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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师节

心灵之镜:张振中小说选集 作者:张振中


我的教师节

“好消息,县上筹备教师节,叫老师们热热闹闹地过个节!”我把一路上想好的话,一进屋就告诉给妻子。县上筹备教师节的消息,是前几个小时我在宣传部开整党会时得到的。由于自己的激动联想了许多,攒了一肚子的词儿,想向妻子倾倒,好在一起欢乐欢乐、高兴高兴。“嘿,那才好呢!”正在屋子准备午饭的妻子说。显然,我兴奋的表情和说的动人消息感染了她。我从手提包里取出薄薄的两张十六开大的白纸,说:“孩儿他妈,给你看!”妻子接过去捧在胸前,一字一句地念:“教师节简报!第一期。巴岚县第一届教师节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她兴奋地说:“嘿,还成立了领导小组。”妻子喜形于色,被这新鲜的消息陶醉了。她为了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还向在她身边的女儿、小儿子念着、讲着。她又念:“本报讯,八月十七日,县委县政府在政府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研究了有关问题。决定九月十日,由县委县政府主持召开城关镇教师节庆祝大会。”妻子把身子一弯,脸贴着小儿子的脸说:“还要召开庆祝大会!”她用手指指着纸说:“城关镇——就是城小、县中、进校,好几个学校的教师,都参加。”女儿问:“我们中学生去吗?”妻子说:“学生不去,全城的机关干部、学生家长参加!”我把手提包挂在墙上,自己倒了热水。我一边洗脸擦汗,一边听着她娘母三个的谈论。妻子给两个孩子讲,县上为叫全县教师过好第一个教师节,决定做十件实事。在教师节之前,把经过五月份考核合格、六六年前高中毕业、教龄在十年以上领了中师文凭的教师,给予中专待遇,从七月份算起。妻子向两个孩子说:“我也和你爸爸一样了,每月有十五元的山区知识分子补贴了,还要给我浮动一级工资,每月又加六元,共加二十一元。”小儿子说:“妈,啥叫浮动一级工资?”妻子说:“我不是在青龙沟小学教书吗?在乡下学校教书,多给加一级工资。你爸在县上电大班教书,是在县城,就没有。乡下苦些吗。你想想,妈妈每天来回跑二十里山路,苦吗?”小儿子点点头。女儿插嘴问:“妈,那不是你和爸爸的工资一样多了?”妻子说:“比他少几元钱。他是大学毕业的,本来就高嘛。”妻子又照着简报给孩子们讲:“在教师节前,叫城小的一部分教师,住进 ‘园丁楼’,你们看见过吗?就是大街中段文教局大楼旁边的那座快要修起的楼,是全县最漂亮的一座,琥珀色的瓷砖,金黄色的门窗。还有,县上的、乡上的、书记、县长、乡长,都要到学校给老师们问好,看望老师。还要在全县的广播上,宣传那些教书教得好的老师,还要给二十五年教龄的老师发纪念证。”小儿子问:“给你发吗?”妻子说:“我没有,才教了十六年,够二十五年后就发,县医院的医生,还要给教了三十年书的老教师检查身体,看有没有病。”她还给孩子们说,县上决定,在九月十日前,把国家给老师们调整的工资,从元月份算起,发给教师。每个老师,都要增加好多好多的钱。两个孩子听到自己的妈妈要补二百多元,高兴地又是拍手又是跳,扯妈妈的胳臂亲妈妈的手。我也被她们三个的高兴劲儿感染了,心里充满了甜蜜,有说不尽的愉快和幸福。我的内心在高声地呼喊着:“变了,这下教师可好了,几年的时间呀,变化可大了,教书有教头儿了!我们这些教书的人啊,可像个真正的人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处于激动之中。脑海里千头万绪,想得很多、很远。坐下来看书,心神总是收不拢来,看不进去。想着我十几年来的教学生涯,小学、中学的学校工作、生活。酸、甜、苦、辣,曲折、艰难、风霜、雨雪,坎坷、逆境,被嘲笑、批斗、受讽刺、攻击……一张张天真稚嫩的脸,一双双聪明精灵的眼睛,一批批毕业的学生,一节节生动的讲课,一次次热火朝天的劳动……一种种,一件件,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浮现在脑海中。还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有声有色,那样的逗惹人,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近,就像正在进行着。直到晚上,我坐着,我看书,我吃饭,我躺着,时时刻刻,在屋里也好,在屋外也罢,一个问题,始终停留在我的脑海中:“我现在还算不算教师?我,能不能过教师节?第一个教师节,一个不平常的节日!”

