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整体的连续的美丽”——城市随想之一

我曾经写过“城与人”——以小说为材料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考察。其实城即生活在其中的人与城市建筑、城市设施。人不能不经由设施感受自己居住的城市。有与人亲和的设施，也有不亲和的设施。某些在网上被展示的政府机关大楼，即与人不亲和——其中的人员是否“亲民”不论，设施就已经不亲和。城市公共空间的设施是“公共品”，能使人切实感受到“公共”的，才成其为“公共品”，比如公园。公园姓“公”，却未必都与公众亲和。那种占地面积大却不舒适，不鼓励多种多样的公众活动的公园，只是“景点”，是公众偶尔去“消费”的商品，甚至奢侈品。

人对城的认同感，相当程度地来自对城市设施的感受，他们日常经验中的城市设施，每日活动的社区，每天行经的道路。我的一位从事景观设计的小友和她的团队，参与了某北方城市公园的改造，将她的设计理念概括为“穿行”。他们设想人们能穿过那座公园到周边的任何一处，使公园的道路成为不受机动车威胁的最为安全的道路，而穿行者则在穿行中有种种不期之遇，种种小小的惊喜。纵横在公园的道路，在富于变化的景观中——风景就此参与了穿行者的活动。设计者甚至希望公园的管理者容许自行车的进出，以充分利用这个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公园，在交通方面提供便利。他们相信公园越被利用，越有可能发挥其功能，也越有可能成为更多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他们只能在特定时间进行特定活动的场所。小友和她的团队充分考虑到了周边可能的使用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景观设计以丰富、扩展公园的功能。据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思路，公园保持魅力的要诀，是使其“用途广泛”，不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里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到或穿过公园，将公园作为他们的“公共庭院”，并由此逐渐培养起对这一公共设施的责任感。

可供“穿行”的公园，是一个开敞空间，作为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扩展与延伸。不只是贴近，而且本身就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风景。公园进入、参与了他们的生活。大量的木质设施，使人可以坐卧其中，在公共场所体验家居的轻松随意。以“穿行”打破城市区隔，以共享推动融合，合于“公共品”的属性。公园将自己开放向全社会，鼓励多种活动同时展开，提供可供交往的丰富的空间，以可留连的道路，有可能展开交往与聚会的场所，留住人们的脚步。至于设计所包括的环境对于“穿行”者的影响，属于心理的精神的层面，体现了功能设计中的非功利性。设计者试图以“整体的连续的美丽”，给予进入、穿行其中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无疑有利于缓解、释放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但这种影响只能是日积月累的，宜于以较长的时间尺度估量，没有明显的“可见性”，自然也难以计入“政绩”。现在普遍的问题是，所有不能（向上级部门）展示、难以“验收”、落实于“数据”的，都不再能引起官员们的兴趣。

读到一本翻译的小书《小小地球上的城市》。（［英］理查德·罗杰斯、菲利普.古姆齐德简：《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中译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那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是“邻里”（如“令人愉悦的邻里”、“邻里城市”、“邻里气息”）。该书也提到鼓励、促进交往的“开敞”、“连贯”、“多种用途的公共空间”，“互相重叠的活动”，认为“城市最重要的和首要的作用是作为人们的聚会场所”（四，125页）。作者说，“城市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参与性的。城市文化只能通过产生于城市与村镇的集聚和互相作用的环境中的活动得以表现”（五，151页）。作者力图使你相信，一个城市既具有鼓励“丰富的相互作用”的积极能力，也有“扼杀这种作用的破坏能力”，而“公共领域在鼓励城市文化和创造市民身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五，152页）。

请留意，上述作者所提到的，是“连贯的公共空间”，“整体的连续的美丽”，不是零星分布的“城市橱窗”、景点。是否“整体”而“连贯”、“连续”，要生活在这个城市才能知晓。“环境这种给人以美感的特点，不但应该简化，而且要持续深入。这种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能够逐渐被了解。”（〔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中译本，7页，华夏出版社，2001）这里涉及认知的层面，最终落实于城市中人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感受。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在地”居民而非游客的经验。而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与官员，往往是由游客的角度设想城市的。

2005年我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某中原城市，到了位于城南的包公府（包公，即民间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包拯）。那处局促空间中的人造景观（包公府邸）不论，我想到的是，除非空降，否则只能穿过大片破败不堪的房舍、路面坑坑洼洼的胡同，才能到达那里。

无论街区公园还是其他公园，难以期待的，正是“整体的连续的美丽”。在我居住的地段，略有这种“美丽”的，即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人称“土城”）。自然也因这里一直在经营；至少在我经常走过的区域，较少人为的破坏，这座绵延于城北的开放式公园，是周边居民的“公共庭院”。公园管理部门令人尊敬之处在于，至今未使得这一公园服务于商业目的，即如将商业网点安插在公园中以招徕游客，获取收益。不知这种情况能否继续。

2000年到赣南，发现那里的大小城市都在实施“一江两岸”工程，即开发城市的沿江一带，使之成为该城的精华部分。北方亦然。2009年所见兰州，黄河两岸的修饰已有相当成效：由开放式公园、主题公园，到半人工的“湿地”。城市最初的选址亦如村落，往往基于水系。经营城市的发祥地，有意识地将水作为组织城市景观的枢纽，无疑是明智的。即使城市杂乱无章，沿江、沿河也可能有“连续的美丽”。但不对城市的这一部分过度“经营”，也同样重要。沿江、河的绿化带有可能减缓污染，过度的人工化也有可能带来新的污染。

我曾三次到湘西的张家界，最后一次，那里已俨然是“张家界公园”，山路用了石条铺设，沿溪则是石板路，规整则规整矣，却少了“野趣”。这样开发下去，将不复有野山野水。在兰州停留的几天里，我曾寻找“野水”——有着野草、芦苇的，未被开发过的河滩。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尤其苛求审美修养。即如取法于中国画的“留白”，使“景观”疏密有致。密集的人造设施，适足以败坏人们的胃口，也挤压了感受与想象的空间。江、河是主角，不要喧宾夺主。要有与江、河相应的开阔空间，以便欣赏自然的伟大壮观。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鼓励交往、令人愉悦的公共空间。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1975年所见的南京火车站，以玄武湖为天然候车室，令人难忘。北京西站倘若与附近的莲花池公园连成一体，让那片湖水对候车者开放，也一定会让离开北京的人们将一份美好带走的吧。西客站建成至今，有诸多批评。倘若与莲花池公园相互“借景”，人们的观感或许会有不同。这当然会增加管理的困难。但较之现有的格局，利弊若何，是否值得做一番斟酌衡量？

安全，令人有认同感的城市——城市随想之二

简·雅各布斯说过“安全的街道”，有人漫步的人行道（参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上文提到的那本《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也说到“富有生气的步行道”，“安全的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安全，是认同感的基本条件。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们曾经是安全的。你可以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只身穿过城市，更不用说乡村。前几年听到发生在乡村的偷牛的故事。我插队的那年月，这种故事是奇闻。当然，其时是“集体经济”，牛既没有人敢偷也无处销赃。但当时民风实在淳朴，农家终日门户洞开；那门像是徒具形式，不具有防盗功能。乡邻间无需防范。匮乏经济，也确无长物可供盗窃。

这已成久远的记忆。我们已渐渐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安全，那像是如阳光、空气一样无需特别留意的东西。行走在城市，尤其夜间的城市，安全感的丧失，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大变化。有关于发生在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袭击的传闻。居民区楼窗的防护网已达于高层。我们习惯了呆在防盗门、铁栅窗后，习惯了坚固材料庇护下密闭的生存。小区张贴着片警的“温馨提示”：“请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家中。”不放在家中又放在何处？到银行租保险箱，自非普通居民所能想象。但公共空间（至少在日间）仍然应当是足够安全的。这有助于舒缓因上述不安全感而带来的紧张。

街道是居民最日常的行为展开的场所。人行道的美化不止为了供途经者观赏，更为了吸引周边地区的人们停留、交谈。如果真的关心细节，有足够的耐心“经营城市”，每一条街道都值得精雕细琢，每一座城市建筑（包括居民楼）间的隙地，都有可能是微型园林，如日本人已经做到的那样。进行这种“改造”，一个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有可能较之官员有更好的主意。

街道生活的质量固然有其物质体现，却更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该处居住者之间、居住者与行经者以至偶尔的进入者之间的关系。“老北京”的主体，由“胡同—街坊”构成。“如果一个街区的自治是在顺利运转的，那么在人来人往的表面下，必须要有一个连续的人群，是他们组成了街区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城市不可替换的社会资本。一旦这种社会资本丢失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而且不会再回来，直到或除非新的资本缓慢地、偶然地积累起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23页）该书强调好的城市街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长期居住在那儿的单个的个人”（同上，124页）。

我们的“城市改造”中拆除的不止是危旧房屋，而且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际交往的网络，是对所在街区基于亲切记忆的认同感，是维持一个街区良好氛围的上述不可或缺的东西。不设法改善老城区的基础设施，径直用推土机将居民赶到五环路之外，即使原地建起了“仿四合院”，也不再是北京的胡同。对于新居民，那也不大可能是“他们的”胡同，他们只不过买到了居住权而已。他们会将公寓楼、单位宿舍培养的邻里关系带进新居，居住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由此改变。也因此“危”、“旧”改造中的“回迁率”，一定程度地决定了改造后的面貌。这一点却既不为房地产商所关心，也非与房地产商共享“改造”收益的政府部门所乐闻。

关于城市的童年记忆通常与街道、街区有关。我记得的童年城市，是那院落也是门前的那条街。几年前重到旧地，看到那条街愈加破败，路面坑坑洼洼。那座城市有仿古（即宋朝）一条街，有题为“清明上河图”的景点，而居民日常生存的空间却破败如斯！各种“仿古一条街”，所仿只是“皮肤”而非“肌理”。城市肌理是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破坏却极其容易。

至于行道树，其主要功用，不仅在于美化道路，而且在于遮盖路面，使街道成为可停留的。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稍高处看到的北京，几乎整个覆盖在了绿树的浓荫下。胡同、院落中的老树，构成了当时城市的肺。这样的城市似乎不致对“肺”有额外的需求的吧。

简·雅各布斯该书还谈到了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的条件。条件之一，即“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36页）。这种思路，是中国主管“城市改造”的官员不愿闻问的。曾在北欧某城生活过的小友，多年后重返故地，发现不但街市，而且那个街角的小小报亭也仍在原地。“老欧洲”或许确有点老迈，但我们的天下一大拆，似乎更不正常。无数个政府组织的“考察团”、以“考察”为名的“团”游走于世界各地，尤其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究竟何所见、何所闻？他们是否也像普通游客那样，一味地跑景点，或在豪华商业区、城郊别墅区流连忘返，而对于城市的社会生活组织、社区、街道和关涉居民日常生活的设施漠不关心？

城市有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博物馆。有选择地保存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形式，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有人写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华社大院，说“最能反映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大屋顶”（《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56页，新华出版社，2008）。不知对当年的大屋顶如何评价；由保存下来的一些建筑看，至少较之近年来的许多商业性建筑以至政府大楼要经得住时间。

