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

晚清的文学生态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话语方式比过去简单，反而把复杂的存在简单化了。我们看后来白话文学的出现，包括政党政治文化和各个文化生态的出现，跟晚清文化格局的流变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过程流失了许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东西。曾经有学者形容它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是对的。我们从文章学、从文学的角度进入那段历史，审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生活状况，发现那时候人们的汉语表达，能够确实折射中国在悄悄发生的变化，这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是文章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西学东渐后，新观念进入中国，文人的文章风格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中国社会，八股取士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表达。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写文章都是一个套路，都是要颂圣，或引经据典，自己的内心隐秘被藏起来。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却被什么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门左道的文章里，在一些私密的辞章里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流传的一些小说里有有趣的东西，是鲜活和生动的存在。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种差别。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个学界，在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点，今天看来，这个学派学者们的文章都很讲究，延续着古风。他们的文章注重义理、辞章和考据，文章里要有学理、辞章，要有分寸，还要带上考据之趣。如果这三个元素占据了，文章应当是好文章。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时说：“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1]这个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学的一种规律，应当说很不简单。古文的表达在这里有了理论的自觉。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里面，文章是有多种可能的。作文应当是自己心灵发出的一种声音，它不是为了外在功名，不是为了虚荣来写作的。当西方传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带来以后，中国的一些文人突然发现，西洋人在表达自己生命感觉的时候，常常能够抓住自己生命的鲜活的觉态，比如《浮士德》《复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较温吞的、节制的、含蓄的，那种放荡的韵致却被遮掩了。

清代后期，文坛与官场被伪饰的文字所包围，能够抵抗这种世风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龚自珍这个人是很有学问的，他的诗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过小官。他是在整个文学史里比较独特的一个人。通常，诗词写得好的人字写得也好，龚自珍字却不好，但他的文章很不凡。他到北京当官后，渐渐厌恶起官场。在回到南方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道：

诗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阁夜锼冰，

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2]

他说当时满朝文武都在附庸风雅，但是与杜甫比远甚。有人间情怀，有个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风雅的人没有这样的情怀，表达出现问题。龚自珍的忧患，是文学危机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在后来的黄遵宪、陈三立的诗文里都有一些，不过无奈的是，他们的作品还不足以抗拒这股潮流。

晚清人写文章，尤其是写诗，是老八股，那状态永远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绪两帝的老师翁同龢，算是大学问家，但他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买了一册他的诗文集，阅读前特别期待，帝师的文章怎么样？看完以后就很失望，那些诗实在无味，文章没有什么毛病，可它是非常规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诗，叫《寿阳道中》：“一雨动秋潦，客程亦许迟。野花开五色，天气备三时。走卒惯乘险，征夫常苦饥。太行天下脊，未敢辄题诗。”^[3]态度很随顺，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诗歌里感觉到古人套路的连续，自我内心独特的感受与前人的一些诗歌是重叠的。他是在一种模式里写作，所以这类诗文在晚清，已经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厌恶了。

最早摆脱这个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国经历的文人。1840年后，读书人改良的观念开始出现了。文章的理念也随之不同于过去。我们发现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表达的对于世界的理解，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思维方式，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的意象，以及所运用的辞章已经跟前人不太一样了。像郭嵩焘、薛福成、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这些人的文章，已经偏离了明清文人的传统，有了个性的张力。

黄遵宪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诗人。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都对他的成就颇为肯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将梁启超、汪康年召集于麾下，提倡维新。他与陈宝箴、谭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极为活跃的。年轻的时候对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我手写吾口”，要创意新路。他在《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里表现的境界，与前人不同。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则说：“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4]道出其间不俗的气象。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的序言中说：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5]

这个思路，早于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适后来的白话诗理念，实在也是黄氏思想的变异，可见其影响之大。胡适说他的平易、简朴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由域外的经验而发现了民歌的价值，遂在诗中多见口语，且民俗意味浓厚。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6]这个评价，系觉悟的知识人的感慨，希望文章与诗词泛出新意，是那时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识。

梁启超是在文章学层面最早颠覆桐城派文章观念的人。他最早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总撰述，文风已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作品，思维方式都有些出格，和桐城派的文章在章法上已经大不相同了。有人因之讥其为野狐禅。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韩愈的遗绪，也有报纸新闻的味道，理论与诗情都有，精神的亮度多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浩浩然有江海气魄。他的语体，把日常的口语和中国古文章那种气势给表达出来了，更具有了现代的新意。比如在《过渡时代论》里面，他就用很有力量的语句来描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说：“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7]他当时用这样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与桐城派的文人有别了。他在讲到桐城派时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8]

