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谢了又开的梦想

我的乱

在《读者》上翻到一篇文章，叫《杂乱是有用的》，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回想之前在另外一张报纸上也读到一篇文章好像是叫《乱不一定是坏事》。两篇文章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生活中适度地乱一点是没有害处的。这两篇文章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个人的生活环境实在是有些乱。在读这两篇文章之前，我正为此而苦恼，立志要有所改变。这样一来，好像找到了一个拥护者和同党，找到了一个生活习惯的理论支撑，找到了一个乱的合理依据。我不那么害怕了，甚至有些坦然了。

我乱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熟悉我的人都有目共睹，我自己也非常明白。我的两大生活环境——办公室、家，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一种整齐有序的清爽。对此我自己也看不惯，常常对自己说，要收拾一下，让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序一点。但经常是有想法而没有行动，即或偶尔清理一下，也只管那么一小会儿，转眼又恢复凌乱的常态。

公司办公的地方是大办公室，十几个人共同在一间大屋子里办公，我个人的办公空间就是大环境中的一小块。在这样一个地方办公，令我真是非常尴尬，一方面要承担起一个部门负责人的责任，监督其他人把办公区域搞得整洁一点；另一方面，又很难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我的办公桌本来是很宽大的，但我总嫌它小，因为上面老是码着几大堆文件、资料、报纸和杂志。偶尔我也会产生念头，把办公桌整理一下。每次清理过后，感觉办公桌简洁清爽了许多，心情也很愉快。但过不了多久，又一切如旧，办公桌上又堆积起小山一样的物件。基本说来，桌上总是有清理不完的“堆积”。

家里更是无所顾忌的乱。别人收拾得再干净整齐，一旦我进入和参与，就会杂乱无章。我胡乱放置的东西，一是生活用品，二是衣物，三是书本。前两类有人帮我清理，后一类却是别人想帮忙也没法插手。书柜里的书放进去时大体上是归了一下类的，但随着不断地把书抽出来放进去，原来的“秩序”就被打乱了。最大的问题是，被取出来的书到处都是，沙发上、枕头边、书桌上，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简直乱透了。我自己对这种乱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别人到我家里绝对是很惊奇，也会看不惯的。所以，我一般不邀请不熟悉的人到家里来，省得自己尴尬，也让客人不开心。

我是反对别人帮我整理书籍的，虽然这么乱，但下意识里，还是有一定的“序”，这乱中的序只有我个人知道。每当我要找出某个作家的某本书的时候，我的记忆会很快启动起来，有时甚至是凭直觉，那本书应该在什么位置，去一找，果然在那里，准确而神速，对此，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曾经有人看不惯我家里乱扔的书本，悄悄地帮我整理。她满怀喜悦地等待我的夸奖，不想我却一脸的不悦。她惊愕之余，实在是感觉有点冤，想不到一片好心成了驴肝肺。平静下来后，我给她解释，乱虽然乱，但自有我一个人建立的乱中的序，你这一整理，把我的序打乱了，反而变成一种乱了。听了我的解释，她只顾摇头，觉得我是个怪人。

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么乱？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归于懒散，另一方面归于逻辑思维能力差。一个情绪化的人、喜欢凭直觉行事的人、慵懒的人，自然是喜欢过随意一点的生活，而严谨精确的生活令我总是有些难受。所以联想起自己爱睡懒觉、慢节奏，就觉得那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人的不同的侧面。对自己这种乱而无序的生活，我也不满意，不时也产生改变一下的念头。但看到自己这么多年都是如此，就觉得那是基因和血型的事情，要变谈何容易，如此就觉得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只要不因为乱而失去头绪和章法就行了。

春节的病

春节的前一段时间基本上与生病相伴，与快乐无缘，与难受倒紧密相连。

腊月二十八日正式放假，假期的头一两天值班，倒也相安无事。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在城里过，体会了城里过年的冷清。虽然大年三十晚上的烟花爆竹像把整个城市都要抬起来一样，但仍感觉是一种硬撑的繁华。让人意想不到的冰雪把人和城市都搞得蔫头耷脑，像丢失了元气。

