来就站在一个陈设提琴的玻璃柜子前发呆。里面没有现代的大提琴。

博物馆里一直都只有我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比我来得早，比我看得认真。

可能因为我站得实在太久了，她走了过来，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问我是不是musician（音乐家）。这一次我非常诚实地摇了头。

我告诉她，我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学会Cello这个词比apple还早。

她惊讶而赞许地瞪大眼，蓝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 now?”

怎么可能呢。我最后一次练琴是十三岁。

最后一次琴课，我走出市歌剧院的大门，爸爸叹口气说，这么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开心得不行，“劈了烧柴啊。”

我妈妈开美容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文眉的女士，带着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彬彬有礼的儿子。她说：“孩子的气质要从小培养，我儿子是学古典乐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学二胡，凄凄惨惨的，也不要学古筝啊小提琴钢琴的，学的人太多了，竞争激烈，就学大提琴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老师。

“而且，现在考高中考大学的，乐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几十分；就算孩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有一条后路，可以去读艺校，出来接着教学生。”

从修养情操到经济仕途，未来二十年都让这位女士规划完毕了。我五岁，正是热爱翻跟头和玩泥巴的年纪，那个彬彬有礼的大提琴男孩让我妈妈心生向往。

隔了几天我就被妈妈带着去见了李老师。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圆润版本的赵明明。我上小学那年电视剧《过把瘾》红遍大江南北，李老师就有一头江珊那样浓密的及肩卷发，她问我会不会唱歌。

这都是来的路上我妈嘱咐过的。我点头，开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词了，连忙说，我再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吧。李老师说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让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学生。

其实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断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节奏感如何，但她还是让我重唱了，笑吟吟地听着。

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人类对于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来自三四百年前的欧洲，但我觉得它美，美得无法形容，比我平时围在身上的纱巾拿在手里的木剑都要美得多。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很兴奋。那是个冬天，20世纪90年代初的公交车只有一层薄薄的铁皮，门都关不严。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我呼着白气讲个不停，模仿李老师的样子对着空气“拉琴”，没有理解我妈妈纠结的神情。

依稀记得她和介绍人不好意思地笑，自言自语，学艺术可真贵啊。

她和我爸爸商量学费，犯愁买“儿童用琴”的费用，惊讶于琴弓居然是要单独购买的，暗自揣测老师们会不会在做琴行中间人时借机收回扣……最后还是一咬牙说：“难得荟荟喜欢，为了孩子，学！”

但我真的只是觉得它美，想让我妈弄一把给我玩过家家用。

很多年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学习大提琴的少女，当然，她比我优秀得多。聊起共同的学琴经历，女孩坚定地说：“大提琴是我的生命。”

真好啊，我想。大提琴差点要了我的命。

没有想到练琴是这么苦的事。

四根琴弦细细的，早期却足以让小孩子的指肚统统肿起来，更不用提后来学习拇指把位，大拇指侧面一个血泡接一个血泡，直到生磨出厚厚的茧；经过很久的练习才能稳定地运弓，不再发出锯木头般的噪音，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右臂就有结实的肱二头肌了，到今天还保持着清晰的线条。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更遭罪一些，因为家里没有空调，琴身把位上被汗水浇得滑滑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的手指头都可以出汗；因为衣服穿得薄，琴身后侧的圆弧就卡在胸口的位置，我那里都磨出了一个狭长月牙形的茧，直到高中才渐渐淡退。

还有一些习惯一直跟随着我。比如指甲长度从不超过指肚的最上沿，因为会敲在指板上。

但最苦的不是这些，是枯燥。

当初李老师拉琴的姿态，或者说是她本人的气质与相貌和提琴发生的化学作用蛊惑了我，但我很快发现，抱着琴的我自己只是一个木匠。新鲜感退潮，我只想扔下它，继续去和小伙伴和泥巴，而不是坐在那里心算，音阶第一遍，音阶第二遍……音阶倒数第五遍……

决定让我学琴的是我妈妈，但每周接送我去上课，平日在家看着我练习的，是我爸。我“恨”他仅次于琴。

上小学后，我们俩每天放学都会重复一段让人发疯的对话。

“留作业了吗？”

“留了。”

“多吗？”

“不多。”——“正好赶紧写完去练琴。”

“多。”——“那也得练琴！”

