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黄车录

耶鲁大学藏明版《三国志演义》之环球行纪

《三国志演义》存世明版中刊行时间较早的前三种，依次为：1. 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序文的“嘉靖本”，此本刻印精美，存世藏本相对较多。2. 嘉靖二十七年（1547）叶逢春刊本，仅存一部孤本，藏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3. 万历金陵周曰校刊本，根据行款、插图有无、图像画工刻工题名有无，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系统(1)，甲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无插图）原刊本仅存一部残本（存卷六、七、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另有朝鲜翻刻本；乙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有插图，图像有画工刻工题名）有两家藏本，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残存卷一、二、六、九至十二，凡七卷，简称“北大藏本”），一为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十二卷，简称“耶鲁藏本”）；丙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有插图，图像无画工刻工题名）则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存卷三至六、九、十）、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名古屋蓬左文库、宫城县图书馆伊达文库（存卷九至十二）等五家藏本。上述三个系统中，甲本、乙本的学术价值相对高于丙本，可惜甲本原刊本仅残剩三卷，乙本中的北大藏本也缺损近半，因此，十二卷完整无缺的耶鲁藏本，乃现存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中最值得关注的善本。

一、北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之由来

较早注意到耶鲁藏本的研究者是英国人魏安，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浦安迪教授的指导下，于1993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追求其原文：〈三国志演义〉的考证学》，后经补充修订，于1996年出版《〈三国演义〉版本考》。书中他把周曰校刊本排在“《三国演义》现存版本目录”第5种，并且敏锐地注意到了周曰校本的分系统问题，即图像存有画工刻工题名的为a系统，没有的为b系统，耶鲁大学藏本据此标为“5a”(2)，基本上精准确认了该本在《三国志演义》存世明代版本链条中的学术位置。不过，耶鲁藏本的版本细况，限于体例，魏安未作介绍。之后，它也没能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2012年8月，日本学者中川谕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耶鲁大学〈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考察》，公布了他亲赴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调查此本的结果，认为耶鲁藏本与北大藏本同版，但刷印时间更早，全书十二卷完足，书叶保存情况也相当良好，“耶鲁本是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的历史上极其贵重的资料” (3)。

那么，这部素来乏人关注却又“极其贵重”的耶鲁藏本，究竟是谁之旧藏？又如何漂洋渡海来到北美的耶鲁大学？中川谕论文未作交代。实际上，耶鲁藏本第一册卷首“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首行下端，钤有一枚朱文长方藏印“胡天猎隐藏书”，藏印中的“胡天猎”三字，立刻让我们想起一位熟悉的陌生人。1962年5月，台北青石山庄出版社首次以影印方式出版了程乙本《红楼梦》，对于《红楼梦》版本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这部程乙本后来被学界命名为“青石山庄本”，其版权页“主编人”署为“胡天猎”。检索新近出版的《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2019）(4)，其“集部·小说类”著录有八种钤有“胡天猎隐藏书”印的中国小说善本，其中，赫然就有这部青石山庄影印程乙本《红楼梦》的底本——清乾隆五十七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很显然，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因为某种机缘，获得了来自台湾“胡天猎”的小说善本藏书(5)。

然追查此事详情，知者寥寥，仅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孟振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收藏史》（2017）一文有所披露：

耶鲁中文善本藏书中，至少八部上钤有“胡天猎隐藏书”朱印。除了在海内外红学界知名度很高的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木活字印本《红楼梦》，以及清初郁郁堂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书》和明崇祯十四年（1641）序清刻七十回《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外，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一系列《三国》的版本：

1. 明嘉靖间刻二十四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附三国志宗寮）

2. 明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刻十二卷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附三国志宗寮）

3. 清初徽州遗香堂刻《三国志》

4. 清初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

5. 据明末建本清雍正三年（1725）重刻《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馆藏档案对这批从韩镜塘处所购得的通俗小说珍本付之阙如。与这批珍本入藏的有关信息，仅在1967年的馆内《东亚图书馆年度报告》中，有简短提及，为配合该年美国东方学会在耶鲁大学召开年会，图书馆展示了一批刚购入的珍贵中文小说。虽然报告内提及的这批小说是否就是“胡天猎隐藏书”并无法确认，但在这一时期也确实仅有这一批小说入藏。韩氏曾以其在台湾所有之青石山庄出版社为名，影印出版了这批书中的两种：程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和万历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北美主要图书馆收藏有这两种1960年代影印本者也并不多见。笔者一次在班内基图书馆翻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发现一册书中还夹着几张早年台湾邮局的划拨储金存款单，上面还盖有“青石山庄出版社”的印章。韩氏藏书，至此毫无疑问也。胡适先生在1962年青石山庄复印本《红楼梦》的短序里提到了：“胡天猎先生收藏旧小说很多，可惜他止带了很少一部分出来。”耶鲁大学图书馆何其有幸收藏到这八部珍贵的“胡天猎隐藏书”(6)。

文中孟振华将这批韩镜塘“胡天猎隐藏书”的购入，归功于时任耶鲁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万惟英。万惟英原籍江西九江，195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留学美国。1957年至1959年间，曾在美国底特律公共图书馆任职。之后返回台湾，出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采访组主任，同时在台湾大学讲授图书馆学课程。1964年，他受邀赴美，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66年至1969年，受聘为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由此万惟英履历可知，他与台北图书馆界、古籍收藏界关系颇密，或许和“胡天猎”直接有交谊亦未可知，大概就是这样的人脉关系，促成了耶鲁购藏八部珍贵的“胡天猎隐藏书”。