初二天气见好，回老家路上的冰雪估计已融化不少，于是开车回家。从黔江城到黄溪镇上，一路很干爽。但从黄溪街一路上山，到原乡政府所在地大垭口时，却见满山遍野仍然被冰雪覆盖。一阵寒气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冰冷浸骨。那条通到我老家的乡村道路本就难行，现又积雪深掩，车是没法走了，只得把车安顿在老粮站院内，步行回家。

我与几个侄儿、侄女小心翼翼，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路，从大垭口下山往老家方向走。雪已把公路、原野、山林模糊一片。雪景应是不错的，但冷、疲劳，加上归家的迫切心情，已使我没有兴致欣赏雪景。

坐车只要20分钟的路却让我们走了近一个小时，路途的艰辛难已尽数。本想直接回到我家，但走到二姐家门口天就黑了，于是进了二姐的家。

在二姐家里，边吃饭，边烤炭火，身上暖和舒适了不少。但一会儿就觉得鼻子不畅，喉咙发紧，感冒的症状很明显。到天黑就头脑昏沉，睡意袭来。无奈，睡去。睡去却又睡不着。身上老是暖和不了，冰凉。翻来覆去睡不着，却喷嚏不断。一夜就在难受中熬过。第二天醒来，嗓子纯粹哑了，说话像鸭子，咳吐了半天才勉强能发声说话。二姐慌了，忙去给我买药吃，村里的小药店品种很少，吃了几样，感觉好些了。吃了一点饭，身子依然无力、打不起精神。但我还是急着想回家，于是在二姐的陪同下往家里走。

家里被打扫、布置一新，父亲已早早等在家里了。父亲是很讲究过年的气氛的，他就等着我回去后补充一样东西——贴对联。父亲的字本来写得很好，但他每年都要我写。幸好我在城里就写好了，要不然是没力气写对联的。父亲见我精神不是很好，叫我坐下烤火，他自己把我带回的对联一一贴上。

贴完对联，父亲亲自给我煮姜开水喝。在大火边喝姜开水，发了一点毛毛汗。鼻子通顺了些，但状态仍然不佳。本想和父亲好好拉一下家常，但坐了一会儿我就想睡觉。刚睡不久，二哥就喊我去吃饭，不好推却，只能硬撑着起来去应酬。

许是父亲的姜开水起了作用，当天晚上身体略有好转，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咳嗽。没多久，家里就陆续来了不少客人。二姐负责煮吃的，我就陪他们说话。强打着精神和他们摆龙门阵，我真是有些难受。好在到了下午，客人都走了，我这才抽出时间到母亲的坟上烧纸。站在母亲的坟前，看着坟上浅浅的绿草在冷风中摇摆，心里很是酸楚。

不久，父亲就被人请走了，去料理一个丧事，二姐也说回家里住。这样很好，我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好好清静一下，也调养一下身体。可是不待我清静，几个在二哥家里玩的堂姐夫就过来了，只好又陪他们。他们大概看到我精神不佳，不一会儿就走了。

当天晚上就感觉又有些不妙，咳嗽，头痛，睡不着觉。我回忆这次感冒的起因。大约是大年三十的头一天，半夜突然听到正充着手机电池的插座发出火花声，赤裸着身体翻身起床，抽去插头，倒也无事。但插座发出了很重的焦煳味，刺鼻难闻，于是起来推开窗子，当时正是冰雪笼罩的日子，只觉一股强大的冷气穿透身子。那时倒也没啥，没想到却导致了感冒。

我这次回家，主要是看望父亲，也给母亲上坟。可父亲也还要几天后才能回来，所以待着也没什么意义，关键是自己身体也支持不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打电话给二姐，要回城里治病。二姐听了情况，也支持我回城里。她过来收拾了一下，又叫了一辆摩托车，陪我到了大垭口，我才又驱车回到城里。

回到城里，就上了医院，医生说是风寒性感冒。治疗期间也很难受，让我一点感受不到节日的快乐。好在有薇的照顾。她整日整夜陪我到医院输液，在家里煲汤给我补身子，虽是折磨了几天才基本恢复正常，却也感受到被人顾惜的温暖，很大地缓解了身体和精神的痛苦。

