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法]克洛德·皮舒瓦

刘楠祺　译

每一位书信集的出版人都有可能变成圣徒传的作者：一边吹捧自家贤哲，一边贬损邻家智者。因此，若想让读者更好地把握这部《波德莱尔书信集》的独特性，是否应该先将其消极一面公之于众？是否应该承认波德莱尔的书信既不如乔治·桑书简广博多样，也与半个世纪前那部文艺片里的圣伯夫书简大不相同？是否应该承认波德莱尔书信既不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能带来诸多教益，也不像梅里美书简能记录如许政治和上流社会生活？既不如福楼拜书简能提供关于时代、人类、艺术等诸多堪称伦理家的思考，也不像司汤达书简藏有如许隐秘与辛辣？既不如维尼书简中看到的高贵之轻蔑，也不像夏多布里昂书简里表现的爱情之痴狂与傲然之冷漠，更不像维克多·雨果书简中沾沾自喜的自我写照？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波德莱尔既非乔治·桑，也非圣伯夫、梅里美、巴尔扎克、福楼拜诸色人等：这事实是明摆着的。

书简作家爱写信。波德莱尔则不然，他说自己“拙于”写信（1851年6月7日），“写一封信比写一本书还费劲”（1847年12月16日）。或者他是在想象中写那些信的，所以才一拖再拖总是完成不了（1853年3月26日）。写信的乐趣源于内心的快乐意识；这种意识让我们在告诉别人一件尚不为人所知的意外情事时心存愉悦：歌德在和爱克曼[1]的一次谈话中就是如此定义“la nouvelle”一词的[2]（1827年1月29日）。所以说，书简作家和中短篇小说作者，当一个孤坐桌前离群索居，另一个大概就倚着壁炉、面对着某个特定的文学圈子，二者实为同一人。假如说梅里美既是前者又是后者，能不能算是一种巧合？如果说波德莱尔既非前者也非后者——除了我们理当尊敬的那位芳法萝小姐[3]——是否也该算作一种巧合？

波德莱尔喜欢给人以惊奇；他的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让人惊奇的美学。但正是在此艺术层面或者说在此奇怪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才有了波德莱尔自纂的或是他有意无意让人打造的传奇。既然如此，他在自己的书信里会表现出何种自命不凡？又会写些什么轶事奇闻？是欧仁妮·德·蒙蒂霍与拿破仑三世的大婚[4]？还是德·莫尔尼公爵与特鲁贝茨科伊公主众说纷纭的婚礼[5]？都没有，他的信里只谈过洛赞公爵和大郡主的婚姻[6]，只谈过他和让娜的争吵——他对让娜·迪瓦尔始终保有骑士般的眷恋——还谈过想弄点儿钱，好在玛丽·多布伦过生日那天送给她几束花。

波德莱尔在书信中所写，都是些“不朽之罪恶的无聊场景”，是他的困境和他的失望，是他的苦难甚或他痛彻心腑的痛苦，是他夭折的梦想、他的困扰和他的屈辱——这些常令他想到自杀。

我们实在是太不关注作家的写作环境特别是写信的环境了。维克多·雨果的写信日是每个周日（波德莱尔在1859年10月1日致普莱—玛拉西的信中提到过）；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在其峭岩之上的居所里写信鼓励他的拥趸和他那些热爱民主的朋友；梅里美则是利用参议院的某个无聊的辩论时刻为轶事专栏写些嘲讽的文字。这种环境有利于在写信人和对话者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可波德莱尔呢？他可是做不到想写就写的；他只有在条件允许时才写，只有在急需时才写，他才不会——或极少——为自娱自乐而写。在他那“痛苦和疯狂的生活”中，他“不得不在晚上工作，以便得到一点安宁，也为了避免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没完没了的烦人折腾”（1852年3月27日）。1853年3月26日，他写给母亲：“我添了最后两块木柴，用冻僵的手指给你写信。——我马上会因昨天本该清偿的一笔款子而遭人追索。——也将为月底必须清偿的另一笔款子而被人追索。”1856年4月12日，仍是写给母亲：“我的工作向来都是在扣押与争吵、争吵与扣押之间进行的。”但愿我们不用为同情他而去找什么托词。但别忘了，即便有司法监护，波德莱尔也始终有遭扣押之虞。也别忘了，对欠债人实施人身拘禁的法律直到1867年7月22日法令颁布后才告废止。所以说，我们在拉比什[7]滑稽剧中看到的那些逗乐的表演，我们在“最具英雄气概的”巴尔扎克（《1846年的沙龙》语）的《人间喜剧》中读到的那些场景，其实每天都在波德莱尔的生活中真实而可怕地上演着。