二、台北：“胡天猎”的小说善本收藏与影印

青石山庄本《红楼梦》1962年问世之时，《红楼梦》旧抄本及程本的影印出版甚为不足，故其学术文献价值得以凸显，所印旋即售罄，坊间一部难求；1977年，台湾广文书局将青石山庄本收入“红楼梦丛书”重印，自此流播日广，研究《红楼梦》版本的学者，几乎没有不知道“青石山庄”之名的；青石山庄本版权页“主编人”署为“胡天猎”，另有“发行人”署为“韩镜塘”，故“胡天猎”“韩镜塘”两个名字也不胫而走。那么，“胡天猎”的真实身份如何？他与“韩镜塘”是否为同一人呢？

胡适在青石山庄本序文中，对“胡天猎”所藏程乙本评价很高，并赞赏他的影印计划，想来两人应有一定交往，姑且先从胡适入手调查。检阅《胡适全集》“书信”部分，1961—1962年间，共有7通信札涉及“胡天猎”，其中4通是胡适直接写给“胡天猎”，但信札的上款称呼，居然都不一样，分别为“胡天猎叟先生”（1961年1月24日札）、“胡天猎隐先生”（1961年2月21日札）、“镜塘先生”（1961年2月22日札）、“天猎先生”（1961年6月28日札）；另有3通是胡适在致友朋书札中提及“胡天猎”，其称呼分别是“韩先生”（1961年2月12日致赵聪札）、“韩镜塘先生”（1961年10月25日致赵聪札）、“韩镜塘先生（青石山庄主人）”（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札）。据此，可以得出结论：

1. 青石山庄主人为“韩镜塘”。

2. “韩镜塘”与“胡天猎”是同一人。

3. “胡天猎”是“韩镜塘”的别号，又作“胡天猎叟”“胡天猎隐”。

可惜，上述7通信札几乎没有载及任何关于韩镜塘生平的确切信息，惟在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信札中，胡适简略提及“韩镜塘（青石山庄主人）是在工专教工程的”。此“工专”，全名为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即现今之台湾科技大学。胡适序文称：“胡天猎先生收藏旧小说很多，可惜他止带了很少的一部分出来，其中居然有这一部用木活字排印的‘程乙本’《红楼梦》。”审其语意，这位韩镜塘或许是在1949年前后从中国大陆迁居台湾的。至于他赴台前的经历、赴台后的行踪，皆杳不可考。笔者借助电子检索手段，检索了已有的多种数据库，凡提及“胡天猎”“韩镜塘”“青石山庄”的论著，文字皆语焉不详，其信息亦均未超出青石山庄本版权页所载范围。

行文至此，笔者深感陷入困境，但又不甘心这样一位去今未远的人物，竟然也无法揭开他的身份谜团。于是，庚子夏，我向学界师友发出了求助，当时尚在疫情隔离期，外出调查受阻，我实际上也并不抱有希望。没想到，熟悉两岸红学史的任晓辉先生，很快联系了台北里仁书局的徐秀荣先生，徐先生又发动他的人脉资源，在台北展开了一次“寻找韩镜塘”的活动。不久，捷报传来，“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有一通韩镜塘写给胡适的长信，不仅有详细的生平自述，还特别提及了其收藏古小说的过程、准备影印的计划等，弥足珍贵。当我从微信中获见台北传送过来的韩镜塘信札照片时，真欣喜若狂，对任晓辉、徐秀荣两位先生的无私帮助，亦感铭于心。

信札全文如下：

胡先生道鉴：

久仰大名，无缘识荆。顷有琐事请教，急切中未暇选择手段，竟而毛遂自荐。事关中国旧小说考证资料流传，或者不以冒昧见斥耶？兹于请教之前，先行自我介绍：

敝人本名韩镜塘，祖籍燕南，寄居塞北，幼读经史，弱冠入河北省立工学院研习机械工程，曾供职国有铁路多年，历任小大各级职位。民国十五年起受美国友人（万国农机公司东方分部经理）之赞助，创设大规模机械农场于兴安岭之南麓，迄抗战胜利止，二十一年间，事业尚称不坏。不幸中共军突然进入东北，自念身负大地主滔天罪恶，祸将不待旋踵，乃抛弃一切，逃回都市沈阳，改业入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农业机械学。及民三十七年冬，东北“沦陷”，又经北平、上海，辗转来到台湾。为糊口计，乃正式教书，历经台大、海军机械学校、陆军兵工工程学院等校，五年前转入省立台北工业专科。曲指计来，滥竽教育界又十余寒暑矣。

胡天猎乃塘之别名，非敢高攀，并冒认为胡先生之同宗。取此别名，实乃另有原因：缘久居农场，地域现隶兴安省，旧属内蒙古达尔罕旗管下，地多鹿豕，塘最喜射猎，久而久之，专业虽为农夫，而又任猎人兼职，仿古人以所居地及职业为姓氏之例，乃取诗句“胡天六月即飞雪”首二字为姓，以“猎”字为名，而成此别名。