初八这天，在电话里就听到父亲那苍老而沙哑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明泉，你身体好些没？”年老的父亲，正在深山里、冰雪中为人料理丧事，却牵挂着我的身体。我说：“好多了，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您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才是。”还想说点什么，喉咙却被堵住了。

一年初始，就生一场大病，显然不符合我的意愿。但凡事相辅相成，开年先得一场大病也许是吉兆，欲扬先抑嘛。我是这样盼望！

拜年短信

我记得往年的拜年短信是在大年三十这天才到来的，可今年的拜年短信提前在大年三十的头一天就到来了。我本想在这一天好好地睡个懒觉，但到上午十点左右，却被手机短信吵醒了。我极不情愿地打开手机查看信息，一看是祝福新年的短信，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发来的。我对数字的记忆力极不敏感，近些年感觉记忆力更是大不如前。我对别人手机号码的记忆主要依赖储存姓名，打出和接听都要靠那个名字。我常常抱歉地对很多人说，我除了记得住自己的手机号码，别人的我一个也不记得。听我说话的人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其实我说的是真话。

话扯远了，还是来说那条拜年的短信。一旦有了第一，就不愁第二。没过多久，第二条、第三条信息就来了，接下来就是一条接一条了。大年三十这天简直就有些火爆了。我描述一下这种状态，在还流行书信的年代，说某人收到的信件很多，就用一个比喻：像雪花一样飘来。我不想再用这个比喻句，感觉有些旧了、俗了，关键是如果用这个比喻句也不够准确。我想了想，用“纷至沓来”吧。这个词语不仅说清了数量上的多，还说清了时间状态上的一个紧跟一个，以及那些个叠加，真是太恰当了。

短信的内容有点千篇一律。无非就是祝福新年的吉祥语，当官呀发财呀交好运呀，高兴呀快乐呀健康呀。但表现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一定的表现力，一般都用了一定的修辞手法，押韵、搞笑、俏皮。所以，看一看这些短信还是很开心的，又好耍又满足。

但这些好耍的短信看到后来就疲劳了。严格说来就是一些顺口溜，真正有创意的极少，而且彼此重复、雷同。有些短信干脆就在兜圈子，可能一条信息从某人手机发出去后，在很多人手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发信人的手机上来了。想想这样的祝福短信，取乐的成分要多一些，当然也带着情意，只是谈不上有多深厚。

带着松弛和倦怠，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停地打开手机看信息。储存名字的就知道是谁，没存名字的就要寻思一会儿了，有些纯粹就是想不起来。真是对不起这些朋友了，你发来的短信因为我没存你的名字而未能送达到主人，换种说法是“石沉大海”了。

对这些短信，我基本上是“来而不往”，所以按照古训这实在是“非礼也”。并不是我这人有多高傲，或说叫懂不起，而是我感到为难。一是太多了，我回起来很累；二是若要回我也想搞原创，不想搞转发。这原创是需要智力的，我觉得我脑壳又不够用，所以还是免了吧。我也回了极少数的一些，基本上是那两句话：“谢谢，祝你新年快乐。”

我好像听到一种说法，一到过年这天，就要发生信息“堵车”现象，短信拥挤不堪。但不管怎么说，过年发拜年短信已成了流行和时尚。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并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美妙的方式。而我不喜欢这玩意儿的主要原因，是它缺乏原创性。

我就这样不停地把手机掏出来，打开信息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子，然后就删了。让我觉得应该留下来的实在太少。但有一条信息却被我留下来了，这是一条在我看来别具一格的短信，也是让我产生很多想法的短信。

先来说说这条信息的起因。我在自己创作的一篇散文里曾经写过一个人物，这人是我们公司的清洁工小钱。散文的大意是说，勤勉尽责的小钱因为自己身份很不起眼而被人忽略，也包括被“我”忽略。但有一天，却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灰扑扑、木讷的小钱原来也喜欢音乐，这是让我想不到的，也让我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这篇散文发表后受到了好评，在刚评出不久的全区第二届文学艺术奖中还获得了三等奖。