梁启超在文体上的这种变化，是中国文人精神状态的折射，这影响了当时的许多读书人。夏晓虹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一文，谈及梁氏的影响力，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在文坛中出现。尽管争议很大，但是梁启超的文风也辐射到科举考试中。“作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9]。梁启超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他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国家新道德、新风尚、新人格、新学艺，都必“新小说”^[10]。1902年，《新小说》创刊，他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贯穿了自己的思想，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文化观，文风与寓意带有革新的面貌，一时被读者所喜爱。

梁启超对文学和历史的思考，有很大的格局。他从社会政治、宗教、国民性等几个角度思考问题。语录多“新”字，文章就有《新史学》《新民说》等，有一丝除旧布新的意味。而背后的理论根据则是进化论。在《变法通议》中说，“变者，天下公理也”^[11]。他后来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中国人因接触西学，便发生精神的变化。一是从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第二是发现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是意识到文化出现了问题。而改变这些，只有改良。这个思路，在那时候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也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

那个时候，鲁迅刚去日本留学，受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文化影响，对官样文章不太喜欢。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阅读兴趣在悄悄变化。留学生崇尚汉唐气魄的文体，阳刚之气的文字颇受欢迎。鲁迅曾经说，当时留学生最喜欢的几句话，叫“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12]。这样一种狂士之风，在那时候已经兴起。当时流亡到海外的一些人都放开了手脚，思想活跃起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跑到日本办报、写文章，染有一丝新风。还有章太炎这类人，文体是周秦汉时期的样子，一洗明清的旧气。中国不买他的账，就到国外去，思想的革命与文章的革命就都来了。

日本是中国新文化的摇篮。1905年的时候，在东京的中国文人创办了一个杂志叫《民报》。当时孙中山这些同人们出力颇多，像胡汉民、汪精卫均在其列。1906年，杂志的社长、主编变成了章太炎。《民报》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本杂志，是后来国民党的一个党刊，算是一本机关杂志。这本杂志当时刊登了很多带有“排满兴汉”思想的文章。而文章绝没有晚清以后中国文人的那种气脉，是非常狂妄的。在章太炎看来，中国最好的文章应该是明代之前。到了明代晚期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明代知识分子的文字是非常有个性的，可是到了清代，文章出现了变化，人们只是去搞考据，做纯粹的版本思考，而不是关心生命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民报》里面，好多人发表了有趣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风格、行文的方法都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涉猎面开始广阔起来，也有一种狂傲之气。就是前面所说的“大风灭烛”那样的一种阳刚之力的美。

章太炎在《民报》期间也搞讲学活动，当时很多人跟他在东京读书，学生中有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朱希祖、鲁迅（那时候用周树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朱希祖的日记，能够感受那时候的讲课氛围，很是有趣。章太炎当时在讲《说文解字》，言外也有时局、政治。他讲课时流露出一种情绪，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很灿烂的，可是现在不行了。汉代的时候，人的骨骼非常强大，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那是一种尚武的精神，可是元代以后，少数民族入中原，此类精神弱化，遂日落西山了。章太炎是民族主义者，有今不如昔的意识。他的研究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的男人已经没有伟岸的骨骼和高大的身躯了，男人都变成小男人。所以文化也随之萎靡。他说清代文章里的阴柔之气远远超过了阳刚之气，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媚态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的文字表达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表达是一种奴性的表达，它成了专制统治下的一个工具，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称颂，都是要在皇权下面书写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看法，个人的那种游历于宇宙之内的自由畅想的东西完全被抑制住。这个思路，在《民报》的文章里都能够看到。它表现出了一种文风的变化。

章太炎在文章学上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自己喜欢魏晋文章，对清代文学的看法不好，以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不过一点小的聪明。梁启超的文章是新式的，然而章太炎却发现它们不过是明末小品的泛滥，言外不足为道。他认为，中国的古语很有生命力，现在人们把它忘记了。在《东京留学生欢迎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13]

章太炎的文章，是自觉走复古的路的，可是那时候能够读懂其文章者甚为寥落。他所使用的词语多是老的、死去的古语，能识其妙意者不多。胡适就以为这样文章的方向是大有问题的。说他：

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14]