溯自民国十年，曾在津浦、北宁两铁路担任机车保养兼管理职务，常因公务或闲游到济南、姑苏、太原及故都北平等处走走。以上数处皆为吾国古籍丛聚之所，于偶然机会之下，得有搜求古籍之嗜好。经过二十余年间，共得明清善本三万余卷，约分正史、古算书、旧小说、词曲及唐诗选本等数大类。大多数存旧沈阳寄庐间，有一部存北平友人处，想已尽遭秦火，变为劫灰，言之殊堪浩叹！只有小说一批约二十余种，旧存上海友人处。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危急之际，承老友好意，遣专人送来台湾。内有初印本《聊斋志异》、清初本《金瓶梅》及明板《醒世恒言》数种，已易米疗饥，现在只存明板《三国志》五种、百廿回《水浒》、七十五回《水浒五才子》、乾隆壬子木活字排印本《红楼梦》、万历本《杨家府》及四库稿本《默记》等十种。虽过去经台大及美国南加州大学出价收购，俱因不忍再抛弃而拒之。然公教人员收入有限，保管难期完善，深恐日就毁灭，即使书不即毁灭，而书之所有人已届风烛残年，不知何日将辞书而去。

现时研究古籍之士往往因缺乏资料，而生误会及互起无谓争辩等事。如前年台北《“中央日报”》有某君投稿，言明板《三国志》有关汉卿本。愚所收明板中，只《西厢记》有关汉卿本。据所知，《三国志》之最古者为评话本，仅日本内阁文库尚存一部，昔年东京、上海曾有此书之影印本出现。其次现存最古之《三国志》，据历世业古籍商人称当为明弘治本，即弘治年司礼监所刊之黑口大字本，及万历周曰校刊本，均为罗贯中编。此外有李卓吾评本，愚收有两部。此外闻有嘉靖本，多年未收到，想亦系罗贯中本。所谓“有关汉卿本《三国志》”之说，恐系传闻之误也。又有“《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亦聚讼纷纭：有人主张为高鹗所作，又有人主张非是。愚所收《红楼梦》计有三十余种，其中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首册内有程小泉、高兰墅同作《引言》一篇（已印样本内），共七节，其第四节关于此事，已叙述极详。但此《引言》在他本皆未刊载，即如藤花榭第一次刊本、第二次刊本以及道光年王希廉雪香刊本，亦未刊载，倘将此《引言》与高鹗辛亥之序文参照读之，对后四十回之作者问题，自然明了矣。

愚深感此考古资料之难求，又伤人事之聚散无常，乃有影印此十种旧小说之痴想。顾各书多半卷帙浩繁，同时影印势巨额资金，筹措非易。如招商投资，势须大量影印，势将损及原书价值。愚之影印，元始志在流传资料，以便后人研究，丝毫无谋利意图存乎其中。大量影印损及原书价值，亦非所欲，乃决定分期前后出书，俾得轻而易举。每种拟只印百五十部，以五十部赠送友人及热心研究之士，出售百部以收回印本。并拟先印木活字本《红楼梦》，次印万历本《三国志》。因弘治《三国志》，前上海已有影印本，故移后。其次视须要再定。惟塘对小说一门，素乏心得，缘将十种各印样张数页，汇订一册，送请专家指教，并排定影印次序，以便实行。兹有请胡先生指教者数事列下：

一、乾隆壬子年程、高用木活字排印本《红楼梦》，是否为先生昔年所鉴定之程乙本？是书前亚东出有排印本，该书是否有影印流传价值（拟用影印保持其本来庐山面目流传）？

一、倘有影印流传价值，并希惠题数字于该书之首，以作纪念，如先生有阅览原书之需要，希函告。先生闲暇时间，当遵命持书趋前承教。

一、其他数种，如认为有影印价值者，希代排定印行宜先宜后次序，尤为感盼。

另函挂号奉上十种小说样本及《红楼梦》第3册样本各一册。事关为后人研究小说资料流传，而先生为吾国研究旧小说宗师泰斗，万人宗仰，或者不吝数分钟之余暇，以惠迪后学也。

再近阅报载，先生将有远行，遂灯光下草率书成，老眼昏花，字不工整，并因素对小说毫无研究，凡关影印俱以别名行使，盖欲避他人“门外汉”之讥也。乞一并见原为幸。谨此颂

道祺！

胡天猎谨具。六月二十六日。

韩镜塘（工专教授）

此札题署时间为“六月二十六日”，但未署年份。《胡适全集》所录4通写给韩镜塘的信札，最早一通写于1961年1月24日，信中有云“这两年里，时时想写信给您，总苦于不得功夫写长信——因为我总想写长信谈谈您手里的几部旧小说，结果总是搁下来了，一搁两搁，就是一年有半了！现在写信，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年半里，我出国了两次，竟不知道您的小说已印出了几部？这一件我最应该帮忙提倡的事，我竟丝毫没有帮您一点忙，真是十分惭愧，十分抱歉”云云，很显然，此信即为胡适对于韩镜塘初次来函的迟到回复，据此，前推“一年半”，则韩镜塘信札的撰写时间，应在1959年6月26日。

