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

潘忠地刚读了一年的中专，突然回家来了。

他不继续读下去，不是因为个人学习成绩不好或受了什么处分，也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而是学校下马了，所有学生都得回家。

初秋的正午前后还那么燥热。火辣辣的日头，挂在蓝湛湛的当空，使劲发着淫威。满坡的玉蜀黍像吃了败仗的士兵，强打精神排着阵势，已经敞怀的棒子，头顶红缨努力伸出细长的脖子，蜷曲的叶片，在微风中懒洋洋地摇曳。谷子、高粱摇晃着瘦弱的身躯，一副久病未愈很无奈的样子。地头上的野草也没精打采，开几朵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小花，低着头，连只蜜蜂蝴蝶都引不来。路旁杨柳树上的叶子有些已提前变黄，摇摇摆摆，开始随风飘落。密枝中落下寥寥几声蝉鸣，听上去似乎嘶哑了嗓子。

汶水滩又遇上大旱了。

潘忠地背着小铺盖卷和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手里提个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搪瓷碗和洗刷用具，蔫头耷脑，慢腾腾走向汶水滩。他才离开一个多星期，走的时候就已经十多天没下雨了。瞧这满坡的庄稼，老天真够狠的！还要继续旱下去吗？

汶水滩村位于大汶河南面，全村共有近两千亩耕地，村西、村北是沙地，村南、村东是黄土地，地下水水位不深，按理应该旱涝保收。可是，由于井不多，提水工具更少，遇上大旱，就要严重减产。“大跃进”时期，县政府从全县调集劳力，开挖了条“引汶总干渠”。说是开挖，实际是疏通。据当地《县志》记载，早在明代，就曾在这里引汶河水补南四湖，只是年久失修，渠道淤积了，渠底种起了庄稼，夏季能保收，就是秋季，只要遇不上大涝，也能收几成。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虽然上游减少了渠底那点收成，可下游支渠配套后，能自流灌溉三十多万亩耕地。总干渠就从汶水滩村东经过，但属于上游，渠道较深，难以利用，人们也只好望渠兴叹。

潘忠地沿着引汶干渠西面的道路往村里走，心里像拴了个秤砣，坠得脚步沉甸甸的。

看看庄稼，想想自己，潘忠地简直是心灰意懒，万念俱灭，再也鼓不起奋斗向上的勇气。再往前就有些干活的人们了。他上了干渠堤，在东面的斜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大堤和外面的庄稼挡着，没人看得见。其实他从刘集下了汽车就一直没走快，带的东西也不算沉，并不累，只是不急于进村，更不想见人说话。

堤上的花簪草生命力顽强，根部大概没多少水分了，开着白色碎花的枝条依然参差不齐地挺立着。几个小蚂蚱受到惊吓，纷纷往四处蹦跶。他没有心思管它们，脑子里转悠的是怎么和乡亲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伙伴们见面。想想几天前，也就是暑假期间，参加生产队的一些劳动，人们对他都是另眼相看。他是在地区农校读书的学生，那是什么地方？泰山脚下，专署所在地，全村也没几个人去过。更重要的是两年后就成了国家干部，吃国库粮，拿工资，再也不用干这又脏又累的庄稼活了，谁不羡慕！他自己也整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当时看着生产队满坡粗耕粗种的庄稼，品种和种植方法还是老祖宗延续下来的，想，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能高产？怎么能让社员吃饱肚子？想归想，不能说出来，自己是个学生，在大伙眼里还是个毛头孩子，不能充“大人吃瓜”，只好暗下决心：回学校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多掌握知识，毕业后即使分不到当地，也要抽空多回家看看，帮助家乡提高种植水平。到那时候成了响当当的农业技术员，说话谁还不听！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些想法都打了水漂。一切都彻底完了，今后只能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地里刨食的农民了。

再想这些还有什么用！算了，丑媳妇早晚也得见婆婆。回村，走一步算一步，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慢慢熬吧。