《民报》曾刊登过长篇小说《狮子吼》，作者叫陈天华。他是写过一些政论文的，像《猛回头》等即是。不仅政论文有特点，小说也很好看。这个小说基本还是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镜花缘》等的逻辑下延伸出来的。可是这个小说利用旧形式，思想却是新的。陈天华在小说里边，已经把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作为一个毒瘤来看待。小说里边写了中国有出息的孩子，从乡村走出来，走出来不是八股取士，而是留洋。回来以后他们在一个村庄搞试验，来建造自己的一种乐园，有一种精神梦想在里边。《民报》上有这样的小说，是个大事情，说明审美与精神哲学都有了变化。可是《民报》主要发表的是一种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比小说的影响更大。鲁迅就回忆说，看到章太炎与康有为等人论战的时候，那血气的文字，令人神往。

章太炎最有影响的书是《訄书》，他的文风古奥，试图挽救晚清颓败的文风。在他的文字里，几乎看不到明清文人的那种散淡之风，多的是峻急之气。他欣赏古体诗，对近体诗则多有不屑。文章则推崇六朝之前者。章太炎觉得，文章与学识有关，但学识又会成为诗文之累。这一点，魏晋文人，颇多可取处。他在《论式》中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15]回到六朝寻找资源，可以说是一种文章学的新梦。他对于问题有所警觉，却未深谈，留下了许多探讨的空间。

受到章太炎影响的鲁迅，在1907年就写了一篇文章《摩罗诗力说》，介绍西洋的这种个性主义的诗人，还有《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某些片影，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是有的。鲁迅看出了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流行的文章之道、诗文之道、文化之道都出现了问题。他认为，未来的文化，“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6]。我们的文化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立人，人立了以后，每个人都成为自己，而不要成为别人，如是，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那时候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文章也受到了章太炎文字的影响。文章说：第一，文章的使命在于“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即在于阐时代精神，阐人情，用它来昭示自己，文章的灵魂在于有鸿思。周作人的想法是，文章要有气象，但这个气象不是古人的，应具有现代性的因素，这是重要的一点。第二，文章的使命在于“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第三，文章的使命在于“阐人情，以示世也”，用它来向世人昭示自己的情怀。第四，文章的使命在“发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文章的使命在于发神思。^[17]“神思”这个词出于《文心雕龙》，早期的鲁迅也喜欢这个词。周作人的想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文章意识，他的文章观念已经和现代精神相通，具有了现代性的因素。

晚清文人的写作，因受了西洋文化观念的影响，美学观发生重要的变化。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对于《红楼梦》和宋词的研究，已经大异于同代的学者。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的文论，都有意识形态意味，或走宋学的路子，或复古主义。王国维的文论特点，直接与德国哲学和文学研究接轨，有了穿越时空的审美的静观。王国维是晚清学界的拓新之人。一是在《宋元戏曲考》里，发现了俗语的审美价值，以为是丰富了士大夫的语言。他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阐述了民间表达的词语的内在价值，这对于胡适后来的审美观，都是支撑的话题。二是在审美世界里寻找到哲学精神，而这精神是与儒家精神有所背离的。《〈红楼梦〉评论》乃不凡之文，其间闪耀着超俗的智慧。王国维以为中国固有的文学多是世间的、乐天的，但曹雪芹的著作则是大的悲剧袭来，对于入世与出世，均有高明的见解，其间对叔本华哲学的借用及对佛教精神的体味，都非常人所及。三是作者把文学与说教的理念剥离开来，视为个体的一种精神选择。王国维《文学小言》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真的文学，境界颇高。他提出了境界说，以阐释其间奥义。与有境界的文学相对的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餟的文学”，这是没有生命力的。^[18]王国维这种声音，因为还是书斋里语，乃个体的自言自语，还不是文学运动中的话题，故影响不大，但在后来的辐射中，是渐渐显示出自己的魅力的。

文学观念的变化，导致写作的风格的变化。在欧洲的华人中，有新的文学观念的华人已经开始新的文学的写作了。严家炎先生在他新写的文学史里谈到陈季同（1852—1907），则能够说明一点问题。陈季同是居法的华人。大家知道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罗曼·罗兰，他在日记里面说在索邦大学的教室里碰到中国人陈季同在演讲，留下了较深的印象。陈氏创作了长篇小说，叫《黄衫客传奇》。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利用外文书写的长篇作品。严家炎说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应该是从陈季同开始的。其原因是他打破了章回小说的套路，“在叙事体式上也实现了变革与创新”。^[19]这个看法，大家一直存有争议，但华人中有了另类的写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陈季同和国内许多遗老式的诗人有过交往，是文坛里的一个有趣的人物。他身上东西方文化交融，思想也较为复杂。说起来颇有意思。和他一样有西洋文学背景的人还有多位。有几位学者与西方的作家有了交往。托尔斯泰接触过辜鸿铭，他感觉东方文化的迷人的气息在里面。辜鸿铭生在南洋，是一个华人，英语非常好，思想却是保守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人。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也在中国人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开阔视野。这些人在海外，在文坛，和西洋学者和作家的互动中，养成了自己特有的习惯。他们不都是一味赞佩西洋的艺术，也坚守固有文明的特点，但不论怎样坚持，他们的思想和表达，与旧的士大夫群落确是不同了。