二十五年间，波德莱尔在巴黎住过的地方不下三十处，这还不包括朋友们提供的会客室一类的临时避居地。有时，他也会躲进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咖啡馆或某个葡萄酒商的铺子里享受片刻安宁，或匿名写点儿文章赚些小钱。除了在翁弗勒尔度过的那几周以外，他的文章、他的诗歌、他的书信都是在如此环境中写就的。

那他为什么就不能把翁弗勒尔当作自己的避风港？为什么就非得在巴黎的泥泞中跋涉？我们要明白，他必须待在巴黎，至少是时不时待在巴黎：巴黎才是文学生活的中心，他需要他的朋友们。可他为什么又会深陷布鲁塞尔而不能自拔，哪怕抵达不久即已明白自己将一无所获？有人说是仇恨把他拴在了布鲁塞尔。这解释说得通么？

我们大概不下十次通读过他的书信集，这些信就像是写给我们的，每次阅读时我们都宽慰自己说，他一定能重新安排好自己的一生，即便身处社会边缘，他也一定能实现梦想中的那种平静、勤奋、幸福的生活，法院判决强加给他的那个屈辱——司法监护——也一定能撤销。可不下十次，我们又无助地目睹了其命运之无常。所以，还是让波德莱尔自己做个总结吧：“总之，我认为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遭了天谴，而且永远都将如此。”（1854年12月4日，致母亲）。

造成此种“天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必须像让·德雷[8]那样去探究他作为第一个遭此天谴者的身心根源。对那个被我们称作波德莱尔“创作困境”的东西——创作的困难和低谷反而将这种困境化为创作自身的荣耀——有人可能会说是缺乏灵感，但其实就是他从中学时代起便已很明显的“拖延”习性，还有一个词更适合他，就是他自己在《拉·芳法萝》开篇处使用的“怠惰”一词，他就是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替身塞缪尔·克拉迈尔的：“怠惰的阳光在他眼前闪耀，令他昏聩，并将上天赋予他的过半才华消耗殆尽。”——他这样赞颂意志是很反常的。所有这一切，甚至他的过度劳累和发怒，都源自他分裂型的气质和应对现实能力的不足，这一点，早被他自己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因而也是最令人气馁的头脑——无情地揭示出来了，而这颗头脑对自己所拥有的、唯有死亡才能夺走的天才抱有最热忱、最惊人的自信。

另一个原因叫作“资产者”。对资产者的控诉和谴责已近一个世纪，除了让人更难理解何谓“资产者”以外，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当然可以把资产者视为造成所有诗人之不幸的替罪羊，当然可以把波德莱尔书信解读为对这只替罪羊的控诉。我们当然也可以改写历史，并设想一下如果波德莱尔能把自己的财产吃光花净、而不是把将近一半遗产留给继承人的话，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即便如此，他真的就能更好地创作《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和《1859年的沙龙》么？而且前述的第一个原因就真的能消除么？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四处充斥着人道主义的时代，幸福和文学创作早就混为一谈了。而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任何一部具有形而上之维度、充满深刻之人性共鸣的作品，绝不可能产生于幸福当中，哪怕这创作伴随着些许狂热，伴随着些许类似的鼓舞人心的激情。所以，对那位背叛旧主的将军，对那位有罪的母亲，对那位挑剔的公证人，我们不仅不应该指责，反倒应当感谢他们，我们甚至应当感谢不公正的法兰西司法制度——如果波德莱尔能从其一生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全部作品，他本人或许也会出于某种迈斯特[9]情结而对此表示感谢的。

资产者不懂文学，也不打算懂，他们只把文学当作消费品。其价值观出于“道德”，或曰“道德与金钱”，更好的称谓则是“金钱之道德”。从这一点看，所有的社会都是新教式的。

在这出大戏中，每个人物都完美地——即无情地——演绎了自己的角色。欧皮克将军、欧皮克夫人、可笑的阿尔封斯，还有公证人昂塞尔——他是这些人中唯一被波德莱尔当作朋友的人（我们难道希望藉此让刽子手和受害者手牵手么？）——波德莱尔在1850年1月致昂塞尔的信中提到昂塞尔说过的一句充满逻辑的话：“我会同意出于道德目的摧毁您的全部财产。”