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思考着这个问题,我自己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是教师,应当过教师节!虽然我现在是党校的理论教员,在党校领工资,虽然属县组织部管,被领导,被人们认为是行政干部,虽然党校的其他六七个人是行政干部,但我确实是人民教师!因为,我从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小学教书,一直教到一九八三年。后来,调到县文教局教研室搞中学语文教研工作。去年夏天,党校工作要转向正规化教育,向教育上要教师。教育局又把我当作支援力量,给了党校。从此,这被人们认为,我改了行,成了行政干部。实际上,一到党校,我就开始筹备巴岚县党政管理干部专修科的电大班教学工作。我被县委任为电大班班主任。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又开始了我一生的新的教育事业——高等教育。”

记得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我穿着银灰色的绦丝衬衣,踏着橘黄色的灯光,从街上热闹处经过。遇到往日在虎岭乡卫生院工作过的院长刘仁福。他身边还站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我认识这位人,但他不认识我。刘仁福问我:“张老师,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我说:“我到党校去。”他又问:“你没有在虎岭中学教书了?”我说:“没有了,去年调到县教研室,刚一年,现在又派我去办电大。电大班设在党校。”听我这么一说,刘仁福身旁的这位老头子,仔仔细细地察看着我。刘仁福呵呵呵地一阵笑,说:“你不简单啊,教小学、教中学,现在又教大学!”白发老头子更为注目地打量着我。这时,一股骄傲的自豪感涌满我的全身,一身上下有用不尽的力量。我像饮了一杯甜蜜醇馨的美酒一样满足悦意。我甩着膀子,踏着坚定的步子,朝党校走去。我心里明白:“白发老头之所以双目注视我,是因为他的大儿子孙长春——粮食局的副局长,他的女儿孙长芳——县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前几天都接到了电大录取通知书,就要在我的手中读书了。”他仔细地打量着我——巴岚县第一个办大学的老师。去年电大班开学前后,电大班的教师、二十位学员、开学的情况,成为这巴山深处、山青水秀小山城,家家户户、各行各业谈论的主题。每当我走到大街上,走到人多广众的地方,都会引来许多双目光,许多人的窃窃私语、背后指点!多少次我陶醉在“电大班的老师”这一崇高的荣誉之中。我爱着电大班的教学,负责着一班二十个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我是第一学期《写作》课的辅导教师,是第二学期《当代文学》的辅导教师。评讲、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考试测验……第一学期,经过补考个个学员及格。上半年,流动了四个自学视听生,还剩十六个学员。第二学期,人人各门功课及格,全班人均每门课八十三点七分,还有两个学员《中国经济地理》课得一百分。现在又顺利地开始了第三学期。所有这些事实不都充分说明我是在搞教育、当老师吗?怎能说我是搞行政呢?这个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县上应该叫我过。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分析着,得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县上会把我当教师看待,会通知我参加庆祝大会的。我还想到,县上召开的教师节庆祝会,还会叫我发言。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的代表——代表我县高等教育单位电大班。我躺在床上,打着庆祝会上发言的腹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干部、各位家长……”对,这个头开的好,因为会是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主席台上一定坐着县上的领导。把“各位领导”的称呼放在前,这是我代表教师对县上领导的尊敬。“各位老师”放在第二位,因为主席台上坐的有中小学教师代表,会场的前面,坐着城关镇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今天又是为教师开的会,放在第二位,也就是放在“各位干部、各位家长”的称呼之前,是十分恰当的。因为是县上组织干部居民为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为他们开庆祝会,披红戴花。这是大会的主题,要突出教师。“今天是我们教师的节日!”对,这句话作为发言正文的第一句,是再合适不过了!它又朴实,又亲切,能简明扼要地说明今天是不寻常的日子。它也饱含着教师的骄傲、自豪感!接着又是个精彩句:“县委县政府代表我们的党,代表全县人民,今天在这里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我们表示衷心感谢!”这句话不等讲完,台下将会发出哗哗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句话,它表达了教师们对县上领导和城关区干部、居民的感激之情,又是对县领导和干部居民尊重教师的行动的赞扬。我还想到,我讲这些话,是即席讲,不要讲稿,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一丝一毫的雕琢粉饰。我又立即想好了第三句:“今天,不但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在全县各乡,而且在各省市、各地区,还有北京、上海、天津,都在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这是我们党对知识、对教育高度重视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又一奇迹!”太好了。得劲得很,这么好的言词,能充分表达我对“教师节”重大意义的评价。我陶醉在自己“精彩的诗一般”的发言词中了!第二段讲什么呢?第二段该讲点理论、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讲点唯物辩证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教育。讲教师的劳动,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地位、重大意义,为教师正名,批判“四人帮”攻击教师的反动观点。第三段,讲在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关怀,教师地位的提高,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如接连不断给教师提工资,安排子女就业,家属农转非,解决住房问题,入党问题,选为县代会代表,出席省地县先进模范会,上光荣榜,到西安、北京,参观、疗养……接下来讲什么呢?三句话不离本行,讲点电大班的情况。我们县上唯一的高等教育单位,大多数人不了解情况,讲讲学员的思想面貌、学习情况,大学生活的特点,和学员们重新获得学习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思想反映、行动表现……从而鼓励人们热爱学习,热爱科学。最后,再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思考完这些之后,我决定明后天抽时间把这个腹稿写出来,变成书面的东西,再多读几遍,然后用一两个字,代表每段的意思,作为提纲,抄在两指宽的纸条上。讲话时,作为对思路的提示,完全不要讲稿。不要讲稿,发言不受约束,又自然,又大方,既能抒发感情,又能阐述精辟的理论,既有阴阳顿挫的语调,又有激昂雄壮的韵律;既是涓涓细流般的谈家常,又是昂扬奋进的演说词。这样,才能显出我的水平、才华!令人羡慕敬佩,给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师表的形象。想着想着,我进入了梦乡。这一晚上,我几次从梦中笑醒。

