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津的日子

老年得子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老年得子都是一件特大喜事。特别前面都是女孩，终于生个大胖小子，那绝对比天上掉个大元宝都美。

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我上面有五个姐姐，五朵金花，人见人夸。但我小时候总想，这要是有五个哥哥多好，看这条街上谁敢欺负我！后来大了，明白了事理，吓了一跳，多亏有这五个姐姐，要是五个哥哥，这世上有没有我，还得两说着。道理呢，很简单，一家五个野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省心，即使那年月没有节育手段，可再生第六个小子，肯定就不受待见，说不定一生下来就送人了。

1951年我妈生我时都四十三岁了。那年月女人老得快，老藤结瓜稀里哗啦。那时正赶上我家的日子很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这要是家里有五个小子，我一旦闹病，小命难保，没准就丢野地里喂狗了。谢天谢地，就因为有了五个姐姐，再有了我，家里就像保护眼珠子一样，砸锅卖铁也要保住这千顷地里一棵苗。连我们全胡同的街坊邻居，都跟着爱护。说来是太感人了。

天津的城墙是八国联军打进城后拆的，变成东西南北四条马路，现在也这么称呼。东马路上有个路口叫二道街，二道街里有个小胡同叫“解元里”，我童年的家就在这里。这个胡同有来历，早年这个胡同的名字极为不雅，叫裤裆胡同，后来这里出了个学子叫张彭龄，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考了第一名，称之“解元”，从此改名解元里，文雅了。

解元里南北走向，南口是二道街，里面左右有九个院，然后就到头了，实巷，俗称死胡同。我家住7号，7号有六户人家，是个大杂院。这个“杂”字体现在有好几家从外地过来的：我家来自东北，对面屋郝大叔是山东，还有孔家是山西，还有河北的。只有住南房的张娘、李娘两家是老天津卫。若干年后，在老城里快拆到解元里时我和三姐去过一趟，只见院里又隔成若干小院，原先的老户多数已搬走，再后来这里就凤凰涅槃，变成了古楼文化街的一片地方。

话说回来，当初这大院里，是我的天堂。何娘的老儿子，跟各家自己的老儿子一样。谁家有好吃的，都想着给何娘的老儿子送点。张娘的女儿和我一般大，张娘比我妈岁数要小，干净利索，家里的窗台都镶着带花纹的小瓷砖，擦得光亮，宛若摆了真的花草。张娘爱抱我，嘴里喊着宝贝，然后就拿好吃的。

我在这院里一直长到八岁，从没见过邻里之间生气，更没有抬杠拌嘴的。夏天太热时，晚上各家就在院里搭铺睡，把我乐得不行，到处窜。我小时有点浑，在胡同里玩着玩着不知怎么就跟人打起来。我一个人，人家都是哥儿几个，按说我该吃亏，但只要有大人见了，马上就拦住对方，然后喊：“何娘，你老儿子又打架了！”等于保护了我。

老城秋日

秋光灿烂，我四五岁时，我家的日子有了明显的改观。解放好几年了，政策宽松，天津老城里商业气氛空前活跃，我们胡同、院里各家各户都快乐地谋着自己的生计。

卖水果的，拉胶皮的，还有养鹌鹑的。我家对面屋的郝叔回山东老家养鸭子去了，我爸和郝婶等人，就在堂屋置了几台“捣子”（手摇冲床），砸“山字”，即收音机里山字形的磁体片。别看是小作坊给工厂做配活，但架不住积极性高，不光大人干，大点的孩子都能干。成品送去，钱马上就回来，常是干到小半夜，谁都不困，我爸就拿钱叫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都买了，别找钱！那叫一个豪气。

“一品香”在东马路水阁大街把角，老字号，专卖糕点。二道街黑，我们就绕东门里大街，沿路见不少前店后宅的都不睡忙活着，挣钱挣得喜气洋洋。“小八件”用纸包纸绳捆，连拎带抱，到家放开吃，大人吃着商量再添设备，孩子们吃几口就去院里藏猫猫。日子好了，人也就不馋了。而一旦吃不上，就馋，越馋越觉得吃不上。

要说这多叫政府省心呀。我家是1948年从东北过来的。我爸十五岁在大连商号学徒，东北叫“住地方”。他和一帮伙计到天津是投奔东家，但这时东家死了，成了西家。他死了，咱们得活呀，为养家糊口，他们几个弟兄就重操旧业，合伙做小生意，赔了本散了伙，我爸就无业了好几年。这一做小手工业，不但把自己救了，还不给政府添麻烦。

我大姐那时已经工作，在城厢区委，地址就在鼓楼（有地名没有楼）前，是一座青砖大院，院墙挺高，把头有个大门。我去过多次，跟住家差不多，里面办公人员也不多，桌椅板凳都是旧的。于是给我一种感觉，机关是穷地方，因为它什么都不生产。但它周围可不一样了，周围都是买卖家生意兴隆。可不像现在有的地方，那天我到一个镇里，一条街就镇政府大院热闹，车水马龙，左右新建的商铺多数都空着。

秋日的老城里，在那些年里就如同丰收的田地，处处有诱人的果实。当时我要会唱歌，非唱“老城里的天，是晴朗朗的天，老城里的人们好喜欢”。但往下的事谁都知道，没多久就敲锣打鼓，各家的小买卖小作坊都不让干了，合并了。我们家那些捣子什么的都拉走了，鹌鹑也都死了，胶皮也不让老头拉了，改蹬三轮。我从广播里听明白，这是“公私合营”了。

