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精神偶像
对话　刘子超
在旅行中寻找千万种生活

“胆子大一点，

去相信陌生人的善意。

陌生人的善意

往往最令人感动。”

刘子超/

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品包括《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等。2021年，被评为“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

俞敏洪：大家好，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北大小师弟——著名旅行作家刘子超老师一起对谈，他写过《失落的卫星》《沿着季风的方向》等知名作品。既然是对谈旅行作家，我们今天的话题肯定就离不开旅行。

“旅行”这个话题，相信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因为疫情，从2020年年初到现在，国际性的旅行都被暂停了，但疫情早晚会结束，我们依然可以走向全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谈世界旅行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不仅要谈世界旅行，还要谈中国的旅行。2020年我去了一趟甘肃，游历了11天，后来写了8万字左右的旅行日记，未来我还会继续旅行，继续写旅行日记。

其实我不喜欢用“旅游”这个词，我更喜欢称其为“游历”，旅游和经历，或者叫“旅行”，旅行和行走。那么旅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其实旅行可以大致分为四种，每一种对应着不一样的收获。

第一种是简单的旅行。大部分人会去各个国家逛一逛，看一看，买点东西，吃点当地的小吃、食物，这就是简单的旅行。简单的旅行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放松一下，但不会有太多收获。约翰逊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你不带着知识去旅行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把知识带回来，相当于白走了一趟。

第二种是文化旅行。你去那儿是为了看文化，为了学东西，比如你到了希腊就会对古希腊的文化有更多了解，到了罗马会对罗马帝国有更多了解，到了埃及会对古埃及文明有更多了解，这就是文化旅行。你是抱着了解文化的目的去的，而不仅仅是去吃吃饭，看看风景，买买东西。

第三种是负笈远行。背上书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就叫负笈远行，包括去留学，或者去一个地方当访问学者。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王石就是这么做的，他到哈佛大学待了两年，又到剑桥大学待了两年，现在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希伯来文化，尽管他这个年龄要做真正深入的研究难度会很大，但依然值得钦佩，因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非常可贵。

第四种是半定居考察。比如你到了雅典，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租个房子住下来，住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住的过程中彻底融入当地生活，了解当地社会风俗民情，优哉游哉地对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和记录。

我们也可以把这四种方式结合起来。如果想轻松一点，可以选择简单的旅行，但最好能做到有文化的旅行，或者是能负笈远行，最后再到半定居考察，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去做，人生的旅行道路就会更加丰富。那么，在旅行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才能不虚此行呢？

第一，在旅行之前一定要阅读相关书籍，当地的历史、风俗文化、原来去过的人写的游记等，阅读的时候还要做笔记。这样做好了前期准备，带着知识去旅行，就不会两眼一抹黑，而且还能结合路程中的体验，带着更新、更好的知识回来。

第二，要对地图路线进行比较深刻的研究。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地图和路线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千万不要按照导游或者旅行社安排的行程走，因为旅行社安排的行程都是热闹的，或者都是最著名的景点，人山人海的，所以你要自己去设计旅行的路线。我也会有导游，但我会告诉导游我要去什么地方，而不是让导游来告诉我应该去什么地方。

第三，选择导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有的导游是半吊子，文化历史、地理知识都不太具备，只是能帮忙安排吃住，这样的导游其实就没啥用。我们应当选择有文化功底，能把当地风俗民情、文化历史讲得透透的导游。这样的导游很少，我旅行这么多次，也就遇到了两三个这样的导游，确实可遇不可求。

第四，要准备好相关的能力和知识。如果你是独自旅行，英语能力是一个必备能力，因为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你讲中文大家可能听不懂，讲法文、德文大家也听不懂，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懂英语的人。当然你还可以带一个翻译机，能翻译各种语言。总之，要把这些相关设施带齐，带好足够的衣服，而且独自旅行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对于一些高风险地区，比如有恐怖活动的地区，就等以后安全了再去，我比较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去旅行。

