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看两不厌，唯有书书书

张志强

1966年生，江苏南通人。现为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淡江大学《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大陆地区主编、美国Humanities Conference and Journal国际顾问等。2003—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7—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文化与管理博士后。从事出版理论与出版史、社会转型与出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已出版《非法出版活动研究》《现代出版学》《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年来的中国出版业》《传递知识》《数字时代的图书》《文化商人》等著译十余部。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宝钢教师奖等重要奖励二十余项。并曾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领军人才、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我的书房之所以乱，是因为十二年前搬到新居时书无法全部上架，于是就堆在地上。这十多年间就越积越多。我自己有个坏毛病，不准别人动我的书，哪怕再乱也不行。理由是自己知道每本书在什么位置。别人一动，自己就会找不到。每次要整理时，又总冒出事来。就像拖拉作业的学生，越拖，欠得越多；没人催的话，索性不交了。因此，这个书房，除我的个别学生光顾过外，外人很少知道。我也极少跟人道及。乱，不能看，自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特别的藏书，基本是自己平常要用的书，没有宋刻明刊之类的好版本。同时，自己做出版学的研究，知道现在每年新书出版量在两十多万种。如果你要藏书，每年就买百分之一的话，也得要二千多本。书价年年上涨，但房价上涨更快。你有财力，更要有精力。因此，除非有足够的财力与旺盛的精力，否则你的收藏只是沧海一粟，私藏永远比不过公藏。

■ 张志强教授的部分著作

■ 张志强教授的书柜

但自己还是藏了点书，因为要讲究时间成本。有时去图书馆找书，时间花了不说，还不见得能找到。晚上写东西，需要某个资料，也不可能去图书馆。坏了情绪，大概再无续写的心情。自己不想多说藏书，也是怕别人来借。自己从来不忍拒绝他人。有时一本书借了出去，对方迟迟不还。临到要用时，又想不起来在谁那里，只能坐着生气。

我的小书《面壁斋研书录》（秋禾、雷雨主编《读书台笔丛》之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里，我曾经说过把书房叫做“面壁斋”的原因。既有写实，也有写意。因为桌子面壁，所以是写实；对自己也有所期望，所以是写意。二十多年前，刚刚在镌刻界崭露头角的石非兄，帮我刻过一方“面壁斋”。我现在还用着。搬家后的书房名，在那个集子里也有预告，叫“临水斋”，同样是写实和写意。临近江边，是写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写意。1999年11月去北京时，请季羡林先生题了斋名，但一直没有刻个章。仙林校区的房子，拖了五年了，早晚会搬过去。水虽有，但很远。东边的山，离我也不近。南面倒是有座山，不过怎么看都像个小土丘。所以，这个书房叫什么，也希望各位看官能给我出出点子。

■ 《面壁斋研书录》书影与印章

■ 季羡林先生题“临水斋”

我同样是个教书匠。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我除了教书，还研究书；培养的学生呢，也大多去了做书的行业；交往最多的朋友，要么是教书的，要么也是做书的。因此，我对书也就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情。

我自己买书的原则是有用、有趣。

有用，自然是与自己的研究相关。我这些年做出版史、出版学学科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关的书自然要买的。有些书，买回也不见得读，就是放在那，需要时再拿出来。跟大家一样，总是痛恨“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年课多，杂事又多，一本书，拿到手如果不读完，大概率是不会再读，只能等到下次要用时才会拿出来看。我写《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时，大部分依靠的就是平常买的那些书。写的过程中，又陆续买了不少，慢慢充实了自己的出版学研究著作专藏。写那本书时，买了不少稀见的本子。如杨家骆的《图书年鉴》，当时国内好像只有国家图书馆收藏，但因为该书太厚，装订脱线，不对外借阅。我在该书中发现杨家骆提出了“出版学”这一名词，从而纠正了日本和韩国学者认为是他们最早提出“出版学”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发现1925年的《南洋周刊》上也有“出版学”这一名词。可以说，这本书为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做了点小小的贡献。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94年开始出版《中国图书年鉴》，曾说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年鉴”。我曾善意地提醒该书的责编：民国时期就有了《图书年鉴》，贵社的书只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

■ 杨家骆《图书年鉴》书影

有趣，是指这本书背后有故事。如果可以做文章的素材或上课用的道具，那就更妙。每本书的背后藏着作者、编者与读者。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出版社为什么出这本书，读者为什么看这本书、藏这本书，都各有道理。有些理是相似的，有些理却很有趣。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一些书，出版后导致该社被撤销、当事人受处分，将来更是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我每年给本科生开“从甲骨到因特网：书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新生研讨课，一直让他们挖掘书背后的故事，追寻他自己与书的记忆，目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与书的感情。有了情感依托，他们才会对书有兴趣，才会真正爱书。这要比对他们单纯宣讲书的重要性好多了。当然，这些有趣的故事，有些我已经写了，有的还在肚子里。比如说，我曾经在旧书市场上见到过口袋本的《王云五小字汇》，扉页上印有胡适的《笔画号码歌》。笔画号码也叫“四角号码”。如今，随着汉语拼音的普及，现在的学生已经不知道四角号码是什么了。围绕胡适为什么写《笔画号码歌》，再顺带考证一下“四角号码”的前世今生，背后的故事就很有趣。