我爸和郝婶开始起早去上班，月底发工资。日子还行，但再没见他拿钱让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更没了“都买了，别找钱”那种豪气了。

老城过年

天津过年的年味浓，天津老城里过年的年味更浓。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金贵，我胆子也大，寒假里就带几个同学去了趟娘娘宫。先从劝业场那找着海河，再沿河一直走到东浮桥，再去娘娘宫，就不迷路了。别看都在市内，我那些同学多住五大道，都是第一次来，看了好新鲜。他们都是家里有钱的，见了鞭炮猛买，见卖吊钱就不认得了，我说这是贴在窗外的，风一吹呼啦啦飘可好看了，就都买了几张，回头一问，谁家大人都不让贴。那边过去是租界地，可见不同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早先天后宫即娘娘宫在我眼里有点吓人，主要是前面山门的四大金刚。那时娘娘宫古老神秘加残破，传说这娘娘身下坐着海眼，她不能动，一起身就发大水了。这太可怕了，同时也表明这娘娘法力好大。每年到腊月，宫前大街就都是红红绿绿的地摊，人流如潮，说白了就是庙会。即便不买东西，也想来逛，何况年货不怕多，来了总有可买的。

我来主要盯着两样东西，一是鞭炮，二是空竹，即闷葫芦。我抖得不错，还能扔挺高再接住。但也失手摔坏，就要买新的。卖空竹的就在庙内侧房，挨着送娃娃大哥的房子，隔窗看得清楚，小男孩似的娃娃穿衣戴帽站着一群。那时没宫墙，但我四姐每次都要拉着五姐和我从前殿穿过。我知道她的用意：我在家无法无天，她又舍不得动我一个手指头，又想让我变得老实点，这就是个好场所。但我也有主意，一进去就不抬头，你说啥我都忍着，反正出了门还是我。再进正殿看娘娘，娘娘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形象模糊，但感觉很慈祥。那时以为这娘娘不定多大岁数，跟王母娘娘差不多吧，后来才知道妈祖本是少女，很是神奇。

那时金汤桥在人们称呼中还是东浮桥，中间走车，两边人行道是木板的，为节省材料，还留着比巴掌窄些的缝儿。人是掉不下去，但看河下水或冰都是真真亮亮的。特别是夏天发水时，浊浪滚滚，我一上去就来尿。幸亏那时女的很少穿高跟鞋，否则鞋下不去鞋跟儿下去了。我四姐当时的学校36中正对着这桥，那学校的校舍像欧洲的城堡，很有特色，后来没保留下来。

城里年前年后还要去南市，过南马路后，再下一个大坡子就到了。南市临街二层楼不少都带花檐廊，楼上楼下，各色招牌铺天盖地，商铺饭馆戏园子澡堂子旅店多得分不出个数，还有居民住的小窄胡同，生人乍来绝对看着眼晕，但我们至此就如鱼入大海，钻来串去，该吃该玩该买东西方便得很。

我老爸爱看戏，常带我去南市的戏园子。除了演评剧的黄河大剧院大些，别的都不大，木结构，楼梯又窄又陡，坐二楼头排，就像坐在演员头顶上。倒也好，没有扩音，听得清楚，但唱的什么词，又不知道。反正我是去了先买些零食吃，然后有武场就瞪眼珠看，演文戏时，就看别处，看看就睡了……戏散了，顶着星星迷糊着回家。年根儿里，煮肉的香气弥漫在大小胡同里，老远才有一个路灯，把人的影子照得大了小、小了大。赶到影子大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才能长成这样……

老城开蒙

我在天津老城里生活到八岁半，这期间念了小学一年级。那时没有学前教育，就是一伙顽童可胡同可大街玩疯后，家长说可不行了，赶紧上学收收性儿。领到学校报名，老师说从1数到100。这对我太简单了。人家看看我的大脑袋说：不笨，行啦。我就成了小学生。

南马路小学。临街一堵青砖墙，一个拱门，长条院，平房，很简陋。旁边的大楼好气派，课间和俩同学过去看，还有扛枪站岗的，喊小孩一边去。看大牌子，法院，审犯人的，快跑。回去教室门都关了，老师发怒：回家去吧！那好吧，得听老师的话，拎着小书包真回家了。我妈问怎么这么早放学，我说是今天我最早。张娘的女儿小荣和我一个班，比我懂事多了，放学回来喊：何娘，他是让老师撵回来的！我说是老师让我回来的。

老城里的胡同太多了，从解元里到南马路且得拐来绕去。于是就锻炼了记路的能力，以至日后到一个生地方，只要走过去，我就能找回来。特别是到国外，语言文字都不行，一个人上街，不走太远，就不会迷路。

那个时候小学课程简单，说实话，老城里的小学更简单，无非学生字讲加减法。别看我一时弄不清是“撵”还是“让”，但这点功课对我纯属小菜一碟。我爱看书，拿张报纸磕磕绊绊能念不少标题。我家胡同对面的胡同里有个小人书铺，这对我的吸引力与今天孩子上网吧相同。可看小人书要钱，没钱了，掌柜的想买点什么，又出不去，我就帮他买。他挺喜欢我，就免费让我多看几本。我爱看古时候打仗和侠客的，看不懂也看。那些小人书纸很薄，是木版印刷的，人形大，文字就在图中人物的嘴边引出的方框里：一员大将被绑，旁边坐着的人头上的方框里写“你降也不降？”大将的方框里写“要杀便杀，不必啰唆”。这是文字少的。一般有女子一出现，往往是密密麻麻一满框字。看来还是女人爱说。