据此札，韩镜塘的人生轨迹大致清楚了：他祖籍燕南，寄居塞北，曾考入河北省立工学院研习机械工程；民国十年（1921）始，在津浦、北宁两铁路担任机车保养兼管理职务；民国十五年（1926）起，受美国友人（万国农机公司东方分部经理）之助，于兴安岭之南麓，创设大规模机械农场，获利可观；后改业入沈阳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农业机械学；1948年冬，离开东北，携书辗转赴台，先后任教于台大、海军机械学校、陆军兵工工程学院等，1954年转任台北工业专科教授；“胡天猎”乃其别名，得名于他久居辽北，又好狩猎。另据青石山庄本第七册封二所印《程乙本红楼梦叙言》，末署“民国辛丑孟春月辽北布衣胡天老猎谨识时年七十有二”，民国辛丑为1961年，则韩镜塘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卒年未详，网上有云卒于1971年，享年八十，待考。

信札提及的古小说影印计划，韩镜塘后来进一步制定了实施细则，青石山庄本《红楼梦》第11册至15册封二，均印有“青石山庄影印古本小说丛书通告”（图1），声称“本丛书内共选小说十种，皆为国内极不易见到及失传之古本”，十种小说的书名及版本依次为：

第一种，元刊本《三国志评话》；

第二种，明弘治甲寅年司礼监刊黑口大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

第三种，明万历辛卯年周曰校刊全相《三国志传演义》十二卷；

第四种，明末刊《李卓吾评绣像三国志》百二十回，明末刊清初印《李卓吾评三国志真本》百二十回，二书选印其一；

第五种，明末郁郁堂刊李卓吾评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全书》；

第六种，初印本金圣叹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图1. 青石山庄影印“古本小说丛书”通告

第七种，乾隆壬子木活字排印百二十回《红楼梦》；

第八种，明万历丙午刊全相《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

第九种，明吴兴凌性成刊朱墨本《虞初志》七卷；

第十种，清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巡抚四库进呈本宋王铚《默记》。

上述十一种（第四种为二选一）古小说善本，除第一种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为日本所藏，拟洽借影印之外，其他十种均为韩镜塘个人收藏，殊为难得。今耶鲁大学所藏八种，除遗香堂刻本《三国志》之外，其余七种均列入此套青石山庄“古本小说丛书”。这也是目前所知编印时间最早的中国小说善本丛书。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实际印出者，仅有程乙本《红楼梦》、四库进呈本《默记》以及万历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三种。又因印数只有区区百五十部，流传有限，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当时与台湾尚处在对峙隔绝状态，几乎未见存藏。因此，当我近日偶然从网上购得这部来自于一家台湾古旧书店的青石山庄1962年影印本《三国志演义》（图2）时，虽仅残存第1、4、6、7、8册，仍不免喜出望外，感叹网络的力量真是无远弗届。

图2. 青石山庄影印本封面

青石山庄本《三国志演义》各册封二，印有出版解题“青石山庄影印古本小说丛书之三万历本三国志演义”，这是韩镜塘存世无多的古小说研究文字，兹转录于下，以志纪念：

考《三国志》小说现今世上所存者，共有三种，第一种为元刊《三国志平话》，只日本国内阁文库尚存一部，乃元至治年建安虞氏刊三卷本；第二种为明刊罗贯中编《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著名版本计有弘治年司礼监刊黑口大字本、嘉靖年刊本、万历年刊本及明末刊李卓吾评本等三五种外，尚有明末不著名刊本，如遗香堂刊本等数种，现均极少见，其中嘉靖刊本闻浙江省立图书馆藏有一部，其他弘治本、万历本、李卓吾评本，本社皆有收藏。因沪上昔年曾出过弘治本的影印本，故兹先印失传已久之万历本。则第三种则为清初毛宗岗就罗本改编之《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此书市上书店到处可见，非稀见珍本，故不列入本丛书内。万历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板《三国演义》中较为晚出，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可称完璧。国内失传已久，此部系昔年以重价由国外购得，藏之箱箧，将近三十年。近因篇页日见腐蚀，深恐再行失传。爰亟影印百部，用资流传。原书板框高二十一公分，阔廿七公分，影印本高十二公分，阔十九公分半，全书共十二册。明刊小说自万历年刊本始附图像，像皆大图（书业术语凡绘人物而绘及其四周景物者曰大图，只绘人物不附景物者曰小图，图大图小与所占地位大小无关），而且所有图像均分散刻入各回文本中，不似明末清初以后刊本所有图像全集中于卷首。又明刊书内多不印目录，而将目录印一方形白纸贴在前封皮外面。本书目录印在前封面上，即仿其体例而变通之也，合并赘闻。民国壬寅仲秋月胡天猎谨识。

文中韩镜塘简略梳理了《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情况，除了所谓“弘治年司礼监刊黑口本”属于误断（实即嘉靖壬午“修髯子”序刊本）之外，他对诸版本的学术评估都相当到位。对于明版小说插图体制的认知，亦属行家只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镜塘发现了这部周曰校刊本的一个书籍史细节，即本书卷首没有目录叶，各卷目录被印成“一方形白纸贴在前封皮外面”，青石山庄影印本特意加以模仿，将各卷目录刷印于封面方框之内。中川谕论文（2012）也涉及了这个有趣的话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周曰校刊丙本《三国志演义》，首册第一叶印有签条状的“古本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五条，三条在A面，两条在B面；第二、第三叶则为诸卷目录文字，每叶分为上下两个方框，文字刻于方框内（图3），且按照卷一、三、二、四、五、七、六、八、九、十（缺少第十一、十二卷）的奇怪次序排列，这三叶有何用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直到看到耶鲁藏本，才恍然明白，原来这是专为购书者精心准备的，签条和各卷回目，经裁剪后黏贴于各册封面，以便检阅。数百年前的南京书坊，已经有了这样与读者互动的创意设计，晚明书业的繁盛景象令人怀想。