第二天,一直到第三天、第四天,我又多了一个忧愁:县上不会把我当教师对待,不会请我过教师节!因为我是党校的干部,电大班是党校的附设班。党校的副校长,党校还有一个理论教员,前两年都是乡上的书记。他们过去都是行政领导干部,未教过书。党校还有两个职工,一个是出纳,一个是会计兼图书管理员,他们也是前几年从乡上调来的。这么多的行政干部,谁会承认他们是教师、教育工作者?也不会有哪一个领导,单独把我看作教师。要是把党校其他人当教师看,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戴这顶桂冠。我想去问一问县宣传部,或者组织部,或者县教育委员会,我算不算教师,党校算不算教育单位?又经过多次思考、分析,我决定还是等几天吧,看县教师节筹备小组怎样安排,说不定到教师节跟前,县上会对我们关心、慰问的。我又想,如果我主动去问,要求领导把我当教师对待,这是不是争名利荣誉,岂不是自私自利?讲个人得失?叫他人讥笑?在这种疑虑中,又过了几天。

这天下午,我来到办公室打电话,给县百货公司打。前几天,我从宣传部回来,经过街上,遇见乡党李顺清。她说:“听说教师节给你们教师优待彩电,你们买吧?”我惊诧地说:“优待彩电?”“你还不知道?还优待富强粉,你们没买?”我说:“富强粉?没有买,明后天来买。我们不买彩电,没攒到钱,你们买吗?要的话,我们给你买。”她的儿子说:“就是想买。”李顺清说:“我们要十四英寸的。”我说:“十四英寸的,有我们乡党叶县长家的大?”“就是那么大!”我说:“好,我给你们买。多少钱?”“原价一千三百多元,教师买,优惠百分之五,少要六七十元。”我想,我们这些教书的,手中没有实物,平常帮不到乡党们的忙,借我们的名义,帮忙买彩电可以。我说:“我给你们问问,你们准备钱,不过买的时候,你们也去人,看着买,我不识货。”乡党嘱付给我这件事,已经几天了,再不给买,误了时间就买不到了。我摇着电话,叫总机给我接县百司。我一边摇着电话机,一边问坐在办公室的图书管理员小司:“小司,你听说来没有?教师节百司给教师优惠卖给彩电?”小司说:“有这回事,每个教师还拿两张优惠券,买书优惠百分之十的书钱,每人可以买五斤面粉、五盒金丝猴香烟,少要百分之五的钱。”我说:“我们想给一个乡党帮忙买一台彩电,不知百司有没有。”她说:“彩电紧张得很,不好买,你问问看。”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喂,你是百司吗?”话筒里响着微弱不清的声音:“是的。”“听说你们在教师节前,优惠卖给教师彩电,有这回事吗?”“是的。”“有几部彩电?我买一部。”听筒内说:“两部,中学和小学的两个老师已买走了,只剩下黑白的了。”我问:“多少钱?”“四百多元。”“优惠钱吗?”“电视机不优惠。”小司大声对我说:“你问问,有没有录音机。”我又问:“你们有录音机吗?”“没有。”我又问:“你们还优惠卖给什么商品?”“洗衣机、自行车。优惠百分之五的钱。”我说:“好,好好,就是这,谢谢!”我对小司说:“百司没有录音机。”为了慎重起见,我亲自上乡党李顺清家里,给他说明帮买彩电的事。