波德莱尔也尽职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他接受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那种悭吝，那种令人生厌的对金钱的追求，那些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账目以及那些以梦想形式存在的资产（即《恶之花》），那些受挫的计划，那些虚幻的抵押，那些空洞的承诺……有时候，读者的确有权说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但如果他读得认真，读得直截了当，像读传记一样，那么就应该承认，波德莱尔的文学书简，即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短信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金钱在波德莱尔的书信中扮演的可不是什么配角。那才是波德莱尔每天关心的问题。只要欧皮克夫人能在其索要的一笔小钱上再加10个法郎用来安葬一个女人，那他这一天就不那么黑暗（1853年11月18日）。因此，我们在书信集中尽力增加了一些关于财务方面的注释，这些注释都是让·齐格勒先生长年耐心研究的成果。

波德莱尔可真会演戏：我们只能从其书信中去理解这种描述，同时又会遗憾地发现没有任何一项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向我们表明，在这个社会中，诡计——或至少说是不诚实——是应对胁迫和无情之法律的唯一手段。波德莱尔常常撒谎，他会一本正经地隐藏起自己的真面目。可又有谁能听到他内心的悲怆哭喊？于是，为了得到区区10个法郎，为了拖延还债期限，为了争取有利条款，他会曲意示好，他会掩盖真相。他还会对自己的母亲耍些残忍的把戏。米歇尔·布托尔说得很对，他的这种“恶意”不过是“夜阑人静、惶恐不安之中，对以其全部作品所体现的精神诚实之巨大努力所表现出的某种逆反和付出的代价”[10]。

雅克·克雷佩[11]谈到过波德莱尔在游走于卡洛纳担纲的《当代评论》和拉科萨德麾下的《欧洲评论》——这两大杂志竞争激烈——之间时所表现出的过人的谈判手腕，他评价诗人“心细如发，足智多谋”。面对有权势的人，他也不惜谄媚拍马，且深谙不失时机抬出欧皮克将军为己所用（1863年8月3日，致瓦扬元帅）。他对圣伯夫、德拉克洛瓦和维克多·雨果也照耍手腕不误：他并未平等地对待他们；而他们又何曾以平等待他？

可一旦要描述自己的处境，他的真诚又会迸发出来，他会定期总结自己的情况（“总结”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他给朋友们写信时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有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阿瑟利诺、普莱—玛拉西，寥寥几人而已，——还有几位远方的朋友：吉尚、弗莱斯，他能以真心相托。其他人就只能算作“关系”了。但能把“真诚”当作文学标准么？

这部《波德莱尔书信集》首先是一出大戏，波德莱尔既是脚本作者，又是导演和演员。这无疑就是它从未被其研究者降格为传记类工具书的原因。再者说，我们真能像通常概念中认定的那样去看待这部书信集么？唯有懂得以手足之道去阅读这部书信集的谦谦学者才会回答说，这是一部作品，或许还是波德莱尔最具存在感的一部作品。因为生命在其中嬗变为命运。

历史沿革

这部书信集是波德莱尔书信的第三次结集出版，但仍不会是最终版。第二次结集出版的《波德莱尔书信集》与雅克·克雷佩的名字密不可分，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次的第三次结集。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向这个令人钦佩的人致敬：当年，他独自一人——或几乎是单枪匹马——编纂了那部书信集，全然没有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最简单不过的技术支持：无论是打印、摄影还是复制；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严峻的时刻以及战后的严寒和各种匮乏之后，他并没有垮下去，并没有变成一个可怜的学者，而是依旧保持着精致的优雅，保持着坚忍、幽默和文质彬彬的风度。

雅克·克雷佩把他的成就都归功于他的父亲[12]。他说过，他之所以研究波德莱尔纯粹出于孝心。如果我们不把波德莱尔的一些“公开发表的书信”和他生前死后出版的一些书信片段——如维克多·富尔内尔[13]1865年4月20日在布鲁塞尔《解放报》(L’Émancipation)发表的一些波德莱尔书信片段和阿瑟利诺1868年在《夏尔·波德莱尔的生平及其作品》(Charles Baudelaire, sa vie et son æuvre)中引用的一些波德莱尔的未刊文字——统计在内，如果我们不把关于他的两部研究著作——班斯布尔德1872年在《夏尔·波德莱尔：回忆与书信》(Charles Baudelaire, Souvenirs-Correspondances)中发表了15封波德莱尔书信，埃蒂安·沙拉维[14]1879年在《学士院候选人期间的夏尔·波德莱尔与阿尔弗雷德·德·维尼》(Charles Baudelaire et Alfred de Vigny candidats à l’Académie)中发表了7封波德莱尔书信（其中有5封是写给维尼的）——统计在内，那么实际上欧仁·克雷佩才是出版波德莱尔书信的第一人。他于1887年就在冈坦出版社出版了《夏尔·波德莱尔：遗作、未刊书信与生平研究》(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posthumes et correspondances inédites précédées d’une étude biographique)，书中披露了大量波德莱尔致昂塞尔的书信节录、5封致福楼拜的信、70多封致普莱—玛拉西的信以及22封致圣伯夫的信。