让我难以忘怀的拜年短信就是小钱发出来的。小钱确实是一个小人物，她的“小”在我的文章《被音乐照亮》里已描述得很详细。但所谓的“小”是在世俗看来的身份的不起眼和做人的不动声色，却未必就是精神上的矮小。恰恰有很多小人物有大精神。

小钱的短信全文如下：“吴主任你好非常感谢你给我所做的一切在这春节佳节之季我衷心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步步高申心想事成天天快乐。”

小钱发这条短信是有一定原委的。不久前的一天，小钱找到我，对我说：“吴主任，我有件事想对你说一下。”说到这里，她又停下了，欲言又止的样子。“当然要不为难你，”我有些着急，就说，“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没任何关系。”她非常难为情地说：“我想说一下我的福利待遇的事。”她说她上年底的奖金只有其他一般员工的十分之一，本年半年的奖金只有其他人的一半。在她看来，她工作是非常尽力的，也做得很出色，只希望差距拉得不要这样大。她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我们公司人与人之间收入是存在差距的，级次是拉得很大的，这也是有意为之的。这样做当然有这样做的理由和依据，只是她说的话也让我想到了一些问题。因为工作岗位不同，设定不同的收入标准，是无可厚非的，她本人也予以认可。但在她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她非常尽责，效果也很好，从公正的角度说，收入似乎是太少了一点，与其他人的差距也大了点。想到这里，我就对她说，你有想法就应该表达出来，我会尽力给你争取。当我把这个情况向管劳资的领导说了以后，领导也认为应该考虑一下。年底发奖金的时候，小钱拿到了与其他员工一样的奖金，这显然超过她的预期，她的喜出望外是可以想象的。这就是小钱所发来的信息的背后的故事。

小钱发来的短信意思一目了然，同属吉祥的祝福语。从“写作”上看这段话存在明显的毛病，大致有三条：一是出现了两个很显眼的别字，“之季”应为“之际”，“高申”应为“高升”；二是“祝愿”一句后面没有宾语，就是说没有祝愿的对象，是病句；三是没有标点符号。这虽是一条不完美的短信，但在我看来却很不一般。与我收到的其他很多华美的短信比起来，这条短信带给了我更多的感动，因为这条短信是一个人自己创作的，我在这条短信里，看到了一个人在应酬和礼仪之外的情感和声音，看到了一些在“小人物”身上存在着而在“体面人”身上可能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摇晃之外

说起当前这场大灾难，我自己和别人都难以置信。当周围的人都在描述那一个惊恐的瞬间的时候，我却对他们说，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所有细节。5月12日中午，我在黔江城新华东路一栋私人住宅里。吃过午饭，我小睡了一会儿，大约在14点26分从所在的七楼下楼去上班。路过四楼一家私人宾馆的时候，我听到转角的一间客房里，发出响亮的摇晃声，当时我没在意，继续往楼下走。走到二楼一家网吧的时候，看到很多小孩从室内冲出来，把我挤在巷道的一边。我还以为发生了打架之类的事。等我走到街上，发现很多人都往街上跑，再一看，宽阔的新华大道两旁聚集了很多人，有的在跑，有的在指指点点，十分喧闹。我问其中一个妇女，在干什么？她说，地震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真像做梦一样。

一位同事对我说，你没感觉到当时的摇晃，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我在心里说，这样的感觉不要也罢，这样的遗憾我一点也不遗憾。不过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感觉得到的事我就没感觉到？这是一个谜，但我并不想解开这个谜。从当时到现在，我内心都充满着强烈的幸运感和浓厚的感恩情怀。谢天谢地，我没有受到惊吓。

不过当时的平静并没让我继续平静下去。从新华大道所在的位置步行到单位，要经过一所小学和一片居民区。在小学和居民区的街道之间，人群迅速地集中起来，有的人在慌张而茫然地走动，有的人在交谈，有的人在打手机却又喊打不通……人人都是一副惊骇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很快，家长们都赶到学校门口来接学生，学校广播里大声地播着交接学生的注意事项，整条大街一派紧张混乱的景象。虽然当时没感觉到什么，但看到这个场景，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等我赶到单位，就听说电视里已播出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的新闻（现已确认为8级）。