从小司的话中,我才知道过教师节给教师发优惠券,能买书、买糖。我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叫上级承认我是教师。因为我教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了,至今还是当教师。国家现在给教师提高社会地位,这首届教师节得叫我过。这是政治荣誉,这是我应当享受的权利。对我来说,过节受优惠是当之无愧的。可是,这优惠券由谁发?由谁来关心过问我这个教师?我得到街上,到县政府内去问一问。

我提上手提包,准备上街去。党校和进校——县教师进修学校院子连院子,要从进校经过。走到进校院子,我突然想到了,先问问进校文辉程老师,看他了解教师节的安排情况吗。我上了职工宿舍二楼。这位灰白头发、黑红脸膛、满脸微细皱纹的老教师,笑呵呵地接待了我。我一边喝着他递给我的青茶,一边问:“教师节快到了,对你们教师是怎样安排的?”他把一张十六开的红纸递给我,红纸上面还放着几张大小不一的小纸条。他说:“红纸是慰问信,慰问教师的。还有一张电影票,九月十日教师节的时候看电影。有一张新华书店送的购书优惠券。一张在百司买白糖、香烟的券证。”我一张张地看着,和他说的一样。我问:“这些是哪里发的?”文老师说:“文教局发的,县委县政府筹备教师节的事,机构设在文教局的。”我说:“我的工作调到党校了,还不是在办教育?按说也应该享受教师的待遇?”他肯定地说:“应该算教师,你直接到文教局去要优惠券。”我说:“我去要,合情理吗?算不算谋私?”他大声说:“那是应该的事,应该问一问。问了,谁也不会给你找麻烦。过一会,县委张书记、文教局长要来看我们,说是下午五点。”他看了一下手表说:“快了,还有二十多分钟。”我吃惊地问:“今天?就是过一会儿的五点?”他说:“是的,马上就来。”我说:“给你们打了电话的?提前通知了?”他说:“电话通知的。”他又说:“请你帮个忙,教师节开大会,他们叫我发言,你给我写个发言稿。”我问:“你是进校的代表?”他回答:“嗯,文教局昨天打电话安排的。汪校长还替我说了话的,推托任务,局里不答应,叫我一定要发言。”我说:“叫你发言,有几个理由。第一,你们单位是个特殊的单位——县教师进修学校,必须有一个代表讲话;第二,你是个老教师,教龄长,有多少年了?”他说:“三十三年。”我说:“你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教书。一直在巴岚县教?”他说:“一直在本县教,没有出过县,没有搞过其他工作,一直是教书。”我说:“发言稿你个人写吧!”我心里想:“简直是笑话,太可笑了,你是多年的语文教师,叫我给你写发言稿呢?”他说:“哎,我请你,真的。这个忙你一定帮,这是个很慎重的事。早上局里又来了一道电话,叫我发言,要求把稿子写起,拿到文教局审阅。”我说:“我比你年轻得多,你是个老汉家了,我写出的文章,怎能反映出你的心情?”他说:“我知道你的底细,你写得好些。当真,一定给我帮忙。”盛情难却呀,我看他果有诚心,就只好如他的愿。

我从文老师屋里回家后,妻子从十里路外的青龙学校放学回来了。米饭是我前一个多小时蒸到锅里的,现在已经熟了。就是没有炒菜。三个孩子还没有放学回来。我就装了多半脸盆的小白菜,拿到大院子的水龙头下洗。我侧过脸向进校大门一望:嗨,这不是县委张书记吗?他高大魁梧的身躯,方头大脸,穿着白的良衬衫,派力士裤子,好一派中年领导者的风度。紧跟着是红光满面的中等个子、四十岁的县常委、宣传部长王尚风。第三个人,是四十二岁的文教局副局长汤逊。最后一个是宣传部的小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果然来看望进校的教师来了!我想:他们会不会来看望我们党校的职工呢?我们也是搞教育的,我们这里有电大班。我本身就是多年搞教育的教师。进校党校院子连院子,他们既已来到进校,一就两便,还不是要来看望我们的。等我洗完了菜,我又做出了相反的判断:他们根本不会到党校来慰问我们的教职员工。因为县委、县政府历来是把党校看作行政单位的。他们怎么会看望行政人员呢?果然,他们没有来。