我自己所居住的，是一个老旧而拥挤的小区，它当初的设计，似乎只为了塞进尽可能多的居民，而没有为居民的休闲预留空间。相邻的兴建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小区，楼房的布置较为错落有致，贯穿小区的道路，因路边的公园而显得开敞。奥运会前我所住小区的改造，更将楼房间本已狭小的共用空间，“改造”为部分居民的停车场。主持方提供的选择是，或者接受这样的“改造”，或者任那片空地破败下去。本可以有第三种选择，即听取居民的意见，将那空间改造为更适宜于居民间交往的场所，而我的邻居中不乏研究古代园林、建筑的专业人士，对于美化自己生活的环境，想必有更高明的主意。主持者显然不曾想到利用这一机会增进居民的社区意识，更不会认为这是“公民教育”的题中之义。我所住楼前原有两棵泡桐树，春天满树淡紫色的花，芳香四溢。几年前初冬的一场暴雪压折了主干，依然枝叶纷披，却在小区改造中被莫名其妙地砍掉了。伐去已能遮阴的大树，代之以小树或灌木，让小区的空地裸露在阳光下，是一种愚蠢的做法。突击施工与对“整齐划一”的嗜好，使小区失掉了空间形态多样化的机会。而上述“改造”，并没有解决小区的停车问题。事实是，不但楼房间的共用空间，而且所有道路的两侧都成为了停车场。

同一时期京城的居民看到的，是城市“化妆术”的滥用。即如临街楼房的“平改坡”，旧楼外墙的喷涂。“平改坡”迹近造假——即使有部分实用功能（如为建筑的顶层降温）。奥运会后有坡顶被大风掀翻的事故，可知不但有资源的浪费，且造成了安全隐患。那些用于“化妆”的资金，何不用来切实改善低收入者聚居区的环境，而非将贫穷破败用围墙隐藏起来？这种做法尚有其他不良影响。即如暗示何种东西“有损于”城市形象——是否贫民居住区、上访者、乞丐等等，可以随时用了“雪藏”的方式“处理”？

由媒体得知，世博会前的上海也实施了类似的“化妆”，或许因了其他种办法缓不济急。我却仍然相信有更好的办法，更长效，更能使居民受益：何不问计于民，他们难道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

新城/旧城——城市随想之三

弃旧图新，已成城市改造的通行模式，由省会城市，到县城。且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往往迫不及待地率先迁往新城或新区——当然会用了冠冕堂皇的名义。与政府机关相“辉映”的，自然是大小公司、高档住宅区、别墅，与之配套的商业区、娱乐设施，由此完成了贫富的空间分割。这种分割与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无关。那些居高临下的政府机关，戒备森严的“高尚社区”，直观地诠释了政府与民众，以及贫富间的紧张关系。梁思成曾有保留北京老城、就近另建新城的设想，未被采纳。但眼下轰轰烈烈的新城、新区兴建，就我见闻所及，绝不像是为了保存旧城，更像是逃离。当然“逃离”未见得“放弃”，但其造成的区隔，影响于城市的人文面貌、生态，将是长期的。我想，那位大建筑学家泉下有知，对于眼下的新城、新区热，会不胜感慨的吧。

中原某省会城市的新区早已被作为了标本。在干旱缺水的中原设计“水城”，已不免荒唐；更在无水（无自然水源）的人工河上修建大桥，所满足的只能是某些人“生活在别处”（如威尼斯）的想象。在那新区看到了一所贵族中学。我不知晓那中学的学生能否有“现实感”，他们会如何感受自己生活的世界？对于无缘享用新城的市民，东区更像是旅游景点，而非同一城市的一个区。而我所见西北一座人口不多的省会城市的新区，拥有诸多大小广场与六车道、八车道的宽阔公路，更像是该城的“高尚社区”。

城市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割，不但实现在居住条件上，而且实现在居住环境、交通状况，对文化设施、文化资源的占有以至空气质量上，使城市充斥了关于“等级”的明示与暗示，无疑将差别以夸张的形式放大了。这种新城或新区，令你想到的是“剥离”，剥离贫穷破败，将这些留给没有条件搬离者。较之前此一窝蜂地兴建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新城、新区的成本无疑更高，“国土资源”的成本外，更有加剧贫富分化、扩大心理落差的无形成本。“仇富”的确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却非“心理疏导”或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宣教小册子所能消除。

发达国家的内城（城市中心区）、外城（郊区），多少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的旧城、新城则由政府主导，有计划地快速造成。较之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像是更有“暴发户”的心态，醉心于“大手笔”（大投入、大项目、大工程），有一掷千金的气概，可惜所掷的并非私产，而是公共财政。所以取上述做法，自然也因旧城改造之难。拆迁既不能随心所欲，“国土资源”则使用由我。城市规划设计部门对新城、富人居住区的偏爱，也为了避开已成之局，避开城市改造的难题。因此推土机成为了城市改造的形象代言者。批评“形象工程”者，往往略过了这种规模巨大的形象工程。以一个城市展示“政绩”，堪称“豪奢”，是“传统社会”的父母官不敢想象的。

曾有过来自高层的对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的批评。原有城市边缘的无限度扩张固然有弊，在原有的大饼外另摊一张何尝就是解决之道！摊大饼、再摊一张大饼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提速，以侵占（不止于“蚕食”）农田为代价。在一轮轮建新城的“热潮”中，“国土资源”的大规模流失不可阻挡。农民则在承包的农田中盖新房，将旧房弃在日益空壳化的老村中——与“城市发展”同一模式。如此下去，守住18亿亩的生命线，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为“宜居城市”？应当是公共设施满足尽可能广泛的居民的需求，有利于该城居民的精神健康，为居民间的交流、交往最大限度地提供可能，有利于该城人的共生、融合的城市。“缺少基本的平等是一种持续的力量，它足以抵消任何可能使社会变得和谐、使城市变得人性化的努力。”（《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8页）老北京虽然有“东城贵，西城富，北城贫，南城贱”的说法，却不同于老上海的有“上只角”、“下只角”，胡同仍然是各色人等共同的居住空间。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城市”值得珍视的一份“遗产”。在眼下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的情况下，公共投入只能有利于共享，弥缝社会机体上的裂隙。公共设施决不应扩大层级，而应努力拉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之间的距离。这也属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基本原则。城市建设，与环境影响的评估并重的，应当是社会效应的预测。这里有人文学科专业知识运用的空间。

对于简·雅各布斯所激烈批评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我不能置一词。但我知道那种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已在中国被广泛采用，而简·雅各布斯的思路，却难以被理解且更惮于落实——见效慢之外，还因太不容易“出彩”。她的那种由居民日常生活经验角度的观察与判断，是规划设计部门所不屑一顾的。“辐射式的花园城市”，是近十几年这一轮城市改造中常见的模式。在所有那些“新城”中，这种模式更清晰可见。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北京、上海都是中国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实除某些偏远地区的小城镇之外，中国的大中城市几乎无不高密度，且密度仍然在增高。无论城市官员与开发商有何种个人口味，他们都不能不将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基本依据，即为密集生存的众生创造尽可能适宜的生存环境，而非在这样的地面上建造天上的花园。

谁的城市，谁设计与管理城市——城市随想之四

每个城市均应当有其独特的视觉形态、视觉品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曾发生过“城濮之战”的地方“支教”。那里是一座正在兴建中的小城。学校周围矗起的楼房，据说是由各大城市依葫芦画瓢描来的图样，大约如旧时妇女的描鞋样、花样，描画时内心充溢着关于“富裕”、“繁华”的想象。小城市描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描大城市，相互模仿、抄袭、复制。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的模仿，尤有复杂的“心理动因”。而大城市的“示范”效应，部分地由地方官员的趣味好尚造成。

应当为眼下的“千城一面”承担责任的，首先是决策者而非设计者。低品味的官员造成低品味的城市。一个城市的面貌取决于主管官员的个人知识水平、审美取向，强使一城居民接受其个人品味，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过，至少没有如此的普遍。从来没有过另一个时期，行政力量能如此强力地塑造一个城市。即使皇帝老子，也未必能如此。他甚至未见得能决定皇城的格局与建筑形态。

城市有其生成的过程，即使不便拟之于自然史，与后者也有相似性，除非经了巨大的自然灾害或兵燹，否则它会依其逻辑“自生长”。私有制下即使没有《物权法》，也仍然会有尊重“物权”的默契与共识，对官员构成了制约。如若有某官一时兴起，想将其管辖的城市“改造”成私家园林，怕也难有公帑支持的吧。

一个时期以来，城市成为了政府官员个人品味的载体。据说某城市长素有对于亭子的癖好，于是随处可见那座城市的现代建筑楼顶的“瓜皮小帽”。官员为城市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曾有过将行道树改换为自己喜爱的树种的荒唐做法（或者也为了与前任切割）。这只不过是权力滥用、公共资源被滥用、公共财政被滥用的并非稀有的例子。

而在我看来更加令人绝望的，是简·雅各布斯半个世纪前就已说到的，城市“规划理论家、金融家和那些官僚们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9页）。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中对官员口味的揣摩、曲意迎合，是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政治伦理的后果，严重地毒化了专业界的空气。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了谄上的惟上是从的“文化”。在这样的机制中，专业人士倘缺乏抵抗力，不难沦为权力的仆从。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谈到城市的“中等规模地区的可意象性”。最能引起居民对于城市的自豪感的，不是供游览的地标式建筑，而是他们所在社区的环境与设施。他们的生活质量部分地是由此决定的。一度流行的“经营城市”，有十足的商业气味。主持此种“经营”者，其兴趣通常不在中下层居民聚居的胡同、社区，不在“能见度”不高的城市细部、细节，而在吸引“观瞻”，打造城市地标，作为所谓的“城市名片”。地标式的大建筑，满足了成就感、对“树碑立传”的隐秘渴望。因此体量宜大，务求“震撼”（而非“亲和”）；投入宜多，以便宣示声威。每一届政府都不妨追求足以震撼的建筑——亦为该任官员特制的名片。

当政者醉心于城市建筑、设施所体现的权威感，形象傲慢的政府大楼前，往往是该城占地面积最大的广场，似乎不是为了“与民同乐”，而是完善权力的象征。这种广场通常并不能为周边地区灌注活力，令人感到的与其说是公共空间，不如说提示你“权力中心”、政府机关的权威性，甚至炫耀当局者的大气魄、大手笔，炫耀控制、挥霍资源的权力。当然，既有了这样空旷的一片地，就不难有“同乐”的表象。但这一片地难道不更宜于分配在城市各处，深入进居民的日常生活？

有些面世已久的著作，比如上文一再提到的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于中国，依然新鲜，有作者当年不可能料到的针对性。那些已成常识的见解，值得一再重温——尤其用于为官员们“开蒙”。没有可能以速成的手段为各级政府官员普及有关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与审美素养，只能完善决策程序，以制度限制权力，以保障优秀设计人员的优秀作品能获得支持，尤其“公共功能建筑”与公共空间。决策过程中尊重专业人员与专业知识，设计方案的讨论鼓励居民广泛参与。“让社会介入决策过程的前提是把建筑环境作为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教给儿童关于他们日常的城市环境的知识，使他们具备参与尊重和改善城市过程的素质”（《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17页）。只有这样，他们才更能将城市视为“自己的城市”，以为城市所发生的无不与自己息息相关。