院里的张娘李娘都爱说，我妈话少。东门里有家小电影院，她们三人去看《秦香莲》，评剧，小白玉霜演的，带了我去。进去张娘就开说，嗓门又大，李娘也不示弱，说着俩人就争论这秦香莲该不该去京城找陈世美。张娘刚强，说要我就自己带孩子过；李娘说凭什么，就该找。说得前面人扭头喊：听你们的还是听人家的。后来等秦香莲一唱“三年前，你为赶考奔京路，临行时，我千言万语……”冬哥春妹再一叫爹、娘，她们全哑巴了。

过一会儿再看我身边这三个女人，那眼泪哗哗流呀流。张娘干净，掏手帕擦了又擦；李娘邋遢，摸一把鼻涕就往地下甩；我妈性格刚强，也哭。我都顾不上看电影，净看她们了。

在城里小学那一年，我好像没学到什么。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小小的校园，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南市、估衣街、鸟市我要去，大姐二姐的单位我要瞅瞅，四姐五姐去同学家，也带我。去了一看，深宅大院老先生，一说这是同学的老弟弟，还就爱和我说话。我天生不怕生人，知道点什么还爱说出来，老先生一夸这孩子真聪明，我姐赶忙拉我走，怕我得意忘形，再说出些着三不着四的话。

古来孩童正宗的开蒙，多是从念《三字经》《百家姓》开始。我们那个年代，那些东西都成了糟粕，日后红太阳打头的课本还没来到，我们学的就是“大小多少人口马牛羊”，实在没什么意思。9月1日开学，10月1日到东马路看游行，游行的人都拿个三角小彩旗，一举一举的。游行队伍快散时，有人就把小旗给了路边的四五岁的小孩。我们虽然也在小孩之列，但不可爱，没人给。不给没关系，看准这一行是青年女工，齐喊着“阿姨好”，一群狼似的扑过去，没等她们反应过来，抢了旗就跑。当然，人家也没说不给。又上课了，老师问国庆节都干什么了，我也举手，举得胳膊都酸了，才叫我，我说：抢小旗去了。老师狠瞪一眼：坐下！

后来我和不少作家朋友聊天，发现我们小时候都不怎么受老师待见。我们多爱看闲书，爱胡思乱想，爱说话，爱看热闹，爱出风头（即便表面低调，心里极想），而这些都是当作家所需要的。成天就爱关屋里做算术，长大了是陈景润。作家莫言，别以为话少，是话太多了，才提醒自己“莫言”。

天津老城开蒙了我，不光认识了“大小多少”，更使我开始接触社会，尤其感受了这个五彩缤纷内涵丰盈的津门故里，这一切，让我终身受用。

老城美味

我小的时候，要说饭馆子也不少，可要是全家人说咱去吃一顿，绝对不容易，甚至有些奢侈。即便你有钱，旁人也会说：这家子，不会过。要是让单位知道了，一上纲上线，说你贪图享受，你就且“进步”不了啦。

上世纪50年代还好点。有一天东北的表哥来了，他在沈阳杂技团工作，戴前进帽穿皮夹克大皮鞋，倍儿帅。我领路，他去东马路火车票预售处买票，排大队。他可真行，让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排着，他出去逛。排到地方了他还不回来。我脑瓜还行，一个一个把后边的让到前面，等他回来了，马上就买了。

他挺高兴，夸我。我说你不光动动嘴就拉倒，他说咱下馆子吧。公私合营后，就没有个人再开饭馆，原有的也不装修，破旧得一个个都像老字号。老城东西南北角为交通枢纽，繁华，馆子集中，我俩在东南角进了一家。晌午了，也没几个吃客，人家一看小伙这打扮，说楼上请。楼梯一踩吱吱响，时光退回几十年，要一个咕咾肉还有什么，我也饿了，一顿猛吃。表哥吃几口不吃了，要碗汤。我说你怎么不吃，他说怕胖。“胖怎么了？”“我演空中飞人。”噢，胖子，飞不起来。

回家跟我妈说我不演飞人，你也做个那样的菜。我妈说尽量多放些油吧。我妈东北女人，心大，舍得花钱。这会儿我爸和三个姐姐都工作，日子不错。平时家里总有槽子糕呀小八件呀什么的，她就往我嘴里塞，以至于我十多岁后就胖。同学先给我起的外号叫“得得”（逮逮，后字念二声），这俩字可能就咱天津人懂，非常形象：身上肉多，一跑，肉颤。其实我没那么胖，是壮，主要是当时的人都偏瘦，小孩更一个个猴似的。等到上初中我瘦下来，脑袋显大，绰号大头。那会儿同学之间若叫名字，说明关系一般，关系好的都叫外号，没人反感。几十年后忽然通电话，说我是谁谁谁，想不起来，那边急了，说我是“大梨”，这边哎哟一声，连当初上课一回答问题他就揉鼻子都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不怎么好好吃饭，但架不住老城里零食诱人，比如胡同口哨子般的一响，就是来卖大梨糕（小孩都这么称呼）的，一串木碗相互扣着冒热气，打开，雪白，豆馅，再浇红色透明的酸糖汁。其实这东西是看着好吃，说实话，饿了不管用，饱了没感觉。还有爆米花、棉花糖等，但甜的我不爱吃。我最爱吃刚出锅的乌豆。用纸卷一个锥形桶，装得带尖，实际没多少。乌豆不能拿回家吃，那就凉了，讲究趁热在街上边走边吃。那时街上没垃圾桶，用手一挤，带点芽的蚕豆香喷喷咸滋滋地进了嘴，皮儿往路边树坑一扔。这东西我吃多少没够，日后我净自己在家生蚕豆，有时煮多了，上顿下顿地吃，媳妇乐了，说这倒省了做菜了。