晚清文化的第二个趋势，是译介之风兴起，翻译开始多了。1843年，上海出现墨海书馆，出版《圣经》等书籍。1862年北京同文馆诞生。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1879年点石斋石印书局面世。1897年，商务印书馆开办。一个是科学译文，对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哲学的翻译，像李善兰，包括魏源、严复，他们这些人翻译。还有一种是《圣经》的翻译。其实我们白话文和《圣经》的翻译与宗教、传教士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最早的话剧就是在教会之所出现的，它和教会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我们不讲它，周作人有一篇文章叫《圣书与中国文学》，讲了许多现象，那些词语与意象对人的作用是大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的是严复，今天的老师讲英语、法语、俄语的时候，翻译的标准是讲信、达、雅，这是严复的一个看法。其实后来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当然这是翻译理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且不说它。严复翻译《天演论》，译笔之好，给后人的印象很深。五四以后那些成名的作家，很多人回忆起来，当年看到《天演论》的时候，都非常地感激严复。他的翻译里边，汉语的词汇运用非常精妙。这个人很有才华，《天演论》一开头就写：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20]

严复在翻译的时候，他对自然山色，对时空变化下的感知，背后进化论的哲思，像流水一般汩汩地从笔端流淌出来。所以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中国读书人发现，文思完全不同了。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看到周围的景致，想起当年恺撒大帝到这儿来的时候，应当是什么样子。那么万物的交替，人际的变化，世间的苍凉都在这里面，神妙而有幽思，有忘我的一种精神在里面。文章还有这样的一种写法，是和我们古人不一样的吧。古人写自然山色的时候，有自然的美，有的时候是遁迹山林，像陶渊明那样，乃归隐于世的诗人；还有像王维那样，乃入世之隐，诗到他笔下，入禅境，有遗世之响。可是西洋的思想者，他们在自然面前所思考的，有高远的东西，有时进入了玄学的层面，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考虑问题，那境界，就大不同于汉语界的诗人了。

当时翻译界，除了魏源、严复这些人，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林纾。林纾是福建人，他也是桐城派的古文大家。他晚年住在北京城南，书法与绘画都有特点。茅盾先生说他貌寝，言外有点自卑。我看他照片也不丑，目光也有点神采的。他日常生活比较的自闭，自己沉潜于学理，醉心于艺术。后来命运发生了变化，一个留洋回来的人，给他转述西洋的名著，朋友翻译成口语，他用古文来写，于是开始了奇妙的翻译生涯。他不懂外文，所翻译的外国小说给人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刻。钱锺书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林纾的翻译》，专门介绍他的成绩。“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21]当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得非常好。当时中国读书人看到茶花女故事的时候，这么好的中国古文，那么奇妙的欧洲人现代的生活，让人感动不已。当时有人就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22]林纾自己也说，在翻译《茶花女》的时候，“掷笔哭者三数”。^[23]他这句话其实是对女性内心的感叹，对小说、对人性描述的感叹。由于他译笔的古奥、典雅，把中国文章里最好的东西和西洋文化这些有趣的存在嫁接起来，真的是让人一唱三叹。

可是林纾的翻译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充满感情的人，而所译小说里边很多写男欢女爱，写妓女，写土匪，写都市漂泊的流浪汉等等，有点不合时宜。他遇到男女爱情这个问题，踌躇再三，所以自己后来写文章的时候，遇到类似的话题，是有所节制的。更多的主张文学艺术是发乎于情而止乎于礼。林纾在四十几岁的时候，第一个夫人去世。后来他娶了一个太太，一直把她视为妾，不将其扶正。可见他的传统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他的诗文里，对生活的理解非常呆板，晚年他在北京城南卖画为生，鲁迅专门买过他的画。他的画有宋人绘画的特点，非常的静穆，很有意思。那笔触之间的浑厚之气也与他古板的样子相互映衬，隐含着其古怪的才气。

