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历史为英雄传奇

《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明末清初，但是成书的关键时期在宋元。宋元的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目光。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带来了民间的野性和粗糙，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为未来的《三国演义》提供了正史和野史以外的另一条取材的渠道。正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冲击了三国故事的文人解读方式。至此，从《三国志》向《三国演义》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真正的拐点。元代留下了讲说三国故事的长篇话本《三国志平话》（下文简称《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我们读一读《平话》就会明白，民间的创造对于未来的《三国演义》意味着什么。

首先，平话把魏、蜀、吴的争霸称雄，变成了曹魏和蜀汉之间的善与恶的对立，兴复汉室和篡权窃国的对立。东吴则成为其间的陪衬。刘备被定位为兴复汉室、攘除奸凶的英雄，而曹操则被定格为挟持献帝、篡夺帝位的奸雄。人们把这种爱憎褒贬概括为“拥刘反曹”四个大字。历史上魏、蜀、吴之间的拼搏，并非善与恶的较量，不是应该由谁来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谁有力量来统一中国的问题。可是，平话以十分夸张的手笔，突出地描写了刘备的仁义坚忍、张飞的勇猛无畏、关羽的神勇义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赵云的浑身是胆。值得注意的是，在平话里，张飞的风头压倒关羽。可以想象，张飞这种嫉恶如仇、勇猛无畏、快人快语的性格，是多么受到民众的喜爱。出于同样的原因，《水浒传》里有一个李逵，《隋唐演义》里有一个程咬金，《说岳全传》里有一个牛皋。

拥刘反曹的立场，给三国故事带来了浓郁的悲剧色彩。历史的结局，是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蜀汉先于曹魏和东吴灭亡。曹操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曹操一死，曹丕迫不及待地代汉而立。同为奸雄的司马懿父子如法炮制，取曹魏而代之，统一了全国。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为了消解这个令人沮丧的结局给观众、读者带来的抑郁愤懑，平话求助于因果报应的模式。宋人或金人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已经有这样的故事：刘邦诛杀功臣韩信、彭越、陈豨，后来三人托生曹操、孙权、刘备，分了汉朝的天下。在《平话》中，演变为司马仲相断狱，让韩信、彭越、英布转世，托生曹操、孙权、刘备，让汉高祖、吕后托生为汉献帝、伏后，用穿越的方式，一报当年之仇。《平话》的结尾又把刘渊的崛起，汉王灭晋，视为汉室的复兴。这一头一尾的大胆而荒唐的设计，都被后来的《三国演义》所抛弃。我们读《三国志》，没有觉得有悲剧的意味；可是，拥刘反曹的立场，却把三国故事带向必然的悲剧。这一点，被《三国演义》所继承，且大大地加强。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关羽大意失荆州以后，悲凉的气氛笼罩一切，无力回天的趋势不可逆转，至诸葛亮星落秋风五丈原，读者的抑郁达到顶点。

拥刘反曹的立场，带来了三国故事总体结构的改变：蜀汉与曹魏的斗争成为主线，两国与东吴的时战时和成为副线。蜀汉与曹魏之间，以蜀汉的描写为主。这种结构又反过来加强了拥刘反曹的倾向。观众和读者在这种结构的引导下，全神贯注于蜀汉的命运。读者的喜怒哀乐随着蜀汉命运的兴衰而起伏。主题和结构相辅相成，成功地引导着观众和读者对人物的爱憎褒贬。值得注意的是，《平话》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将历史上刘备与孙权在赤壁之战中的精诚团结、携手抗曹，改造成刘备集团与东吴集团“联合为主，斗争为辅，斗而不破”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集中体现为诸葛亮和周瑜的智斗，体现为“三气周瑜”的跌宕起伏。使赤壁之战的情节更加曲折，诸葛亮的形象更加突出。《平话》将刘备集团与东吴集团的矛盾提前，对史实的这一重大改造，被罗贯中接受，并进一步地改编，使其更加地合乎情理，更加地具有小说的意味，成为全书最精彩的篇章。《平话》的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诸葛亮已经不再是足食足兵、提供后勤支援的萧何式的人物，而是变成了临阵指挥的三军统帅，而刘备则变成知人善任的英主。这种角色的转换意义重大，为《三国演义》突出诸葛亮的形象作了强烈的提示。

作为一部讲史话本，尽管《平话》不足以囊括和反映宋元三国故事说话艺术的全部成就，但这部简陋的话本却已经为未来的长篇历史小说建筑起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其内容已经包括黄巾起义、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英战吕布、王允献貂蝉、白门楼斩吕布、曹操审吉平、关羽斩颜良杀文丑、古城会、先主跃马过檀溪、三顾孔明、火烧新野、张飞拒桥退曹兵、孔明出使东吴劝说孙权和周瑜、黄盖诈降、赤壁鏖兵、华容道、周瑜使美人计、气死周瑜、曹操杀马腾、马超战渭河、张松献地图、刘备入川、雒城庞统中箭、义释严颜、平定益州、单刀会、定军山斩夏侯渊、水淹七军、先主伐吴、白帝城刘备托孤、孔明七纵七擒、斩马谡、百箭射杀张郃、秋风五丈原、三家归晋等一系列的故事。《平话》对《三国志》有所参考。譬如《平话》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好犬马，美衣服，爱音乐”，这些话显然是从《先主传》里搬来的，不是编出来的。《平话》中排比的历史，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