潘忠地起身拿起东西，加快了脚步。

潘忠地是地区农业技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这个新学期就应该是二年级了。他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是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过完暑假入校的第二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校长主持，党委书记讲话。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颂词后，又讲到农村、农业，最后强调，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用武之地，希望同学们要树立正确的思想，今后为农业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校长要求，会后要用两天的时间，以班为单位组织讨论，重点就是围绕书记的讲话，端正态度，统一思想。和以往不同的是，对加强学校纪律、认真学习之类的话，两位领导一字没提。散了会在回教室的路上，有些同学议论，这学不让上了，学校下马，全体学生都得回家种地了。潘忠地这才注意到，原来听说今年新招四个班一百五十二名新生，全都没有入校。

潘忠地找到班主任，直截了当地问道：“老师，有人说咱学校要下马，学生都解散回家，是真的吗？”

年轻的班主任慈祥地看着跟前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欲言又止。随后他拍了拍潘忠地的肩膀，说：“走，跟我到操场转转去。”

偌大一个操场没有一个人。周边两行白杨树傲然挺立，叶子轻轻摇动，为师生二人哼着小曲。班主任在树荫下慢慢走着，潘忠地紧随身边。

“本来两天后才能公开，你是团支部书记，刚才问到这事，我就先给你透透气。希望你一定要沉着冷静，全面领会校党委的要求，协助我做好全班同学的思想工作，确保咱这个班不出任何问题。”

潘忠地停下了脚步。班主任也站住了。

“看来真的要下马？”

“真的，正式文件二十几天前就下来了。”

潘忠地稍一犹豫，立即向班主任表态：“没问题，都是农村出来的，老辈子就种地，回去就回去，这个思想工作好做。”

“不要看得那么简单。你想想，从入校那天你们的户口就转到了学校，成了城镇户口。别看咱是中专，按规定你们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身份就是国家正式干部，也就端起了铁饭碗。你们这一级上了一年，那四个班已经读了两年，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学校一下马，全部都回家又成为农民，这个弯子不好转啊！别说学生，有的老师也有一些思想问题，前几天校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了一周，有不少同志想不通，个别的还发牢骚。因为都有个下一步的工作去向问题。”

“学校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下马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一条，就是国家出现了暂时困难。凡是国家全包办的学校，都要采取措施，以减轻国家负担。这措施之一，就是要精简停办一批。地区行署直管的中等专科学校共四所，这一次就下马三所，不下马的学校今年也要减少招生。”

“怪不得呢，俺县里去年高中招生是三所学校共招了八个班，听说今年只有一中招，还是招两个班，总数少了四分之三。”

“这是上级的统一部署。”

“那样咱这个学校就永远不再办了？”

“文件讲的是暂时停办。可这个‘暂时’要多长时间？三年五年，还是更久？谁也说不清。”班主任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潘忠地反复咂摸班主任的话，没来得及想太多，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状况，心里话，家中缺劳力，年年是缺款户，回家干活正好，能多挣点工分。于是说：“这件事同学们至多一时有些想不通，反正不是一个人，都一起回家，又不是咱一个学校，不会出什么问题。班里需要注意些什么？”

“相信多数同学不会出问题。但是，要注意平时表现比较活跃的那几个，防止他们挑动其他同学一起闹事。再就是要留心观察，一旦发现他们与别的班级，特别是比你高一级的同学串联，就要立即制止，并及时告诉我，好跟上做工作。担心的是有人破坏公物，以泄私愤，要保证所有公共财产不能有丝毫损坏。”

潘忠地点了点头。

“还要注意，在学校领导没公开讲之前，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同学透露。即便有同学议论，也不要随和他们。”

“我知道。按您说的，我心里有数就是了。”

“好了，回教室去吧。”班主任又拍了拍潘忠地的肩膀。

两天后学校又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了上级的决定，并明确要求，所有同学三天内全部离校，个别有特殊情况的，由班主任安排。虽然学校及各班班主任认真负责，有几个班还是出现了砸窗玻璃、摔坏桌凳等现象。潘忠地所在的班没出任何问题。