如果不算奢望，城市居民还应当要求参与管理“自己的城市”。发生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各处的文化活动，早已证明了居民自组织的能力，何不尝试组建居民的自治机构，实现社区的自管理？城市居民小区，应当是“民间组织”、“社会工作者”、“义工”活动的重要舞台。提供“民间组织”发育、生长的空间，以此培育公民意识，也有助于使社区居民经由义务服务，增强对社区的责任感与归属感。由媒体得知，南方有的城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已包含了“社区自治”的内容，将社区管理“去行政化”、“社会组织民间化”作为选项。在这方面，国外大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参与了城市的管理之后，那城市才有可能真的被感受为“自己的城市”。唤起了责任意识的市民，会如何感觉自己生活的城市、社区，是不难想象的。

童年的城市

开封是我童年的城市，我的三四岁到十一二岁，在这城市度过，关于这城的记忆，曾写在题为“旧日庭院”的散文中。不记得迁出这城市后有过多少次回访。次数并不多，上次则是在1997年。今秋有机会重回故地，用了几个下午在城中闲走，回到住处，随手记录。这城市已日见陌生，不难将我逐出梦境，却因此有了旁观的心情，边走边问边想，是一种新鲜的经验——谁说你童年的城市只能充当怀旧的触媒？

10月18日，搭乘河南大学一位研究生的车由郑赴汴，经过了屡经媒体曝光的“郑东新区”。我曾几次来到这片“新区”，心情复杂。据说有“内含城市”、“外缘城市”的概念。经营“外缘”，政绩易见；改造旧城区，投入大，见效慢，因而城市的父母官乐于将文章做在城外，即原先的关厢地带；而买卖土地，又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钱来得最方便。如此巨大的投入，倘若用来“经营”农村，又会怎样？当然不会产生如此的视觉效果，政绩不至于如此烜赫。离郑前新区正举办农业方面的展览会，人工湖边垃圾遍地。于是想到，即使硬件勉强上去了，人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就随之提高。

高档住宅区仍在继续兴造，大约也因势成骑虎，欲罢不能的吧。这种房地产开发，即使不考虑农民的利益，也未必能官商“双赢”。途中听到了“房奴”的说法。据说有些被动员买房的公务员已成此种“奴”，而因新区的开发失地的农民，在继续上访，堵在某些政府机关门外。近城农民以出租房屋为生。那种简易楼房高度密集，一旦有火灾，势不能救。这种“都市村庄”能维持几时？那些农民的生活将何以为继？在装点“盛世”、打造“政绩”之外，父母官们是否准备为失地农民“经营”一份“可持续”的生活？听说正在搞“郑汴一体化”，以带动开封的发展；希望“一体化”中的开封，不要再造这样的“新区”。对于豫外媒体的批评，未闻当局作何反应。当今不但有“易地审理”，也早已有“易地报道”（所谓“隔山打炮”）。媒体不被鼓励谈论本地弊政，对来自他方以至高层的批评则极力淡化，“正面报道”、“正面引导”往往被作为掩盖问题、压制舆论的口实。

是日午后，由河南大学老校区南门去龙亭。在路口向摊贩问路，摊贩头也不抬，用了我曾经熟悉的乡音，说：“咋，你地奔（读作bo）走？”“地奔走”即步行；开封一带的这方言，我差不多已经忘却了。一路走去，无论马路边还是小巷口，都可见“方城之战”，倒是难得在京城也不曾在郑州看到的一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赌博实行厉禁，麻将几近绝迹，自然不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后来听三轮车夫说，开封搓麻将的风气很盛，他认识的一个靠抚恤金过活的老太，也照搓不误，只不过小输小赢罢了。或许也是那老人贫窘日子中的一点乐子？河大的研究生对此的分析是，开封人不同于郑州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领一点低保，每晚在路灯下玩牌，头上顶块砖，乐此不疲。依我在乡间插队的经验，人穷惯了，也会苟活，所谓“人穷志短”。

去龙亭的路上，见到一辆破旧的板车（当地人叫架子车），车上坐着老妇，车边站着的，应当是她的老伴。老翁面容慈祥，腿有残疾且口齿不清，像是正在抚慰老妻，说他们是濮阳人，要饭的，老伴病了。老妇抱怨说还不曾吃午饭，三元一碗的面条，吃不起。不知他们走了怎样的长路来到这里。我劝他们早点回家，说天气就要转凉。离开他们后，总不放心，尤其不能忘那看起来好脾气的老翁的脸。

“地奔”走到了龙亭。记得1997年龙亭像是还没有“公园”的名目。这次所见“龙亭公园”，已经“旅游开发”，整饰一新，不再是我梦中的那个“龙亭坑”。游人寥寥。几个青年男女着了古装，对着扬声器表演，也像是没有什么看客。相信三十六元一张的门票，足以将这个消费水平不高的城市的众多市民挡在门外。有几个像是由外县来的中年男女在门外迟疑着，其中有人说，“来都来啦，进去吧”。倘不进，只能绕湖原路返回，因环湖的路被公园封住——确实是精明的设计。但那片湖水毕竟不像贵州的黄果树瀑布，为了赚取门票，用了高墙围起。湖边护栏外，就有一群老人围坐着，个个一脸的严肃，像是在讨论什么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租住过临湖的房子。房子砖墙风化，冬季会有风呼呼地由墙洞朝屋里灌，穿过院墙间的夹道就到了湖边——那可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由龙亭向南，到旗纛街（开封人将“纛”读作“毒”），再向南，由大坑沿北口右拐，是我曾经读过书的大厅门小学。小学还在，当然已不复旧观。校门外拥挤如集市，后来才明白是接学生的家长。此后的几天，凡见人聚成了堆，就知道是小学。这一景当年自然是没有的。省府迁往郑州前，我就读的已是稍远的另一所小学。每天同妹妹在胡同中曲曲折折地走，也曾被顽童堵截，这种时候，是绝不能指望父母赶来救援的。后来还是同班的一个接受过我捐助的衣物的同学得知了此事，要她的弟弟干预，为我们解了围。我明白，发生在学校的事，只能由自己来应付。但那时的确不曾听说过“校园暴力”，没有同学间的敲诈勒索，上学放学路上的绑架抢劫。

由大坑沿胡同的北口进入，知道离旧居近了。胡同之破败，更甚于1997年所见。那年来这里，因是雨后，只见到泥泞。这次所见路面，竟坑坑洼洼。据说“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在建房铺路，城市何以破烂至此！那旧日庭院，像是消失在了时间深处，了无踪迹。万历末年，沈德符比较当时大都市的街道，说：“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万历野获编》卷一九《工部·两京街道》）今天的开封尽管不至于如此，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中，胡同却日见剥蚀。未知这城市的公共财政有多少用于改善市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市政当局真的以为旅游者将空降到“景点”，而不必经由这些条胡同？

由大坑沿再向南，走过一片生意清淡的摊档，就是“包府坑”，已有了更文雅的名字，即“包公湖”。那里不再是一片野水，芦苇自然是见不到了，较记忆中狭小的“坑”边，似乎是市民的聚集之所，只是凌乱杂沓，没有龙亭周边的清幽。

为便于聊天，且想更从容地看看这城市，由“包公湖”找了辆人力三轮。车夫一脸的忠厚，说是下岗工人，每月蹬三轮，大约能挣到五六百元。后来发现无论人力三轮还是机动三轮，要价都相当低，你多付一点，车夫会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不得劲”。这回由城南蹬车到城北的河大，只要四元；知道我是重游故地，车夫主动地向我介绍沿途的地名，无不熟悉而亲切。回到了午后去龙亭的路上，又想到了那对濮阳的讨饭老人，即向路边搜寻那辆板车，却不见了踪影。过后的一些日子里，一再想到那老夫妇。所幸这个秋天相当和暖，算着日子，天气转冷之前，即使走得再慢，也应当可以到家了。

次日下午，在遇到那对老人的地方，又找了辆三轮车，告诉车夫去市中心，但要穿胡同。车夫有点奇怪，说：“走小路？可顿（读阳平，即颠簸）得慌呵！”道路确实颠簸。个别处的路段在翻修，临近龙亭的砖桥街、解放胡同已拆。拆建应当是打造景点的工程的一部分。因了近湖，这一带的房地产想必有升值空间。向车夫打听拆迁的补偿，说是平房每平方米800元，楼房则1160多元；居民要迁新居，大多只能东挪西借。鼓楼一带并无可观，但南北两条“书店街”犹在，是开封作为“文化城”的标记。临街的二层小楼，还依稀在我的梦里。曾经写到过儿时跟了家中的女佣走夜路，上了门板的店铺，门缝泄出条条灯光。不记得进过这条街上的书店——12岁以前的我，绝料不到今生会与书店有后来的交涉。眼前的小楼自然已非旧物，却仍有许多店面经营着字画、文房四宝。据说开封的陋巷中仍不乏风雅之士，敝衣缊袍而能书善画。这种气息，是郑州所没有的。

“山陕甘会馆”始建于乾隆年间，此前却不记得听说过。我在开封的胡同中嬉闹的时节，正在大建设与一波波的阶级斗争中，公众似乎全没有“文物”的概念，也不会有访古的雅兴，却总觉得当年的开封，更有所谓的“文化”似的。眼前的会馆经了修缮，也仍然像是原物。周边有配套的开发，却将会馆剥离了它原先所在的空间——是眼下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做法。景点固然得以突出，文物成为了旅游资源，其地的意境却遭到了破坏。我到的这天，无论会馆还是临近的店铺，均生意萧条，像是并没有与景点共荣。

“肌理”、“脉络”一类概念，还滞留在学者文人的文章中，远没有深入人心，尤其未被城市规划设计者知晓。而如简·雅各布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已发表的关于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溶、不同年龄的建筑物并存、不要乱建过大的公园等主张，似乎是救治当今中国“城建病”的良方，也尚未引起当局者的注意。在我看来，北京的土城公园与朝阳公园，即正反之例；而已成事实的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拆建，是否可以作为“以公路工程主导城市布局”的显例，从中引出教训？据说北京将建“郊野公园环”，占地达600多公顷，何不让这些土地继续生长庄稼、果树，用田园风光环绕城市？