吃过晚饭,我来到进校汪校长家。他们正在吃饭,汪校长两口子热情地招呼我。我坐在沙发上。校长的爱人给我泡了一碗绿茶,汪校长陪我坐下。我客气地说:“汪老师,你还是吃饭。我喝茶就是。”汪校长说:“我吃完了。”汪校长爱人又就着饭桌吃饭。我说:“刚才县上领导来看望你们学校教师,你们在一起座谈了些啥?”汪校长的爱人问我:“到你们党校去了吗?”我说:“没有。”汪校长爱人说:“你们也是教师呀!”汪校长说:“他们哪算教师!”他点燃了烟,说:“领导来同我们坐了坐,问了问学校的情况,有些啥要求、希望。”我说:“你们怎么招待的?”汪校长说:“清茶一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说:“对,用清茶招待很好。”进校会计小黄说:“看望教师还是形式。”我说:“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一定的内容,必须要一定的形式。看一下与不看大不一样。过去,你搞得再好,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无人过问。这次总算是领导关心教育,来看望教师了嘛。”汪校长说:“形式还是要,没有一定的形式不行。”从汪校长家拜访完之后,后来,我又听进校的另一个同志说,就是这天,县上还给送了一百元钱,叫进校买成纪念品,送给每个教师,他们只有六个人,每人平均十几元。个个都高兴。这个同志还说,就在这一天,文教局也把调整后的工资送来了。教师增加工资,是从八五年元月份开始的。一般的人,都是补二百多元。巴岚中学光给教师补工资拨款就一万六千元。我问他:“现在人们对教师是啥看法?”这个同志说:“啥看法?都说,这下教师好了,人人工资增加了几百。”

今天星期六,九月七日,离九月十日的教师节,中间只隔两天,可是,县上对我们党校是否过教师节毫无消息、反应。看样子,靠等待,靠县上主动来关心是不行了,这得靠自己争取,得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是自己争取主动,找上级按政策办事,还会来得及。不然,坐失良机,中国的首届教师节白白地放过,没过到,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如果我们要求了,没过到,不后悔,那是客观造成的。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各单位又不上班。如果等到九月九日星期一再要求,怕跑路都来不及了。还是不能失去星期六下午这个良机。我立即到办公室,给宣传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小雷,她是才参加工作的姑娘,是管图书的,拿不了事。她说:“王部长不在部里,罗副部长下乡去了,星期一才能回来。”糟糕,问宣传部算是不行了。对,问组织部,党校归组织部管。我摇电话要到了组织部号码,对着话筒说:“你是李部长吗?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党校,不是要办成正规学校吗?我们也是教育单位。我们这里又办着电大班,本身就是搞教学嘛。我们应算是教师。外后天就是教师节,我们县上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按规定,党校归组织部管,所以我们只有问你们。”听筒里说:“我们还没听说,教师节的事是宣传部管着呢,过一会我去给你问。”我放下话筒,走回自己宿舍。

我坐在办公桌边自问:我做得该不过分吧?该不该找他们?我又想起了地委干部教育委员会上半年发的文件,里面说到,各县应成立电大辅导站,重大问题由县干部教育委员会研究。电大教育,属该县高等教育事业,电大辅导站隶属县文教局……各电大班要配备好班主任,和各科辅导教师。这就是根据,这就是政策,我找他们没有错。我从放电大文件的资料箱子里,取出了这份文件,又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将有关句子、段落,用红笔划了出来。我拿上文件,去找他们。大红铅印字的题头“×××地委文件”,上面盖着鲜红的圆章,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打算先到文教局问问情况。文教局在大街中段。未等进文教局门,我远远看见了组织部部长张新,他还是干部教育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是县上主管电大工作的负责人。问他,是最合适不过的。我说:“张部长,我正要找你。教师节到了,我们党校是搞教育的,办的又有电大班。不知道县上咋安排的,也该叫我们过个节。你看,这是地委文件,上面说得清清楚楚,电大班属该县高等教育事业,隶属文教局领导。”张部长接过文件,翻了翻,说:“这是五月份地委召开的一个会,有各县组织部长、文教局长参加,是个座谈会纪要,我没有参加。”我说:“我教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了,现在虽然调到了党校,但还是在搞教育。也应该叫我们过个节嘛。我并不是闹着要给我调工资,补一百多元钱。我是想,搞教育的人,过一个自己的节日,这是政治荣誉嘛。”他说:“打个电话问问地区。”我心里在琢磨,你说的是推话,模棱两可,是你打电话问一问呢,还是叫我打个电话问一问?地区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委员会,我都不了解。我见他不重视,搞搪塞,我就没再对他抱多大希望了。彼此告了别。我踏着水磨石阶梯,走进文教局大楼。