图3. 周曰校刊丙本卷首之签条和目录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中川谕文还提及耶鲁藏本的另一个细节：“耶鲁本的卷一第二叶背面和卷二第三叶背面更换位置。看看北大本的同一地方，没有更换。所以乙本的版木原来是没有错误的。耶鲁本的卷一第二叶和卷二第三叶版心部分从上到下都撕破了，重新装帧时，这两张半叶会替换位置了吧。”可是，核查青石山庄影印本，卷一第二叶非常完好（图4），版心未被撕破，自然也不存在后半叶错装问题。耶鲁本书叶受损以及错装，应该发生在此书1962年影印之后。

关于这部明万历周曰校刊乙本《三国志演义》的来历，韩镜塘在出版解题中说得非常明白：“此部系昔年以重价由国外购得，藏之箱箧，将近三十年。”1962年向前推三十年左右，其购买时间大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而“以重价由国外购得”一句，又不免勾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韩镜塘究竟花了多少钱？又从哪里购得这部小说善本呢？

图4. 青石山庄影印本卷一第二叶

三、东京：田中庆太郎文求堂的抽印非卖品

倘若依据常理推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身处中国大陆的韩镜塘，有可能购获小说善本古籍的“国外”，首选应是东邻日本。当时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均有不少古书店经售汉籍，而且与北京、上海的中国书商多有生意往来，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东京文求堂(7)。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出生于书业世家，文求堂由其父亲创办于京都，后迁往东京。田中庆太郎大学读的是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同学中有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岛田翰。1908至1911年间，田中庆太郎曾旅居北京三年，一方面学习汉语，一方面潜心搜集善本古籍，并与中国古籍版本学者、藏书家、琉璃厂古书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利用这些独特的人脉资源，再加上田中庆太郎过人的汉籍版本鉴定眼光和精明的生意头脑，文求堂迅速成为东京最成功也是最重要的汉籍书店，其先后经售的汉籍不计其数，善本数量也相当可观，包括北宋版《通典》、宋版《白氏六帖事类集》、宋拓《地黄汤帖》以及二十册《永乐大典》残本等诸多铭心绝品。为扩大销售，田中庆太郎曾陆续编印《文求堂书目》，以传统经、史、子、集、丛分类编排，著录书名、版本、册数、价格，前后持续了五十多年，为东亚书籍史留下了一份珍贵史料。2015年，友人刘玉才教授与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合作，搜集了大部分《文求堂书目》影印出版，皇皇十六大册。笔者仔细查阅这套《文求堂书目》，果真有重要发现！

昭和五年（1930）十月《文求堂善本书目》“子部”著录有：“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明万历辛卯书林周曰校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板心下记‘仁寿堂刊’四字，十二册，壹千贰百圆。(8)”1932、1933、1934年的《文求堂书目》均有著录，1935年以下的《文求堂书目》已无载，可知此书售出时间当在1934年，这与前引韩镜塘1962年所说“此部系昔年以重价由国外购得，藏之箱箧，将近三十年”，时间基本吻合。当然，如欲确认文求堂售出的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就是韩镜塘购藏后又转入耶鲁大学的这一部，还需比对两书书影，但《文求堂书目》并未附载此书书影，自亦无从勘查。

所幸田中庆太郎居然曾为这部中国小说善本，珂罗版抽印过一套书影，标作“非卖品”，想来印数有限，加之散页不宜保存，如今殊难觅见，就连抽印一事也乏人知晓。数年前，我从东京的古书店购得此套书影，惊讶并感佩于文求堂当年的雅兴。书影共十二页（图5），以道林纸精印，横宽35厘米，竖高28厘米，装入一硕大纸袋内，封面贴有一纸识语：

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部十二册，抽印十二叶

原书每半叶长七寸五分、宽四寸八分。

版心有“仁寿堂刊”字样者，似为万历以前所刻。无此字样者，当为万历间书林周氏补刊。本书虽非稀有珍本，亦可窥知圣叹本以前面目之一斑，故将目录、序文、插画等抽印颁行。

大正十五年九月。田中庆太郎持赠。

图5. 日本文求堂1926年珂罗版影印书影十二页

“大正十五年”为1926年，比此书首次收入1930年10月的《文求堂书目》，还早了近四年。站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田中庆太郎能够认识到周曰校刊本的独特学术价值，庶已领先于当时的中日小说研究者。不过，他认为版心有“仁寿堂刊”的书叶刊刻于万历以前，其余书叶为周氏补刊于万历年间，这一看法有误，据研究，“仁寿堂”与万卷楼，均属周曰校的书坊(9)，而且此本字体版式统一，书叶版面磨损情况也相近，似不存在补刊之说。

图6. 文求堂本（左）、青石山庄本（中）、耶鲁本（右）卷一首页

十二页书影依次为：原书十二册封面，每两册合一页，共占六页；内封页、“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合一页，“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一页，“三国志宗寮”一页，卷一及卷六首页合一页，卷一第一叶B面及第二叶A面插图合一页，卷五第八十一叶B面及八十二叶A面插图合一页。将文求堂珂罗版书影与青石山庄影印本对勘（图6）（图7），其叶面墨迹浓淡、行间句读圈点、板框断裂痕迹，皆如出一辙，可确认是同一部书无误。