仍然放心不下那辆板车；濮阳在北，归途中要了辆机动三轮出了北关。车夫是个老者，咧着缺牙的嘴。记忆中的开封也如其他古旧城市，即使有城墙，关厢与城区仍没有显然的分割，西关、北关外有沙土岗，有柳树和枣树。现在则也如其他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是布局杂乱的商业区。第三天下午，先乘三轮、后乘出租车又到了西关一带。那也曾经是童年的我常去的地方。城门是仿古建筑，老城墙或许有部分遗存。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和哥哥姐姐常去的“水门洞”就在城西，应当是当时的泄洪闸。城墙内有大片林带。我至今像是还嗅得到疏林中的泥土味、雨味。似乎也在城西，城墙外有些处的沙堆，高与城齐。现今西关外的开发区，应当是“郑汴一体化”的设计中将逐渐与郑州衔接的部分。市府大楼已坐落在了那里。据出租车司机说，市府还要更向西，迁至杏花营一带。这固然便于“一体化”，至今仍然是城市主体的老城区的居民若要找政府机关，想必会多了一些辛苦。而他们由那些破败的胡同中走出，看到这里的建筑，会不会感受到“震撼”？这片风景或许会偶尔借着梦境，潜入他们的生活。市府附近住宅区的精心营造的绿地，可以媲美于任何“发达城市”。中国的一些城市正在以环保、“绿地”的名义继续侵吞农地。相信稍有良知的城市人面对因失地而漂泊城市的农民，不会为占有了此种资源而庆幸。

听出租车司机说，出租车是自己的，全市有二十个左右的公司，大公司有五六百辆车，小公司百十辆车。他所在的公司司机每月交三百七十元钱，税、公路养护费、公司的管理费都在其中；司机经由公司上保险。因用的是天然气，油价上涨对他的收入影响不大。他个人对这套制度尚满意。矛盾主要不在司机与公司之间，而在出租车与三轮之间。夏天在延吉，则听说那里出租车的经营不经由公司，车是个体车主的，只向有关方面交税。因而尽管两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不高，出租车司机却不像京城同行那样满肚子的怨气。你和他们谈到京城出租车份钱之高，他们都笑说不信：那怎么可能？

乞丐从来是城市街头的一景。我在这城市度过童年时，就见惯了门洞外街上走着的、屋门前院子里站着的乞丐，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是不懂得悲悯的，还会被街头顽童捉弄盲人的残酷游戏逗乐。开封也仍然有乞丐，却像是集中在了闹市区。我就曾在鼓楼一带无意间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向老年乞丐低声下达指令。即使知道有所谓的“丐帮”，也仍然反感于媒体对“乞讨致富”的过分渲染，不止因了未加区分，也因了这种宣传势必稀释掉城市那里已极其稀薄的对于贫穷无助者的同情。而我知道，乡村伦理系统、亲情网络的瓦解，已将一些老人抛向了城市街头。那些龙钟老者，何堪以他们的凄凉暮年再遭城市的歧视与冷遇。

离汴前偶感风寒，稍有恢复，仍然在大学周边随意地走。老校区南门外的小店铺，扩展成了一道商业街，酿造了与大学不相应的气氛。东面校墙外生意清淡的摊档前，一对男女在专心地下跳棋。街角的大棚下，像是有几十上百人，在那里喝着廉价的饮品看影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小城镇的一景。这天并非周末，又是大白天，不知这些年轻人何以如此悠闲。这个消费水平低的城市，大学竟成了高消费的标杆，据说出租车司机遇到打车者，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去大学。这大学除了“拉动消费”外，能否对城市有更切实、多方面的贡献？这所大学不应当是城市破衣烂衫上一块织锦缎的补丁，她应当在城市的肌理中，作为城市富于活力的部分，在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其效用。

由所住招待所看去，大学的夜景很美。晚间和河大的研究生在校园闲走，开学不久，艺术系的新生一排排地码在一座大建筑的台阶上，举行文艺演出，灯光和气氛令人愉快。校园里保留的老建筑，也是这城市历史文化的一份证明。由郑来汴时由新校区的边缘擦过，那座较老校区“阔”的校区，不可能有这种风味。临行的那天下午，与几个河大的研究生到了离学校不太远的一处像是新建的园林，在池塘边谈学术。林间寂寂，是聊天的好地方。只是这些设施至少眼下还无助于改善胡同生态，无助于改善居民的日常生存。

郑、汴确有不同。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郑州的某些地段已相当豪华，尽管不少大商场据说生意清淡；“亮丽工程”之后街市灯火辉煌，显然电力资源已足够用来挥霍。行前听由西宁来的亲戚说，西北的那座城市也被“经营”得光鲜亮丽，而她原先的同事、破产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令她心酸。比之郑州，开封确实处处见出穷相，有待“一体化”提携。这城市的交通工具就不同于郑州，人力三轮、机动三轮、公交车、出租车并行。机动三轮有的已很破旧，突突突地巨响。在这个经济欠发达、就业机会稀缺的城市，许多人被逼到了同一条窄路上。据说市政当局也曾试图取缔三轮，在车夫们这里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实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我这样的旅行者提供了方便。也有当地的同行提醒我三轮车不安全，对此我没有体验。

“一体化”或有可能增加开封人的就业机会；我听说的却是此方案一出，开封房价上涨，开封人以低收入维持的低生活水平、消费水准，将难以维系。不可期的前景，毕竟不能解决眼下增加着的生存难题。

由开封走出，记住的不是景点，而是那些张脸，人力车夫的、机动三轮车夫的、出租车司机的、濮阳的一对讨饭老人的。有些车夫已须发灰白甚至白发盈颠。回到北京，仍念兹在兹，中宵梦回，想到的是所见“郑东新区”、开封破败的胡同与城西的绿地，和那些张脸。与朋友谈开封，他提醒我说开封的尚未充分开发，未见得不是好事，或许有可能避免某些弊端。他希望旧城区不要像大拆大建后的北京，而保有原先的肌理。但破旧远甚于京城的胡同，“肌理”该如何保存？我则想到，开封人的“不思进取”，也可以由积极的方面估量。但居民的生存状况毕竟需要改善；而淡泊与苟活，其间或许只隔了一张纸。我该如何期待这童年的城市？

2006年岁末

开封：水，民风，人物

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先注意到的，是当年开封的水系，其次则是城墙。

唐代崔颢诗中所云“春风起棹歌”（《入汴河》），郑毅夫的“画船明月绿杨风”（《过汴堤》），所咏都像是今人经验中的江南。这样的一条河，今天的开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引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由此而进”（卷四六《河南一》，2104页，中华书局，2005），下文说的却是，宋室南迁之后，“故都离黍，江、淮漕运自是不资于汴，于是汴河日就湮废。……明初议建北京于大梁，规画漕渠，以浚汴为先务。……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横决，陵谷倒置，汴水之流，不绝如线，自中牟以东，断续几不可问矣。”（同上，2110页）我们所承，即此“几不可问”的梦中汴河。水的命运系于政治设施与国之兴衰。一部“汴水传”，岂不就是自春秋至当代的中原地区兴衰史？

《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横在汴河上的虹桥。明人王士性却写到汴河当水势盛大时的可畏，说隋朝引黄河入汴，不过为隋炀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势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质又疏松，“任其冲突奔溃”，“遂为千百年之害”（《广志绎》卷三，224页，中华书局，2006）。倘如此，则汴河之涸对于开封，还说不准是祸是福。

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区，水资源绝不匮乏。若洧川，若临颍，若延津，若商水，若荥阳，若汜水，若洛阳，若渑池，若汝阳、泌阳、淅川、济源，若淇县，若临漳、汤阴，若涉县，若汝州，无不因水得名。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其时的洛阳一带尚多稻田（卷三，25页，商务印书馆，1936）。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现实。《日知录》卷一二“水利”条：“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日知录集释》，29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陆陇其也说其时的卫水，“非但无唐虞之泛滥，比班孟坚、郦道元之时，水势亦迥然不侔矣”（《卫水寻源记》，《陆子全书·三鱼堂文集》卷一〇，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读史方舆纪要》告诉你，《东京梦华录》写到的蔡水、五丈河、金水河等，不知何年已“堙”、“废”、“涸”；宋代用以习舟师水战的金明池，亦已“淤塞”（卷四七）。记水，该书触目惊心的，即一“涸”字。汜水，“今涸”；鲁沟，“今涸”；五池沟，“今涸”；曾经“环带萦纡，澄澈如鉴”的翟沟（即白沟），“今涸”；曾有少男少女出没的“濮上”，濮水“今涸”；百尺沟“堙废”；贾侯渠“堙废”；济渎，“今无水成平地”；文石津，今堙……至于陂、塘，“堙”、“废”者，尚不在内。清初以降，“堙”、“废”、“涸”者，又不知凡几。中原地区的衰落，不消说与水有关。我想知道的是，随水一道干涸了的，还有些什么。那些消失了的水，不惟留在了地名中，也将印迹留在了地表。我儿时所见开封关厢一带的沙，应当是当年的河岸的吧。

这座城市与水有关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明亡之际。

崇祯十五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采路绝。九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按即周王）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诸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诸王列传》）被那道滚滚浊流席卷而去的，固然有宫中珍宝，也有私人收藏，更有街衢坊巷、商肆酒楼，汴京的数十万生灵。钱谦益《列朝诗集》记死于此次水患的张民表，说水灌开封之际，张“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居纷纷求登筏，张不忍却，筏沉。后登屋，“水大至而没”。其小儿子，“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急了竟要拿那孩子当食物，“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列朝诗集小传》，6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河骤决，声震百里，排城北门入，穿东门出，流入涡水，涡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张民表的文稿沉于水，门人刊其遗集，“存者悉非其称意之作”（卷一六，475～4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没于那道水的，还有下文中将提到的周亮工《书影》所记汴梁名妓、周氏以为可拟之于秦淮河边马湘君（按即马湘兰）的李三随。此种记述，散见于笔记、野史、碑版文字，只是有待裒集而已。

周亮工本人当时并不在汴城，其叔父与兄弟辈被水淹没者十多人，“亲串”死者则难以数计（《祭靖公弟文》，《赖古堂集》卷二四，8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周氏事后作《汴上谣》，一题为“河决后，民多有以书纸蔽体者”（同书卷一，114页），其时的惨状可想。

其实明末决河者不过袭前人的故智。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就曾水灌大梁（战国时的大梁即宋浚仪县故城），“一国为鱼”。蒙古人也曾决河。既然“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2139页），就不能不成为随时的威胁。有明一代，黄河水患频仍，你可以在《明史·河渠志》读到关于河决开封的大量记述；黄水漫进城区，漂没庐舍、溺死军民，“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卷五九）。这条悬在汴城之上的河，在漫长的岁月中，决定了这座城的命运。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王珻序，说有宋一代，汴城“工筑营缮之兴，踵事增华，靡不穷极其盛。盛极而衰，荡焉无存什一于千百”。王珻卒于1742年，所见开封如此。兵燹，水患，更有洪涛巨浸，一座城市于数百年间几于荡然无存。明清之际的名城毁于一旦的，应当首推开封与扬州的吧。套用简·雅各布斯的书名，“中国古城的死与生”，大可由开封、扬州取样。后者曾死于清军的屠城，前者则死于水淹。可惜劫后的开封没有王秀楚其人，生动地记录那一时刻；或虽有记述，而不能如《扬州十日记》流传之广，深入人心。我曾讨论过扬州的死与生（《想象与叙述·废园与芜城》），讨论并不充分，遇到了史料方面的限制：不止于扬州之屠的材料，还有其再生的材料，尤其物质生活的细节。未知开封在史料开发方面是否尚有余地，可否利用文集（既包括河南籍人士，又包括流寓、著籍的人士，如下文还要提到的阮汉闻）、方志、碑版文字，复原这座城市毁灭与再生的过程？