二道街将近东马路有纵向胡同，把角有大饼铺，还有卖熟肉的，主要卖“杂样”。大饼卷杂样，好吃，但这个不能在路上吃。在路上两手抓着饼卷子往嘴里塞，头发再长点，就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杂样现在人们都不稀得吃了，那时得隔几天才舍得买一斤半斤的，用草纸包，到家油都不透。杂样，顾名思义，就是猪头肉、心、肝、肺，还有粉肠等的组合。其中最差的是肺，买时要说掌柜少盛肺，掌柜的才不听呢。我最爱吃粉肠，一般是到家了，粉肠也没了。

还有卖羊杂碎的，上午煮，下午卖。夏天差点，到了冬天，小风一吹，香出去多半条街。这东西，可能也就咱天津是捞出来切碎了卖，当下酒菜。在内蒙古东北承德那一带，都是连杂碎带汤成了“羊汤”，就热烧饼吃。一大碗羊汤，一个烧饼（比天津的个儿大），早上吃了，饭量小的能顶到晚上。缺点是咸，吃时不觉得，完事你就喝水吧。所以，一般晚上不吃，吃也少喝汤，要不然这一宿你就喝了尿、尿了喝吧。

老城的风味小吃有好多，我那时小，玩是最重要的，吃次要，但还是记住了些。说来，对吃的东西印象最深是低指标时。人饿极了，吃了什么才记得深记得牢。我上面说的与那时就差二三年。早知道就多吃多塞，像狗熊冬眠前打好底，好迎战“瓜菜代”，即粮食不够吃，用瓜菜代替。这也是1960年至1963年的代称。

民园笛声

1959年暑假，终于不用每天上学了，本来我想痛痛快快玩一气，谁知搬家了。我不知搬到哪里，就觉得离城里好远。一开始我跟着走，后来太累，我钻进车上的大缸里。东北人家冬天要积酸菜，所以过日子必须有口缸。积了也不都是自己吃，天津人也爱吃，每年差不多有一半送邻居们。

搬到和平区的黄家花园，感觉这边环境比城里要干净整洁得多，街上人也少。只是我不习惯，住大院一天到晚过节似的，一家的热闹事，也是全院的热闹事。住楼不行，只有楼道一两盏昏黄的灯是共用，有话都在自家屋里说。

梦中还在城里，醒来人到民园。9月1日新学年，我进民园小学上二年级，坐在教室，顿时发蒙，人家讲的，我有点听不懂。比如上音乐课，在南马路小学压根就没讲过音符1234567。一开始我还奇怪，这七个数怎么能唱呢？还好，都是全班同学一齐唱，估计也不光我一个滥竽充数的，慢慢也就对付过去了。

那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节前一派喜气洋洋。学校、个人家不必说，连街上都整得干干净净，墙和树干齐胸下刷成白色，看上去那叫一个舒服。大人们都忙，好晚才从单位回来。学校里处处是歌舞声。我五姐和我一个学校，上五年级，她和同学跳舞蹈。我嗓门大，被选进合唱队，天天站成排，准备国庆节的演出。就几首歌，也不发歌词曲谱，老师一句我们一句，还分部唱，挺像那么回事的。等到快到日子了，彩排，要求男孩子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女孩花裙子，这就成了问题，特别是白上衣，能有一半人没有。我就没有，一个秃小子，可地弹球拍毛片再上树爬墙，家长还给你做白上衣？你能穿出白色来吗？

正好，那些天我借了几本小人书，就想回家往窗边床上一躺，好好欣赏一番。我说没白上衣，我不唱了。老师发火说你敢，你嗓门大，一个顶好几个，不能不唱。然后又说你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点困难怎么都克服不了！我说好吧，能不能当上接班人，那就看我妈了。老师又要发火，我说本来嘛，我妈要是给我弄了白上衣，我就唱。

要说那年月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好，有时都好大劲了，可就是要啥缺啥。我妈还真不错，把这难题解决了，用我四姐穿过的白上衣改了一下，穿到学校还有同学嘲笑，说你这是女式的，领子是圆的。还真得佩服人家，长知识。这就开始演，在常德道一个礼堂，再去少年宫什么地方演。

还停课在民园体育场组字，一个挨一个坐在看台上，一人手里有几牌彩色块子，有人在下面指挥：一声哨，举什么颜色，又一声哨，再举什么颜色的。不能走神，更不能动，说这样组成的字才好看。但最终组成的是什么字，我们是一概不知道。民园的看台是水泥麻面，晒一中午，下午去了一坐，烫屁股。那也得硬往下坐，烫得直放屁。坐两三个钟头，胖子还能坚持，瘦子龇牙咧嘴，硌得尾巴骨疼。

盼呀盼，到了10月1日，早上要挂国旗。楼里的国旗放在我家，我爸很郑重地从箱子里取出，插上竹竿，成七十五度角悬挂在楼门口。每家楼门口都挂，一眼望去，整条街都是红的。二年级学生太小，不参加游行。中午大人都回来，我就去稻香村打啤酒买熟肉，然后和我爸我姐夫们坐一个桌上吃喝，听他们说这说那。别看我小，我跟他们一个系列。我妈我姐姐她们端碗捞面，娘几个在另一边乐和。