非常幸运的是，我生活的重庆市黔江区并没发生大的灾难。虽然那一短暂的摇晃也让黔江人大感惊恐，虽然当天晚上也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不敢回家，虽然也有很多大楼震开了裂缝，不过事隔几天之后，这里还是安然地平静了下来。

可我的心却平静不下来。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在那些很多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汶川、北川、都江堰、绵阳、德阳、什邡，还有很多地方，一大片在中国版图上神奇、美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了惨烈的灾难。一座座城市在瞬间消失，成千上万人死亡或正在死亡，无数被埋在废墟之下的青年、老人、妇女、儿童在呻吟。

从当天晚上开始，我每天中午、晚上都打开电视机，收看关于汶川地震的最新消息，一方面看到恐怖的蔓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拯救。一位老人、一位大国的总理辗转奔波于受灾最重的城市和乡村，在他沉缓、悲痛、哽咽的声音里，传达的是政府对民众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是面对灾难的勇气，是对整个民族意志的激励。电视机屏幕上反复出现的军人、医护人员抢救伤员的画面、各地献爱心的画面，让我在目睹灾难的同时，也感受到强烈的温暖和信心。

自汶川发生地震以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虽然没有切身感受到恐怖，但同胞的灾难已足以让我担忧。全中国、甚至全人类笼罩的悲哀紧紧地攫着我的心。这次大地震表明了人类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梦想、欲望和努力可以在瞬间熄灭，命运和未来显得不可捉摸。多日以来，我脑中反复萦绕着一位作家说过的话：“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我敲响。”

一个灾难之外的幸运者，面对灾难显得无能为力，唯有表达以下的祁愿：愿死者安息，愿生者更加坚强，更加爱惜自己、善待他人。

车子的表情

街是越来越窄了，因为车越来越多。下班回家的路途，非常考验人的意志。像一条鱼不情愿地游进一段呆滞的河流，就有点身不由己。“堵车”，这个词语几年前容易出现在北京、重庆那些“大码头”，而今，降临到我们这些小城了，真是荣幸又不幸呵。

一旦陷入车的汪洋，就感到前路茫茫。那么多车在突围、在焦虑、在喘息、在绝望，你必须得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我是一个既急躁又沉得住气的人，面对左冲右突的车，我一般都能做到不愠不火，宁可让那些情绪失控的车冲到我的前面。我抵挡得了身后尖锐的喇叭声，经受得了从我旁边呼啸而过的种种险情。一方面是修炼，另一方面是职业的约束。别人不讲规矩管不得他，自己还是讲点规矩吧。

也有忍不住的时候。那天从杨柳街经过，竟遇一辆在单行道上逆行的车，旁边是停车道，本身就半边街过车，有这辆逆行的牛车，道路就堵塞了。明摆着的道理在那里，此时此刻，犯规的车得纠错呵。可牛车上坐着个牛人，他不但不退，还试图继续挤过去逆行。后面的喇叭声密集响起。我虽然能忍让，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我走下去，行礼，出示警官证，并请他也拿出驾驶证，他犹豫了下，把证递给了我。我说：“请你马上把车退出去，并到交巡警平台接受处罚。”他想不到我是个便衣警察，很不甘心地把车倒出去，停在边上后，他满脸堆笑地说：“我下次不了，把证还给我吧。”我说：“证肯定还你，但你得对你自己的违章有个交代呀。”

黔江人自己总结说：“黔江街上，车不让人，是人让车。”这话一点不假。我每每从斑马线过街的时候，就看那些车急吼吼地朝你冲过来，毫无减速的意思，感觉十分心虚。这样的事情久了，惯了，就只有一个办法，过街的时候，尽量缩着脖子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

我在北京期间，北京人给我讲，一些外国人初到北京，过马路的时候，要等绿灯才过，后来，发现自己傻了，很多人在红灯下也穿行，他们于是也跟着效仿，麻起胆子冒险在红灯下穿行。听了这个故事，我对黔江人的习惯就不那么在意了。

