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聚书倦坐读

钦文

任职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文学史、思想经典、文学选读、媒体形象学、口笔译等课程；研究兴趣在德国近代文学、域外中国形象、中德文学交流、德国出版与阅读文化。业余从事翻译，译作有《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及《拉贝日记》（合译）。

幼时与父母住在筒子楼里，吃喝拉撒都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容不下一个书架。印象里，家里只有几本小说名著和字典，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后来父亲分了个两居室，找木匠打了一个书橱，那些书终于有了一个归宿。上了学，几门功课里最喜欢的是语文和历史，父亲虽是理科生，倒也不介意，还鼓励我多读课外书，给我买过一些诗词选本。学校附近有家新华书店，放学后常去逛，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大多换成了书。积少成多，于是很自然的有了我自己的书架。

工作后教书，读书买书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出国学习工作之余，访书仍是我最大的乐趣。一箱箱的书寄回国，根本就没有考虑家里能否放得下。父母和妻子虽然偶尔也会有些怨言，但还是很宽容，想尽一切办法给我的书腾地方，定制了一个又一个书橱。即便如此，那些书还是渐渐占用了家里能够占用的空间，无论是阳台上还是床底下，给家人的生活带来了相当的不便。

南大搬到了仙林校区，规划了教师公寓。原本可以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可是因为这些书，最后还是点了带阁楼的顶层套房，但是论资排辈下来，只能是没有电梯的房子了。这给搬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师傅们最不愿搬的就是死沉的书。满满两车的书卸到楼下的空地上，坐地起价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这些书，也只能认了。看着师傅们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心里其实是很愧疚的。虽然为新居的客厅和书房订制了新的书橱，但终究还是有许多书无法上架，只能大致分类，堆放在阁楼里的各个空间内。即便如此，有了感兴趣的书依旧还是会买，于是又一次一次地搬上搬下。妻子对我说，她近来肩肘越来越使不上劲儿了，怀疑多半是一回回搬书落下的毛病。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心里不是滋味。

■ 钦文老师的书房名为“雅恕斋”南京篆刻家孙少斌先生题写

■ 书房一景

有些朋友戏称我是藏书家，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不过是爱买几本书罢了，正如饕餮和美食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今藏书家多为学问家，且精于版本之学。我的书里没有善本古籍，不过是些寻常货色。所买的书要么与专业有关，要么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

■ 阁楼上的读书角

■ 钦文老师在书房

■ 手中是诺贝尔奖得主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大开本纪念版）

■ 与工作相关的外文图书

多年前，我被单位派到德国一所久负盛名的语言学院的汉语部担任教师，没有课的时候我爱去他们那里的图书馆躲清静。图书馆的创立者是一位德国著名的汉学家，所以这里有关中国的藏书颇丰，在此我接触到了许多海外汉学著作以及中国文学的德语译本。我本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于是那些德译本便引起了我的兴趣，经常翻阅。自此，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状况。很自然的，这类译本成为我去书店淘书的猎物。经年累月，相关的书着实搜罗了不少。与外观简单直白的现当代文学译本相比，德国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本在装帧上要讲究许多，甚至不乏精美的设计。在这一门类里，我还真搜集了一些精品，颇为自得。当然，都是在可以承受的价位下购得的，那些珍稀的版本我是没有的。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我采用纳入那些所谓的论文之中，绝大部分书只是供我摩挲玩赏。仿佛交友，没有利用价值的往往是更可贵的朋友。

多年前，有一阵子，我不愿待在书房里，因为看见四壁和满地的书，心里着实有些惴惴不安，因为理性告诉我，即便是再有两三辈子，这些书也是读不完的。百年之后，该如何安顿它们。我并没有天真到寄望儿孙会去读它们。终究这些书是要散去的，每念及此，不禁颓然。有一回，我在德国一家旧书店里看书，书店老板对我说，新来了一批书，是从一位已故的文学教授家里收来的，或许里面有我想要的书。听到这里，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可就在那一刻，我联想到了自己那些书日后的去处。如果它们有幸没有化为纸浆，能够流转到旧书铺里，最后被喜欢的人买回去，这恐怕是上佳的归宿了吧。在几篇类似书话的文章里，我曾读到过，杨宪益、施蛰存先生晚年会让来拜访他的年轻人从书架上挑一些书带走，这也是一种极聪明的做法。西谚云，书自有其命运。我的操心岂不是杞人忧天？于是，现在我又可以安然地坐在书房里了，只是有时候把书拿在手里不一会儿竟打起盹来，唉，岁月不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