图7. 内封页及序文首页，文求堂书影（上）、青石山庄影印本（下）

顺便提一下，通过有限的书影比勘，笔者发现韩镜塘在影印时，曾对书叶边框有过描润行为。譬如卷一第一幅插图（图8），文求堂书影中左图右上角、右下方，边框都有清晰的断版痕迹，表明书版已刷印了一段时间，这部周曰校刊本是相对晚出的印本；青石山庄本对两处断版痕迹均作了描润，美则美矣，但人为改变了底本的客观面貌，也丢失了若干学术信息，当然是有欠专业的。不过，描润底本似乎也是出版行业内古籍影印的一个“潜规则”，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到五六十年代的古籍刊行社，甚至更为晚近的几大古籍出版社，或多或少都存在此类现象，这是需要引起重视并亟待纠正的。

图8. 文求堂书影（上）、青石山庄影印本（下）

据1930—1934年间《文求堂书目》著录，这套周曰校刊本的售价始终维持在“壹千贰百圆”，丝毫没有降价的余地。那么，这个价格究竟是高是低呢？若不进行比较，无从衡量。兹摘录1930年10月《文求堂善本书目》中的部分书价，明刊本、元刊本、宋刊本，各选五种如下：

明刊本：

《东坡先生尺牍》二十卷，明成化刊黑口本，四册，五拾圆；

《容斋续笔》十六卷，明弘治会通馆铜活字本，五册，贰百圆；

《文选李善注》六十卷，明嘉靖刊本，二十册，贰百五拾圆；

《初学记》三十卷，明嘉靖刊本，十二册，壹百贰拾圆；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明万历刊本，四十册，叁百圆。

元刊本：

 《仪礼》十七卷，元刊无注本，三册，贰百圆；

《诗集传音释》十卷，元刊本，十二册，壹千五百圆；

《乐书》二百卷，元刊本，四册，八百圆；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刊本，卅二册，八百圆；

《玉海》二百卷，元刊明修本，明谢肇淛旧藏，百二册，贰百五拾圆。

宋刊本：

《周易兼义》九卷，宋刊本，四册，九百圆；

《击壤集》二十卷，宋刊本，七册，八百圆；

《东观余论》不分卷，宋绍兴刊本，季振宜旧藏，四册，壹千圆；

《周易本义》十二卷，宋刊大字本，二册，壹千五百元；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宋刊，毛晋旧藏，十六册，贰千五百圆。

由此可知：明万历周曰校刊本“壹千贰百圆”的书价，实际已大大超过明版书价格，甚至超过普通元刻本、宋刻本的价格，而与宋元版中的精善之本相近，可谓高得离谱，难怪三十年后韩镜塘忆起此事仍使用了“重价”一词，想必这个价格当初也曾令他纠结犹豫，印象深刻，所幸当时他经营的大型机械化农场“事业尚称不坏”，财力雄厚，加之嗜稗成癖，毅然斥巨资购回。当然，田中庆太郎对于汉籍行情非常了解，并非胡乱开价，而是基于周曰校刊本的学术价值，认为此本保存着《三国志演义》的古本面貌，善本善价，物有所值。

文求堂获得周曰校刊本的时间，最晚在抽印书影的1926年，然后，此书存放店内数年，直至1934年为韩镜塘购下。期间，随着《文求堂书目》的散发，这一讯息也逐渐为外界所知：1929年10月，中国学者马廉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5号发表《旧本三国演义板本的调查》，首次介绍了周曰校刊本的版本情况，其中图像有画工刻工题名的藏本，标出两家：马廉（即今北大藏本）、日本文求堂书坊(10)。1931年9月，孙楷第至日本东京调查中国小说文献约两个多月，归国后于1932年出版《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三著录《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万历辛卯周曰校刊本，“吾国马隅卿先生藏此本。日京则文求堂田中氏藏有一部。村口书店主人亦有一部待售。长泽氏言内阁文库及名古屋蓬左文库，并有此本覆本，余未及阅(11)”。又新增了一部村口书店藏本。次年，孙楷第出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初版），卷二著录周曰校刊本时，乃删去文求堂藏本，仅保留“马隅卿”与“日本村口书店”两个藏本，未知缘由。而令孙氏始料不及的是，他著录的“村口书店”藏本，后来不知下落，而他删去的“文求堂田中氏”藏本，却为韩镜塘重价购回，几经辗转，如今安然存藏在耶鲁大学，世事之难以逆料，亦恰如此书。

至于文求堂藏本来自何方？田中庆太郎始终未予说明。细审此书装帧样式（图9），呈现出颇为典型的江户时代日本汉籍装帧特点：封面采用压印有暗纹（云纹）的厚纸制成；六眼装订，在靠近上下两眼的书脑处，各设一眼，穿线后固定保护书角；装订线为双股细线。据此，这部周曰校刊本大概并非文求堂新近才从中国采购而来，而是在江户时代早已传入日本，并被好事者作了日式改装。《三国志演义》是深受江户时代文人喜欢的中国小说，目前所知日本公私机构存藏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数量殊为可观，明版尤其丰富，五个已知的周曰校刊丙本，就有三个藏在日本，但之前并不知道，耶鲁大学所藏的这部海内惟一完整的周曰校乙本，原来竟然也是日本的旧藏汉籍。