在街上等待，看着眼前的情景，总感觉那些车都是有表情的，傲慢的、卑微的、炫耀的、淡定的、喧嚣的、沉静的，各种各样。奔驰、宝马一类，多喜欢横冲直撞，灯雪亮，喇叭惊心，透出一股跟车很匹配的霸气。车牌上很多个“8”、很多个“9”的，多数牛气冲天，宁可他负别人，也不可别人负他。

也不是说只有豪华的车才乱来，黔江开“托儿”（出租车）的，也喜欢乱拱。俗话说：“像遭鬼打了样。”我常常被这些人搞得心惊胆战。

不久前，坐同事的宝马车从重庆归来。走在新华大道上，见前面一辆“长安”，慢慢悠悠地开，一副兜风的架势，让我们在后面行也不是，超也不是。这也罢了，驾驶员还把一只膀子吊在窗外，形成一道奇怪的风景。同事说：“我们开宝马都没把手伸出来。”他的幽默让我忍不住大笑。

我很低调，因为我只开了辆2000型桑塔纳，很落伍。在豪车遍街的时代，我不得不低调。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一，我对车不感兴趣。车好坏与否，在我眼中一样。很多人对这款车那款车倒背如流，神情中透出羡慕，我就觉得很没得必要。二，我胆小，怕出事，我撞了别人怕赔钱，别人撞我我怕痛。所以，还是低调一点。别人超车我就让他超，别人拿灯晃我就减速。

我一位女性朋友，资产无数，实足一富婆，却只开了辆十来万元的轻便女式车。那天一起聚会，因她喝了点酒，后来叫我开她的车送她回去，感觉真是辆很惬意的车，好开，车内布置得很温馨。于是感慨，车不在豪，有好主人则美。于是我对该女士的车心生敬意。

有人说，车子只是个代步的工具。也有人说，人生一世，为“三子”奋斗，即搞定房子、车子、儿子。还有人说，没得辆好车，就没得面子。各样说法都很有道理。因此，具体到个人，还得看自己怎么看待和取舍了。

吃刨汤

下雪了，风刮得人脸面生疼。从城里到乡下的路，尽管泥泞难行，可一行人还是经不住诱惑，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来到乡下。进入主人家屋门的时候，已是满脚稀泥，但仍不埋怨，只是满心欢喜。主人家看到门外挤进来一张张笑脸，也忍不住越发快活了。

这是城里人到乡下吃刨汤的日子，一个不是节日的节日。有节日的气氛，节日的热闹，节日的欢快。

我是从乡下进城的乡里人，吃刨汤这一饮食风俗对我并不新鲜。从小到大，在乡间生活的日子，年年都要目睹一场这样的乡村盛宴，觉得那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在心中并没有特别的感怀。进城也有很多年了，渐渐发现，吃刨汤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遥远，非常不容易，非常珍贵。城里没有吃刨汤的条件，唯有乡下才有资格吃刨汤。因为这样，吃刨汤成了美好的乡村记忆。尤其是近几年，如果有机会到乡下去吃一次刨汤，会觉得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派出所的小严，老家在离城七八公里外的乡下，颇得地理位置的优势。他在城里当警察，娶妻生子，可老家还有几亩地，一栋不算豪华但却实在、温暖的木房子。父母都还年轻，宁愿守在乡下过日子，实在过闷了，就搭拖拉机或摩托车花半个小时进城逛一逛，看看儿子和小孙子。天一黑，要么在儿子那里住一晚，要么就又搭辆车赶回自己的老屋。比起远隔城市，住在大山深处的农家人，小严一家人有城乡两边沾的待遇，可谓有些奢华。也就是小严家有这样的居家优势，才有了派出所一干人到他家吃刨汤的机会。

吃刨汤虽是一个带着地方色彩的饮食庆典，却分外有讲究，没有那些必备条件，吃刨汤就无从谈起，即或模仿，味却没有了。第一个条件必须是要有乡下人自家养的猪，不得喂饲料，纯绿色天然喂养。第二是这自家喂的猪必须在乡下宰杀，然后即时取料烹煮，吃刨汤重在吃一个新鲜。第三个条件必须是请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摆上三两桌，图个热闹喜庆。这样一些讲究，放在城里怎么操作？难以想象。