我童年生活的开封，距明亡之际那一幕已相当遥远，却随处可见黄河水患留下的盐碱，干巴巴的地面、墙面上泛着白花花的一层霜。儿时在开封城的边缘处，常见蹲在地上刮“碱面”（即制作食盐的材料）的人——真是穷到了极处。未知水质是否也拜黄河所赐。《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年开封的若干条“甜水巷”。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明代开封，“城中井水悉苦鹻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卷一六，236页）。到我居汴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市民用水，仍然有“甜水”、“苦水”之分。

也有不同方向上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挖新渠。这些河、渠的现状，是另一可供考察的题目。所有这些发生在地表与地层深处的变化，不也正是“地方史”的重要部分？

五代时后周世宗曾发开封府曹、滑、郑州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宋开宝元年增治京城（《历代宅京记》卷二，29页）。《读史方舆纪要》：“世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卷四七，2142页）。该书注引《城邑考》：元“至元中尽毁天下城隍，开封城亦仅余土阜。洪武九年始营筑，甃以砖石……宋、金遗址不可复问矣”（同卷，2143页）。周城《宋东京考》录《癸辛杂识》：“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宋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3页）经考古发掘，宋代城墙的面貌已渐次显露，而我童年所见城墙，或许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大洪水后重建的部分？

除了铁塔、繁塔，北宋以至金、明时期的开封均沉埋地下之后，若干历史信息有可能残留在地名中。龙亭、午朝门、相国寺、包府坑（今包公湖）等，应当更是“遗址”，或竟出自后世的附会，亦用了砖石演绎故事。街巷，宋代有马行街，我童年的开封则有马道街。其他《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提到的地名，几乎全然陌生。“历史潮水”的冲刷，总不至于如是之彻底，也一定留了一点痕迹在地名中。怕的是熟悉“老开封”的耆旧也多故去，遗迹、掌故也就随之湮没在了尘沙中。

曾经如水一样丰沛的，是“物”之流。《东京梦华录》中的开封，物资确也丰盈到了满溢、泛滥。该书伊永文笺注所引与宋代“都人风俗奢侈”有关的文献，令人咂舌，其时东京一带之富庶可以想见。“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囿”（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613页）。至于城内，汴河两岸榆柳成荫，隋代已然（《东京梦华录笺注》，16页，中华书局，2006）。御沟则“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同书，78页）。宋徽宗被金人所俘，迁徙途中作《眼儿媚》词，以汴京为“花城”。我童年时的开封，更像沙城，城北城东，弥望皆沙土岗，近城处沙丘高与城墙齐。现今的河南大学附近，即有沙丘。城外有柳树、枣树，却绝无园囿，也无从想象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考察》所说诸园，有可能设在何处。

《东京梦华录》大有与食物有关的记述——用了今人的说法，即“吃在汴梁”——足证宋人味觉记忆之深刻与丰富。写到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的种种，无论生食熟食，除了粥、面、饼及数种蔬果，我均闻所未闻，其做法想必也失传已久。可知“饮食文化”之传承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而开封的衰败，仅此一端也可以证明。由《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却又可知，宋室南渡，汴京的美食，在杭州及江南其他处保存了下来，是“物质文化”易地“繁衍”的例子。即使我生活的年代，开封较之其他中原城市，仍然有更多美味，只不过因了我的做教员的父母，薪水仅够应付日用，那些美味无福享用罢了。早年吃过而记得的，无非锅盔、叉烧包子、羊杂碎汤之类，似乎不独开封才有。

近代以来，岁时节庆，一概从简。自我的早年起，已不闻有所谓的“中元节”，也不再有七七“乞巧”之类有趣的活动，更不曾听说“春社”、“秋社”一类名目。但较之后来迁往的郑州，开封仍然更有年节的气氛，氤氲在胡同里，流荡在左邻右舍的眉眼间，无论贫富。

孟元老自序其《东京梦华录》，说当年的东京，“人物繁阜”、“人情和美”。我童年的开封，物资匮乏，里巷却一派安宁祥和；虽“人物”决不能称“繁阜”，“人情”之“和美”却依旧。当然那是1954年省会迁往郑州之前的开封。1957年之后，1966年至1976年间这城的“人情”如何，就无从想象了。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我曾引老舍的文字，说那城中“连走卒稗贩全另有风度”；《东京梦华录》则说北宋年间的开封，非但“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乞丐“亦有规格”（卷五《民俗》，451页）。该书极写其时汴梁风俗人情之美，诸如“人情高谊”，店家“阔略大量”（同上），与其说是地方风俗，不如说更是京城气象，与近人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约略相似。在我想来，其时开封的空气，应当是温润的。市井语言尽管“鄙俚”（亦见孟氏自序），却未必粗野，宜于传递温情与善意，如文献中的老北京、老北京人。

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河南之气，厥性安舒”。接下来说：“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卷一《河南道一》，3页，中华书局，2007）《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开封府一》关于开封一带的风俗，引《通典》“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云云。元人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关于汴梁路风土，曰：“风物富庶，习俗侈靡，君子尚礼。”（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人情之美尚不限于汴城。《读史方舆纪要》引《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释“豫”，曰“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卷四六《河南一》，2087页）。此义已非现今的河南人所知。王士性《广志绎》说“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卷三，225页）。王氏于明代的见闻如此，与近年来外省人对中州的印象大不同。“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淳厚质直”，这些意思都太好，只不过使其成为当代人的经验，还要经一番艰巨的文化重建罢了。

与老北京人所自得的北京话不同的，是开封话的“鄙俚”。《东京梦华录笺注》关于该书孟元老序所说“此录语言鄙俚”，谓宋、明多种著述，“均记宋语言鄙俚者，可证《东京梦华录》诚非偶然，乃宋之俗语大盛风气而成”（6页，伊永文笺注），即不以之为地方性现象。纵然在同一“俗化”的过程中，也一定有地域之别的吧。依我的经验，较之河南其他处（包括省会城市郑州），开封话较轻、滑，多少令人想到北京方言，虽则鄙俚，却也有十足的市井味儿。

周亮工的《书影》说到开封方言，曰：“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己’，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己，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己之意欤！‘梯里己’但呼曰‘梯己’，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馍’之类甚多。”（卷一〇，254～255页，中华书局，1958）周氏所说“二合音”，我早年也说过的，实在鄙俚得可以，难怪被侯宝林用作了相声材料。1949年之后推广普通话，时下开封的年轻人或已不知所云了吧。我有时会想，李清照在世时，是否耳中听的也是这种话？文人所说，想必另是一套话语，腔调亦有不同，即使其人确系汴人。

政治史对一个城市的塑造，开封是极佳的标本。

宋室南迁，无疑是开封城市史的一大转捩。钱穆《国史大纲》：“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修订本第七编第三十五章，653页，商务印书馆，1996）洪武元年，曾“徙北平城中兵民于开封”（《国榷》卷三，375页，中华书局，1958）。徙江南富民实北平，比较易解；却又徙北平兵民于开封，就有点费猜想了——似乎不全因了元明之际的杀戮。但由移民史可知，明初确有由山西向河南（包括开封府）的大规模的移民。我所属家族关于其所自来，就有洪洞县大槐树之类的传说。

有明一代，不乏关于建都的议论。明亡前后，追究燕王朱棣都燕的责任，不免旧话重提。关于建都的诸多选项中，开封不被看好的理由很简单：无险可守。黄宗羲就说到唐代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全集》第1册，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开篇即道：“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083页）以下即举东周、东汉、拓跋魏的“衰”、“弱”、“丧乱”为例，更以金、北宋之亡，断言“河南信不可守”（同上，2084页）。黄、顾等人关注河南、开封的军事意义，或多或少出于“明亡”这一近事的刺激。其实宋南渡后，叶适即不以当代人的类似议论为然，愤然道：朱温“在四战之郊，而能翦灭黄巢、秦宗权，咀吞河南山东”，宋人“乃以大梁为不可战，亦不可守，使女真人入吾地数千里如无人，而卒有之”（《习学记言序目·五代史·梁本纪》，640页，中华书局，1977）。

据郑晓《今言》，明太祖曾“欲徙大梁、关中”（卷三，第221条，中华书局，1984）。该书引洪武元年诏，有“江左开基，立四海水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云云（同书卷四，第274条）。《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明初朱元璋“尝幸汴梁，议徙都之，未果”（卷四七，2138页）。倘若当初真的将都城定在汴梁，此后的明代历史该如何书写？

开封这座城市的历史，还另有所谓的“拐点”。清末建造黄河大桥，主持京汉（卢汉）路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选址于郑州的意见被采用，对于后来的开封、郑州两座城市，属于那种攸关命运的时刻；而河南省省会1954年由开封迁往郑州，意义之严重不下于此。那么，对于中国的其他“N朝古都”，开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标本、可供分析的样品？

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开封的“人物”，由伊尹算起，最著者如蔡邕、阮籍、庾亮、谢安，多属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中人；唐代仅刘仁轨，阮籍的同乡，“与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卷一《河南道一》，4页）——其所知名与乡党所引以为荣，与诸阮的时代已大不同。这仅限于宋代开封府所辖区域的人物。倘将该书所列今河南境内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辑出，其阵容之豪华，令人目眩。若进一步将宋以降的人物也如该书那样列出，想必能令人看到一地域人才状况演变的轨迹——那么你看到的将会是什么？

明代过庭训著有《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所考明代河南省人物计357人，其中有朝廷重臣如高拱，有以风骨著称的轩、沈鲤，亦有著名文人如何景明。该书刊刻于天启初年，启、祯两朝人物不在所考范围。清初孙奇逢（客居苏门（即今辉县），撰《中州人物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将所考人物分为七科，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清四库馆臣注意到上述分类，未为“文士”留出位置，“概意在黜华藻、励实行”。该书将何景明归入“方正”类，而将上文提到的张民表归为“隐逸”类。孙氏所考，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如“理学”类的曹端、吕坤；“经济”类的李贤、刘健；“忠节”类的铁铉、刘理顺；“清直”类的轩；“方正”类的沈鲤等等。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孙氏该书没有将史可法列入。史可法，开封府祥符县人，是开封人大可引以为荣的一位，尽管其主要事迹在弘光朝的扬州。

中原一向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在此舞台上表演过的“历史人物”，自然大有其人，其中就有元末曾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区域、被封为“河南王”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我较为熟悉的明清之际，则明末名臣范景文“抚豫”，曾论及中州政治、军事的重要性。至于上文刚刚提到的孙奇逢，则是明清之际的北方大儒。