■ 《王云五小字汇》书影

买到丁玲的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又买到1953年版、1980年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买到龚明德先生1984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加上买到的龚明德为供职单位出的惹了官司的《〈围城〉汇校本》，谈谈现代文学的版本学、汇校本应该如何出才有价值就很有意思。龚明德先生提倡中国现代文学版本的汇校，初始应者寥寥，现在快要成为显学了。这些小文，后来都收在我的《面壁斋研书录》中。

有些书，买的时候就想写小文的，但一直没能写成。比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第一部研究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著作，现在已成为新闻史领域的名作。虽然现在翻印本甚多，但寒斋所藏的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初版初印本，上有笔力老道的“仲实17.9.29于申”的笔迹，以及“黄元藏印”。显然，这本书是这个名为仲实的人，1928年9月29日购于上海。因至今未能考证出原来的藏家黄元（仲实）是谁，文章也就迟迟未动笔。

■ 1949年版《桑干河上》、1953年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80年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书影

■ 《中国报学史》1927年初版初印本书影

还有王韬的《弢园尺牍》，光绪二年的初印本，上有“弢园述从”的印章，我一直怀疑是书贾做伪，也是因为没有时间去验证，暂且搁着。王力先生曾说一个学者要“龙虫并雕”，我深以为然。

■ 光绪二年《弢园尺牍》书影

寒斋也有若干的签名本。这些签名本的背后，大都凝结着前辈的厚爱与同辈的情谊。

寒斋收藏最多的，当是张人凤先生的签名本。人凤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贤孙，1940年生，大我二十六岁，属于父辈了。从1992年认识至今，人凤先生每有新作，都会认认真真地题签好，包好，寄给我。每次拿到，都让我这个晚辈受宠若惊。2020年春季抗疫禁足期间，读柳和城先生惠赠的《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写读书札记时，将人凤先生题赠给我的两部“张元济年谱”找出来的同时，忽而生出近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将两本书上的题签拍照发给他，顺带写了一句“一部年谱见证老少友谊”。

近年，人凤先生馈赠我的书上，还会加盖张元济先生的印章，无形之中又添加了书背后的故事。写完这篇文章时，我怕说法不妥，将初稿发给人凤先生，请他把把关。人凤先生却回我说：“谢谢你的大文提到我的名字。回想1992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友谊随时间而进。这三十年，你对张元济研究做了许多工作，促成全集出版大事。真应该感谢你。”其实，近三十年来，我的出版史研究得到了人凤先生的种种大力帮助，没料到自己所做的微弱贡献人凤先生竟然牢记于心，只能回复一句“应该的啊，感谢一路有你们”。老辈的学者就是谦逊。2004年去芝加哥大学拜访钱存训先生。临走前，钱先生题赠了一本新版的《书于竹帛》给我。字迹工整，笔力遒劲。但那句“张志强先生惠正”，却让我很惭愧。那年，钱先生已经虚岁九十五了，算起来该是我的祖辈了。每每翻到这本书，就想起与钱先生以及与他的学生们的交往。2015年4月，钱先生以一百零六岁高龄遽归道山，我在南京，无法前去吊唁，但一直想着到他墓地前凭吊一番。2018年在美时，特意在清明前的3月去了一趟芝加哥，到钱先生墓地追思了一下。钱先生的高足马泰来先生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住在芝加哥，得知消息后也同去，见面时带了一本他新出的《采铜于山》给我。没想到2020年1月得到噩耗，马先生也因病去世。睹书思人，常常令人惆怅。

■ 张人凤先生赠送的部分研究张元济的著作

■ 张人凤先生的两部《张元济年谱》签名本

■ 张人凤先生的签名本《张元济日记》，加盖了张元济印章

至于同辈的签名本，那就更多。好友见面，携一册自己拿得出手的小书，比任何伴手礼更有价值，也更能升华彼此间的友情。2019年11月天府书展期间赴蓉城开会，回宁前多出半天时间。想想与龚明德有十几年未见了。发条短信过去，明德兄力邀中午一起吃饭，并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房向东社长也在。席间，他给我们两人各送了一册刚出的《新文学旧事》。该书三十二开本，只一百零六页，薄薄的一册。但书薄情谊深。路上读完，对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