图9. 卷三、卷四两册封面装帧样式（文求堂书影）

四、东洋与西洋：中国小说善本典籍的海外流播

至此，不妨将时间的指针倒拨回去，再用顺叙方式来回顾一下这部明万历金陵周曰校刊乙本《三国志演义》的环球旅行史：

江户时代的某个时刻，它从中国的某个地方启航，东渡扶桑；又被某位好事者改装为日式汉籍样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它流入东京文求堂书店，精通汉籍的田中庆太郎独具慧眼，选取此书中的部分书叶，于1926年9月以珂罗版印制了“非卖品”书影，一套十二页，分赠同好，首次对外公布了它的“倩影”；

1930年10月，田中庆太郎将它列入《文求堂善本书目》，并标出了与宋元精本相近的不凡身价“壹千贰百圆”；

1934年，酷爱古小说的辽北工科教授韩镜塘，斥巨资从文求堂购下此书，它奇迹般地重回中国，完成了在东亚的书籍环流；

1948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韩镜塘离开大陆迁居台湾，此书和程乙本《红楼梦》等小说善本一起渡过窄窄的海峡，来到台北；

1962—1963年，台北韩镜塘“青石山庄出版社”影印《古本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册，列入“古本小说丛书”，限定发行一百五十部；

1967年，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成功购入包括此书在内的韩镜塘“胡天猎隐藏书”八种，此书离开中国台北，飞赴西洋；

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著录耶鲁藏本；

2012年，日本学者中川谕至耶鲁大学调查，并撰写公布此书的版本情况；

2019年，《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列入“海外中文古籍总目”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著录此书，首次公布彩色书影两帧。(12)

一部中国小说善本，数百年的时光流转，沿着中国→日本（东京）→中国东北→中国台北→北美耶鲁大学的轨迹，漂洋过海，东西往还，既承载着东亚汉字文化圈内部的典籍环流与文学接受，也折射出二十世纪东西方历史文化的风云变幻。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在古代中国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精英文人、藏书家纵有阅藏，仍多将其摒弃于著述文字以及藏书目录之外。然一旦越出国境，中国小说往往受到特殊“优待”。对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来说，中国小说文本既是学习汉语的教材，也是了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绝佳窗口，故朝野上下颇有搜购藏阅之风：据《朝鲜王朝实录》之《燕山君日记》载，燕山君十二年（1506，明正德元年）四月十三日，令赴中国的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13)等小说戏曲书；至晚在宣祖（1568—1608）三年（1569，明隆庆三年），《三国志演义》《西汉志传》等中国嘉靖本历史演义，已传入朝鲜半岛，宣祖的“传教”语中居然也引用了小说家言“张飞一声走万军”(14)；而之后的英祖（1694—1776）更是一位中国小说迷，《承政院日记》英祖朝载及君臣讨论《三国志演义》多达十余次，英祖自称“三大奇书，予常好矣，而于《三国志》，尤熟览矣(15)”，所谓“三大奇书”，即《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鲜燕行使纷纷利用出使北京的机会，搜购中国小说带回朝鲜，以至“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16)。

日本地方藩府大名、学问僧及文人学者，也颇为积极搜购中国小说。五山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的访华日记《初渡集》，记载了他在华期间受赠或购买汉籍的情况，天文九年（1540，明嘉靖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花银二十五分”，购买了《剪灯新话》《余话》二册；据《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第一卷《御书籍目录》之《宽永御书物帐》载(17)，仅宽永十年（1633，明崇祯六年），尾张藩德川家就买入中国书籍31部，其中白话小说有4部，即《廉明公案》2册、《百家公案》3册、《陈眉公案》（《新镌国朝名公神断陈眉公详情公案》）2册、《警世通言》12册，更为难得的是，这些明版小说至今仍存藏在名古屋蓬左文库。从输入途径来看，中国小说传入日本主要依靠唐船书籍贸易，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存《舶载书目》，记录了自元禄七年（1694，清康熙三十三年）至宝历四年（1754，乾隆十九年）之间通过唐船贸易输入日本的中国书籍目录，其中小说约200种，白话小说124种，文言小说76种(18)；《舶载书目》所录传入中国小说最多的一次，是宝历四年（1754）第9号唐船，凡载来中国小说30种，包括《桃花影》《绣榻野史》《浓情快史》《杏花天》《贪花报》等色情作品；而所载单部小说一次输入复本最多的，是宽延四年（1751，乾隆十六年）四月第7、9、10号唐船，携来《水浒传》24部（每部2函12册），《金瓶梅》11部（4部为2函24册，7部为2函20册），可知这两部小说当时在日本应很畅销，中国商人才会漂洋过海地带来这么多复本，却不担心滞销。

总之，据粗略调查，日本和韩国均存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小说，尤以日本所藏最为宏富，且多明版小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