好了，子超上线了，我们来和他聊聊吧。

—对谈环节—

1. 用中国视角书写世界

俞敏洪：师弟好！你现在暂时定居拉萨吗？我已经两年没去拉萨了，疫情以后就没去过。

刘子超：对，我在拉萨的一个客栈，现在是半定居的状态，这个客栈里有一万多本书，感觉住这里挺好的。我目前计划在这里待一年，寻找一些题材。

俞敏洪：你是哪年从北大毕业的？

刘子超：我2007年本科毕业，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

俞敏洪：你一个人背着背包去中亚地区旅行，一个人去印度坐人压人的火车，一个人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你从做媒体开始，把旅行变成深刻镶嵌在你内心深处对于文化或者对于世界了解的渴望，最后带来了这些美好的文字。我读了以后感觉特别好，比如，你写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时候，总结了“一种可以称其为‘爪哇性’的东西：它是自发的、旺盛的、原始的、热带的、暧昧的、植物性的、永不疲倦的、混乱与秩序纠缠不清的”。读了这段，我发现你的总结真的特别符合我去这些地方的感觉。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对旅行的热情、渴望，或者思考是怎么来的？

刘子超：大概是2010年。我们这代人去旅行前有过一个断层，比如我们的父辈或者再年长一些的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国门没有打开，没有什么机会去旅行，只有到80年代、90年代初才有中国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但那时候对于更普遍的大众来说，即便能去旅行，也没有闲钱出国旅行。到了2000年或者2010年以后，旅行逐渐变成了普罗大众都可以做的事。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跟随国家、时代的变化来发展的，所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契机，有了一定的积蓄开始慢慢去旅行。

我出去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多是要诉诸外语，诉诸国外作家写的那些东西，但很少有中文对世界经验进行呈现。不管你去哪儿，比如中东、中亚、非洲，你想了解那些地方的时候，你找不到任何中文版的对那个地区的描述，你往往必须诉诸外语书籍。我自己是个作家，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作家应该开始做这件事，用中文呈现这些世界经验。而且国外作家的视角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看中东、看中亚，我们对那些地方的理解肯定和美国作家、英国作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慢慢形成了这么一个想法，一边旅行，一边严肃地用中文去呈现这些地方的经验。

俞敏洪：你的第一本书是《午夜降临前抵达》，那是你在2015年之前的旅行经历，也主要以欧洲为主，但后来为什么把关注点放在了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刘子超：其实旅行文学不一定是写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有些地方很多读者可能不会去，但他们会对那个地方有了解的渴望，比如中亚、印度。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他们信赖的作家，用他的方式去呈现那个地方的样子和经验。所以不一定要选择去写大家都会去旅行的地方，往往是陌生的地方更好。

俞敏洪：书里提到你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但你的文笔和写作会引导一批人到这几个地方去，至少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希望沿着你的路线走一趟。同时我希望我也能写出这么一本书，当然我的视角可能跟你不一样，也许是不同的情趣、不同的感悟、不同的经历。

我之所以很喜欢读你和另一位作家郭建龙的书，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书帮助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对一些地方不再产生恐惧。比如读你的书之前，我对中亚一直心有余悸，因为我不确定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看你一个人走到中亚，尽管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整个行走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天涯何处无朋友。

同时，我觉得你们的书，也加快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步伐。自1840年以后，中国从拒绝了解世界到不得不了解世界，从比较褊狭地了解世界到不全面地了解世界，再到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不仅是了解世界的地理，也开始了解世界的历史、思想、态度、文明，这是一个引导人去了解世界的过程，而你们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是功不可没的。

2. 当中国文化走进世界

俞敏洪：你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如果遇到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你是怎么做的？

刘子超：很多时候我也很鲁莽，比如去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我没料到会有那么多困难。去之前，我向当地人打听要走多远，他们说5个小时，我心想很轻松，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就去了。没想到走的时候下雨，山路立马变得特别泥泞，在雨中走路的速度就大打折扣，最后走了大概8个小时。当时没有预料到那些困难，因为也没有资料可以查询，只是凭借着自己之前打听的那些消息，评估一下觉得可以去就去了。很多时候在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但你已经走到那一步，退也退不回来，只能继续往前走。

俞敏洪：你有害怕的时候吗？觉得别旅行着再把命给丢了。

刘子超：我在天山里有这种感受。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和新疆的天山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天山，但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完全没有任何开发，走到里面没有手机信号，环顾四周，你会发现你眼前所见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比如你在中国，哪怕去到再偏僻的地方，环视一圈多少能看到一些现代文明的痕迹，可能是远处的一根电线杆，可能是一片开垦过的农田，可能是车轧过的车辙，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里环视一圈，你见不到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那种感觉带来的恐惧比人带来的恐惧更大，自然还处于桀骜不驯的状态，没有被任何现代文明入侵，这时候作为一个个体，你身处那样的环境，恐惧感是巨大的。那次之后，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以后再去这种地方，还是会多考虑一下。