依我的阅读经验，明代的中原地区，由文学的方面看，人才不足以称“盛”。这一带，元明之交、明清之际，兵燹灾荒，破坏之严重，非今人所能想象。王士性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影响于该地人文，“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元代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而明初徙民实中州，又“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230页）。明代的开封已是一再的大破坏之余，人文的衰败不可避免，其人物气象不同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区，不难想见。明代著名文人中，籍属中州的，或许“前七子”的何景明最知名。至于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则首推侯方域，与其人的名士行径不无关系。周亮工亦其时的闻人，声名却没有那样煊赫。关于侯氏，黄宗羲不无微辞（见《思旧录·张自烈》，《黄宗羲全集》第1册，359页）。对侯氏其文也如对其人，时论毁誉参半。周亮工《与吴冠五》一札，录时人关于侯文的评论而评论之，不欲为乡邦人物讳（《赖古堂集》卷二〇）。关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知名之士，侯方域在《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中，曾提到吴之鲸、王铎、贾开宗、徐作肃、宋荦，除王铎外，多属其“雪苑诗社”中人。王铎以书法名，宋荦官运亨通，以诗名，都算不上其时第一流的人才。而据关于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河南却是其时创建书院最多的省份。

清四库馆臣批评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说“薛瑄本河津人，李梦阳本庆阳人，牵合归之中州”。其实那种“牵合”、混淆或许正难免。王士祯论诗绝句：“中州何李并登坛，宏治文风竞比肩。讵识苏门高吏部，啸臺鸾凤独逌然。”（《清代文论选》，349页）即将李梦阳“牵合”到了中州。

周亮工以第三人称自序其诗集，说自己“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实生秣陵”（《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一三，529页），二十一岁那年才到大梁。即使先世居金陵，周本人亦生于金陵，死于金陵，对于仅仅生活过八年的开封、中州，他仍怀了对于“乡邦”的感情，曰“吾邑”、“吾乡”，前者指大梁，后者则凡中州皆是。其诗文集，其所撰《书影》，多有涉及家乡人物的篇什；对其所谓“吾师”张民表，更是一往情深。如《赖古堂集》卷三《庚戌春侍张林宗先生北上，宿邺下南寺，越十年己丑，与公子子顾再宿其地，见先生壁上诗，泫然泣下，用原韵得诗四首》，长歌当哭；卷七《汴水奔崩，林宗张先生抱其诗文同长君次君沦水中，季子子顾甫十一龄，浮木出，予弟靖公觅之河干三阅月，载与俱归，匆匆十年矣。予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子懋德辈与其老仆郭明，拜而授之，纪以诗》，诗题直是一篇关于张氏之死及周为之抚孤的沉痛告白。实则周氏不但为其师抚孤置产，且遍征其遗作，“汇而梓之”（《张林宗先生传》，同书692页）。

收入《赖古堂集》的诗文，颇有涉及大梁及中州人物者，对河南籍及流寓河南的文人的撰著，扬扢推奖（如卷一三《王王屋文集序》、《阮太冲集叙》，卷一五《袁周合刻稿序》、《闵伯宗诗序》，卷二一《题楚西来传小引》，卷二三《徐存永钞秦京诗集跋》、《书冯幼将画竹卷后》等），刊印遗作，无非尽一份对于乡邦的责任；以致有人不满于他选编尺牍，在取舍的宽严之间“私故乡人”（《赖古堂集》附录，王愈扩所撰《小传》，898页）。由《黄河阻雪，同刘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为水没，累欲移家，依刘颍上》（卷五）看，丧乱之后，周氏似乎还有过移家颍上的念头。

我所读过的明人、明清间人的著述中，涉及汴城、中州足备掌故的，也仍然是周亮工的《书影》。该书卷六记当时所称“中州三先生”（一说“天中三君子”）的张民表（林宗）、阮汉闻（太冲）、秦京，尤以张、阮的交往，得之于亲见，记述生动（161～162页）。关于阮以浙人而居汴，而移家尉氏，周氏的说法为他书所未见。。此外卷六记“汴曲中人”李三随（字无尘，一字居贞），卷八摘引并评论王铎的诗，卷四记汴梁酒，同书还写到密县香鼠、“吾梁”之桃。同书写其时某人“苦蝎”，汴人告以避蝎良方（卷八）。我也记得幼年时家人的“苦蝎”。几年前所见胡同中老房子倾圮破败，蝎患或许还未成过去。

但周亮工确曾以“原籍（按：即今所说的‘祖籍’）江宁，祖宗坟墓在焉”为理由，要求致仕；“部议：例无两籍”，驳回（《年谱》，《赖古堂集》附录，918页）。关于周氏的传记材料，则一再提到如下细节：祥符令孙承泽得其试卷，“大异之”，断言“定非汴人”。后周氏具以始末告之（《年谱》，906页）。待到周中乡试，其“闱墨遂为中州风气之祖”（同上，907页）。周氏的门人黄虞稷所撰《行状》的叙述微有不同，说考官（或即《年谱》提到的归德推官王世琇）得周氏试卷，曰：“此非中州士也。”当面“询知籍于南也，顾侍者而笑”（同书附录，952页）。说老实话，这一句“顾侍者而笑”很令我不爽。谁说这里没有今人所敏感的“地域歧视”？周亮工的以金陵为“原籍”，也应当有如上背景的吧。这种偏见、成见延续至今，很可能已进入了“中州士”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自外而内，影响了知识人的精神意气。

侯方域与陈维崧论诗，自称“下里之鄙人”（《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168页），固然是通常的客气话，也未见得不出于其时中原人士面对江左才俊时本能的反应。当时的江左，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原，更像是相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的乡村。侯氏还说，“余家中原，……中原风气朴遬，人多逡巡不敢为诗”，并非故示谦抑；接下来却又说，“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陈其年诗序》，同书，165页），那意思很可玩味。大致是，正因不在风气中，不妄称作者，才能存诗，也要置诸侯氏的明代文学批评中，才便于理解。

周亮工先世居金陵，至其祖父，“游大梁而乐之，因占籍开封，遂为开封人”（姜宸英撰《墓碣铭》，《赖古堂集》附录，940页）。由此看来，周氏确也不过是古代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开封人。黄虞稷则径说周氏“籍大梁而实白下”（黄撰《行状》，同书附录，951页）。较之于此前中州人士几度大规模地向南流动，周亮工、阮汉闻的反向流动或显得稀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将多少中原人士、开封人带到了江南或其他某处，不消几代，便气质与眉眼一起改换。这些始而卜居继而定居，由流寓而占籍的开封人、中原人，除了商铺、食品、节庆习俗以及语音，又将什么带去了江南（及其他处），几无可考。历史过程的这种细腻处，往往湮灭在了时间中。

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文人文化，在其后的岁月中剥蚀殆尽。2005年在开封，却听人说至今仍然有蛰居陋巷的文人，不知是否真的——或许亦属某种孑遗之民。那年在书店街，看到了售卖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化生意人”，想必是在惨淡经营。不知那些铺面是否已几经易主，改售了其他货品。我孤陋寡闻，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有一条“书店街”。这街名是我童年时熟闻的。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陆文夫长于写市井奇人，似乎还未见有人为开封的市井人物图形绘影。

《太平寰宇记》说后周“改梁州为汴州，以城临汴水，因以为名”（卷一《河南道一》，1页）。可知“汴梁”一名所由来。《宋史·地理志》：“东京，汴之开封也。”在这样的表述中，“汴”与“开封”是何关系？

已有关于开封的城市起源及“开封”一名来源考（参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的《序章 考察端绪·引言》）。据说“开封”原作“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为“开封”——则汉代即有此名。据此，“开封”系动名结构，与“启封”义近。人们似乎不都这样读解。有过一个谜语，谜面是“矛盾”，打一地名，谜底就是开封。在我看来，“开”而又“封”，更像是一道古老的谶语，挟了点神秘。这座曾兴而又衰甚至死而复生的城市，一定会有一天，终结这种生死轮回，兴衰迭变。

你不妨如此相信。

2011年9月

附录

我与开封——在“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提交会议的，是一篇较长的随笔，其中堆砌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文献。其主题之一，是水。或许正因生长在干旱的中原地区，有与水有关的情结。“文革”期间所写文字，仅余的，是1975年的一组书信体散文，第一篇写的就是往返于北京、郑州之间，由京广线过黄河时的心情。“文革”后期在郑州教中学，不止一次，或与父亲或与朋友，骑自行车到花园口看水。我以生长在这条大河边为幸运，迷恋水纹、水色、水气、水声，迷恋水的温润。当然，对黄河的一往情深，是赖有培养的，包括文学艺术的培养，其中有所谓的“家国情怀”。近十几年来，两度到壶口感受震撼。这一份感情，相信为中国人——至少某几代中国人——所特有，不能与外人分享。

附录文字的写溱与洧，写的也是对水的想象与向往。洧水是我家乡的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组题为“乡土”的散文，开篇就写水，写由父亲那里听到的家乡的水，那些不知消失于何时何处的水，那种不能重复感受的水的气息。“父亲说，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干旱。正如寻常村落，村西有河，有荷塘，村中有水很旺的井。秋雨连绵的日子，村东岗以西的路旁，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翻眼泉’。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这种生态已难以修复。

古代中国的舆地之学有“山志”一体；《水经注》、正史的河渠、沟洫志之后，续写“水志”，即如为汴河或洧水写史，必能写出精彩的吧。以一条水映照一地域历史的变迁，谁说不是别具一格的开封志、中原地区史？

1956年随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家庭，都意义重大。这是要到事后才知道的。如果为我自己的早年找一个所谓的“时间点”，那应当就是1956年了吧。发生在1958年“反右”中的家庭变故，使上述迁徙意味深长，似乎真的冥冥中有什么安排。黄河大桥的选址，竟至于改变了一个小女生此后的人生轨迹——这样说似乎有点夸张。我其实不能断定倘若那座大桥坐落在开封，省会不曾迁移，我个人的故事会有什么不同。

却也正因了后来家庭的变故，早年的开封岁月才见出了完整。与其他某些更其不幸的“右派子女”不同的，是我还有过“幸福的童年”。

或许更是经了暗示，成年后的我会由宋词中读出童年开封——“依稀”，“仿佛”，如对故人旧地。据说“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现在已可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东京梦华录笺注》傅璇琮序）。我的读宋代东京，却不过是读童年城市的一种方式，读一个久已消失了的城市，及其留在此后世代的微弱气息。当然，那气息是我由童年记忆中捕捉到的，若有若无。或许是我自己将文献中的东京，与记忆中的开封有意无意地混淆了。

写作《北京：城与人》的缘起，就有关于开封胡同的记忆。由开封迁往郑州，生活上最大的变动，是就此告别了胡同，住进了“单位宿舍”、“单位家属院”。被对新生活的向往所激动，当时并没有对于胡同的留恋。胡同记忆，是被始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胡同热”点醒的。而在写作那本关于北京胡同的书的时候，相隔数千里的两处胡同的影像，不免重叠；关于“老北京”的想象中，叠印了我早年的胡同记忆。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开封与北京在何种程度可以互为诠释，相互生发。北方的胡同都大同小异——我说的是“胡同生态”、人际关系，尤其古城且名城。只是开封败落已久，被洪水更被经济衰落所剥蚀，较之老北京，更少了古意而已。

