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发

万事开头难。重新开始则难上加难。

瞧，这是从撒马尔罕出发，重新踏上这条让我痴迷、陶醉、恐惧了整整两年的丝绸之路的第二天。我的身体在抗议：疼痛的肌肉，拒绝走长路的双腿，身体为排斥这突如其来的内热而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口渴，不愿屈从抑制的性欲令夜晚被春梦困扰……最难的不仅仅是第一步，最初的日子里，每一公里都是残酷的。而最残酷的是与我所爱的人分离。毫无疑问，那些爱美元的小偷和警察、必须穿越的帕米尔的冰天雪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中“有去无回的地方”——这一切都将是我二〇〇一年一百二十天行走中的命运。然而，更可怕的噩梦在于，在到达吐鲁番，那个被中国人称为“火洲”的炙热绿洲之前，我将沉没于难以忍受的孤立状态。我不习惯孤独。我比以前更渴望冒险，渴求相遇，以及这条醉人之路至今给我带来的所有快乐。

离开我的撒马尔罕楚库洛夫家的朋友们已经两天了，细心的萨贝拉根本不帮我准备启程，反而背道而驰。她被等待着我的苦难所纠缠着，在自己位于郊区的温馨的房子里精心照料我，强迫我吃东西。果盘里盛满了摘自花园的水果，浓浓的绿茶，强健身体的手抓饭——由米饭、蔬菜和肉类制成的乌兹别克国菜。吃饱了，还得再多吃一点。“这对心脏有好处。”我每吃一勺她重复一遍。她的一双善良老奶奶的眼睛在眼镜后满是笑意，大大的镜片遮住了她的脸。为了让我准备好去地狱，她把露台变成了天堂。傍晚时分，伴着一篮子肉质肥嫩的樱桃，她的孙女尤尔杜兹和玛丽卡和她的儿子法鲁克一起陪着我。我带来了我的书，讲述了二〇〇〇年的征途[2]，以及这个家庭给予我的兄弟般的欢迎。穆尼哈翻译了出来，萨贝拉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我丈夫那个的时代（整个苏联都热衷文学评论），每年大约有五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这里住过。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书里写过我的名字。”

去年冬天冷得要命，零下二十五度。埋在墙里的管道爆裂了。今年春天，旱灾把井里的水汲空了。住在郊区的人闹水荒，杏子提前一个月就熟了。情况从前天开始变得更加糟糕，持续四十天的三伏天开始了。再过几天，将是“萨拉丰”，连续一个月的酷暑最高峰，我必然会被它的火矢钉在地上。

我选择了最坏的时机出发。但我有选择吗？是在启程时直接把自己扔进费尔干纳山谷炙烤，还是提前出发但在最糟糕的时间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吐鲁番，我的终点，是中国最热的地方——有着最火辣的夏天。我选择了先热后凉。做人一辈子都在重复着这个童年的难题：先吃面包还是先吃巧克力……我还不得不计算行程从而能够在八月份穿越帕米尔，或者最迟在九月初，以避免坏季节来临时可能出现的暴风雪，并赶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山口关闭前到达。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在穆尼哈·瓦希多娃的小公寓里最后大吃一顿。她的法语说得非常流利，还带着优雅的卷舌音。在这个友好的巴别塔里，她的每一个朋友，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都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因为大家都会说这两种民族语言，孩子们用俄语玩耍和交谈，而穆尼哈和我则说法语。在中亚式的餐桌上，并不讲究上菜的顺序，从荤到素，从甜到咸，没有任何过渡。这顿大餐可以随意挑着吃：肉饼、烤花椰菜、胡萝卜、拌了罗勒和莳萝的鲜奶酪、芸豆炖肉、四季豆、洋葱、鸡肉、土豆、粽子、甜椒嵌肉、烧烤串……