《平话》是一部讲史话本，但能否称作一部历史小说，却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在《平话》里，刘备的实力、蜀汉的国力，被随意地夸大。刘备方面，动不动就是起兵三十万、起兵五十万。天下大乱，连年混战，民生凋敝，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不知刘备从哪里去筹备那么多粮草，去养活他的三十万、五十万士兵。《平话》全书接近7万字，草草一览，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历史真实性非常稀薄。与其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莫如说它是一部英雄传奇。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那么反观《平话》，则连“三分实事”都不够。《平话》里的虚构有两种情况：一种比较离谱，这种虚构都未被《三国演义》所接受。这种杜撰的“历史”，从客观的效果来说，不但没有提高英雄的形象，反而损害了英雄的形象。譬如诸葛亮出使东吴，恰好曹操的使者来下战书，威胁孙权。诸葛亮怕东吴投降曹操，使出烂招，竟把曹操的来使杀了，显得那么鲁莽。七擒孟获的时候，诸葛亮大吼三声，把蛮王吓得从马上掉了下来，使人想起长坂坡立马横矛的张飞。曹操下了战书，孙权吓得“遍身汗流，衣湿数重，寒毛抖擞”。他主意不定，请周瑜来商量。军情紧急，孙权急得火烧火燎，周瑜居然每天和小乔作乐，置孙权的邀请于不顾。直到孙权派人送来一船金珠缎匹，“小乔甚喜”，周瑜这才起身。这哪像那个“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之战的前线总指挥！诸如此类的地方说明，说话艺人只求故事讲得热闹，并不在乎故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说话艺人对于历史人物的思想境界、气质神韵、性格特点，缺乏起码的把握。由此可见，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实际的过程，必定是不断地渗入想象的成分，反复地试错。

另一种情况是比较成功的虚构。所谓“成功”，指的是虚构不那么离谱，能够在合情合理的虚构中抹黑曹操、美化刘备，加强拥刘反曹的主题，塑造人物的性格。譬如刘、关、张在桃园结拜，立下“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言。《三国志》和裴注所引《典略》里的刘备鞭挞督邮，被移花接木变作张飞鞭打督邮。维护了刘备仁义宽厚的性格特征，突出了张飞嫉恶如仇、处事鲁莽而不顾后果的性格。但《平话》把张飞的性格写得过于残忍，他不但鞭挞督邮，而且把督邮杀了。不但杀了，还“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说话艺人只顾耸人听闻，其实是损害了张飞的形象。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吕布大败，尤其突出了张飞超群绝伦的武艺。王允用貂蝉使美人计，分化吕布和董卓的关系，最后除掉了董卓。但《平话》说貂蝉本是吕布失散的妻子。张辽劝降，关羽提出三个条件，被曹操全部接受。这就努力地维护了关羽的形象。长坂坡，赵云在百万曹军中救出阿斗，成功地塑造出一位忠心为主、孤胆英雄的形象。张飞立马横枪，喝退三十万曹军。刘琮投降曹操，曹操轻取荆州，随后派人杀了刘琮，但历史上并无曹操杀刘琮之事。诸葛亮谎说曹操南下，为二乔而来，以此激怒周瑜。周瑜打黄盖，使苦肉计。蒋干上当，带回一份假情报，曹操中了周瑜的离间计。如此等等有违史实而又无悖情理的虚构，都被罗贯中略加改造，收入《三国演义》。

当时流传的三国故事远非《平话》所能囊括。如果说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是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江大河，那么《平话》只是它的一条支流。《平话》里虚构的情节和人物，也未必全是它的原创。譬如死诸葛怖生仲达的故事，早见于唐人大觉的《四分律行事钞批》。其实，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中已记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民谚。唐人章孝标有诗《诸葛武侯庙》云：“木牛零落阵图残，山姥烧钱古柏寒。七纵七擒何处在？茅花枥叶盖神坛。”“木牛”当指木牛流马，“阵图”似指八阵图，“七纵七擒”当然是指七擒孟获。这些故事都不见于《三国志》和裴注。唐人李冗的《独异志》中，已有曹操借仓官之首压众人之怒的故事。有关三国的故事和传说，源远流长，《三国志平话》所反映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说三分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不断地有新的情节加入进来，不断地有一些情节被改编，甚至被放弃。人物的形象也在不断地调整。调整的中心，是不断地寻找历史与虚构的平衡点。调整的动力就是永不满足的听众和说话艺人同行之间的竞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故事越来越生动，情节越来越合理，人物形象越来越鲜明。中国古代小说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说话艺人之间，必有互相借鉴的现象。一方面是纵向的师徒相传，一方面是横向的互相学习。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话本在不断地被修改、增补、润色。说话艺术对趣味性的追求，以史娱人、寓乐于史的动机，必然推动着三国故事按照历史小说的审美要求，向前发展。

曹操绣像

如果把《三国演义》比作美丽的蝴蝶，那《三国志平话》就是化蝶前的毛毛虫，或是蝶蛹。毛毛虫很难看，可是如果没有丑陋的毛毛虫，哪来翩翩起舞的蝴蝶？从这一点来说，《三国志平话》的“戏说”三国，与当下流行的让蝴蝶重回毛毛虫的戏说三国，性质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