1888年，朱利安·勒梅尔刊发了波德莱尔写给他的信；1891年，莫里斯·图尔纽[15]发表了波德莱尔致萨巴蒂埃夫人的信。

从1902年到1906年，费利·戈蒂耶（Féli Gautier）在《蓝色评论》《新评论》和《法兰西信使》上刊发了80多封波德莱尔书信，这些信都选自他1906年在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匿名出版的《夏尔·波德莱尔1841—1866年书信集》(Charles Baudelaire.Lettres 1841—1866)，书中收录了342封波德莱尔书信。这是首部专门收录波德莱尔书信的出版物。因此其准确性必须不负众望。雅克·克雷佩给我们讲过费利·戈蒂耶的故事。这位费利·戈蒂耶忠实于波希米亚文人的生活方式，身居陋室，屋里书籍、杂志和文件堆积如山。他们俩似乎还放弃了一项合作出版波德莱尔生平研究的计划，所以1906年梅塞因出版社出版的《波德莱尔》一书依据的仍是1887年欧仁·克雷佩版本，但由雅克·克雷佩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添入了许多全新的研究成果。雅克·克雷佩虽然委托费利·戈蒂耶编辑波德莱尔书信，也在1906年2月1日和15日《新评论》上匿名发表过3封波德莱尔致阿瑟利诺的信和29封致普莱—玛拉西的信，却拒绝参与这部《夏尔·波德莱尔1841—1866年书信集》的出版。直到十几年以后他才成为波德莱尔书信集的出版人。

到了1917年，即诗人去世五十年后，其作品进入了公版领域。这一年，由欧内斯特·拉维斯和马塞尔·普雷沃斯特[16]领衔的《巴黎评论》分六期刊发了130封波德莱尔致欧皮克夫人的未刊书信，另有3封于8月15日在另一家杂志上发表，以配合卡米耶·韦尔尼奥尔（Camille Vergniol）的一篇研究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卡米耶·韦尔尼奥尔分析了数篇支持和反对出版波德莱尔书信的文章，并通过客观性研究，为出版社和报章杂志发表波德莱尔私人书信扫清了障碍。

因为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1891年），就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出版尝试：波德莱尔同父异母哥哥的遗孀菲莉思蒂·波德莱尔当时住在枫丹白露，他授权退休的中学教师路易—阿道夫·沙布耶（Louis-Adolph Chabοüillé）发表她手中收藏的若干波德莱尔致欧皮克夫人的信。卡尔曼—莱维出版社获得了出版权并已排版，但排版的错误太多，后附的一篇《波德莱尔生平》不仅谬误多多且无作者署名。此时，卡蒂尔·孟戴斯出面干预了——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虽然是波德莱尔的老友，但并未以此身份介入，而是出于对帕纳斯诗派的忠诚。要想知道他为何反对出版波德莱尔书信，只需读读他1907年2月21日在《日报》上发表的批评雅克·克雷佩的文章就清楚了，因为他认定雅克·克雷佩在1906年再版1887年的《波德莱尔生平研究》应当受到谴责。以他的批评作为参照，也就能清楚地解释为何普鲁斯特要写《驳圣伯夫》了。1918年，在《波德莱尔致母亲的未刊书信集》(Lettres inédites à sa mère)出版之际，雅克·克雷佩在序言中把孟戴斯的想法概括为：“有作品存世足矣；诗人的形象理应镌刻于后人内心；任何想探查诗人内心的好奇心都被认为有失虔敬；任何想深掘传主内心世界的传记作者皆不啻为掘墓人。”我们来正确地解读这句话吧：雅克·克雷佩是把反对出版波德莱尔书信一事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对这位艺术家的指责——挑动造反、腐蚀青年——等同起来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那些资产者是在指责波德莱尔腐蚀了本该投身于“神圣和爱国的屠杀伟业”中去的青年一代[17]。

