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四时期，星汉灿烂，傅斯年少年成名，为师友所倚重，在当时声名显赫，学问与文章皆可圈可点。

后来他留学欧洲，回国办研究所，做学问，当大学校长，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知识分子，他既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又不时对政治腐败与国计民生提出尖锐的批评，一时舆论为之瞩目。最为知名的是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对宋氏的贪婪进行激烈批评，迫使宋氏不得不辞职。

得知南京即将易主，一直病痛缠身的傅斯年，甚至想过追随陈布雷、段锡朋之后，以无量安眠药，了断余生。只是世势的催逼，使得自杀都俨然成为一种奢侈。刚刚给北大收拾出一番新容颜，因教育事务繁重，他得了严重的高血压，不得不赴美治病，住院三四个月后方有好转。医生嘱其归国后不要有过多行政事务，以静养为主。可是时势紧急，人才匮乏，回国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对于此次任命，他并非没有顾虑，但最终顾念旧谊，赴台就任。

入主台大之后，他首先提倡学生的心性之学，培养学生的浩然之气。他重视成绩的考核，奖优罚劣，平时功课很紧，大一功课更是让人应接不暇。学期测试异常严格，有各种奖励办法鼓励学生勤学，校风很快好转。另一个重心就是千方百计维持台大校园的安定，对于学生的膳宿问题尽量解决，清贫而优秀的学生绝不会失学。

他还尽力寻觅优秀的教授，对于聘任极为重视。招考新生，唯才是举，绝不允许情面通融。

学生们不仅乐于向学，也对他极为信任。

本来，台湾大学在他的努力维系下，不久就进入正轨，正可以高歌猛进，不曾想一次小小的事件却夺去傅斯年的生命。

压倒傅斯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台湾省参议员的无理纠缠。

当时，台湾粮食紧张，即使是台湾大学学生也吃不饱，傅斯年作为校长，一有机会，就会给学生办交涉，为他们争取增加菜金，要求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给学生加菜，尤其是挑选最肥厚的猪肉，让这些青年人能有一顿好饭。

不少学生患了肺病，他特意在操场盖了一排小屋，供这些学子居住，为了避免蚊虫叮咬，还装上窗纱，又专门给他们每人每天一颗鸡蛋与一小瓶牛奶，可谓无微不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提了不少意见。下午二时，由于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部分奖学金有被移作宿舍内部工程之用的指控，傅斯年又前往台湾省参议会接受参议员郭国基的质询。

其实宿舍一事，傅斯年原计划是楼上每间住十二人，楼下房间全部用于学生读书，但学生觉得不方便，于是楼上楼下每间都住六人，其余空间可以放书与行李。

郭国基对此不依不饶，提出“学生睡上下铺，为什么不能每个房间都住十二个人”。傅斯年说，如果这样，学生书桌无处放。针对傅斯年提出修临时教室，郭又提出教室白天上课，晚上不上课，似乎觉得教室晚上可以用于作息，傅斯年心情极为激动，“我们的教员当然不能白天晚上都上课，但我的学生是流民吗？我们又不是流民收容所！”话音刚落，傅斯年脑溢血突发，说声“不好！”瞬时昏倒会场，送到医院，不久就惨然病逝。蒋介石下令动员所有名医抢救，依然无力回天。

郭国基则潜逃，谎称逃回宜兰，实则潜伏起来。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政府还其傅校长，甚至差点引起军警干预。无奈一代雄才竟然在内忧外困中与世长辞。

尽管傅斯年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为了纪念他们这位创校校长，台大特意将其骨灰埋在校园中，并且树立了一座傅园，让他们的老校长伴随着心爱的学生成长。傅斯年的去世，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台大的不幸，胡适曾给傅夫人说，有人曾动员他接替傅斯年，“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烦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他推荐当时的台大教务长钱思亮接任。

不久启用的傅钟，则俨然成为了台湾大学的象征，每堂上下课都会钟响二十一声，这源于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