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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楹联的概念与源流

中国楹联 作者:彭鑫,冉微著 编


第一节 楹联的概念与源流

楹联是我国的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瑰宝。楹联又名对联、门对、对子等,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上而得名。它是集文字、艺术为一身的综合性艺术,有着内容丰富多彩、高雅通俗兼具、为人们喜闻乐见之特点。千百年来,楹联成为人们以联会友和斗智赛艺的娱乐载体,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品类。其种类有很多,包括修身楹联、题赠楹联、养生楹联、巧对楹联、山水楹联、园林楹联、祠庙楹联、行业楹联等。

一般来说,楹联是我国文学体式中字数最少的一种,但它却具有最强烈的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它形小而质美,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它用途广泛,影响深远,视觉上既整齐又美观,读起来朗朗上口,被誉为“袖珍诗”,得到上至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喜爱,称得上是我国文学花园里的一朵鲜艳的奇葩。

一、楹联的概念

楹联由“上联”(又称“出句”)和“下联”(又称“对句”)组成。上联和下联必须对仗。所谓上下联对仗,就是上联和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平仄协调,言简意赅。对仗越工整,就越具有艺术之美。同时,上联和下联,共同服务于一个主题,相互呼应,构建一个完整的意境。楹联艺术的精工奇巧是其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

试看清代著名文人郑板桥的一副名联: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这副楹联,从字数上看,上下联都是七个字。从词性上看,“删”“就”“领”“标”四字都是动词;“繁”“简”“异”“新”四字都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三秋”和“二月”都是表示时间的名词;“树”和“花”都是关于植物的名词,对仗很是工稳。上联的最后一字为仄声,下联的最后一字为平声,符合楹联对平仄的要求。再从内容上看,上下联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一个共同的主题:绘画艺术创作的规律。上联指出作画要凝练,要以小见多,要有深秋老树的矫健之气;下联则指出作画还要能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如同二月花那样“引领潮流”,鲜艳动人。

二、楹联的源流

楹联的起源很复杂,有多种说法。主要包括偶文说、桃符说、骈文说与律诗说等。目前,一种比较为公众认可的是:楹联是偶文与桃符结合的产物。

(一)偶文的发展为楹联的诞生奠定了语言基础

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去看,那么我们能够较为明显地发现楹联是源自古代诗词歌赋之中的对偶。从某种角度看,楹联的语言基础就是对偶。先秦的文献中,就孕育了很多精彩的对偶。诸如,《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周易·乾·文言》中的“水流湿,火就燥”; 《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 《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

两汉时期,作家们将诗和散文结合起来,创造出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汉赋。赋的体式,兼具诗和散文的特点,讲究文采和韵律。对偶具有整齐美、对比美的特点,因此开始被作家广泛地运用于赋,极大地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张衡《南都赋》中的“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蕊之蓑蓑”,就是一个有关对偶的精彩例子。

魏晋之后,诗人沈约等人创立“永明体”诗,对偶之风更加兴盛,旧体诗也走向了格律化的道路。

到了唐代,律诗进一步成熟,诗律变得更加严格精密。此时,楹联也孕育成熟,即将诞生。如果把律诗中的对偶句,单独拈出来,再稍加变化,一副楹联就出来了。这就是楹联诞生的语言条件,也可以称之为内在条件。除此之外,楹联的诞生还有一个物质载体,那就是门神和桃符,也可以称之为外在条件。

(二)偶文与桃符、门神相融合,促使楹联诞生

先秦之时,人们过春节,就有在大门两旁挂桃符的风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分别书写“神荼”和“郁垒”(传说中的两位降鬼大神的名字),用以驱邪祈福,并且一年一换。自秦一直到魏晋,桃符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

两汉时期,元旦之时,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悬挂桃木门神。桃木门神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化,由费工费时的“桃人”变为易于制作的“桃符板”,只是简单画上神荼、郁垒的形象,或者直接刻上他们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演,桃符上的神荼、郁垒的名字也变成了一些吉祥的文字,比如“逢凶化吉”之类。桃符的面积也随着书写字数的增多而逐渐变大,正因如此,桃符的形体开始朝后来的楹联形体演变。

到了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辛寅逊写出之后,孟昶对其内容不太满意,于是自己便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谁能料到,孟昶所写的这十字偶句竟成了楹联的开山之作。后来的人竞相模仿此句的形式、词性,言简意赅、对仗工整的楹联便形成了。

后来,宋人将孟昶的十字偶句推广并放在楹柱上,形成了楹联。元明后,写联的人越来越多。到了明代,朱元璋对楹联的发展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春联”这个名称,就是朱元璋提出来的。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1368—1398),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腌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楹联逐渐以春联的形式普及起来,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每逢除夕,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以此形成了我国的一种风俗。至此,楹联和桃符完成了历史的分化。

到了清代,朝野上下、殿庭、庙宇、苑圃之间,都挂满了楹联。楹联的制式、格律也日益完善,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楹联在发展中,又衍生出了春联、寿联、挽联、喜联、庙联、文房联等众多种类。近现代以来,楹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繁荣,更呈现出了日新月异的面貌。

楹柱,厅堂前部的柱子。《老残游记》第二回:“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郑板桥(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清雍正、乾隆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独具的书画家总称,如阮元、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郑板桥等)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兰竹芳馨图》《修竹新篁图》《竹石图》《郑板桥集》等。郑板桥一生喜画兰、竹、石,构思精巧,形象生动,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郑板桥还善诗词书法,其诗词不拘体格,善叙事言情,其书法自成一家,以隶书为其字基本骨架,又以行、草、篆三体相参,创造出“六分半书”的新体,又称“板桥体”,书体雄浑清劲,苍劲有力。

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因此,描绘景物,抒发情志是赋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在表现手法上则是对排比和对偶的运用。朱光潜先生说:“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路。”汉赋的发达对汉代其他文体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连《汉书》这样的史学著作也受其影响。东汉的抒情小赋进一步骈化,更加注重对偶的运用,如班固和张衡的赋中对偶句的运用已十分普遍。魏晋时期,赋中的对偶更加普遍。如曹植的《洛神赋》便主要由对偶句构成,其中四言偶句较多,也有不少三言对、六言对。如四言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

孟昶(919—965),本名孟仁赞 ,字保元,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后蜀高祖孟知祥之子。在位之初,他劝农桑,置贡举,鼓励进谏,改革政事。适逢中原王朝更迭频繁,无暇西顾,得以偏安。后来,他奢侈至极,大选民女充后宫,溺器亦用七宝装饰。964年,北宋攻蜀,次年孟昶降宋,封秦国公,卒于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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