我踏进教育股,有几个教师围着办公桌。我说:“你们都在忙大事?”教育局办公室的李成勋开玩笑说:“哎,教授来了,请坐。”我说:“李股长没讽刺人吧!”伏在桌上造表格的中年老师,是城郊乡文教专干,他正在李成勋的指导下造全乡教师调资表。我用眼瞟了几格。有的教师每月增加工资十四元。有的增加十八元,也有加二十元的,还有二十多元的。不过,超二十元的,只发二十元,八六年以后,再照实数字发。其他围着的教师喜形于色。我指着表格中“杨翠仙”的名字问:“不是说前两月发了中专毕业证的教师,从七月份起也给十五元的知识分子山区生活费补贴吗?在乡下学校教书的,还浮动一级工资?怎么杨翠仙的表中没有呢?”没等文教专干开言,李成勋就答复了:“有这回事,不过这一月还不行。财政局没有钱给的。这次给教师调工资,从元月份补起,是国务院下的命令,一级压一级,必须在教师节前把工资送到教师手。谁挡关,就追查谁的责任,处理谁。县财政局没钱,向县税务局贷的款。像杨翠仙这些同志的补贴款,以后是要给的。”我说:“股长,你们都要过教师节了,我也是教师呀,对我有啥优待?”李成勋又半开玩笑半嘲讽地说:“你是县团级管部长局长的人,是大干部,还算啥子教师?”他是指电大班有些学员是部长、局长级。我说:“我今天是真正地来问你,我们算不算教师,能不能过教师节,不是开玩笑。你看,我有文件,有案可查!”我把文件拿出来,翻到画红线的一页。我说:“这是地委文件,红堂堂的圆托托盖着,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归文教局管,是教师!”李成勋说:“本来我们县要成立电大辅导站,它是属于文教局的一个股。下设电大班。可是我们文教局没有答应这件事。县上就把电大班委托给党校办。你们党校是行政单位,不是教育单位。”我说:“文件上说得一清二楚,电大,是县上的高等教育事业,是隶属文教局管,电大辅导站,是和文教局平级的单位,业务上是属文教局领导。我们咋能不是教师呢?过教师节,是个荣誉,我们当然要请求县上承认。”这时,文教局的招生专干邓老师接过我的文件,一字一句地看。他对李成勋说:“照这个文件,他们是属于教育单位。”这一伙人,叽叽喳喳出了教育股,到另一个股办事去了。屋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要求办的事,还没有结论。优惠券还不知在哪领。我准备到他们的总务办公室问问。

办公室里,文教局副局长汤逊和文书徐向荣正在办公。我说:“你们二位正在忙?我是来请求你们,要过教师节!”汤逊说:“你是不是想回教育上来?”我说:“我在教育上干了十几年,还是蛮有感情的。”徐向荣睁大圆眼问:“你想不想回教育?”我说:“我们电大本身就是属文教局管。我要求你们九月十日召开教师节庆祝会,能让我参加。”汤逊说:“你参加会,欢迎!”我说:“你们对教师有些啥优惠,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徐向荣说:“你是教育上的老教师。可以,送给你一份。”她开了抽屉,给了我一张购书券,一张糖烟券。我说:“你们今天星期日还办公?”徐向荣说:“筹备教师节,忙死人了!”我说:“不是县委、县政府在筹备吗?”徐向荣说:“他们一切都叫我们办,连一个人都不派,全由我们文教局的人筹办。”我说:“不过,文教局也属县政府的机构。”