所以这部沙布耶版本始终处于长条校样阶段[18]，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在《巴黎评论》发表。1918年，雅克·克雷佩在路易·科纳尔出版社出版了这些书信，但对原稿进行了重新编辑和修订，并增补了他1918年5月16日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的8封书信以及15封新发现的书信。由此，波德莱尔书信的结集出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又是几年过去了。这几年以两部波德莱尔影印书信集的出版为标志：一部由爱德华·德·鲁日蒙（Édourd de Rougemont）出版（1922年），另一部由埃玛纽埃尔·马丁少校（commandant Emmanuel Martin）出版（1924年）。1926年，雅克·克雷佩精心推出了《最后一批波德莱尔致母亲的未刊书信集》(Dernières Lettres inédites à sa mère)，收录了来自杜赛索瓦旧藏的118封书信及片段，弥补了《波德莱尔致母亲的未刊书信集》的缺憾。

次年，阿尔芒·戈德瓦创办了《手稿》杂志，由让·罗耶尔[19]出任社长。该杂志出版过一期《夏尔·波德莱尔专号》，发表了不少波德莱尔书信的影印件。

1932年——从这一年起，报章刊发的波德莱尔书信我们将不再介绍——卡尔曼·莱维出版社以《波德莱尔写给母亲的信》(Lettres à sa mère)为题再版了1918年版《波德莱尔致母亲的未刊书信集》。这部新版本没有序言，但在出版说明中特别提及该新版本由卡尔曼—莱维出版社授权出版，并说明1932年新版的文案均由雅克·克雷佩撰写。在此后的波德莱尔书信出版统计中，该书收录的书信均未标注出自1932年新版，因为新版中的信都在1918年老版中发表过。

费利·戈蒂耶曾为伽利玛出版社编辑《夏尔·波德莱尔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Baudelaire），其第一卷已于1918年问世。但这套全集并未完成；不过在1933年，有一位名叫伊夫·钱拉·勒丹泰克（Yves-Gérard Le Dantec）的人接替费利·戈蒂耶出版了一部《波德莱尔书信集》(Correspondance)。根据出版者的说明，书信集第一卷涵盖了波德莱尔1841—1863年的书信，比1906年版书信集增加了106封；但书信集的第二卷始终未能出版。在那些年里，伊夫·钱拉·勒丹泰克始终致力于搜集波德莱尔的未刊信件，特别是雅克·杜塞[20]遗赠给巴黎大学藏品中的未刊信件。

与此同时，雅克·克雷佩为路易·科纳尔出版社主持编辑的《夏尔·波德莱尔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Baudelaire）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套全集的编辑工作从1922年开始，其中包括《波德莱尔书信总集》(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这是唯一一部冠以“总集”之名的波德莱尔书信集。雅克·克雷佩计划出版四卷，结果出了六卷。第一卷于1947年由路易·科纳尔（Louis Conard）的继任者雅克·朗贝尔（Jacques Lambert）出版；最后一卷出版于1953年，其时雅克·克雷佩已去世数月，最后的工作是由我们完成的。

近二十年来，又有众多波德莱尔未刊书信发表出来，特别是《波德莱尔致亲友的未刊书信集》(Lettres inédites aux siens)，来自杜赛索瓦的第三批旧藏，由Ph.欧塞尔沃先生（Ph.Auserve）编辑，并于1966年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大量新的波德莱尔未刊书信。

雅克·克雷佩编辑的《波德莱尔书信总集》，收录了1092封波德莱尔书信以及“证物”，列出了79封缺失或亡佚书信的下落。《书信总集》附录中收录了各类文件（新闻稿目录、合同、票据等），索引中列出了350条评注，这一切都使这部《书信总集》成为令人称道的工具书，多项研究成果从中诞生。

编辑原则

本次结集出版的《波德莱尔书信集》，收录了大约1420封波德莱尔书信和“证物”（即文字不全的书信）。该书在文件分类和“证物”概念方面与雅克·克雷佩版有所不同，故而有大约66份会计凭证因这一原因不再放进《附录》而是直接收录书信集中。大量财务文档与时代共生，可以更真实地反映波德莱尔的日常生活以及诗人面对的经济困境。文学文档（出版合同、新闻稿件、各种说明等）也与书信一并收录书中。经雅克·克雷佩确认而收进书信集里的那些“证物”依据的完全是拍卖目录中的分析。我们认为波德莱尔的信件不仅确认了那些分析，而且证明了这些信的确出自他手。首先是因为有他的朋友们的回信。

本书未收录这些回信。或许没必要这么做。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封信，只有通信双方才能相互领悟；而复音有可能遮盖主音，即有可能遮盖我们本想听到和能听到的主音。所以我们把那些回信另编一卷，作为由马克·埃格尔丁格、罗贝尔·柯普[21]和我们共同主编的《波德莱尔研究丛书》（Études baudelairienne）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与本书同步出版。