俞敏洪：你为什么不带一个游伴？比如约一个有同样志趣的人，或者请一个导游？

刘子超：去中亚的时候我还没什么钱，我也打听了，在当地雇导游大概一天合人民币一千元钱。对我来说，虽然当时我已经在写作了，但能赚的钱都很微不足道。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开销，所以当时一听要这么多钱，我说算了，我自己走吧。

俞敏洪：你自己走，尤其是如果走到当地的小村、小镇，语言不通，你怎么办？

刘子超：我其实为写中亚的书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在北京的时候，我在俄语联盟学过两个学期的俄语。在这些地区，俄语比英语更通用，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之前在苏联体制下待了几十年，所以基本都会说俄语，尤其像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非常俄化的，反而当地本族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说得不好。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也会说英语，往往也说得比较好，因为他们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落差后，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他们来说影响会更大，所以反而年轻人英语会说得更好。

俞敏洪：你在书里写，你请了一个司机开着吉普车一直往咸海走，走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到了无人区的时候，突然碰上了中国人在那儿挖卤虫子，你对这个经历有什么感觉？你在东南亚的时候，随处都能看到华人，但我一直认为在这些中亚国家，中国人应该很少，但你还是在那么遥远、偏僻的地方遇到了中国人。

刘子超：其实中亚地区有挺多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很多中亚的道路、基础设施是中国工程队在修筑的，但他们一般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在大城市反而见不到；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做生意的中国人，他们凭借自己对财富的渴望，对商机的敏感，已经走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我以前在很多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都会碰到中国人，哪怕他完全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不会说英语，他们在非洲很小的国家的金矿淘金。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些商人其实比中国的作家走得更早、更远。

俞敏洪：谋生存的中国人和商人，不管是大商人还是小商人，他们走向世界的步伐，恰恰是中国跟世界交流的步伐，也是把中国文化、文明带到全世界的过程。

刘子超：对，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先行者。

俞敏洪：过去很多华人去到美国、南洋等地，一方面在那边努力赚钱谋生；另一方面也确实会被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或者官方有意无意地排斥，比如当时美国有《排华法案》，印尼也出现过排华事件。你觉得这是因为国际环境影响，还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确实对华人有偏见？

刘子超：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一方面，谋生存的中国人想法比较单纯，就是去挣钱，如果你只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一个陌生国家，其实当地人对你会有一定的偏见和成见。这也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他只想在这儿挣钱，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们对这个外国人也可能会有一些偏见或者看法。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的接触刚刚开始，彼此并不了解。西方的话语体系非常强大，中国在当地没有自己的声音，多方面因素导致中国人在当地还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应该由那些更有文化诉求的或者更会表达的媒体也好、作家也好，去到这些地方，书写这些地方。

俞敏洪：所以我们还是要更熟悉这些地方，这样未来不管是为了生存、做生意，还是旅行，都会更加顺利、方便。而且我一直相信，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我们和外面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因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一旦逆转，世界将会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从你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到世界上去工作也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也好，我们应该注意哪几点，才能让世界人民更容易接纳我们？

刘子超：第一，要对当地文化有所了解，而不仅仅是看中商机。中国人特别勤奋、特别聪明，我们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往往能看到很多商机，这时候就要多一点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把握一些比较微妙的感觉，让人觉得你不只是到那儿挣了钱就走。第二，在挣钱、经商的同时，要回馈当地一些东西。这和在中国做生意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生意做大了，也要回馈一些农村或者贫穷地区，做一些慈善的事。第三，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的文化。将心比心，如果别人来你的家乡做这些事情，你会怎么看待他们？你会希望他们表现出怎样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过程。

俞敏洪：在旅行过程中，你有没有碰上对你很有敌意的人？你走了那么多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人也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有些地方对中国人本身就有偏见，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刘子超：遇到过一些抢劫、偷盗，这是比较常遇到的。我觉得还好，基本上是在我可以预料的范围内，顶多是一些财产上的损失。

俞敏洪：我到南印度的时候，旅行社安排我们一家人到一个印度老太太家中参观、吃饭，老太太很热情地出来接待我们，结束之后她突然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她就变得特别不热情，我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她说她不太喜欢中国来的游客，因为中国游客来了以后大声喧哗很不礼貌，到了她家里会乱翻东西，而且走的时候从来不给小费，她就有了这样的不舒服感。后来我走的时候，我就和她聊了很多开心的事情，还给了她一些小费，老太太就说，你介绍来的朋友我都会非常欢迎。我觉得这是互相之间行为理解的问题。