我见没人管我们的事,都是搪塞,没有必要再找这个那个了。就像人家说的“开会你去就是”,至于把你当不当教师,无人过问。既然县上不重视我们,再找也是闲的。我只好回家。

教师节的庆祝会是在县电影院召开的。我来到会场,在倒数第三排中间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整个会厅里,人坐得密压压的。会场的秩序不太好,过道的人来来往往。除喇叭声音外,还有人们嗡嗡嗡的说话声。主席台的上方挂着大红布横额,上面贴着大字:“巴岚县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就位的是县上的领导:县委书记、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武装部长。会议由县长主持。我仔细望了望台上发言的人。她中等个子,深蓝色的西服,乌黑的卷发。从庄重而和谐的面庞上,我认出来了,她是城关小学的中年女教师刘长凤。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老李,拿着照相机,这面站站,那边蹲蹲,为她拍照。在一霎那的镁光曝照中,突显出这位人民教师的师表形象。主席台的台前、左右,树着一面面彩旗。彩旗增添了会场的浓烈气氛。主席台上的紫红色的幕帷正中,挂着大幅的首届教师节会徽;一柱红烛燃烧着,吐出明亮的火焰,金光熠熠,照亮四方。红烛下,是“1985”几个艺术数字。城区的教师和各乡的教师代表,坐在会场的前几排,紧挨着是少先队员。各机关单位的干部和城关的学生家长,坐在会场的中间和后面。

幼儿园教师代表讲话之后,县长对着麦克风宣布:“下面由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代表文辉程讲话。”文辉程站在讲桌后,取下眼镜,开始了发言:“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台下轰的一声笑了。大家见他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是本地人,怎么说起普通话来了。人们还笑他普通话说的不标准。文辉程的发言稿是我写的。我想听听他讲得效果怎么样。可是喇叭声音太小,人们的私下交谈声闹轰轰的。我仄着耳,专心专意地听,才听出来一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定每年九月十日为教师节,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彻底否定 ‘文革’之后的成果……”又听不清了。我又屏着气听。“教育是生产力,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育担负着为 ‘四化’培养大批合格人才的重任。”他在念“重任”两个字时,声音又高又洪亮。我又听清了一句:“我们教好书,就是建设四化的具体表现。”接着,他又讲了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拖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后腿,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习。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感情真挚,庄重激昂,富有很强的鼓动性。之后,中学生代表发了言。城小的一位少先队员在讲桌前致了一个队礼,然后朗诵《献给老师们的诗》。城小的副校长,一位五十几岁的女教师,代表城关镇教师,宣读了给全县教师的《倡议书》。

年轻的王县长高声宣布:“现在,我们全体机关干部、学生家长,热烈欢送老师们退场。”掌声像暴风雨般响彻整个大厅。

锣鼓响了!彩旗飘动了。一位少年挥动鼓锤,有节奏地擂着胸前的大鼓。几个打小鼓的和敲锣打钹的少年,合着大鼓声的节奏,奏出洪亮激越、动人心弦的乐章。锣鼓队走出了大门。紧跟着是几十面彩旗。由几十个少先队员高举着。接着,是四路纵队的腰鼓队。一个个全是红领巾、白衬衫。后面又走来四路纵队的小女孩。她们头戴红花,身穿花裙,手拿小彩锣。彩锣上系着小铜铃。我夹在人群中,挤到离过道不远的地方,看这些文艺队伍。我看见了,教师们走过来了。那不是,城小的教师,小黄在里面,还有小钟;噢,还有幼儿园的谭老师……对了,小刘,老刘老师,秦校长,全是中学的;巴岚中学的教师都来了。诶,那位是谁?矮矮的个子,方头大脸,戴着眼镜,我怎么从未见过?他们都过来了,尽是我的熟人。我又意识到,他们走到我面前,看见我,将要问:“张老师也来了!”或者说:“你不算教师吧?”我将多不好意思。我过不到教师节,那不是损失?他们会嘲笑我的。我赶紧走开了,离他们远远的,免得他们看见我。

我赶紧从人缝中挤过去,先教师们走出了电影院。

参会的机关干部把教师们送出电影院,散队了,各散四方。教师没有散队,依然排着四路,跟着少年儿童的文艺队,行进在大街上。

我走到青年门市部前。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一看,是县委张书记,他笑嘻嘻地说:“你们党校的,也算教师!”我说:“是呀,应当算教师嘛!今天教师节这么隆重,开得很好,可是我很遗憾,首届教师节没过到,还是你们的责任。”年轻的王县长笑眯眯地过来了。他说:“明年给你补上。”我说:“太遗憾了。首届,多有意义!”宣传部长王尚风说:“明年一定补上。”张书记说:“我们现在就向你赔礼道歉。”我说:“谢谢,谢谢!”这时,我才看明白了。主席台上的几位领导都走过来了。他们跟在教师队伍后面,在继续欢送教师。锣鼓打得很响亮,很动听。腰鼓队敲起来了,跳起来了,敲得很有节奏,跳得很整齐。