打算出发就算我有功劳了。萨贝拉在她绿色清新的花园里为我搭建了一个“克拉瓦特”——在这个类似舞台的地方，我们吃饭、聊天、睡觉。在那里，我凝视着硕果累累的果树，桃树、樱桃树、李树和黑莓树、杏树、葡萄藤、无花果树、木瓜树……一个个涅槃的幻影，被我印在记忆里，以便日后面对高山的碎石和荒漠的沙砾时重显。在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我的胃里就已经塞满了洋葱煎饼、肉馅饼、奶酪、蜂蜜和美味的杏子果酱，这是萨贝拉前一天做的，我把它涂在了叫“利皮奥什卡”的面包上。在这个无疑出产了世界上最好的杏子——乌鲁克杏——的国家，果实没有一丝浪费。果核经烤箱后干燥，制成高品质的杏仁。萨贝拉把杏仁装进我的背包。我徒劳地解释说自己在集市上已经买了些葡萄干和杏仁，她坚持她自己做的更好。

我继续每个菜都吃一点，因为“对心脏有好处”，同时也为自己面对道路做着准备。今年我还会有美好的邂逅吗？交织着文化与友谊、历史和暴力、征服、交换、财富和掠夺的丝绸之路渐渐地显山露水，以我从伊斯坦布尔开始徒步六千公里的节奏，我已完成了一半的路线。第三个年头，我打算在沙子或熔化的沥青上印下我的鞋底。四个月后，在穿越富饶的费尔干纳山谷、吉尔吉斯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后，我将到达吐鲁番。但我能做到吗？六十三岁的我会体力不支吗？在六月二十八日清晨的温润中，在楚库洛夫家的露台上，在眩晕中，我发出疑问。

天还没有亮透，我蹑手蹑脚地准备着自己的东西，因为我在前一天已向东道主辞别过了。但是我忽略了他们固执的善良。睡眼仍惺忪，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聚拢在我的身边。我们保持着安静，手掌朝天，萨贝拉念一段简短的祈祷文，最后我们做“法提哈”，即中亚穆斯林的“阿门”，这也是人们离开餐桌时要做的，包括将手从前额移到下巴。

然后我迅速地让自己从他们的友谊中脱身，取道北上，离开撒马尔罕。我把鞋子的灰尘留在了客厅里。但萨贝拉今天不会扫地，因为朋友不会再回来了。

这不是最直接的路线，远远不是，我将至少绕行一百五十公里才开始今年的旅途。原来的路线盘绕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之间。但如果我想避开穆贾赫丁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乌兹别克军队的大炮，我就得离得远远的。没有任何正式公布的消息。但是，旅行社已接到消息，不要把游客送往费尔干纳，尤其是贝卡巴德地区。总之我已经被警告：所有的边境都已关闭，不能过境塔吉克斯坦。北上，我会到达昂仁镇，并从那里向东通过最高海拔为两千三百米的卡姆奇克山口。加上正值伏天高温期，这段路不可能轻松。我甚至不确定，在这块连接被塔吉克斯坦切成两半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狭长地带，能否避开每年夏天涌入该国的在阿富汗经过训练的极端分子的小部队。

我学会了战高温：我拿了三个塑料壶，也就是十二升水，我把头埋在我的阿拉伯头巾里以避免水分丢失。“尤利西斯”忠实地跟着我。我的朋友马塞尔·勒梅特用不着环游世界去寻找智慧，因为他内秀于心，帮我改造了这辆躺在阁楼上的旧高尔夫球车，取代了我去年给了撒马尔罕的孩子们的昔日两轮旅行伴侣“四不像”。他用神奇的焊枪改造出这个可折叠的结构。尤利西斯，我希望和它一起进行这次“伟大的旅行”，带着我的十二升水、装满最必需的衣服的背包、今年体积增大了一点的药箱和一些食物。在一个水手包里，我已经放好了露营设备，我希望尽可能少地使用这些设备，我总是更喜欢在旅馆与人相遇，当然最好是有可能住在当地居民家里。聪明机灵——或者说我们自己这么认为——我和马塞尔保留了尤利西斯最初配备的全橡胶轮毂，所以不用担心被刺破。