小严请我们派出所这帮同事到他家，对他们家来说是吃刨汤，对派出所来说，其实等于一次特别的聚会，人人心中的喜悦和温暖自不待说。二三十个人呼啦啦进了他们屋，就直惊呼：“好香，好香。”大家都闻到了一股排骨汤的鲜香。分几桌围在暖融融的煤炉周围，不多久鲜美的刨汤肉就已经端上炉子。

菜其实并不算丰富。中间一口大铁锅盛着肥瘦兼搭的回锅肉，锅内的油滋啦啦响，热气直往上蹿，香气扑鼻。萝卜炖排骨两大钵，泡菜炒猪肝两大盘，猪血旺煮白菜汤两大碗。乡下人的实在厚道已可见一斑。就这样一些菜，要喝酒的就喝包谷烧，不喝酒的吃米饭。大家都看得出来，桌上美食的所有原料，一是来自那头刚宰杀的猪，二是来自自家的菜园。取料单纯，烹食方法简单，味道却醇厚鲜美。回锅肉糯糍糍的，越吃越有口感；炒猪肝嫩滑，入口即化；排骨汤鲜香淡雅；猪血汤浓酽中不失清爽。几味菜互为调补，口味统一，却又浓淡相宜。在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农家小院，在屋外飘着小雪、屋内煤火通红的屋子里，吃这样一顿纯粹的农家美食，恍惚自己也成了一个清风明月一般的山里人，是何等的一种享受。我们这些警察，平日里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很难心平气和地坐在家里吃一顿有氛围、有口感的晚餐，今天到小严家享受这样一份特别的眷顾，感慨不言而喻。对我来说，我甚至有一种回乡的感觉，觉得那不只是小严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

为吃这样一顿刨汤，小严父母已整整忙活了一天，小严的哥嫂、叔婶都齐来家里帮忙，既是帮忙，也是吃刨汤，彼此享受情谊和友爱，享受日子的甘甜。看到他们一家人辛苦地为我们准备这样一顿美食，我们这帮吃客都觉得有些愧意，不想小严的母亲却说：“你们能来就是对小严看得起，你们来了，我们就比什么都高兴。”小严的母亲是一个纯朴慈善的农村妇女，在我们面前，她一直是一副乐哈哈的表情。她儿子的这些同事，她还一个都不认识，但她一点没有生疏感，相反有一种早已熟识毫不拘束的亲切感，就像面对她自家的兄弟姐妹或儿女。我从她的表情里还读出了这样一些内容：能请她儿子的同事到她家里做客，她很有脸面；她为她儿子是个警察感到很自豪。

我当警察这么些年，经常有过复杂的感受，当面对各种误解和对立的时候，深深感受到警察这一职业的孤独感。当今天面对像小严母亲这样一些亲人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认识的狭隘。有那么一些人，也许是我们并不知晓的一些人，他们用爱、理解甚至是奉献，默默地支撑着我们，让我们消解对这一特殊职业的恐惧、不安和孤独，是他们，让我们更有信心。

从小严家出来，看到对面山上有微微泛着白光的积雪，天空中仍在不紧不慢地飘洒着细小的雪花。乡下的空气特别清新，我狠狠地吸了几口这山野的气息，感觉全身特别通畅舒展。坐在回来的车上，脑子中还闪现出在小严家吃刨汤的一幕幕画面，对那一份温暖念念不忘，对小严母亲的笑容念念不忘。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传说的世界末日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未来的日子还值得我们热爱。

芦荟记

从朋友W女士处讨要来一盆芦荟，放进了办公室。之所以放在办公室，而没放进家里，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消耗的。住家离单位较远，每天早晨出来，晚上才归家，中午就在单位食堂解决肚皮问题，然后回办公室稍作休息。可以说，白天的光阴基本上是属于单位的，在家里的时间就只有晚上睡觉。因为职业的原因，就连睡觉有时也是在单位。那么要欣赏一盆花，在什么地方最合适呢？于我而言，显然是在办公室。设想要是放在家里阳台上，晚上回家已是夜色，早上起来睡意蒙眬而又匆忙，那一盆花简直就是浪费了。