这部书信集的编辑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信并使之可读。只要能找到原件，我们就一定原封不动地抄录。为阅读方便，我们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整理，用于识别书信中的重要改动，并将这些改动记录在《附录》的注释部分中。

再有就是我们在许多处都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书写惯例誊录信件，主要是按照十九世纪初叶或中叶的书写规则或是按照波德莱尔本人的书写习惯进行誊录的。

一是单词拼写。1848年以前的一些常用单词的复数写法如今已经大变，比如“enfants”（孩子们）当时常常写作“enfans”。同样，如今以“ège”结尾的单词当时常常写作“ége”，比如“collége”（学校）、“piége”（陷阱）和“privilége”（特权）。同样的情况还有名词“渴望”（désir）和动词“渴望”（désirer），当时的写法是“desir”和“desirer”。波德莱尔的此类写法几乎都出现在他青少年时期的书信中。不过，他也的确比较偏爱古老的书写规则，他在自己的书信中常常使用“cigarre”（雪茄）、“hazard”（机遇）、“magazin”（商店）、“guères”（几乎不）、“chûte”（跌倒）、“vû”（已阅）一类古老的写法，还把“plus tôt”（很早）写成“plustôt”，把“plus tard”（很晚）写成“plustard”——这些书写规则现在全都不一样了。对于使用古老的拼写方法，波德莱尔1857年3月7日在写给玛拉西的信中说：“我倾向于古老的写法，但要适度。”

二是标点符号。波德莱尔在其书信中使用的标点符号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使用的标点符号极富表现力和情感色彩。他经常使用破折号而不使用逗号和句号，并在后面不加区别地跟着小写或大写字母。这种破折号——波德莱尔非常习惯使用这种标点符号（可参看《拉·芳法萝》第二自然段的最后一句）——可以理解为某种呼或吸的标志。在此，破折号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的前面总会有一个句号或逗号，这取决于它是否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重要的暂停。也可能是因为波德莱尔忠实于这种呼吸式的标点符号的概念，所以他不会在两个逗号之间放进一个插入句或一个从句，而无论第一个或第二个逗号是否被省略。对这些地方，本书均已进行了调整。

另外，本书注释中并未特别说明十九世纪的传统拼写方法，除非有些拼写在文本中首次出现才会有所说明。波德莱尔本人特有的书写习惯也同样没有特别说明，仅在相关注释中做出解释。有些单词和名字他会常常写错，比如将“pilule”（丸剂）写成“pillule”，将“rue Pigalle”（皮加勒街）写成“rue Pigale”，将“Deschanel”（德夏内尔）写成“Deschanels”；有些单词和名字他会常常连在一起写，比如将“D’abord”（首先）写成“Dabord”，将“Du Camp”（杜刚）写成“Ducamp”，将“La Guéronnière”（拉盖罗尼耶尔）写成“Laguéronnière”；有些单词和名字他会常常习惯性地省略尖音符和扬抑符，比如将“Crépet”（克雷佩）写成“Crepet”，将“il paraît”（他似乎）写成“il parait”，他青少年时期的书信还会将“dîner”（晚餐）写成“diner”，将“dégοûter”（憎恶）写成“dégouter”；有些单词和名字他又会常常错用扬抑符和尖音符，比如将“Arsène”（阿尔塞纳）写成“Arsêne”，将“Bohème”或“bohème”（波希米亚）写成“Bohême”或“bohême”，将“Chateaubriand”（夏多布里昂）写成“Châteaubriand”，将“Genève”（日内瓦）写成“Genêve”，将“Le Havre”（勒阿弗尔）写成“Le Hâvre”，将“Philoxène”（菲洛克塞纳）写成“Philoxêne”，将“pupitre”（桌子）写成“pupître”，将“tatillon”（吹毛求疵）写成“tâtillon”，他青少年时期的书信还会将“guère”（不大）写成“guêres”，将“thème”（主题）写成“thême”，将“troisième”（第三）写成“troisiême”；还有些单词和名字他会常常喜欢使用分音符，比如将“pays”（国家）写成“paÿs”，将“paysage”（风景）写成“paÿsage”，将“paysan”（农夫）写成“paÿsan”[22]；而且他会常常丢掉连字符，比如将“moi-même”（我自己）写成“moi même”，将“vis-à-vis”（面对面）写成“vis à vis”，将“Poulet-Malassis”（普莱—玛拉西）和“Sainte-Beuve”（圣伯夫）写成“Poulet Malassis”和“Sainte Beuve”。