由小女孩组成的彩锣队也扭起来了。她们很有规律地穿插着、变换着队形。她们又扭又跳,手中的彩锣飞舞,发出一串串朗朗的铜铃声。

文艺队和教师队前进在县城的大街上。大街两边站满观看的群众。每过一个机关门口,哔哔叭叭地电光鞭炮,震天价响。小小山城,沉浸在隆重欢快的节日之中了。

我紧紧地跟着文艺队看热闹。当我经过乡党李顺清的缝纫铁棚时,他们两口子把我喊住了。李顺清笑着问我:“你也开会来了?”他爱人老田也热情地问我:“你们算不算教师?该是算吧?”我一本正经地说:“算,不但是教师,还是我们县办大学的教师。刚才,县委书记、县长还向我赔礼道歉,说明年一定叫我过好教师节。”在他们两口朗朗的笑声中,我又朝前走去!

当文艺队走到文教局大楼前,锣鼓敲得更欢了,左邻右舍的鞭炮声更大了。电光闪闪,青烟滚滚。腰鼓队打得更精彩,彩锣舞扭得更动人。他们敲着跳着,一直送教师们进了文教局。文教局又要开座谈会,招待老师们。

我望着老师们的身影,一种向往羡慕的心情涌上心头。教了近二十年书的我,现在只能有观望的权利。不知不觉的,一种酸楚的心绪紧紧地缚住了我。我的眼湿了,视线模糊了。

我正在放录音,听《法律概论》,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身穿黑毛呢制服的文辉程进来了。他笑呵呵的,自己挪了把藤椅,坐在我的对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籽,又把一个拳头大的梨子放在桌上,叫我吃。他说:“我发言了,我个人觉得还好。你那天开会去了吗?”我说:“你的发言,我听了。”他说:“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说:“我发言之后,几个人都说不错。他们问我,你怎么不用本地话讲,还用普通话。我说,我教了几十年的语文课,语文教师要带头说普通话。我说得虽然不好,但是我要坚持,和上课一样,都用普通话讲。”我点点头,说:“对,推广普通话,语文教师的责任。”我捏了两颗放在桌上的葵花籽,一嗑,挺香的。我叫起来了:“嗨,还是五香味葵花籽。哪个人手艺真高,炒得又香,又没有焦色糊味。”他笑而不答,说:“你写的 ‘确定教师节,这是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成果’,我讲到这一句时,还有意顿了顿,抬高了头。说起‘文革’的灾难,我是说不完的。挨批斗,受迫害,把我害苦了。”我说:“是的,‘文革’把你整狠了。你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你给我写的 ‘我今年五十七岁,还想在教育上干十年’,这句话我改了一下。我虚岁五十七,实际只有五十六。我改为如果身体健康许可的话,我再干十年,五十六岁,差不多。文教局的人审稿时不叫我改。说讲了对大家是个鼓励嘛。我没有听他们的,还是改了。”我心里在想,这个老头子才怪呢,还怕人家将来确实叫他再干十年。他说:“教师节前一天,宣传部、县工会、县政协联合举办了茶话会,邀请我们教龄三十年以上的教师参加,还有各学校的领导列席。这次茶话会,糖果丰盛得很,各种各样的。在文教局的座谈会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还表扬了我的发言,说我讲得好。他同我是老庚,今年虚龄都是五十七岁。”我见文辉程谈兴很高,他显然是来感谢我,感谢给他写了一份能充分表达心情的发言稿。他心欢意乐,笑容满面,年轻了一大截。显然,文辉程过了个教师节,过得很满意。我嫌他耽误我的宝贵时间,影响我的听课。我又按动了录音机的电键,电大主讲老师洪亮宽厚的讲课声又传出来了。文辉程又说话了:“他们有人动员我入党,我想了的,我不想入。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我从五九年开始申请入党,二十多年了,没有入上,算了。不入党,照样为党干事,照样教书。”我说:“你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快要退休了。”他说:“不过,我不赞成有的人的说法,入了党,对党的贡献大些。我想不通他这句话,我不入党,贡献就不大?”我说:“很显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不对。入了党,过组织生活,学习的多些,受的教育多些,有利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自己搞好工作。但是,不一定所有入了党的人,贡献都大;没入党的人,贡献不大。”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谈心事,一边喝水。他不停地提着白陶瓷壶的把,嘴巴含着壶嘴喝。我陪他谈了足足一个小时。文辉程与我原来在同一个教育系统教书,常在一起开会,阅试卷。显然,他今天把小他十六岁的我当作最要好的朋友坦露心怀,说了心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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