与东亚地区相比，中国小说西传欧美，不仅时间上相对较晚，其总体数量及质量亦不可同日而语。据研究，目前所知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小说为《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此书的西传，颇具传奇性：先是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Jacob de Heemskersk，1567—1607）于1601年（明万历三十年）4月率舰队前往东印度群岛，1602年2月抵达爪哇，1603年10月满载货物返航荷兰，并在1604年8月15日、1605年9月21日，先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两次货物拍卖会，这部可能得自爪哇华人的明刊本《水浒全传》，大概在第二次拍卖会上拍出。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墨路腊（Paullus Merula，1558—1607）曾得到了此书的若干残叶，并赠送一叶（第二十二卷的第十四叶）给了英国某友人，此残叶如今存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其后，研究者又在欧洲多地发现了此套书的零卷零叶踪迹：德国斯图加特邦立瓦敦堡图书馆藏有卷二至五（中有缺叶），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藏有卷十五至十九（中有缺叶）(19)，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卷二十、二十一（中有缺叶）(20)。最有意思的是，2007年12月，中国藏家艾俊川从购物网站ebay上的一家英国书店，又购得此书的23张零叶，经核对，居然皆为德国斯图加特藏本所缺之叶，至于它们因何散出，何时散出？尚不可知。

这套明版《水浒》分藏数馆、每馆存藏数卷的情形，不免让人猜测：此书当年或许是分册拍卖的，或者整套拍卖后又被拥有者分拆了。对于不识汉字的欧洲人来说，以方块汉字刻印、每叶配有精美插图的明版中国小说，只是一件带有东方特色的新奇礼物而已，大概没人会在意它是否完整，以册为单位、甚至以叶为单位，分拆赠送，虽然可将其礼物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却人为地导致了同一套书籍的“四分五裂”。事实上，类似情形也出现在《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身上。而将中国小说书籍带入欧洲的，主要是传教士、航海商人、汉学者及外交人员等群体。譬如中国罕见的孤本小说《姑妄言》抄本，就是由俄罗斯外交官、汉学者、收藏家斯卡奇科夫（1821—1883）购买于北京并带回莫斯科(21)；诸如《好逑传》《平山冷燕》《玉娇梨》《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中国小说的早期译介，也大多与来华传教士或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有关。(22)

至于中国小说传入美国的时间，整体上更晚于欧洲，高潮期大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降，因为战争原因，东亚地区社会动荡，私人藏书频频散出，移民北美的亚裔数量亦急速增长。美国公私图书馆遂趁机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日本等地古书店或私人藏家手中，大量收购东亚汉籍，其中就包括数量可观的中国小说。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中国小说藏书，精华部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台湾购入的齐如山（1875—1962）旧藏；耶鲁大学图书馆也在这一时期从台湾购入了韩镜塘旧藏小说；《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著录的中国小说《忠义水浒全书》明末郁郁堂刊本、《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清初刊本、《女仙外史》清康熙刊本、《新编东游记》清康熙刊本、《禅真逸史》清乾隆印本等书，均钤有日本文人今关天彭（1884—1970）的藏印，推测该馆曾从日本购入过私人专藏文库。

然而，即便置于上述中国小说东流西传的背景中，本文所考察的这部明万历金陵周曰校刊乙本《三国志演义》，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往还于中日间，又从东亚到西洋，兜兜转转，竟然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尔今，一切尘埃落定，耶鲁藏本静静躺在图书馆书架上，那些昔日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诸多古书商、藏书家、图书馆员和研究者的生动身影，也都销声匿迹地隐入了黦黄的纸背。

(1) 参阅刘世德《〈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日］中川谕《周曰校刊〈三国志演义〉之甲本、乙本、丙本》，收入《林田慎之助博士伞寿纪念三国志论集》，日本汲古书院2012年版。

(2)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3) ［日］中川谕《耶鲁大学〈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考察》，收入2012年8月《第十一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暨数位（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第43—50页。

(4) 孟振华主编《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集部·小说类·长篇之属”，中华书局2019年版，下册第592—601页。

(5) 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400页。

(6) 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之《书信》（1956—196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卷，第569—647页。

(7) 关于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介绍，参阅田中壮吉编《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汎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版；刘玉才《田中庆太郎与文求堂书店》，收入《文求堂书目》卷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影印版，第1册第1—10页；尹敏志《东京蠹鱼录》之《人归江上路：文求堂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2页。

(8) 见《文求堂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影印版，第9册第187页。

(9) 参阅上原究一《唐氏世徳堂と周曰校万巻楼仁寿堂の章回小説刊本の覆刻及び後印の事例について》，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日本）2011年第16号。

(10) 据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所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

(11) 据上杂出版社1953年重印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第48页。

(12) 孟振华主编《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集部·小说类·长篇之属”，中华书局2019年版，下册第593页；书影在上册第212—213页。

(13) 转引自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页。

(14) 《宣祖实录》宣祖二年（1569）六月“壬辰”，转引自《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第158—159页。

(15) 《承政院日记》五十二年（1776）二月二十六日载，转引自孙勇进《〈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补遗·〈三国演义〉篇》，载《文学与文化》（南开大学）2016年第1期。

(16) 李德懋《入燕记》卷下，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57册，第301—302页。

(17) 名古屋蓬左文库监修《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第1卷，日本ゆまに书房1999年版，第217页。

(18) 参阅周健强《江户时期中国小说传播的阶段特征——以〈舶载书目〉为中心》，载《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春之卷。

(19) 参阅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收入氏著《水浒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8页、第51—89页。

(20) 艾俊川《从欧洲回流的插增本〈水浒传〉残叶》，载《华西语文学刊》2015年总第11辑。

(21) 参阅［俄］李福清《〈姑妄言〉小说抄本之发现》，收入《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附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