几天里潘忠地不停地帮助同学们收拾东西，一拨拨送走，第三天下午，他才准备去给老师们告别。这时班主任来了，叫着他到了办公室，说：“忠地，我要谢谢你们，咱班的同学们表现都很好，你和其他几个班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是感谢老师一年来对我们的教育。虽然同学们都不愿意离开，临走时不少同学都哭了，但是，都能够听老师的话，服从大局。”

“是啊，人都是有感情的，毕竟相处一年了，我也舍不得你们走。”班主任长舒一口气，接着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晚走两天，帮我处理处理一些善后事情。”

“晚走多少天都行，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您吩咐就是。”潘忠地对老师的信任十分感激，听了这话满心欢喜。

“今天下午同学们就全走了，从明天上午，咱俩把教室里的桌凳和宿舍里的床铺归并到一块，摞起来，让学校后勤的同志来清点验收。再就是帮我整理一下办公室里的东西，有些资料需要搬回家，有些需要交给学校。你看这一段忙的，我还没来得及拾掇哩。”班主任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说，“差点忘了问你，你个人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教室和宿舍的整理我一个人就行，不用您动手。我个人倒没什么大事。”潘忠地有些不好意思，停了停才说，“这学期的新书没发，以后不可能来上学了，我想买一套咱二、三年级的全部教材，回去后自己学学，就是不能完全学懂我以为也有好处。昨天中午我到新华书店问了问，没有，工作人员说是咱学校预定的教材全部拉回来了。您能不能帮我买一套？还有，您以前让我们课外读的几部书，其中有《毛泽东选集》，您多次讲，要政治上成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必读的书。我上学期从学校图书馆借了第一卷，看完还上了，因为当时临近期末考试，想这学期再借第二卷。这套书书店里也没有，您给管理员说说，能不能让我一块借着后几本，回去抓紧看，看完一定还回来。”

班主任欣慰地笑了笑，说：“你的想法很好，基础又不错，回去后一定要坚持自学。有多少著名人士都是自学成才的呀！要永远记住，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永远是自己的，唯独掌握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真正财富，个人丢不了，别人也抢不去。你放心，二、三年级的课本我这里就有全套的，还有几本参考书，我找好，临走时你来拿。”

潘忠地一听高兴了，立即说：“太好了。老师，我给您留下钱吧。”

“留什么钱，这书又不是我买的。你说的《毛泽东选集》我去问问，管理员要是不同意借给你，我就以我的名义借，一定让你带回去看。”

第二天下午，潘忠地来到办公室，看到班主任面前摆着三摞书，其中一摞最上面放着一全套《毛泽东选集》。潘忠地拿起来边看边说：“第一卷不用借了。”

“不是借，这些书全归你了。”潘忠地疑惑不解，班主任接着说，“图书馆正在清理登记图书，借书手续一律停办。因为图书馆有五套《毛泽东选集》，我介绍了下你的心情，说能不能卖一套给你，让他们作为丢失图书登记，咱把书钱补上。他们商量后同意，这样我就买下了，你带回去愿意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这不更好吗？”

“太好了。多少钱？”潘忠地说着掏口袋。

班主任摁住他的手，说：“就几块钱，不用给我了，算我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知道你口袋里装着几十块钱，那是学校发给你们这学期的生活费，拿回去给家里补贴补贴。今后就全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不容易，这点钱也要省着花。”

潘忠地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就这样，潘忠地回来背的那包书比铺盖卷还沉。

潘忠地坐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几天来忙忙活活，心里一直牢记着班主任的重托，认真做好离校前的所有事情。至于个人今后的事儿还真没细想，所以也没感到什么失落。只是到拾掇好东西要走了，才有些难舍难离的感觉。刚才班主任推着自行车，驮着他的行李，送到汽车站，临走时又对他一番嘱咐。他说不出更多感激的话，强忍着泪水没有流出，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个躬，回头走向检票口。汽车开动起来，他目送老师骑上自行车走远了，这才擦了擦含着泪花的眼睛，靠在座位后背上。这时他突然感到，心里像瘪了的篮球，空空落落，没抓没挠。