林纾的翻译可以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迹，一个不懂外文的人用这么古奥的语言来表达西洋的艺术，此后在中国的翻译界很少有过。他的文字和章太炎当时的文字不太一致。章太炎当时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佶屈聱牙，就是非常的高古，我们觉得很怪。章太炎厌恶清代流行的语言，他把汉代以后弃置的、已经废掉的语言捡起来，为了能够更丰富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林纾用的是典雅、高贵的中国古文，系士大夫的语言。两人都表现出汉语的这种深切性、深邃性。在东京留学的周氏兄弟，当时受章太炎和林纾的影响，行文也是古风的一种，但更接近于章太炎。他们后来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留下了上代人的痕迹。

1907年前后，鲁迅和周作人就翻译过俄国作家的一些作品。大家知道，俄国是一个东正教国家，近代以来已经有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等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也产生了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伟大的批评家。他们的作品传到日本，也吸引了留日的中国学子。中国读书人关注俄罗斯文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俄国作家所面临的社会跟当时中国读书人所面对的中国社会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俄国当时教会的腐败和沙皇残酷统治，造成了国民性普遍的委顿。人们没有个性，生活于无趣的环境中。我们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那些被损害的男女青年的精神状况，是何等糟糕。托尔斯泰则以善意的笔触，直面那些灰暗之所。他在房间里边看到一个奴隶从旁边走过，很辛酸的样子，就会一天坐卧不宁，认为自己有罪，自谴不已。托尔斯泰的写作，是对麻木生活的颠覆，以慈悲感召唤出人间的大爱。而那精神的光则照出生活的卑琐。当时俄国有一个革新的青年团体，思想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教会要求所有的青年团体都要有一个严格的礼仪制度，结婚生子、工作都不能逾矩。这个青年团体反对这样的礼仪制度。托尔斯泰也坚决支持这些青年，于是引起了沙皇的不满，非常不讨官方的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也是这样。屠格涅夫曾经有一个演讲，叫做《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最早是由小说家郁达夫翻译出来的。讲演谈到知识分子面临苦难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他从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身上都找到了不同道路的可能，思考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哈姆莱特不断地犹豫，不断地徘徊，不断地自问，拷问自己，可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堂吉诃德则是另一个选择，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冲向风车，不计较后果。俄国的知识分子所思考的话题，乃寻路的一种渴望，中国的文人很少有这些思考，在俄国人的视角里似乎发现了自己。俄国文学热，实在是在照镜子，那一代人很快意识到借用这些资源的重要性。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现在我们读起来非常困难，也跟章太炎的文章一样，通篇晦涩，不好懂。当时周氏兄弟认为这样的文章是好的，小说出版以后，第一册才卖了二十余本，其境很惨。胡适有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他说周氏兄弟当时用古文来翻译外文小说，结果失败，可见这条路走不通。虽然他们已经避开了奴隶的语言，避开了流行的思想，但在精神的表达方面，还没有找到更为得体的载体。

翻译多了，文学的观念自然也跟着改变。上文所讲的黄遵宪的新的诗歌理念，与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呼应的。他的诗，简明轻快，有新风吹来。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出现，都是跟翻译有关，尤其是小说界革命，是受到西洋小说刺激的结果。梁启超曾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讲的是小说的社会功能，乃为了影响世道人心。他认为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对道德的表达，是借助小说来完成的。但近代小说的境界不高，需以新观念改之。深层的理念无非孔子文学观的另一种表达。到了苏曼殊、鲁迅那里，小说内在性的审美价值被关注，那已经不再仅仅是教化的问题，而是精神的攀援的话题。苏曼殊翻译过雨果的小说片段《悲惨世界》，他取名为《惨世界》，陈独秀给他润色，当时读者一看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社会生活可以这样来表达，很是兴奋。很多人读了一些翻译的作品以后，也希望我们在汉语的书写里有类似的文本。苏曼殊在那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尝试。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跟陈独秀、章士钊、鲁迅都非常熟，后来出家做了和尚。他开始中文不行，日文非常好。他和陈独秀、章士钊住在一起，受他们的影响，自己的诗文开始变化。而且他的小说写得很有悲剧意味。他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是跟他这个人一样，很清瘦，因为他出身奇特，又是出家人，所以就显得别具一格。文字很有特点，夹杂着日文、梵文和汉文的痕迹。他说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是梵文，然后是汉语，英语次之。这个人很有意思，跟章太炎、章士钊这些人交往时，洒脱而率真。因为懂得几种文字，所以对语言很敏感，他的小说和诗文都给人一种新鲜感，应当说在鲁迅之前，他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可惜他活得太短，小说未得长足发展，想起来就觉得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