关于开封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除了胡同的人情外，还有贫穷。随处可见的乞丐，街头顽童对行乞盲人的捉弄。还有左邻右舍的生业。家境稍宽裕的，应当是对面街角的裁缝；而与我家租住的宅子紧邻，是一户烈属，抗美援朝中死了儿子，靠拉架子车为生，日子一定过得很拮据。

经由文学作品读城市，我们的城市经验不免于文学的塑造：由作品打开的城市空间，呈现的城市景观，塑造的城市地标，描画的城市街区；而不能进入作品的部分，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认知的盲点，视若无睹。文学艺术的诱导作用，在旅游开发以及个人的旅游活动中，显得分外强势，几乎无法抗拒。我们已经很难确定，我们所体验的城市有多少来自文学艺术，而基于我们的日常活动的“直接经验”，有没有可能获得它的形式。

2005年在开封短期讲学期间，我曾走街串巷，事后写了一篇随笔，《童年的城市》，写对这城市的不满与失望，却终于没有发表。我知道自己看这城市的时候已不在其中。我行走在城中，用了旁观者的眼神。它早已不再是“我的城市”，只是保存了我童年记忆的城市。我深知“记忆性知识”之不可靠。我个人的开封记忆中，就不免有着色与改写，而且是一再的着色与改写，掺入了幻觉与梦，有时自己也觉得光影凌乱。

那年踏勘时，随处能见到街边巷口的牌桌。三轮车夫告诉我，打牌的也有穷人，不过小输小赢，穷极无聊，找点乐子而已。我不知是否如此。这让我想到了王夫之关于改善民风应丰裕其生的说法。据那年的印象，大学区似乎被公认为这城市的“高尚社区”。大学犹如城堡，孤孑于胡同之上、之外。我想到了大学对于所在城市的责任。大学既应面对城市的过去，也应直面其现在。地方当局应鼓励大学参与所在城市的文化复兴，比如开设面对市民的讲座，开放课堂，介入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文化与居民社区文化不妨互动，让大学深入城市，而居民则由大学拥有的资源获益。

纵然宋代的开封已荡然无存，仍然有《清明上河图》，有《东京梦华录》。由《清明上河图》看当时的城郭人民，人烟辐辏的市廛，近郊的巷陌，熙来攘往的行人与商贩，富于动感的场景像是瞬间定格，成为了后世人们持久凝视的对象。这幅画出世之后的世代，人们穷极搜索，意图从中读出更多的信息，关于北宋的京都，关于那个时代的商贸活动，其时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构成日常生活空间的物质细节，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等等，等等。还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富于魔力的纸上风景？据说杭州（南宋临安）也在经营“宋城”，与开封的“宋城”可有一比。此宋城与彼宋城的重大差异之一，就应当是彼宋城没有《清明上河图》作为蓝本，也没有其经典性堪与《东京梦华录》比拟的著述。此图此书，也就成了开封独占的优势。

“城市学”近年来已成显学。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学”，应当是整合了多个学科同时具有现实指向的学问。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在城市研究方面有大的推进。台湾“中研院”2006—2008年“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的主题计划，涉及广泛。希望大陆的城市研究也能不循现成路径，开出新路、新境，走向中国史中城市的新的可能性，在历史与现状的交接处重新发现一个城市的可能性。

我自己近一时期有关城市的文字，更是“时政批评”——具体而言，即“城市改造批评”——无关“城市”之为“学”。“城市改造”乃紧迫的“社会问题”，早已引起普遍的焦虑。面对已成之局，阻止最后的破坏，由推土机下抢救残存的“城市文化”，人文学者与有责焉。我个人则希望如开封这种古城慎于旅游开发。与其展示粗劣的假古董，不如“留白”，或逸笔草草，提供想象的空间。不与别处争名人、“故里”，而是改善胡同的基础设施，让城市的下层、底层民众活得有尊严；延续与丰富历史记忆，兴起人才，培育生机，经由活跃的文化活动，使蕴含于城市的能量得以释放，让“文化”重新生长起来。开放、敞开，而又自成一格，在“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中有一张自己的脸。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名片”。

出生地（兰州）与生长地（开封、郑州），对于我，后者显然更是“决定性”的。与这样一个具体地域的缘，是你与斯世的诸缘之一种，是你所以为你的一部分根据，与生俱来，无可替代。那是你的宿命。这样说似乎有消极意味。其实我感激于家乡的给予，尝试着由各个方面探索这一种如此切身的关系，从而更深一层地认识我自己。写作提交会议的文字，也是我认识家乡的过程。其中所用材料并不稀见，对乡土、故地的那一份关切与期待，却是我自己的。

做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研究，我始终留意乡邦文献，却只有零星片断的收获。记得读清初郑廉的《豫变纪略》，明清鼎革中发生在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令我心神悸动。但在准备提交会议的文字时，感到的却是有关家乡的知识的贫乏。阅读有关家乡的文献，一点一点地拼贴家乡的史地面貌，这样的学术工作，一定改变着也丰富着我与家乡间的联系。我希望知道，北宋以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将家乡塑造成了我所知所见的样貌。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每一细节我都想知晓。尤其近代以来发生在这土地上的变迁，20世纪的政治史、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文化对这里的世情民风、人文面貌的塑造。这或许不是一个适于用学术来处理的题目。至少处理的时机尚未到来。但作为问题，它强烈地吸引着我。当我的家乡遭受非难时，我并不竭力为其辩护，我更希望知道，那一种印象——即使是歪曲的，以偏概全的，甚至不怀好意的——是怎样造成的。

我曾听父亲讲他早年经历，说在家乡较为荒僻、交通不便的地面，可以向店家雇一头毛驴代步，到了目的地，毛驴自行返回。这听起来像是奇闻。父亲自然不是在编故事。那么这一片风景是在何时、又是在怎样的过程中消失净尽的？

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或人文地理）是有趣的学科，可惜我缺乏有关的学术训练，所提交的文章一定大有纠谬的余地。历史地理学务求精确（即如地名所指范围），而我却不免含混。所涉及的若干线索，也未能展开。但读有关的著述，至少使我关于家乡的想象丰富起来，甚至因此而有莫名的感伤。

但文章既已写完，不如抽身出来，回到旁观的位置，为这座城市及其中的居民祈福。

2011年10月

再说我与开封

今年10月下旬在开封召开的“开封：城乡记忆与文化想象”国际学术研讨会前，我准备了文章《开封：水，民风，人物》和《我与开封》的发言稿。所以说“文章”而非“论文”，是因其中有“我”现身，涉及了一点与开封这座城市有关的早年经历。尽管文章除此之外的部分，严格遵照了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这种个人的经验性的内容，仍然是通常学术文体所不能容纳的。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开封之于我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一座于我有温度的城市；写作关于开封的文字，甚至有如对肌肤般的触感。我不能忘怀这个城市对于我的塑造。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早年，是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一部分原由。

面对开封，你不能没有关于“盛衰”的感喟。这座城市的历史中蕴含了深刻的悲剧性。倘若你随时想到层层城市遗骸就在你脚下，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的吧。当然，我们的脚下遍布历史遗迹，但开封仍然不同。由战国时期直至清代，城市遗骸几乎在“原地”层层沉埋，仍然极其稀有。那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城市化石，如庞贝古城，的确是层层掩埋的历代开封的“遗骸”，以至这座城市俨若巨大墓园。开封的考古工作者将此描述为“城摞城”。在我看来，这尽管不失为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却难以传达我所感知的那种沉重。细想一下，这种事不免有点儿匪夷所思。第一次被淹没后，何以不重新选址，有何必要非得原址重建？为了风水？因了与“自古帝王都”、“龙兴之地”有关的迷思？一个基督徒，或许会即刻想到“被诅咒”，但这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路。他们宁愿以其信念对抗几乎是注定了的厄运。

为写那篇文章，读了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久保田和男在他的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了这项研究，曾于2000年在开封生活了十个月，领教过那里春季的风沙，“再次对北宋为何奠都开封感到疑惑”，因“将开封作为首都的理由，一定不是适于居住这一点”。我却想到，或许那沙尘未必从来就有。至少《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像是没有抱怨宋代开封的气候不能忍受。

写那篇文章，我的“问题意识”是，开封这座城市北宋以降经历的衰变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更扩展一下，中州地区唐、宋以还所发生的经济文化全面衰落原因何在？“原因”似乎不难归结，无非那样的几条。但倘不梳理过程，“原因”就难有着落。

对于开封、中原地区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衰变，我有切身的沉重感。“切身之感”并非从事学术工作的必要条件，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减损了“客观性”。但我仍然认为，有此感与没有此感是不一样的。也因此总希望能探问“历史”，想问出个究竟。这也是我写开封的一部分动力。探问、回溯之后，你的经验与感觉会有不同。学术工作重塑了你对这一地域的感知，以某种形式进入了、渗入了你的经验。这应该可以为“学术/人生”做一例证（我曾写过以此为题的短文）。严格遵循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不意味着那份职业无关乎从业者的身心。

我尝试过不同文体的乡土书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仍然认为学术是提升、拓展个人经验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更深地进入一个具体地域。我发现在认知层面，世代累积的有关某一地域的知识，对于现状，未见得没有解释力。即如人才状况。有学者希望知道，何以中州人士与其他地域（如江南）人士少有交集，其影响局限在当地，声光不能达于该地之外。你要经由回溯，才能求得一部分“解”。

古代中国丰富的地方史文献，方志外，另有山志、河渠志等形式，“舆地”的概念涵容丰富。有传统体裁，又有个人方式。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各擅其胜。更个人化的，是大量的纪游文字。凡此，未必合于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的界定，却可能既有缺漏又有溢出，有近代学科制度所不能容纳的内容，尤其那些更人文、更感性、更有历史性、更与一段历史血肉相连、更与个体经验、个人关怀相关的内容。这些文献取“地域”视野，平衡了“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正史的“地理志”正有此功能）。借由不同的材料进入“历史”，进入一座城市，也可能是新的学术经验。

尽管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我却曾就读于省内最好的小学与中学；又因父亲的缘故，较早地开始了文学阅读，并在写作方面受到父亲与老师的鼓励。尽管有过挫折，却也因此而获得了较之同龄人复杂的内心经历。插队与任教中学，则使我有机会了解乡村与底层城市。物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条件“贵族化”，这对我尤为有益。我至今仍能适应较低的生活水准，自以为对贫穷尚能感同身受。这种感知能力，在我看来，是人文学者所必备的——或许这一点未必能获赞同。河南，早年经历，目击亲历的“下层”，对于我，是“背景”一类的东西，却又对于作为姿态的民粹式的“底层关怀”保有警戒。