对啦，当时我们的男音乐老师会吹笛子，让男生每人买一支，教了几次，然后一个一个上台吹。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让他选中，进了全校的少年笛子队。这下可麻烦了，一直到六年级，我始终是这个队的骨干，到处跟着演出，几乎所有寒暑假都玩不了几天。那时营养跟不上，练半天，光得出气，完事一站起来都迷糊。等上了中学，老师问谁会吹笛子，我一声不吭。打那就没再正式吹过，但现在拿起来，还能吹，而且别人一听准说“原先吹过”。

那时，民园小学的笛子队，全天津独一份。在东马路少年宫演出，二三十人吹成像一个人吹的，可不容易。

墙子河边

在黄家花园，我最常去玩的地方之一，就是墙子河。那时墙子河两边有上海道和南京路，日后挖没了河，三合一，就有了今天的南京路。上海道窄，临河垂柳院门半掩。南京路有公交车，“三”路，傍着河堤缓缓地开。长街人稀，坡岸碧绿，晩风送爽，夕阳林梢。走在今天南京路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初这里还曾有过这么一道风景线。

当时墙子河水可不臭，挺清亮的。教堂河边园清池，有名的大澡堂子，好几层楼，越往上洗越贵，地震后都挤一楼洗，好跑。园清池往外放水，冬天那一段河面不结冰，腾腾冒白汽。教堂前面滨江道桥是铁的，夏天从河岸树荫走到那儿，定去路口把角制人造冰的厂子看热闹。大块的白冰从窗口唰地滑出来，冒凉气，用铁钩一钩，叭一声落地，砸出不少碎冰块。小孩们捡了啃、嚼，梆硬，叭又一声，牙崩去一角。那冰吃了不闹肚子，是凉开水制的，直接做刨冰卖。

墙子河上的桥名同道名，营口桥、长沙桥、山西桥、河北桥、湖北桥等都是一个造型，单孔，水泥结构，坚实厚重美观。车道居中，人行道在两侧高出一尺，安全，车开不上来。由于两岸地势不均，从南京路上看，有些河段就是地上河，故堤岸高大宽展，树木由此也就有生长空间。那时孩子玩的都是原生态：弹弓打鸟，竿粘蜻蜓，隔河开仗，比谁水漂打得多。大人也去溜达，晩上则是搞对象的好地方。大家相安无事，挺祥和的。

可过了一两年不行了，“瓜菜代”了，吃不饱，也顾不上环境卫生，河水说臭就臭了。还不错，河边一早一晚变成“黑市”——自由市场。虽然价格贵，但终能买到些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再去河边，肚子里缺油水，也没劲玩。一股香味飘来，炸荷包蛋，好馋人，只能看，心想什么时候能管够造一顿呀！

有个小要饭的定是饿极了，抓块摊上的点心，边跑边往嘴里塞。一个胳膊戴红箍的追上就是一脚，还要踢，众人说算啦算啦怪可怜的，我们起哄喊“大人打小孩不要脸”。那家伙还不依不饶，指着我们说也不是好东西，早晩蹲笆篱子。

笆篱子是嘛？问人，人家说是监狱。“这王八蛋他咒咱们。”我们中间有高年级的，不服。天擦黑，“红箍”在桥根临水处拉屎。嘿，说咱们“蹲”，他在那儿蹲着呢！我们一人抓一块土坷垃，在桥上喊一二三，一齐朝下扔，就听水声骂声乍起，然后就憋口气猛跑，散伙，十多天内不敢再来。

后来我上34中，一开始走山西桥过保定道。但保定道松寿里有一拨小子截道欺负人，就改走河北桥。学习雷锋后，放学过桥是上坡，就做好事，推三轮。三轮车是当时城市里主要运输工具，满载平路还行，上坡太费劲，谁在后边帮着推一下，轻松不少。上了桥人家是真感谢呀。咱肚子更饿，但心里高兴。别看这等小事，就养成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崇尚助人为乐。为什么老了爱上当受骗，跟这都有关系。路边有学生模样的求助，说回家路费丢了，那可得帮一把。过好几天又见到，问你咋又丢了？还给。回家挨儿女数叨，也不长记性！

等到1966年夏天，有一阵我不去河边了，有人跳河自杀泡得好大，吓人。我还奇怪，这河水不深，怎么就能淹死人呢？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劳动挖河，水放光，弄清了：淤泥太多太臭，人下去即使不淹死，熏也熏死了。看来不是运动逼得人没了活路，是不会一头扎到这河里来的。

挖时说加小心可能有好东西，真有，瓷器，还有银圆，布包着，一卷子二十多块。地点在桥边，肯定是谁一看要抄家，这东西留着是祸害，快扔。挖出来一擦，银白雪亮，袁大头原来胖乎乎还挺好看的。赶紧上缴，也不知落谁手里。接着再挖，咣，碰着硬的了，喊又挖着了！呼啦都围过来，说是金元宝吧，这么大个儿！

好不容易从泥里挖出来，死沉死沉，抬上岸，用水一冲，大伙一看全跑了——炮弹！

“皇家”美女

上世纪60年代初，尽管“瓜菜代”，又值长身体的年龄，腹中需求旺盛，但一走在黄家花园街上东瞅西望，也就淡忘了。到了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以西安道山西路十字路口为中心的黄家花园，即复为繁华之处。我家住长沙路，还有五大道靠近河北路的人家，日常买些什么一般都到黄家花园来。