就在去年，比现在早几天，大体就是上星期开学的日子，坐着公共汽车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别提当时多兴奋了！那还是头一回坐汽车，头一回离家这么远，并且是来上学的。同学中第一志愿报考这个学校的五六个，据说加上第二志愿有二十多个，就只录取了他自己。老师为他高兴，同学们对他羡慕，村里人都夸他有出息，全家人更是喜笑颜开。当时下了车，先在汽车站转了转，找人问了问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忽然看到有个妇女坐在路边乞讨，身旁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他过去掏出了一毛钱给她，感激得那妇女拉着孩子给他磕头，他什么话没说，赶忙扭头离开了。他曾想，将来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一定拿出更多的钱给这些穷苦人。想想三年后国家就正式分配工作，真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那时的想法全都成了泡影。从今往后，死心塌地当个农民吧，再也不会有其他门路可走了！悔不该当初报考这个学校。记得入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班主任安排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曾经慷慨激昂地表态：一定充分利用这三年时间，刻苦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今后就是当不了农业科学家，也要做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都见鬼去吧！这一辈子只能和乡亲们一样，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了。

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就是抱怨，怨谁呢？只能怨自己！

他第一次对去年初中毕业时的选择后悔起来。

他和李向东一起考上初中时，他们村还从未有过中学生，当时全村着实议论了一阵子。那正是“大跃进”时期，他两个家庭都比较困难，大队党支部还研究决定，给他们每人救济了五元钱。初一至初二上学期，虽然参加劳动多一些，学校的教学风气还是很浓的。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学生们的生活费学校全包了，每生每月七元钱，三十二斤标准粮，其中百分之四十的细粮，粗粮也是以玉米为主。雪白的馒头，黄澄澄的窝头，每天一顿咸菜两顿炒菜，有时菜里还有一两片子猪肉，每星期还吃顿大包子，说是改善生活。就是不改善，也和天天过年差不多。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哪里享过这样的福？当时刚实现“人民公社化”，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人们高举着“三面红旗”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两个公社才这么一处中学，还能亏了这一群孩子？同学们当然是情绪高昂，干起活来，像初生牛犊，争先恐后；读起书来，摽着劲儿争头名，你追我赶。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队、生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学生们的伙食也差下来了。白面见不到了，一星期只能吃到一两次玉米面窝头，地瓜面成了主食。后来，地瓜面也不够吃了，学校就发动学生到坡里挖野菜，掺上一些豆饼糁蒸菜窝窝。别说肉了，偶尔吃顿青菜也是白水煮的，看不到一点油星，孬好还算有点盐味。随后，这样的标准也坚持不下去了，学校正式通知，同学们必须回家自带吃食，就是平日里喝开水，也要收每人每月两角钱的炭火费。

这时候，农村各家各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办食堂时，各家的柴米油盐都交给了集体，做饭的铁锅都收起来送到公社“大炼钢铁”。到了解散食堂时，集体可分配的柴粮已经不多，虽然分户吃饭能够节省，可毕竟都没了家底，缺柴断粮成了正常。潘忠地和李向东两家又是人口多劳力少的户，那就更困难了。带什么吃的？只能是掺有很少粮食的野菜窝窝，要用篮子盛着，用包袱就挤坏了。每个班一扇笼屉，同学们把各自的干粮用碗或是小网兜盛好，放上面统一加热。有的同学能带几斤鲜地瓜，到学校蒸一蒸，那就算是美食了。家中咸菜也没有，每次潘忠地回来，奶奶就给他炒把煳盐，让他带上每天喝碗盐水。盐也舍不得放多，有点咸味就行。

好歹坚持到了初中毕业。

临近毕业，报考什么学校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关注的大问题。学校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考生有三个选择，一是高中，全县招八个班，其中一中四个班，二中、三中各两个班，如果想继续深造考大学，那就要选高中，成绩好有把握的最好报考一中。但是，读高中书费、学杂费、生活费全部自理，个别困难同学可以享受助学金，但数量有限。其次是县师范，招两个班，一切费用学校承担，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基本上是到农村小学当教师。三是地区农业专科学校，面向全地区招生，共招四个班，待遇和师范一样，只是分配去向不同，大部分要到基层当农业技术员。会后，老师们对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部分同学进行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报考高中。