10月下旬的会议之后，我走访了迁离开封前读过的最后一所小学，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与妹妹走了一趟放学回家的路，经“寺后街”、“小西阁街”到了家曾在的胡同“大坑沿”。开封有“街”有“胡同”，不止马路称“街”，如马道街、旗纛街（开封人读“纛”为“毒”），胡同也可称“街”。大坑沿是“胡同”（开封人读“同”作“洞”）。在那条胡同，有老者还记得当年我家的房东，说是叫石华亭，是个律师。每次回到开封，总会鬼使神差地走到这地方，见到的却是年复一年的破败。路面愈加坑坑洼洼，毫无改善。穷巷中的老人，推了安装了轮子的木箱，能坐能行——那是他们的“座驾”，倒像是一种发明。一家店铺门外，见推了这种木箱的老妪，吃力地由自行车挂篮中捞一张广告纸。这些老人，倘若瞥见日见繁华的西区（新城、新区），会不会有无以填充的缺憾感？他们或许更宜于枯守在老巷中，待在生活水准大致相当的左邻右舍间，保住一份与世无争的平静。

这座城市在大举开发旅游，菊花盛开，景点无不花团锦簇。如蒙当地父母官垂询，我会说，旅游业固然要发展，老城区的改造总要破题的吧，虽则难度相当大。不能让老街继续作为新城、新区的陪衬，将那里的居民——大多是开封的老户，见证了这座城的历史——无限期地留在黯淡中。总得给他们点希望。至少在拆迁改造前，先以民生设施拉近与居民间的距离。即使仅仅为当道计，这种“民心工程”也有可能成为日后“改造”的铺垫的吧。开封毕竟不应当是展示给游客的假古董，它首先是其中居民安居之地，他们安心过日子的依托。

北京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五道营之类的地方，是旅游景点。恭王府周边的胡同尚存旧貌，如何维护，也是难题。绍兴的老街保存尚完好，却如嵌在城市中的盆景，与周边城区不搭调。或许是在市政当局发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后，由推土机的履带下“抢救”下来的。去年年底看过了那里的几条老街后，写了一篇短文，题作“老街老桥老屋老人”。较之开封，绍兴的老街尚有保留价值。开封的胡同如大坑沿，老旧的门楼只一二见，“历史面貌”早已湮没在苍老的岁月中。如何保存胡同而又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局者早晚要面对的课题。

以学术的方式回访“童年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在完成一项研究后，难以轻松地抽身。于是有这些衍生品，以尽未尽之意。我并不常常沉湎在“怀旧”这一种情绪中。既有思绪袭来，不妨顺应，于是断断续续写下了若干篇文字。

2011年11月

1. 简·雅各布斯就主张“将公园、广场和公共建筑作为街道特性的一部分来使用，从而强化街道用途的多样化，并将这些用途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15页，译林出版社，2006）。
2. 简·雅各布斯认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性表现在能够把有共同兴趣的人集拢到一起，这是城市最大的可用资源之一，很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06页）
3. 与我们所习闻的不同，简·雅各布斯要求摒弃关于公园是“城市的肺”的“不切实际的胡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81页）——这当然有可能只是一家之见。
4. 半个世纪前简·雅各布斯就谈到了“如何让城市和汽车和谐相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5页）。将社区的共用空间“改造”为停车场固然解决不了问题，辟一段（或几段）商业气味充斥的“步行街”，也决非解决问题之道。
5. 政府官员的“嫌贫爱富”，表现是多方面的。放弃保护外企、民企工人的责任，在劳资冲突中“代表”资方的利益；对农民、农民工权益的长期漠视；等等。在城市建设中，则表现为与房地产商合谋，热衷于“开发”高档住宅区（所谓“高尚社区”），延缓对老旧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始终被视为消费主义的舞台。政治和商业方面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已经把城市发展的重点从满足社会的广泛需求转移到满足个体的有限需求上来。对于这一狭隘目标的追求已经损害了城市的活力。”（《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9页）
6. “市场的动力是利润。这种做法倾向于选择城区以外的基地或绿带边缘的农田，因为那里的土地便宜，资金能够很快地回笼。”（《小小地球上的城市》四，108页）
7. 未知“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作为“公职人员”起自何时。我记忆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居委会”，曾被讥为“小脚侦缉队”的，不过几个退休或无业的大嫂大妈，是你的左邻右舍。今天行政化、官僚化的日益庞大的社区管理机构，其存在的必要性值得质疑。这种机构的日常工作，或许更在对上级部门负责，即如提供各种报表，以及下发通知之类——不难由居民自己的组织承担。将用之于社区管理机构的经费用于公共设施、社区环境的改善，利莫大焉。
8.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书城》杂志2006年12月号有陈冠中的书评。
9. 该书另一处说，“今黄河迁决，濮水绝流”，则濮水之涸又与黄河的一再改道有关。
10. 据《明史·地理志》，郑州周边的郑水、须水，均“堙”，永城南的泡水“淤塞”，新乡的古沁河，“时决时涸”。见诸《大清一统志》，仅开封府，就有海子河之支流、沟渠“俱塞”；黄渡河“涸为田”；古荥泽“今成平地”（卷一八六，《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书店，1984）
11. 清初陈之遴《汴梁行》写“洪涛屡徙”，说：“君不见汴梁万雉高入云，今在河南昔河北。”（《浮云集》卷四，清钞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该诗写明亡之际河决开封，说“绣衣使者出奇筭，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则指是明方所决。陈氏不平于藩王及“朱门妇寺”无恙，百姓则无处逃生。关于决黄河口的元凶，汤纲、南炳文所著《南明史》判断审慎。该书说：“关于这次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史书所载不一，或称为起义军决河灌城所致，或称为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开封推官黄澍等决河所致，或称为官府掘堤于前，农民军再掘于后所致，或称为上天所致。近人所写论著，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为此事与起义军无关。其真相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第二一章第三节，1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周氏对于其师张民表之死，痛心不已，所撰《张林宗先生传》，记张氏之死特详（《赖古堂集》卷一八，689—691页）。
1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录《开封府志·河防》、宋王应麟《汉河渠考》，均有关于河决的内容。由该书所录材料看，与河南有关之“病”，首在河患，其次则田赋——可知顾氏的关切所在。
14. 关于汴城故宫，元代杨奂说过：“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建议后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汴故宫记》，引自顾炎武：《历代宅京记》，236页，中华书局，1984）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说，“据日本僧成寻的记载，开封皇城的面积类似于日本御所，远不及长安大明宫的规模，不能作为中国首都的象征。”（中译本，140页，郭万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5. 明清争战中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不下于扬州，读一读郑廉的《豫变纪略》即可知。郑廉《豫变纪略》，收入张永祺等撰、栾星辑校：《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16. 亦见之于《舆地广记》、《广志绎》的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吹台”（后曰“繁台”），上有大禹庙，清初尚在，周亮工有《同滕伯伦计玄柚吹臺酌月》一诗（见《赖古堂集》卷三），是否即我童年所知的那个“禹王台”？
17. 久保田和男认为“《东京梦华录》中最具独创性并大放异彩的记述”，“是详尽记录名菜，以及描写因时刻不同而变化的小摊实态”（《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254页）。尽管明代李濂对《东京梦华录》的“芜秽猥琐”深致不满，而清四库馆臣对李所著《汴京遗迹志》以“义例整齐”、“征引典核”称许，《东京梦华录》的感性、细节的丰富性仍令人着迷，非《汴京遗迹志》一类著述所能取代。李濂《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18.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据《都城纪胜》、《梦粱录》、《咸淳临安志》诸书所载，临安的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陆太丞儒医、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李婆婆杂菜羹、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等商店、药铺、寺庙，均系开封人南迁临安后开设或建造，大多沿用开封旧名。”（第五章第四节，29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开封的饮食文化在临安，则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记述较详（参看该书391～395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9. 在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看来，开封作为其时的时尚之都，“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转引自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184页）。
20. 当然，王氏还说，“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广志绎》卷三，225页）。
21.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说，“由于居民多来自开封，南宋以后杭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音”（293页）。“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仍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周围则依然是吴语的天下。”（613—614页）该书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关于杭州“城中语言（应为‘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送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云云（293页），显然不以汴梁话为“鄙俚”。不知汴人的俚语、“二合音”，是否也被带进了杭州。
22. 参看《中国周刊》记者田乾峰的报道《被京广线改变的两座城市》，网址为http://wenku.baidu.com/view/c139940e52ea55 1810a6872d.html。
23.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录宋代汴梁路的名宦、人物，见该书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6页、346～347页。该书所录“河南历史名人”，可与《太平寰宇记》对照。
24. 另有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隆庆年间刊印，收入近一百四十人的传记，李梦阳也在其中。《皇朝中州人物志》，《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
25. 过、孙两书中均有高叔嗣，是《明史·文苑传》中人物。据《明史·文苑三》，正、嘉间祥符人高叔嗣有《苏门集》。《静志居诗话》卷一一有对其诗作的评论。周亮工《闵伯宗诗序》说闵诗“清妙玄胜”，“大似吾乡高苏门”（《赖古堂集》卷一五，613页）。
26. 《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五《河南统部》有“名宦”之目，列举曾任职河南的知名人物，明代有于谦、何乔新、刘大夏、范景文、蔡懋德等。其中范、蔡是明末著名忠臣。该书对河南省历代人物，搜罗也较他书为广。仅明代开封府人物，即有马文升、王廷相、高叔嗣、高拱、刘理顺等四十六人。
27. 据周亮工《周藩牛左史宫词引》，明初开封一带残破，以致周定王在藩邸种植四百余种“可佐饥馑”的植物，撰《救荒本草》，以为救济（《赖古堂集》卷二一，794～795页）。可知其时汴民的苦况。
28. 侯方域、周亮工、张缙彦（河南新乡人），均被认为节操有玷，周、张更是“贰臣传”中人物（《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乙），却各有其文化方面的贡献。
29.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据大英久保子有关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有《明代书院地域分类表》。
30. 李父曾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一说徙扶沟）。王士祯该诗所说高吏部，或即高逊志，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均有传。
31. 周氏科考失意，曾居汴八年，在张氏家塾中课其子弟。
32. 周氏说阮“因皦生光之变，移家尉氏”（《书影》，161页）。《阮太冲集叙》记阮“授徒于尉，以尉固阮旧土也，遂家焉”（《赖古堂集》卷一三，534页）。同卷《顾与治诗序》说自己曾刻张民表诗，“仅千百之一二耳”，阮、秦诗“亦落落如晨星”（436～545页）。关于张、阮，钱谦益《列朝诗集》有传。该书说张“兀傲自放，世莫测其浅深”（《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641页）。
33. 孟远撰《陈洪绶传》，说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徙居诸暨，到陈氏已历十余世（《宝纶堂集》）；唐顺之《华三山墓表》说华氏“当宋南渡，始自汴徙无锡”（《唐荆川文集》卷一一）——不过手边现成的两例。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南宋临安“移民的76％来自今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随高宗迁入的。受开封移民影响，临安在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和语言等方面都极像开封，似乎是将开封城搬到临安”（卷四，28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据同书关于《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的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一百多人中，迁出地大多为河南（参看同书485～486页）。当然，迁出地未必即原籍。
34. 宋代开封的行市有“文字行”，据说即书籍行，杨宽认为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他猜想，“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275页）。关于北宋开封的书籍市场，参看该书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