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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醒中的母亲

悦己 作者:张抗抗


苏醒中的母亲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过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地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只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而完全被剃光了,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的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儿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颤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颤栗了。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我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妈妈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妈妈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妈妈会说话了,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妈妈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了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开始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中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却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如今再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有过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我明明看见她是醒过来了,又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她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看不见来龙去脉;有时她却深深潜入水底,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如何处传来的音乐声,她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

医生带着护士们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又说;多么好听的声音;还说: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护士们都喜欢与她聊天,她们说朱老师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

有几天我感冒了,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她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妈妈认出我了,妈妈笑了,妈妈就说:你太累了,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胡医师陪她去做CT,路上经过医院的小花园。胡医师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妈妈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一如冷傲的秋菊,在凋谢前仪态万方地告别演出。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总是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人性中那种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在一个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尚无法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时候,她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思维和行为,应是她身心中最真实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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