注释中虽然未将这些错误和特有的书写习惯一一注明，但这些错误的出现的确说明了波德莱尔当时因忙乱、恐惧或愤怒而情绪反常，并因此而忽略了基本的书写规则。这些反常的现象可能会揭示出某种强烈的情绪状态。当我们通过比对而发现这些问题时，会在原文的后面注明“根据手稿”字样。

当然，书信中经常出现的句法错误和误用的短句我们也不会调整；而且我们发现，除非必要，否则“原文如此”这样的提示也应该少用。

手稿中未出现的单词或短语，我们均以方括号显示。这些单词或短语要么是波德莱尔忘了写，要么是写错了，所以必须调整。再有就是出版人为使文本或日期清晰可辨，也会使用方括号。

本书与手稿的差异还有以下几点：

——波德莱尔书信的日期一般都写在信件开头的同一位置；一旦出现在信末，将在注释中说明。

——波德莱尔的签名始终都是大写且始终在同一位置。以缩写“夏·波”签名时有时写作“C.B.”，有时写作“CB”。

——书名皆以斜体表示[23]。标题的不同拼写在本书中一律统一，比如“Les Fleurs du mal”（《恶之花》），“F”统一为大写，“m”统一为小写。

——本书每一段落开头都使用缩进和第一个字母大写，尽管波德莱尔经常顶头书写且常以小写开头。

——缩写一律统一，如“fr.”（法郎）统一写为“francs”。

——“先生”“夫人”“小姐”的缩写统一为“M.”“Mme”和“Mlle”。

——除表示金额时使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他使用数字的地方均以文字表示。

——波德莱尔经常使用下划线。本书在表现这些下划线时会使用小一号的大写字母，必要时也会注释。

——书信中的诗均依据书信手稿排印，而不是根据1861年第二版《恶之花》或1857年第一版、1868年第三版排印。

此外，本书第二卷卷末附有《常见人名索引》。凡在波德莱尔书信中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人均有小传在此，可以弥补注释之不足。此外，正文中有些没有注释的人名也可在该《索引》中查询。

怀念雅克·克雷佩，自然会想起他的朋友莫里斯·夏尔维先生（Maurice Chalvet）和让·齐格勒先生，他们对雅克·克雷佩都抱有诚挚的情感：我要在此感谢他们这二十年来对我们的帮助。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雅克·克雷佩与波德莱尔书信两大收藏家族的忠实守护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阿尔芒·戈德瓦、拉乌尔·昂塞尔和莫里斯·昂塞尔。这两大家族世代赓续，而友谊长存。让·夏尔维·德·雷西夫人——昂塞尔家族波德莱尔收藏的忠实守护人——慷慨地向我们开放了珍贵的“昂塞尔档案”；让—夏尔·戈德瓦先生也慷慨地向我们开放了由其父收藏、由他作为敏锐的鉴赏家所珍藏的那些令人赞叹的藏品。皮埃尔·贝藏松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布尔·德·博扎斯侯爵、路易·克拉约先生、贝纳尔·德尔梅先生、让·杜班先生、阿尔弗雷德·杜邦先生、雅克·盖兰先生、阿尔贝·基斯先生和夫人、让—雅克·洛奈先生、让·莱昂德先生、丹尼尔·赛克斯上校、罗贝尔·冯·赫希先生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了波德莱尔书信的真正藏家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十九世纪末，在公共机构还未关注波德莱尔之时，正是他们的前辈追随着阿瑟利诺、追随着普莱—玛拉西、追随着欧仁·克雷佩收藏起了能够收藏和应该收藏的波德莱尔的一切。

我们经常会麻烦手稿研究专家和经销商提供严谨的鉴定意见。为此我们真诚地感谢皮埃尔·博莱斯先生和格罗热女士、乔治·布莱佐先生、米歇尔·卡斯丹先生、库莱和弗尔先生、克洛德·盖兰先生、贝尔纳·罗利耶先生、马克·罗利耶先生、H.马达拉索先生、G.莫尔森先生、雅妮娜·纳埃尔女士、J.维达尔—梅格莱女士以及已经故去的皮埃尔·科努安先生和维克多·德格朗热先生。

感谢国家图书馆的M.-Th.佩罗博小姐、让·布鲁诺先生、弗朗索瓦·勒绪尔先生、罗歇·皮耶罗先生、让·普里奈先生、勒内·朗格尔先生；——感谢雅克·杜塞文学图书馆的乔治·布兰教授和弗朗索瓦·夏朋先生；——感谢维克多·雨果之家的玛蒂娜·艾嘉尔女士；——感谢斯波尔贝尔奇·德·洛文儒尔子爵图书馆的雅克·苏菲尔先生，他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感谢他们。