累不累啊！您都多余问啊！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光。

暑假我八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就开始练琴，中午十二点休息，吃个午饭，我爸会带我步行去家附近的租书屋——这个时候他是好爸爸；我还了前一天的漫画，然后挑选一本新的带回家，继续练琴直到五点钟，太阳还没落下，我们会去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里有个简陋的游乐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蹦床，会把白袜子蹦黑才肯下来，刚好日落，残阳斜斜地依偎着江对面的太阳岛，最后融化在黑色的林海中。

晚上外婆家里的人都回来了，不方便练琴，我可以在小房间尽情看漫画。

大家还都只知道机器猫（哆啦A梦）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藤子不二雄的《哆啦A梦》和《宇宙猫》全系列，后来又读完了超长的《阿拉蕾》与《七龙珠》，为孙悟空没有娶阿拉蕾而难过。

《哆啦A梦》所有的超长篇我都看完了，合上《大雄与日本诞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热爱的是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爱用连环画讲故事，我为什么没有去学画画？！

我语无伦次地跟我妈剖白内心，我妈说，你以前也喜欢大提琴，你想一出是一出，你可给我拉倒吧。

当然她也安抚我说，画画什么时候都能学，十五六岁都可以，练琴必须从小时候开始，等你把大提琴学好了，我们就去学画画！

大骗子。

后来租书屋倒闭了。我又把大舅妈的父亲所出版的《血火八年》看完了，上下册分别有《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共计一百六十万字，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连这个题材我都啃得下去，还觉得开心，可见练琴究竟有多么恐怖。

我因为练琴的事挨过很多打。

第一次记忆尤深。拆迁后我们在顾乡租住过一段时间，爸妈白天都要工作，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嘱咐（恐吓）我好好练琴。他们一走，我就展开谱架，将琴谱翻到中间的某一页，摆好椅子，给琴弓上松香，煞有介事地拉两下——这样才会在琴码上面自然地散落松香，像是真的练习过似的。

然后，打开电视。

我那时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健美操。

一群笑容灿烂的美国人，带领观众跳健美操，每个人都带着浓浓的译制片口音。有一期还在搭建的甲板上跳，布景板是大海和蓝天中一动不动的海鸥，中途一个只穿了运动内衣的女人扮作美人鱼跳过来，领操的男人夸张地说：“看啊！美人鱼都来和我们一起跳！观众朋友，你不加入我们吗？”

加入啊！当然加入！我跳得可起劲了。

因为跳得太起劲了，连我爸回来的脚步声都没听到，被当场抓包，揍得我灵魂出窍。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李老师都说，这孩子好像没练琴。

这成了我的原罪，我爸妈再也不相信我。每次上课我都要把上一堂学过的曲子演奏给老师听，只要她说我练得不好，回家就轻则挨骂重则挨揍。

我那时候对金钱没概念，是略大一些才想通的。每周六一堂课，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要400到500元；而1996年黑龙江省的职工人均月工资是390块。我家里不富裕，而我在烧钱玩。

大学我读的是商学院，毕业后有朋友去了香港做trader（交易员），和我抱怨上班时候连口水都不敢喝，每一秒钟都是钱。

我说我懂。我五六岁就懂。我被打怕了。

坐113路到兆麟公园站下车，绕过公园，转入地段街，路过兆麟小学后门，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哈尔滨歌剧院门口。

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实哈尔滨歌剧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筑，建于1959年，是独特的木质结构；走廊地面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有一整面欧式风格的窗，木框刷着白漆，已经斑驳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层的举架都非常高，房间内的木地板都是质朴的原色，踩踏时会有笃笃的空响，伴随着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种逃脱了时空的美。

“地狱”可能也就这么美吧。

有时候到得早，我会坐在旁边的暖气前烘手，看前一个学生上课。她比我年长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颗和83版《红楼梦》晴雯一样小巧的痣，已经学了四年琴，却和我一起考二级。李老师纠正错误的时候会直接用铅笔抽打她的手，羞辱意义大于疼痛感，但女孩从不往心里去，倒是她的妈妈红了脸。课程一结束，她就开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楼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经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妈妈和李老师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扎辫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扬地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家。”

等她走了，李老师会转向我，疑惑地问：“手还没烤暖？”

永远烤不暖。我的身体为了救我，自动学会了寒冰掌，这样当我拉错音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师手心里，真挚地说，是真的冻僵了，真的。

但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师最好的几位学生之一，她说我有天生的乐感，一点就透，又肯吃苦（其实是被揍的），细节处理细腻。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没有达到无名指第二节，先天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