但我们还是失算了。刚走了四天，当我在被俄罗斯人称为“苦难草原”的烈日下接近目的地吉扎克城的时候，一个可疑的声音让我转过身来。尤利西斯的一个轮胎真的熔化在滚烫的地面上，成了毛茸茸的碎片。我用一小根绳子把碎片绑在一起，可是才走了两百米，小车就直接靠轮辋钢圈滚动。这是个坏兆头。如果我的小拉车经受不了这条平常的路，那么在山路或者沙漠上又会发生什么？离城市还有四五公里路，我把尤利西斯折叠起来。我和它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很占位置，五十双单凤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们。

从中国出发西行，载着著名古生物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的黄色大篷车走了没多久就不得不停下来：履带的橡胶开始熔化了。在继续上路之前，必须要等从欧洲运来新履带。这意外发生在一百五十公里行程之后。尤利西斯，在一百二十公里之后崩溃。想到我在模仿这样杰出的前辈，我兴奋不已。好吧，我还不至于那么可怜，我的朋友马塞尔也不是。

我在旅馆（gastinitsa）拿到了一个房间，这个地方在提供家庭养老的同时，也是一个无赖的巢穴。国营宾馆被“私有化”，也就是说，经理把它占为己有。他的大家庭，十几个无事可做的人，以此为生。其中一个儿子，三十多岁，衣着邋遢，又长又瘦，鼓着蟾蜍般的眼珠，他在我到了一个小时以后呵斥道：

“你的房间号是多少？”

“问你姐姐，是她租给我的。”

“她不会告诉我。”

既然他这么愚蠢地提醒我他要来参观我的房间，我第二天早上就给背包的口袋装上了挂锁。晚上我将会发现它们被撬开了。劫匪从阳台爬进来。他只偷了几页笔记，我现在正在重建。所有可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钱、相机、GPS——我都带在身上。次日晚上，我恢复了手握打开的刀子睡觉的习惯。

水到不了三楼，但人们把问题解决了：一个白发苍苍、身上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可怜老奴给我拎来了几瓶水用来冲厕所。水的颜色非常混浊，我不敢用在自己身上。

另一个儿子给自己起了一个异国的名字，叫胡安。他看起来不那么贪得无厌，但比他哥哥更嗜酒。总之，我更愿意和他打交道，我们彼此产生了好感。他几乎不碰我邀请他分享的手抓饭，一边用光速干着啤酒的同时，一边爱抚送上新啤酒的女服务员的臀部。他答应第二天早上八点开车送我去集市。他保证我在那里可以找到修复尤利西斯所需要的一切。临走前，他把我介绍给了格里沙和米夏，两个俄罗斯人，他们负责维护酒店的锅炉，锈迹斑斑，到处漏水，似乎是出自帖木儿时代的古董。

次日上午十点，在花了两个小时叫醒昨晚离开我后继续喝酒的胡安后，我和米夏、格里沙一起上了胡安的车出发。车是偷来的。我们必须从后门上，因为前门被锁住了。这流氓把两根导线搭在一起发动了汽车。担心遇见车的前主人，胡安在排挡杆附近塞了一把巨大的刀，几乎是一把砍刀，以保护自己的“财产”。

两个俄罗斯人很安静，效率也很高。格里沙长着一张很斯拉夫的脸。在伏特加的帮助下，他看起来不止五十岁。白发，鸦眉，他笑得很好看。米夏比较年轻，头顶一簇黑发，两鬓早白，不能说苗条但是比较瘦削，他永远夹着一支点燃不久就会熄灭的用报纸卷的烟。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对与尤利西斯相当般配的轮子，而且还带着充了气的轮胎。但我们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改装它们。格里沙把从悲剧中幸存下来的旧轮子带回家，晚上修理后再带回来给我，让我作为备用胎。一整天，胡安蹲坐在他的脚后跟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工作，在他无所事事借酒打发时光的人生中，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可以上路了，却不是很放心，因为尤利西斯显然不适应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将要走的路。

凌晨四点，温度计的读数是三十二摄氏度。中午时分，我被热气熏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才吃完旅馆老板放在我面前的开价三百苏姆的一大盘菜。由于我啃过的骨头上还有肉，他又还给我五十苏姆，他会把骨头卖给另一个客人……我坚持要他留着钱，但他比我还固执。在等待热气消退的时候，我们就天气和风俗聊了几句。