黄家花园有个“小百货公司”，在山西路上，面东临街一溜门店，生意极好。柜台与收款台上空有一条条呈放射状铁线滑轨：四下售货员把小票和钱、布票、线票等往小板上一夹，喊声“收款了”，用手或尺猛推（甩），那板儿嗖地一下就顺着铁丝滑向中心收款台。有的距离远，动力不足半道停了，会有顾客伸手帮着推一下，没见谁伸手给拽下来。后来变成电动的，半空中钱、票来来往往。日后我在景区一坐上缆车，就想起商店里这原生态的运载工具，那应该是缆车的设计原型。

为了度荒，那几年政策宽松，加上年景好转，吃的用的多了，有些洋东西老东西也出来了。西安道上有委托店，我净进去看，什么外国钟表、金银首饰。临街大玻璃窗，隔三岔五就有新奇的物件亮相，有次摆了一辆崭新的英国产的“凤头”牌自行车，引爆眼球。那时谁家有辆飞鸽、永久车子就不错了，比自家孩子还亲，住三楼还天天往屋里扛。“凤头”车后轴有变速装置，走起来嗒嗒响往前蹿，鹤立鸡群。玻璃窗外的人看那车，就跟现在人前些年看奔驰、宝马一般，心里可能都想，自己这辈子恐怕有不了这样一辆自行车。

骑不骑“凤头”没关系，黄家花园的人都挺知足的：早上买得着豆浆馃子，我上学花一两粮票五分钱吃锅巴菜，一毛喝馄饨，还是排骨汤。三分钱一根冰棍，五分钱小豆的，多半载红小豆，饭量小的，吃两三根能顶一顿饭。刨冰一毛一碟，吃到最后喝冰水，酸甜，喝完冰得脑袋发木。人称“大合（作）社”即菜市场，卖菜肉鱼什么的，大木桶里有时还有活螃蟹，哗哗地往上爬再掉下去。大家都知道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说实话，真没有人想再搞一次革命呀——把凤头标说成资本主义砸了？把早点铺说成修正主义改向阳食堂？这都哪儿对哪儿呀，抽风呀，可后来却都干了。

当时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大合（作）社”临街是糕点店，我上初中，天天从它门前过。有一阵这店的生意特别好，而且主要是有两截柜台特别好，买者又多是青年男子。一开始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后来一个同学书包里总有槽子糕，我说你家够有钱呀。他说有嘛钱，都是他哥为看这里的一个女售货员，天天来买点心，工资月月不够花，把他妈气坏了，说这店里出了狐狸精。

至于吗？有天我妈让我去买点心，看清了，真不假，那女的二十来岁，高个儿，大眼睛，头发乌黑波浪，面似凝脂，待顾客热情又不失稳重。跟那些卖货的大娘大妈站在一起，用鹤立鸡群都不合适，只能是仙女与狼外婆。她的绰号是“皇家美女”，即黄家花园的大美女。就这等模样，一看就不是出自一般人家，分明是“资产阶级小姐”。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转年又“四清”，家庭出身就成了考学、工作的重要条件。她要长得丑反倒好，这么招人眼，那就得接受考验。她的柜台前总有人排队，旁人干闲着还不领情。后来就不见她卖糕点，去卖带鱼了。那些小伙又去买带鱼，臭带鱼，从店里出来一个个浑身腥味。

再后来“皇家美女”不见了。我问同学是不是成了你嫂子，同学说可怜我哥呀，白买了那些点心和带鱼。美女，是让一个路过的军官给带走的。这事和普希金的小说《老驿站长》特相似。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美女虽出身不好，但同样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好些。而我再去店里买槽子糕，就不抬头，拿了就走。

残阳夕照

当初民园那一带特别肃静，重庆道和常德道之间看似背靠背都是房子，其实当中有不少空地。但进去得从挺高的墙上走。我有点恐高，人家同学嗖嗖如走平地，我小心翼翼不敢四下张望。忽见一片荒草地和砖头瓦块，就跳下去玩。那些砖瓦搁今天就是金砖银锭。当时，谁能想到有朝一日地皮会这么珍贵，又在五大道上。

怎么就敢上墙头钻荒院呢，没人管？只因为同学家就在这，发现也没事，顶多说小心别让你爷爷看见，他爷是谁同学也不说。去他家，见他爷留着花白胡子坐太师椅腰板笔直，问你爸爸原先干啥事由。我说听我爸说他从小在东北“住地方”。他爷爷眼睛一亮来了精神，说“住地方”是我们东北方言，就是到商号当小伙计，吃住在人家那个“地方”，想当初……后来知道他原是东北军的。还去过几个同学家，都吃着“定息”（公私合营后给资方的股息）。虽然那时似懂非懂，但电影戏剧脸谱化，已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几类，关系挺紧张的。跟他们一接触，又感觉没那么邪乎。我还想：就他们这些人总想着翻天？一不像，二也办不到呀。