刘子超：还有一个可能，那些去做生意的，往往可能是国内文化素质不是很好的群体。

俞敏洪：本身在国内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才会想办法出国寻找机会，从语言上、文化上、知识结构上，都不会达到那么全面的将心比心，或者没太能关注到当地人的感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3. 在旅行中寻找千万种生活

俞敏洪：你在菲律宾的跳岛旅行，相当于一路沿着自己设计的路线往前走，菲律宾又是相对不那么安全的国家，那时候你内心是怎么样的？

刘子超：我当时觉得菲律宾是一个岛国，所以探索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跳岛，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因为每一个岛的东西、景观都不一样，而且这样探索完以后，对写作来说也会有很自然的结构，我就这么去了。其实在旅行中，我觉得我对危险没有特别大的敏感度，在去之前，我会系统了解，会评估这个地方的安全系数，一旦去了以后，我还是比较能随机应变，根据当时的状况做决策，不会有特别慌乱的感觉，我是有计划的。

俞敏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到一个地方旅行之前，你会设想N种危险的场景，但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设想的场景大都不太会出现。比如，我到了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以后，导游死活不让我进去，说进去会有很多危险，我说我一定要进去，我到了这里，我一定要去看看普通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他就让我换了身破烂一点的衣服，就进去了。我当时在里面走了一个小时，走得很纵深，但我发现那些老百姓其实特别友好，印度人自己觉得到那个地方去有点危险。后来我到了巴西，又去了里约热内卢半山腰的贫民窟，那是个在警匪片中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地方，他们也坚决不让我去，我还是坚持要去。后来他们安排了一点保护措施就一起进去了。进去以后，不论是在小饭店，还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尽管有老百姓好奇地看着我，但他们没有任何敌意和恶意。

我是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之前，很容易想象那个地方的恐怖或者可能会发生的意外。其实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战争进行时，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大部分的老百姓跟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生活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中。比如到了印度以后，你会发现各个小镇、大城都挺乱的，小偷也挺多的，但其实对你的人身不会有什么大的伤害。

刘子超：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哪怕你在想象中或者新闻媒体中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混乱、非常落后的地方，真的到了那里之后，你会发现老百姓还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在努力寻找生活中的乐趣。我有一次去缅甸的金三角，在媒体中，那里似乎就是一个毒品走私很厉害、有很多艾滋病人的地方。但当我去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发现这里确实很特别。进了县城以后，晚上完全没有电，有那种非常破的卡车，放着“小心火烛”的广播。吃完饭后，我就想这个地方的年轻人晚上没有灯能干什么？我就在街上走，走到县城的一个湖边，那里有很多小的街边酒吧，我就看到街边酒吧在用发电机发电，播着80年代成龙的武打片，当地年轻人就坐在小桌子旁、小板凳上喝着啤酒，吹着湖上的风，看着80年代成龙的武打片。我也在那儿坐下来，买了一杯啤酒，我就在想，大家也在正常地寻找这个地方可以提供的幸福生活，在追求那种可能追求的快乐，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哪怕是在一个我们想象中很贫穷、没有机会的地方。

俞敏洪：这是基本的人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管帮派之间如何打打杀杀，不管国家、政府、政权如何变迁，老百姓所希望的就是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就像你写金三角，在中国人看来，金三角是多么危险的地方，但当你深入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依然是一种和平的、安宁的、普通的、有点生活乐趣的状态。

刘子超：对。

俞敏洪：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开战，你去过这些地方吗？

刘子超：没去过，但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遇到了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同学。那时候阿富汗正在内战，我就问他们当地生活如何？他们就说，即便是在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的武装在炮击，但老城里的水烟馆照样开张，人们还是在水烟馆里抽水烟，这就挺有意思的。我相信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一样，我那天问了在特拉维夫的同学，他们还是在尽量享受着生活，虽然外面一边是火箭弹，一边是防御系统，但他们还是在追逐生活。

俞敏洪：我去过以色列，也去过巴勒斯坦，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首先这两边确实都有紧张状态，尤其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以后，动不动就发火箭弹，以色列的“铁穹”系统确实基本上能拦截老百姓感觉不到的太多威胁，你发你的火箭弹，我正常做我的事情。但对于巴勒斯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确希望一个安宁的生活状态，好像只要火箭弹不落在我头顶上，给我一个不危险的生活状态就行。

