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鲁迅的一段公案

曾经的辛亥革命同路人鲁迅与章士钊在1920年代不仅笔墨相争，而且闹到公堂，鲁迅后来得以胜诉，这可谓北洋时期知识界的著名公案。对于这段公案的理解此前或许多就事论事，而且对于不那么有利的章士钊似乎措辞寥寥，细细琢磨时代风潮与章氏本人的叙述，其实还有不少重访的空间。

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得力助手蒋梦麟在反思当年的学生运动时，曾意味深长地提到，正如蔡元培、胡适所担心的：

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当时北大学生凭着五四运动的势头，有时甚至公然要挟校方，身材瘦小的蔡元培甚至要与小孩子们搏斗。类似的例子在时人的回忆中还相当多，当某种情况称为常态时，就很有点覆水难收的味道了。

作为曾经的晚清《苏报》案主角与学潮鼓动者，段祺瑞时代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本着其逻辑学家的思路，提出学生回归读书的本位，这一看似与其早年经历迥异的主张，其实正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氛围。

章士钊不仅在晚清是革命的急先锋，而且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就是受他《甲寅周刊》的影响，而且尽管见解不一，却彼此私交甚笃。

章士钊对于白话文运动尽管有所保留，一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其实跟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等人关系相当密切。就在鲁迅痛斥章士钊当年年初，章士钊与胡适在应酬时偶遇，一起合影，章特意题白话诗送胡：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改，我不驳，

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照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章要胡写旧体诗送他，胡便写道：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我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作为北大同事，两人交情不可谓浅淡，而且颇有惺惺相惜之情。章士钊对白话文并不排斥，但他所推崇的是另一个更加有风度的传统。

这一年，章士钊过得相当郁闷，他其实有点像段祺瑞政府的救火队长，刚出任司法总长不久，因学潮连绵不绝，段祺瑞立马又任命这位晚清学潮领袖为教育总长。聚焦所在，也被鲁迅严厉斥责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蒲振声、张平江、刘和珍、姜伯谛、许广平、郑德音等，反对校长杨荫榆而演武剧。先生认为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号为全国女子最高学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立表不正，其影可知。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遂毅然绝然，令其停办，遴选专家，妥速筹画，另创设国立女子大学，重立宏规，树之模楷”（王森然《章士钊评传》）。

章士钊着力整顿学风，并非为一己私利，当时女子师大的校风，某种程度上正与蒋梦麟的观察颇为类似。

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有一段文字，提到毛泽东主动问及章含之对乃父的评价，当听到章含之按照鲁迅版的说法痛说父亲的“黑历史”时，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她，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

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

章含之“才忽然意识到除了鲁迅的文章，我对父亲的了解竟如一张白纸。我从未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毛泽东又补充道“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鲁迅一生论敌无数，而且由于后来被树为新文化运动主将，新中国成立后只要被鲁迅所指责者似乎都难逃反动落后的骂名，更何况鲁迅涉及“三·一八惨案”的杂文《纪念刘和珍君》与驳斥林语堂的《论费厄泼赖必须缓行》，均涉及了章士钊，由于被纳入了各个时段的中学课文，影响极为深远。徐复观就说，由于曾是“鲁迅迷”，“章先生既为鲁迅所深恶，我自然也对章先生无好感”，对于此事的真相如何，一般人既无从考察，也就凭着印象一直衍生开来。

近代史学者周雪蕾注意到，惨案发生时，章士钊正在天津。当天《世界晚报》登载消息，指章是惨案的主谋。其中缘于该报曾与段祺瑞之子构讼败诉，认为是时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从中偏袒，遂大兴讨伐。

章士钊为此极为愤怒，在各报登启事指责该报。

由于章士钊与鲁迅的这桩历史公案，章含之还被“文革”造反派贴了大字报，相对于乃父是鲁迅笔下的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她被称为“小落水狗”，内心倍感屈辱。

于是，她气冲冲地责问章士钊为什么迫害鲁迅，镇压学生？章士钊却异常平静地对她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可能是误会。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等她稍微长大后，章士钊谈起他与鲁迅的这段公案时，很风趣地说，“哪里有这么多文章好做哟！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

章含之问他当年他们之间如此敌对，他现在怎么看。章士钊微微沉思后缓缓地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

他说1925年春天，他应段祺瑞之邀出任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后来又调任教育总长，当时完全是想用“读书救国”来办教育，因此企图整顿学风，严格考核。为此，他上任伊始，就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主张闭门读经书，禁令学生不得上街游行，从而激怒了学生与鲁迅，尤其当时群众运动声势巨大，章士钊冷峻的教育政策一下子成了年青学生的拦路虎。

尽管作为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惨案之后他曾奉命拟过一份通缉令，但他绝非鲁迅笔下的那么不堪。

作为后人，章含之的回忆或多或少有为乃父辩白的意味，但章士钊所说的具体语境的确值得后来者重新考察，否则就很难以理解为何他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变。作为辛亥时期学潮的亲历者与发动者，章士钊以为“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

章士钊的外孙女洪晃回忆，老爷子晚年偶尔会自言自语道：“荒唐！荒唐！”年幼的洪晃不解其意，却也经常学着外公的样子说“荒唐”，直逗得外公前仰后合。稍长，才知道章士钊所提就是他与鲁迅这段公案，可见那一段遭遇对其影响之大。

原载《北京晨报》201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