感谢所有以其建议和资料帮助过我们的朋友：W.T.邦迪先生，他的名字并非偶然出现于此，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l’Université Vauderbilt）领导的波德莱尔研究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和建议。感谢弗朗索瓦·达尔让先生、阿兰·博纳罗先生、马利尤斯·达尔戈先生、J.-L.德波夫先生、皮埃尔·乔吉尔先生、皮埃尔·吉拉尔先生、乔治·吕班先生、菲利普·莫尼耶先生、博斯·莫莱尔先生、皮埃尔·内坦热先生、帕斯卡尔·皮亚先生、马赛尔·鲁夫先生、塞鲁拉兹先生和夫人、保罗·维阿拉奈克斯先生、雅克·维耶先生、詹姆斯·K.维拉斯先生。怀念故去的于勒·勒夫朗先生、皮埃尔·若斯朗先生和弗朗索瓦·米歇尔先生。衷心感谢范德比尔特大学法语系的所有同事，我们总是会为一些问题去麻烦他们；我们还要感谢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委员会，是该委员会资助了我们的旅行。

我们还要感谢许多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人：

菲利克斯·W.利基先生为我们抄录了他在自己收藏的第一部《波德莱尔书信总集》页边处写下的所有笔记，并向我们友好地开放了他为其大师级巨著《波德莱尔与自然》(Baudelaire and Nature)准备的异常丰富的档案。让—弗朗索瓦·德莱萨莱先生发表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波德莱尔研究文章——他的文章又怎能不具有说服力呢？他可是雅克·克雷佩的侄孙呀！——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受益匪浅。

菲利普·欧塞尔沃先生好心地向我们提供了他收藏的波德莱尔青年时代的书信影印件，有什么就提供什么。大卫·佩洛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波德莱尔在里昂王家中学时期的寄宿生活和七月王朝时期在路易大帝中学的住校生活，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准确的信息，使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书信的具体日期并撰写注释。

乔治·让德罗先生在枫丹白露复原了阿尔封斯·波德莱尔和他妻子居住的小型社区，那个地方夏尔·波德莱尔也多次去过。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写出一篇关于这个社区的研究报告，这既有助于波德莱尔研究又有助于社会学研究——由于我们之间的老交情，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比利时，我们要感谢神经分析学大师R.P.让·纪尧姆先生以及阿尔贝·基斯教授和雷蒙·布亚尔教授。我们特别要感谢外科医师埃德蒙·亨罗汀博士，他是1864—1865年间在家中接待过波德莱尔的利奥波德·科拉尔夫人的曾孙，他来自医师世家，学养深厚，又极其熟谙布鲁塞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沿革，他热情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这些大洋彼端的来客[24]得以在比利时首都安然生活，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城市的景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项漫长而耐心的工作中，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吃了不少苦，如果不向他们表达感激我也太忘恩负义了。愿他们的纯真友情能在此觅得我对他们的一丝感谢。

1973年

上述文字系我在1973年为《波德莱尔书信集》初版发行而作，距今已二十年了。

从那时起，又有不少新发现的波德莱尔书信被拍卖，或被收藏家、专家和手稿经销商收藏和研究。根据这些新发现的原始手稿，初版《波德莱尔书信集》中的某些文本得以调整，不少注释得以细化。如今，这些新发现的未刊书信均已收录进了这部再版的《波德莱尔书信集》。

这部书信集能够再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诸多友人的建议和帮助，他们是：皮埃尔·博莱斯、埃里克·布弗托、让—路易·德波夫、雅克·杜邦、皮埃尔·昂凯尔、让—伊夫·莫利耶、阿尔芒·梅斯、詹姆斯·S.帕蒂、勒内·维涅隆，还有帕斯卡尔·皮亚——他本人就像是仁慈的文学记忆本身——以及蒂耶里·博丹、让—弗朗索瓦·德莱萨莱、格雷厄姆·罗布和菲利克斯·W.利基，他们给我寄来不少问题和答案，这些问题和答案既重要又引人入胜。

我还要特别提及吉多·内里教授及其翻译团队，他们将法文版《波德莱尔书信集》译为意大利文出版。内里教授在翻译和撰写注释的过程中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这部新版书信集中便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

让·齐格勒多年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熟稔各类私人和公共档案，因此常在这方面成为我的领路人。谨向他表达我诚挚而深切的感谢。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