“怎么看出谁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新娘？”他问我，一脸狡黠。

看我答不出来，他给了我答案。

“她不能走路，因为全身戴满了珠宝。”

在苏维埃以前，一个妇女可以随时被休弃。她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珠宝因此成了她唯一的财产，唯一的保障，也是她可能独立的来源。所以她总是把珠宝随身带着。如果说休妻已不再可能，新娘在婚礼上佩戴所有珠宝（通常是银饰），这一传统则被延续下来。

在树荫下，我停下脚步，与正在桑树荫下准备手抓饭的小老头们聊天。山羊胡子和“多帕”——传统的方形无檐小帽——戴在头上，瘦削的脸庞，锃亮的靴子，他们让我想起了凯塞尔[3]笔下的“骑手”——马与渐弱的力量。

在帕克塔科村，科马尔和我撞了个正着。他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子，自以为说得一口好英语。来了一个外国人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证明他们是全世界最好客的人民的最佳机会。可是那一天，我只想迎接我的是一张床。我的身体被酷热吓到了，仍然无法满足我要求的努力，我累得只想睡觉，连饭都不想吃。

但我没想到会遇到科马尔，这个最善良也最有侵犯性的男人。首先，他把半个村子的人都招到了我寄宿的旅馆，让大家都看到他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与此同时，他还准备了一盘巨大的手抓饭。我吞下几粒米、一两块肉，做出要回房间去的样子。但他挡住了我的去路：“来逛夜市吧。”

小广场上的夜市由一个烤肉串的小伙子和他那些又细又肥的羊肉串、三个用婴儿车运输和贩卖馕饼的女人组成。面对我的失望，科马尔想弥补一下。他把我拉到音乐厅，那里有一支来自塔什干的摇滚乐队在表演。吉他手在十几个萎靡的小伙子和十五个由母亲陪护的少女面前咆哮着。看我兴致不高，他带我去参观夜总会，还特别指出老板娘以前是个妓女。那实际上像个小酒馆，有几个用帘子遮住的包厢。你可以听到笑声和窃窃私语，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夜美人前辈正监视着小姐们的品行。

相信这些文化激情已经掏空了我的胃，科马尔点了一份烤羊肉，肉串用香喷喷的酱汁烹制，佐以肉汤和胡萝卜。快半夜了。我乞求着上床睡觉的权利。我们穿过陷入黑暗中的泥泞小巷，脚蹚人们胡乱丢弃在门前的垃圾。科马尔怕我摔倒，扶着我的一条胳膊。他就利用这一点，时不时地把我拉到一户人家门前，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人们请我们喝茶的请求，那将是最无礼的举止。我已近崩溃边缘，突然，我的朋友惊呼：

“啊，我才想起来，我连洗漱的时间都没给你，走吧，我们去澡堂，是朋友开的。”

他把我拖到了一个滚滚热浪令我窒息的桑拿房。擦洗完毕，也更筋疲力竭，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直接奔回旅馆。科马尔又挡住了我的去路：“你绝对要见见我的工程师朋友。”

当我们喝着我希望是最后一盏茶的时候，澡堂的主人告诉我，他晚上在铁路上工作，值十二个小时的夜班。

“连续十二小时扳道岔！但是，会不会有出事故的危险啊？”

“没有，五年来这里没有夜班车经过。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英语上。你觉得我的英语如何？”

我想，等他说英语时不再用乌兹别克语发音的时候，那就更容易听懂了。但因为我心地善良，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我们终于回到了酒店，我急忙跑回房间。我还没有完全脱光衣服，科马尔就冲了进来，和这里的人一样没有敲门的习惯。

“饭厅里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很想见见你，我真的很高兴你能来一下，就一分钟。”

我迷迷糊糊地跟他去了。楼下的十几个聚会的人已经喝了不少伏特加。但是为了庆祝这个事件，他们点了一瓶乌兹别克的沙姆帕尼酒，他们嚷嚷着，要我讲新鲜事。酒很难喝。可因为我总是很礼貌，我宣布这酒可以媲美法国香槟。他们很高兴，又点了一瓶，给我倒满了第二杯。我干的好事，可我本该知道每个谎言都是有代价的……