民园体育场那时常年开放。春天杨柳青青，早晨先去那里踢一阵球。阳光灿烂，再在看台上走一圈，乏了仰面一躺，颇有《回延安》“头顶蓝天大明镜”的感觉。特别是过了“低指标”，生活渐渐好起来，普通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有不是“普通人”的，有一天同学爷爷死了，他一点难受的表情也没有。他说他爷爷早年算过卦，说他如果活到八十岁就得化成一团烟，现在七十九，躺在棺材里走的。我俩都认为这卦不准：当时是提倡推行火化，但不强迫。可转年夏天文革闹起来，真就见过抄家时正赶上那家出殡，硬是把人拽出来把棺材给烧了，人火化。不过，如果他爷没赶到那点上呢，所以那卦还是不准。

那时小学半日制，下午去学习小组。小组三四人不等，一块做作业。我不愿去小组，经常是上这堂课就把上堂课作业偷着做了，下午光玩儿。但不行，老师要求各小组得有一个功课好的，能辅导别人。有个女生家住民园旁河北路上，楼上楼下，她家有不少成套的连环画即小人书，包括一套崭新的《三国演义》。这可吸引了我，去了，他们做作业，我看小人书。有一天赶上她爸在家，和我聊“三国”，我关张赵马黄挺不含糊地白话一气，后来问您在哪儿工作，他说在16中（耀华中学）教历史。我一下哑巴了，知道遇见了高人。他挺高兴，说这些书天天摆在这儿，我女儿一本都不看，你连人名都背下来，将来搞文学没有问题。

一夸，我又来神儿，问为嘛刘备一死看着就不带劲了呢？他说这证明你看进去了。我等着听，人家上班走了。没能得到16中历史老师面授，很遗憾。16中当时名气很大，我小学毕业曾要报“16”，后来首选“男1”（中），结果去了34中。其中有些文章，这是后话暂不提。

学习小组并不固定，我功课好，别人愿意找。我喜欢和爱看书的来往。有一阵我们几个“话友”每天早早到校，冬天把火点着，然后围着炉子烤馒头，学说在收音机听的《杨家将》《隋唐演义》《水浒传》，还有什么书，当然必有相声。

渐渐老师知道我能讲，赶上自习课，说你给大伙讲故事吧，他走了，我站前面一通神侃。先背一通隋唐好汉排名，从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到十六条秦琼。讲半堂课讲累了，就研讨黄骠马和赤兔马哪个跑得快，大伙争论起来，乱成一锅粥，我也就歇着换别人了。日后我不怵头在人多的场合即席讲话，人越多讲得越好，可能就跟在民园小学的经历有关。民园小学和民园体育场那一带，留给我心中的画面就是生机勃发的春天，很美、很美。等运动一来，就完了。

二池碧波

二池，就是西安道和长沙路把角的第二游泳池。上世纪60年代，和平区一、二、三池，二池条件最好。一池小，三池呢？我有天中午去，见池里一个人也没有，心中大喜，纵身而入，然后咣地一下，就感觉脑门子撞墙一般，赶紧爬起来，水面刚及膝盖，浅池！好悬，大青包好长时间才消下去，再不去了。

夏天游泳，对一般人来说就为凉快。但1963年以后，渐渐就提升到革命与否的高度，凡革命者得到“大风大浪里经受考验和锻炼”。要“大风大浪”就得去海边，去北戴河不易，那咋办？只好自己兴风作浪了：列大队推着大标语还背着枪在海河里顺流扑腾一气；还组织万人横渡水上公园西湖；等等。说是激发反帝反修斗志，实际等于上班游泳，会水都愿意参加。历史证明，凡搞轰动的大事，说是大多数人都拥护，其实呢，天天唱歌有说有笑，不干活工资照发，傻子才反对。

那时天津市区周边大水坑甚多，都是窑场挖土挖出的深坑。没有哪个水面前立牌告诫禁止游泳这里危险，海河一到夏天就跟煮饺子似的。断不了就有溺水的，远看河边有块破席子，下面就是冤魂一条。旁人跟没看见一样照游不误，特像《动物世界》角马群面对同类遭难而继续吃草。毕竟天津夏天太热，当时连电扇都少见，难得到水里凉快一下，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二池离我家近，又安全，我就在这儿游。一张票五分钱，游一个小时。内中浅池深池各一个，深池人少，但得考试：踩水三十秒，连续游一百米。合格，在游泳证上盖章，存衣服时给条红带，系脖上，就可以出入深池了。一开始很羡慕人家系红带的，练了一阵自己也过关了。又羡慕人家皮肤油黑肌肉发达，然后就练双杠单杠还专拣中午去游，身上沾水太阳一晒，皮肤就由白变红再黑里发亮，有点皮实健壮的样子了。

二池的水是循环的，有一个大水塔不断地把水抽出，雪白的浪花在半空中绽开，再流淌下来在太阳光下晒、消毒。浅池是长五十米宽二十五米的标准比赛用池，瓷砖雪白一池碧波，经常有国家级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电影《水上春秋》里好多场景就是在这儿拍的。穆祥雄是天津人，获世界冠军，也激发了天津人对游泳的热爱。

盛夏里二池还开夜场，两毛钱一张票，是青年男女的专场。谈着恋爱还锻炼了身体，比现在吃喝完找个包厢关门吼强多了。二池旁边的复兴花园有转椅铁索桥单杠，还有铁棍组成的樊笼，正好替代双杠练双肩支撑，俗称“揣块儿”，上初中后我每天的目标是二百个，练一夏天胸大肌就鼓起来，再加上游泳，练的结果都给上山下乡打了基础，身强力壮，下乡头一年就挣满分。