让我挺意外的是，在以色列发射导弹前，他们还能给巴勒斯坦老百姓打电话，让他们先离开自己的房子。当然了，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房子下面的地道。但不管怎样，现代战争有一个好处，平民老百姓受的伤害变得越来越小了，更多的对抗其实只是两边军事力量或者政治力量的对抗，从这一点来说，也算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刘子超：《今日简史》里写的，现代战争形态更多的是机器人打机器人，这样不会出现人性的问题，比如越战的时候，美国士兵屠杀过一个越南的村子，因为那时候人性的恶被激发出来了。但如果是现代战争，这种不受控制的恶，或许就转换为程序去杀对方的机器人，或者摧毁对方的武器。

俞敏洪：但我觉得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只靠战争，我特别希望双方能用更宽阔的眼界坐下来谈一谈如何解决问题。这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两个人之间光用刀砍是砍不出结果的，但两个人之间通常能谈出结果。总而言之，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即使没有那么明显的人性方面的进步，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人类之间的问题的。

我希望未来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旅行都是安全的，让我们感觉到人类在一起生活是很好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各种极端行为、排斥行为甚至战争行为，也希望你背着背包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有危险，尤其像你这样的白面书生。我一开始觉得到这些地方旅行的人，应该是黝黑的脸庞配上络腮胡，让对方看到先害怕了，他就不敢来惹你，没想到你是这种白面书生。

刘子超：物极必反，我这种人到了当地，他们反而觉得这人摸不透，就像空城计一样，反而起到了络腮胡子起不到的作用（笑）。

4. 尾声

俞敏洪：如果大家要去世界各国旅行，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刘子超：第一是学好一门外语。即使翻译软件再发达，还是会缺乏及时性的沟通，所以还是要学会一门外语，至少会一门英语。第二是尽量理解当地文化。在旅行之前尽量多读一点书，带着一些对这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去旅行，这样你看到的东西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哪怕你看到的是同样一个建筑，如果你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你能看到更多、更深。第三，大家可以胆子大一点。我发现中国人到国外以后，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晚上吃完饭就很习惯直接回酒店睡觉，而当地晚上8点以后的生活，大家都不了解，但我觉得可以更大胆一点，去相信陌生人的善意。陌生人给你的善意往往是最让你感动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真的能帮助你度过那些困难。

俞敏洪：这点上我们俩很相似，我也喜欢晚上去逛那些地方，这样才能看到那个地方真实的样子。

刘子超：跟白天截然不同。

俞敏洪：从你的书中能看出来，你对当地的人文、历史、文化了解得非常多，你是一边行走一边了解，还是预先做好功课？抑或是旅行结束回来查阅资料？

刘子超：都有。首先，我本身会在日常生活中对那些地方保持持续的关注，在去之前我也会提前了解。比如我现在会对我之后想去的地方有连续几年的关注，然后在走之前会去做应该住哪儿、怎么走、路线怎么设计等更现实的功课，但大量功课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我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心里要有一个感觉，知道要把这个国家放在怎样的位置去观察，心里有了这个感觉之后，我可能才会上路，如果没有这个感觉，我可能就会暂时放在那里，去关注它，花时间读这方面的书，直到我心里有了感觉为止。其次，到了当地之后，看到很多东西就会随手查。比如你在当地看到一个东西，你去了博物馆看到一个画家的名字，你不知道他的生平，你马上就可以站在画跟前查。现在网络很发达，只要你有智能手机，能连互联网，就能在当地不断丰富对这个地方的认知。最后，当你坐下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没那么大把握的事情，那时候会再进行补充。所以这三个阶段我都会做。

俞敏洪：疫情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旅行计划？

刘子超：之前克里米亚“表决加入”俄罗斯以后，我去了克里米亚，写了大概几万字，后来就想把那个东西拓展成一本关于黑海的书，黑海沿岸从克里米亚开始，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这些国家是围着黑海一圈的，算是一个环黑海旅行。

俞敏洪：下次你去的时候，我们俩约一下，如果我也有时间，我可以陪你走几个国家，这样你晚上喝酒的时候有个人陪着。

刘子超：没问题！

俞敏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这样，谢谢子超。

刘子超：好的，师兄再见。

（对谈于202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