差不多半夜一点钟的时候，睡得正香的我……被摇晃和巨大的音乐声惊醒。一个喝醉了的女孩尖叫着要和我跳舞。我把她打发走了，但一小时内科马尔的朋友们十次进入我的房间，打量尤利西斯，和我交谈。我无法关门，门上没有锁也没有门闩。我快休克了。两点左右，喊声停止了，但音响还在继续，如雷声大作。我忍无可忍，起身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终于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发现了高保真系统，正刺耳地播放着一盒爵士卡带。科马尔在院子里，坐在椅子上。

“你告诉我你要早起，所以我尽量不睡着，好在天亮的时候叫醒你，可是没有音乐，我就会睡着。”

我们都知道，地狱是用最善良的意图铺砌而成的。

我关掉音响，给自己提供了两个小时的睡眠，太可怜了。我离开时，科马尔握着拳头缩在椅子里睡得很香。我小心翼翼地没有吵醒他。但九点钟左右，他骑着自行车来与我会合，向我保证，他会把我介绍给我计划停留的城市里的朋友们。我打发他回帕克塔科，态度温和而坚定。和他在一起，我走不了三天，就会累死。

风景均匀单一。昔日的“苦难草原”，因为建立了严密的灌溉渠网而致富。杏树被果实的重量压弯了腰。很多果子落在地上，像在树干周围铺上了黄色的地毯。

晚上，我在一座清真寺过夜。其实，这座清真寺就是一个废弃的工厂，人们在它的顶上嫁接了一个巨大的锌皮圆顶，架上相同材质的新月形。迎接我的阿訇要求我不要和别人谈起他。在乌兹别克斯坦，穆斯林做人非常低调。最重要的是，当局害怕宗教势力，因为只有宗教势力才有可能使它黯然失色，或者促进出现像邻国阿富汗的极端主义运动。

到目前为止，我始终在北上，但马上就要接近哈萨克边境了。该地区的国界是划定的。“共和国”彼此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得不断地跨越边境线。只要中亚的这些共和国实际上是莫斯科的外省，那就无所谓。但自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情况就复杂化了。乌兹别克斯坦领土的某些部分位于距其边境二十或三十公里的邻国境内。从撒马尔罕到塔什干，你必须跨越五十公里的哈萨克领土。机动车司机在边境甚至不会减速。边检人员是俄罗斯军人，没有任何阻止他们的意思。

在加加里村，我想了解一下像我这样步行所需要的手续。我得在哈萨克斯坦过夜，我需要在塔什干申请签证。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在三个星期内拿到。这显然不现实。所以我不得不再绕一圈远路，沿着边境线走到安格伦。这个想法让我精疲力尽。我在一个有荫凉的露台坐下来，点了一杯温热啤酒，查看着我的地图。一个家伙来到我面前。他的背心展示了摔跤手般饰着蓝色文身的胳膊，浓密的黑胡子弥补了让他头皮发光的秃头。他在我的鼻子前挥动一串钥匙，指着他的出租车，然后对我吼了起来，好像他在和一个孩子或傻瓜说话。

“我叫阿舒尔·穆哈马迪夫，他们告诉我你在做什么，而且你还想再走上四十公里。不行，你看看你。你看起来很累，很脏。你需要洗个澡睡一觉。跟我回家吧，斯韦特兰娜会给你洗衣服，给你做吃的。”

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把他轰走，但他笑得很温暖，眼睛也弯弯的。我拿起一只杯子，放在他面前，倒了一半啤酒。几分钟后，尤利西斯安全地躲进了汽车的后备厢，阿舒尔停在大大的车门前，很有权威地按了一下喇叭，一个穿着超短热裤的长腿少女为我们打开了车门，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

“这是扎丽娜，我的女儿。”阿舒尔简单地说道——但我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自豪感。另一个漂亮的少女走过来，他也给我做了介绍：“西蒙娜。”

