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始末

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历史的兴亡成败，史学与生俱来的宏大背景和广阔视野，史书的时空纵深和丰富内容，可以最方便地提供长篇小说所需要的巨大内容与叙事线索。与此同时，借鉴史书的体裁，特别是参考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参考史家叙事的互见法，小说家也可以不太困难地构筑起长篇小说的巨大框架。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史学和诗歌正是最强势的文体。诗歌长于抒情而史学善于叙事，小说向史家借鉴叙事的技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小说成熟以前，没有别的文体比史学更善于叙事。唯其如此，古人赞誉小说的叙事之妙，便说是才比班、马，文追左丘。毛宗岗称誉《三国演义》，便说作者是司马迁再世：“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其过枝接叶处，全不见其断续之痕，而两边夹叙，一笔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迁史。”“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像《金瓶梅》那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不可能跑到历史小说的前面去。令人惊奇的是，历史真实性非常稀薄的《水浒传》，几乎与《三国演义》同时诞生了。当然，有关《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学术界还有争论。有人认为，《水浒传》的成书当在永乐以后，正德、嘉靖以前，那就得另说。这里采用的还是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含糊的说法。中国的史学和小说有一种不解之缘，就像中国的诗歌永远从大自然汲取灵感一样。

当然，从结构上看，小说与史学毕竟有所不同，尤其是长篇小说。正史的体裁大多为纪传体，以一个人物的生平为叙事的线索，长篇小说的结构显然不能照搬纪传体的结构。譬如说赤壁之战，就必须参考刘备、曹操、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等数家的传，才能叙述出来。毛宗岗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不难想象，编年体或是纪事本末体的结构也无法套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从关注点来看，史学关注的是军国大事，小说关注的是故事和人物。两者有交叉，但毕竟不同。

中国古代的小说，恰恰选择了一个乱世作为题材，来进行它的鸿篇巨制的最初尝试，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现在保存下来的宋元讲史话本，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吴越春秋平话》，写的都是乱世，这个书单差不多就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宋元讲史话本的全部。至于宋元时期的戏曲，元杂剧的优秀作品，亦大多以乱世作背景。如《窦娥冤》《鲁斋郎》《单刀会》《赵氏孤儿》《陈州粜米》。南戏中的《琵琶记》《拜月亭》，也是写乱世。《西厢记》里，也要穿插兵变。孙飞虎的兵变提供了崔、张爱情取得突破的契机。从现存的《永乐大典》的目录来看，大量的宋元话本已经失传，可是，按常理推测，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多是其中的精华。由此可见，长篇小说和戏曲都是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很多，恰恰是写三国的历史演义最为出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鲁迅所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当着中国文学的重心从正统文学向通俗文学战略转移的时候，当着小说和戏曲由附庸而为大国，取诗文而代之的时候，写乱世的题材首先取得成功，这是毫不奇怪的。通俗小说和戏曲不同于文言小说，它在起步阶段不是文人所作，为文人所传播、所欣赏的案头之作，而是瓦舍勾栏的艺人谋生的手段。通俗小说和戏曲面对的是广大文化程度有限的民众，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主要依靠情节的曲折离奇来吸引听众和观众，戏曲则除了情节的曲折离奇以外，还需要调动“唱、念、做、打”的各种手段。因为是乱世，所以常常可以打破常规，可以容纳更多的巧合，敷演出更多的悲欢离合，产生更多浪漫的情节，寄托更多的人生感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乱世是一个最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毛宗岗说得好：“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才人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毛宗岗所谓“一才之胜”，指的是诸葛亮。乱世是斗智斗勇的时代，是“天下争于气力”的时代。三国故事的魅力就是一个“斗”字。如果你对这个“斗”字不感兴趣，那就读不下去。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加了杨慎的一首词作为卷头词，词中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当年的“是非成败”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宋人范仲淹写了一首《剔银灯》，意思更加消极：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似乎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但这首词确为范仲淹所作，见于《中吴纪闻》，收入《全宋词》。由此可见，人都是复杂的，范仲淹的思想性格也是多侧面的，人的情绪也总有起伏波动。一时的消沉，不影响范公的伟大。体味这首词的意思，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非成败”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三国纷争，“争如共、刘伶一醉”，那么，作者还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毛宗岗给《三国演义》加上了这个帽子以后，读者对蜀汉灭亡、曹魏一统中国北方，司马氏进一步统一全国的悲剧结局或许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反正“是非成败转头空”，反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何苦要去与命争呢。可是，全书把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和人的主观努力、斗智斗勇，写到那样淋漓尽致的地步，恐怕不是一首短短的卷头词就可以抹掉的。读者的激动心情，也不是两句哲理就可以抹平的。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只占很小的一段，可以说是“转头空”，但读者读完《三国演义》以后，却是不能立刻就平静下来。

“斗”，就是斗勇气，斗力量，斗智慧。《三国演义》中凡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无一不与其军事政治智慧，或是超群绝伦的武艺有关。即便是反面人物，如曹操、吕布，也是如此。吕布不是雄狮，可也不是虫豸。刘、关、张三位英雄，与吕布“转灯儿般厮杀”，也没能占得多少便宜。辕门射戟，更是让人领教了吕布的绝技。吕布一生的污点，就是杀丁原而投董卓。所谓“见利忘义”，主要是指这件事。毛宗岗就此讽刺道：“杀一义父，拜一义父，为其父者，不亦危乎？”曹操固然是“奸雄”，“奸雄”毕竟还是“雄”。《三国演义》里，只看到一首首力量的赞歌、武艺的赞歌！你看那猛张飞，“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声吆喝，曹操几十万大军，吓得屁滚尿流。你看那关云长，一把青龙偃月刀，竟有八十二斤重——虽然汉代的度量衡与现在不同，但也得有四十多斤。华雄、颜良、文丑，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你看那赵云，身陷重围，竟无半点怯意。枪挑剑砍，砍倒大旗两面，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人。再看那典韦，“双手提着两个军人迎敌，击死者八九人”。当然，比较而言，《三国演义》更加侧重写智慧，勇气和力量的描写还在其次。智勇双全胜过匹夫之勇，运筹帷幄比战场上的拼搏更为重要。《三国演义》中最有魅力的人物诸葛亮就是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的化身。全书简直就是一首智慧的赞歌！你看那曹操，老谋深算；你看那周瑜，足智多谋；你看那司马懿，深谋远虑；再看那诸葛孔明，更是料事如神，玩对手于股掌之间。《三国演义》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一般来说，也就是斗得最精彩的地方。

人们都盼望太平盛世，不喜欢乱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可是，人们又都爱看写乱世的历史小说。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啊！这正如现在很多人爱看体育节目，却并不参加体育锻炼一样。又好比热爱和平的人民，未必不喜欢战争片；温文尔雅的人们，却酷爱好勇斗狠的武侠小说；循规蹈矩的大众偏偏爱看推理片、警匪片。这里好像也有一种所谓“互补”的现象。人性中的各个互相矛盾的侧面都希望得到满足。有些在实践中得以满足，有些在幻想中、在审美中、在玩味他人的实践中得到满足。其实，人们之所以喜欢描写乱世的、刻画钩心斗角的《三国演义》，倒也并不是要学习权术、学习钩心斗角，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真实的热爱。这种真实在冠冕堂皇的经史中，远没有小说写得那么不加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