当时潘忠地属于班里的尖子生，在全级二百多名学生中，学习成绩也一直稳定在前几名。班主任找他，要他报一中，他没有答应。学校教务处主任又找他，他还是没答应。李向东学习成绩也不错，在班里属于前十名，老师也希望他报考高中。回家路上，两个人商量，都觉得凭家庭状况，无论如何不能上高中了，必须尽早减轻家庭负担。在是报考师范还是农校的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分歧。李向东的想法是，农校面向全地区招生，肯定报考的人比较多，担心考不上。再就是，将来当个农业技术员也是和土地打交道，没什么出息。潘忠地说，还是技术员好，技术员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当小学老师虽然也按干部对待，可就是个孩子王，没意思。

最后的结果，潘忠地考上了地区农业专科学校，李向东考上了县师范。

现在看来，李向东的选择是对的。师范不下马，以后即便当个孩子王也是吃公家饭拿工资，总比回家当社员强。

潘忠地越想情绪越低落，一直到了刘集停车点下车，他也没打起精神。

第三生产队队长潘士金上身穿着背心，下身穿着用旧长裤截去了半截裤腿的短裤，褂子搭在肩上，吸着纸条子卷的烟卷，从西边拐上了这条南北路，老远看见潘忠地，高声说：“那不是忠地吗？不是刚开学啊，你怎么也回来了？”

“大叔呀，您干么去？”潘忠地停住脚，不想立即回应。

“咳，到地里转了转，看看玉米浇得如何。该收工了，回家。”潘士金说着紧走几步，来到潘忠地跟前，伸手要接他手里的提兜，“来，我替你拿，累了吧？”

“不用，没多少东西，不沉。”潘忠地接着说，“我看庄稼太旱了，有的地块眼看要绝产了。”

“是呀，老天爷也不长眼，这都二十多天了没落一个雨点，能不旱吗！咱队里就那四挂水车，有两挂还老出毛病，就这百多亩玉米还顾护不过来，别的庄稼只能干瞪眼了。”两个人慢慢走着，潘士金看到他把被子和洗刷用具全都带了回来，又问，“哎，你怎么连铺盖都带回来了，该不是恁那个学校也下马了吧？”

潘忠地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是下马了，同学们都回家乡参加劳动。”

“国家这是怎么搞的！昨天在大队里开会还有人议论，县里的师范下马，一队的向东回来了。后来说起你来，都说恁那个学校是专署的，下不了马，这不也一样！”

“向东回来了？”

“前天就回来了。”

两个人边走边说话的工夫，一帮收了工的男女社员赶了上来。妇女队长兼团小组长李春莲，听清了他们说的话，心中窃喜，靠到跟前，风风火火地说：“忠地，回来好呀，咱团小组这可有了骨干力量了！你暑假里帮我们办的那两期黑板报，别的小组没有比得上的，前两天公社团委书记来检查工作，看了你临开学弄的这期，还大加赞扬哩！”

潘忠地笑了笑，没说什么。

砖头和狗剩两个小伙子，都是潘忠地小时候光屁股的伙伴，跑上去抢过潘忠地肩上手里的包裹，狗剩说：“这下好了，忠地，别看写黑板报我不如你，干庄稼活你得认我老师，以后好好跟我学吧！”

潘忠地说：“那是，不光跟你学，我得向所有的人学习。”

砖头说：“回家种地比上学强，就算将来能吃上国库粮有什么意思？人家不是说吗，‘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种的两沟葱’。你看那些前几年出去当了工人的，不少都跑回家来了。”

李春莲说：“是啊，还是种地牢靠。别说了，快回家喝点水去，渴死人了。”

潘忠地随大伙走着，脸上舒坦多了。在汽车上还羡慕李向东，后悔没报考师范。这下好了，两个人一样的命运，也算是有了伴儿。想到这里，心里轻快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