不久后，斯韦特兰娜从她工作的火车站赶了回来。三个金发女人都有着令人着迷的眼睛：从陶瓷蓝到翡翠绿，简直是天神之作。因为家里来了个外国客人，她们浑身散发着快乐和幸福，阿舒尔表现得像事不关己，但谁都知道他很自豪。在中亚，俄罗斯男人从不娶当地女人，相反的情况却很普遍。阿舒尔——他是塔吉克人——娶了一个斯拉夫女人，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不一会儿，美丽的斯韦特兰娜就递给我几件她丈夫的衣服，把我推进蒸气浴房。我洗澡的时候，她忙着和她的女儿们做饭。吃过午饭，我晃荡在阿舒尔的衣服里，而我的衣服已被晒在晾衣绳上。我享受着佳肴，更享受款待我的神圣的目光。

饭后，主人邀请我和扎丽娜和那个年少的面如天使的西蒙娜一起上了他的出租车。她们的母亲要留在家里腌制大黄瓜，喂养后院的八头牲畜，捡回那些在菜园小径刨土的母鸡下的蛋。我们驱车穿过热浪蒸腾的城市，来到一座被高墙包围的房子前。在院里的树下，一位乌兹别克妇女向我们走来。

“我太太。”阿舒尔介绍道。

“但是……斯韦特兰娜？”

“我有两个老婆。”

这个是合法的太太。阿舒尔的宗教信仰不妨碍他有多位妻子，而乌兹别克斯坦法律禁止这样做。但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在他的第二个家庭里，阿舒尔还有三个女儿，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小男孩，小家伙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女人和他的父亲等的就是他。他已经有了小暴君的样子和姿态。

在回家的路上，阿舒尔告诉我，他很喜欢我能在这里。他说，几年前，他在哈萨克斯坦开推土机，和其他六七个工人一起住在一个条件恶劣的棚屋里。有一天，当他特别沮丧的时候，一个哈萨克人提出带他去家里去洗澡、休息和洗衣服。他对他感激不尽，并发誓，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他认为的人情债还清。我给了他这个机会，他感谢安拉，这一经历正好让他明白他的热情欢迎让我的灵魂多么愉悦。

傍晚时分，在露台上，我和可爱的扎丽娜聊着天，修长的腿、迷人的笑容和一双宛如碧海蓝天的眼睛。我问她多大了？

“十七岁。”她告诉我，再过两年她就要结婚了。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我爸爸禁止我和男孩约会。”

我为这些男孩感到难过。

“是你爸爸为你选择丈夫吗？”

“这是传统。”

她告诉我，她喜欢上了一个大学同学。目前，她在学习法律，帮妈妈做家务。不能指望阿舒尔，他是个男人，所以在家里不用动一根手指头。

“如果你丈夫娶了第二个妻子，你会怎么说？”

她耸了耸漂亮的金色肩膀。

“没什么，这是传统。”

我们安静下来，有些出神。我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孩，觉得混血儿长得总是很好看。

我在黎明前出发，阿舒尔和斯韦特兰娜的热情接待让我干净而充满活力，这段记忆将伴随我前行。我与幸福同行。美丽的邂逅令我振奋。这一周来，我一直在磨炼自己。腿部肌肉在我的努力下强壮起来，肌体适应了炎热的环境，大量内啡肽分泌出来，这种天然的兴奋剂是步行者的幸福，让我在沿着哈萨克边境线行走时边走边唱。这里象征性的边境很像我们围鸡窝用的栅栏。

我与扎丽娜的这次谈话向我证实，伊斯兰文化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社会的组织方面。

自七一二年阿拉伯人占领撒马尔罕后直到二十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这里唯一的宗教。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琐罗亚斯德教（曾是波斯国教）和景教已在此地根深蒂固。

征服者们意识到两河之间贸易和金钱的重要性，宣布凡是改宗伊斯兰教的人都将免去税收。聪明的想法，可是聪明过了头。弃绝旧教的人数太多，国库没过几年就干涸了。人们遂决定征收新税，从而引发强烈的抗议和骚乱，直到七五〇年左右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