二池的碧波映射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到冬天二池在泳池前的空地还铺冰场。大冷天站在我家三楼阳台能看见冰场一个角，灯光闪烁人如飞燕，歌曲有张振富耿连凤的《逛新城》。人家父女走得欢，我心里直发痒。那时自己有冰鞋的极少，我滑过两次，租鞋，挺贵，不好意思找家里要钱，就很自觉地不再去了。

黄家花园这一带楼房密集，唯有二池和复兴花园有难得的一池碧水一片绿地。仰面躺在水中，天空好蓝好大。有时真想过将来长大会干什么去哪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会去塞北。

小小少年

1964年考初中前，学校把六年级班级打乱，按平时成绩分甲乙丙仨班，目的明确：确保升学率；力争多考入名校。我们班五十多人，分到甲班的女生十人，男生二人，有我一个。目标16中和男一中。

当时已熬过“低指标”，经济复苏民心安稳，连我一个小小少年都能感觉出来。我爸在渤海无线电厂是新产品试验小组组长，早出晚归。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区委，二姐二姐夫在天津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四姐在商业上，四姐夫在市博物馆，五姐念书。我，功课一点不费劲，有大把的精力去玩。也不光是我，大家都觉得生活内涵已由50年代的激情、简单渐渐变得沉稳而又有点情调了。更何况，天津人本来就特别热爱生活。

电影院，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片子也不都是一味打仗的，国外进口片在艺术馆等电影院放，越剧版《红楼梦》放三小时，把我都看睡着了。一些老戏也挖掘出来演。先前都穿布衣布鞋球鞋，这会儿也有穿皮夹克大皮鞋的在街上嘎嘎走。劝业场惠中饭店与和平路交叉口最早出了擦皮鞋的，看的人远比皮鞋多。擦鞋的美，显手艺，刷子布巾擦得叭叭响，鞋面贼亮光滑，蚊子都站不住，再看，半盒驼鸟牌鞋油下去了。人们心态平和，不想凭什么你吃烤鸭，我喝馄饨，你穿皮鞋，我穿球鞋。要想就想我好好干挣钱，好日子不远了。若问想不想再折腾一回，肯定说前几年的罪还没受够？快饶了老百姓吧……

我常去儿童电影院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赶上新片，买票比低指标月初去粮店买粮还挤。售票处木板上掏一半圆小洞，麻竿胳膊也只能伸进去二三条，小手捏着钱喊：两张两点二十的！三张四点五十的！再满头大汗挤出来，自豪得如打了胜仗。为嘛我们这代人特别能吃苦，跟这都有关，看场电影都得玩命！当然，玩命之后的欢乐，是现在年轻人不可想象的。

看电影我还有点便利条件，我二姐后调到文化局，票多。楼下伙伴小宝大我一岁，胆大，净我俩一块儿去。都吃晚饭了，有票，一宫。他骑他母亲的“三枪”高把女车，我骑我爸的“钻石”男车，个儿都没长高，够不到脚蹬子，屁股两边拧着骑得飞快，闸也不灵，到和平路四面钟差点撞了公共汽车。好容易赶到一宫，一掏票，把门的说：这片小孩不让看。可气死人啦。

去干部俱乐部看《兵临城下》首演，散场了天大黑，一辆辆小汽车从身边过，小宝想起电影里的情节说：“这里可能就有国民党的大官。”坏啦，身后一大人就一路跟我们，从佟楼跟到马场道，跟到成都道，小半夜，到了把小宝拉到派出所。找小宝他妈，他妈周婶见过世面，问那傅作义是不是国民党大官？把他们都问哑巴了。到了也不知那位老左是谁，都左到偷听俩小孩的悄悄话了，太可怕了，胜过“东厂”！我妈说得挺准，她说打闹胡子（东北方言，指土匪）她就品出个理儿——但凡日子好一阵子，就该瞎折腾了……

一家子多一半党员干部，谁信她的。往下却不幸被她言中。但在那之前，我才不管那些，集邮（劝业场四楼有专柜），放风筝（四姐夫给的，展品），养热带鱼（自己做鱼缸），逛艺林阁（二楼卖字画，张大千的美女、徐悲鸿的马，四尺竖幅，人民币三十元），斗蛐蛐儿（法国教堂旁胡同专卖），玩得不亦乐乎，比他们上班的都忙。

突然有一天六年级的班主任在操场上叫住我，问：国家建设需要有一批学生去甘肃建设兵团，你响应号召不？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这事得回家问我妈。

老师说：别问了。

他走了，又诈另一个同学去了。

罢了，孩子诚实，终究斗不过狡猾的大人。评语中思想进步不进步，老师就是这么得来的。考完了离校了，也没见哪一个同学去甘肃。然此风未绝且愈演愈烈，以致后来逼得人人都学说假话：下乡了，明明盼着快点返城，还信誓旦旦说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会儿想想，老脸都发烧。这等做法，可得杜绝，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诚信。

话说回来，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报男一中，发榜，也不公布分数，分哪儿去哪儿——34中。过两年运动起了，在街上见到从我们楼搬走的一个男孩。他小我一岁，全家从农村来，出身贫农无疑，但功课底子薄。这时他胳膊戴着男一中红卫兵袖标。再想我们班五十六个同学，才出了一个红卫兵，我朦胧胧就有点明白升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了。

不过，只要环境还没有大变，小小少年，烦恼还是少。1966年盛夏前的黄家花园，还是绿树成荫熙熙攘攘，一派祥和景象。许多和我一样的孩子，还都在编织着自己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

2017年夏于塞上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