也不仅仅是时间的原因，我刚刚从别人手里接过现在的办公室的时候，感觉室内总缺点什么。不是缺办公设施之类，细细一想、一看，发现缺的是一点颜色和生气。我就寻思着要买点花草之类的东西放进屋里。

一次到朋友W女士那里去耍，发现她家里满屋摆放着芦荟，感觉就是个苗圃，于是一边惊讶地看着，一边和她聊起芦荟。她称得上是个芦荟专家，说起来简直一套一套的，我真是佩服不已。从她口里了解到，芦荟不仅仅是供观赏的植物。观赏之外，既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W女士讲起芦荟的那个语气，可以让你口水直流。她说，要是被烫伤了，掐点芦荟以汁液来擦一擦，立马就好了；芦荟洗净剥皮和面条一起煮来吃，味道香得很；当然，芦荟的汁液擦脸，那美容的效果就不摆了。要说以前，这植物我也见过，不过并不吸引我，觉得不过跟仙人掌之类的植物差不多，肉厚、水汁充足，掐点叶片一看，旺盛的水汁立马就渗透而出。从观赏的角度说，好像并不那么鲜艳和妖娆，属于很低调很不招摇的植物。

经朋友这么一介绍，我对芦荟一下子刮目相看了。转瞬之间，芦荟这很不起眼的植物变得非常动人。再看朋友家里，满屋的芦荟就全部是宝贝，她家里也因有这些芦荟而显得熠熠生辉。这些芦荟绿得朴实，绿得谦卑，绿得很有底气，那碧绿透亮的绿色组成一团光，扫去主人家里光线的暗淡，也让主人更加美丽动人。

当时我就闪过一个念头，要把其中一盆芦荟据为己有。正在我担心主人会不会答应时，W女士倒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爽快地说：“你这么喜欢，送你一盆就是了。”我真是大喜过望，恨不得叩头致谢。主人倒是慷慨毫不在意，仿佛送给我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

一盆芦荟就这样离开主人迁居到了我的办公室。我选来的一盆是主人那些芦荟中最茂盛、最有生气的一盆。我为自己的贪心都很有点过意不去，不过我看主人她倒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我不知道，她是真乐意施舍，还是在隐藏着她的心痛。

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先是把芦荟放在茶几上。在马不停蹄的忙碌和浮躁的情绪之间，眼光偶尔落在那盆芦荟之上，浮躁的心会沉下来、静下来。进我办公室的人，好像不由自主地都要把目光朝芦荟那里瞟一下，有的还要赞叹一番。我为此很得意，就像家里的宝贝女儿被人夸奖时那样得意。

说起来，芦荟到了我这里，我并没细心经管它，确切地说，是比较冷漠和忽略它。好像它释放美丽是应该的，我忘记了自己对它的责任。这一点，我是在它有些憔悴的时候发现的。有天，我无意中发现，它蔫答答的，一副虽然活着但很干枯很疲惫的样子。一旦意识到这点，心内陡地生起歉疚和不忍，回想它在过去的主人那里的待遇和日子，感觉在我这里真是受罪。我这才发现我并没有养芦荟的基本常识，该怎么浇水，怎么用肥，该放在阳光下还是在阴暗处，我都毫不知晓。向W女士讨教养芦荟的经验，她说，没怎么特别养呀，不过还是要用点肥，浇点水，但不要在大太阳下暴晒。听她那口气，好像她那些孩子是天生那么乖，她一点也没费力气。我就想，肯定没这么轻巧。但到底该怎么养？恐怕W女士确实是说不清道不明。养芦荟看来也需要悟性、需要默契、需要沟通。

恰在那段时间，单位给我办公室添置了一盆盆栽植物。增添一盆绿色植物也好，不过我还是更关心我那盆芦荟。我就叫那送花的师傅给我的芦荟料理一下。他看了看，浇了一瓢水，撒了几颗肥料，就再没管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芦荟有了些复苏，像从病中活泛过来的样子。我很高兴，觉得还是专业人士更有办法，以后得请那师傅多多关照了。

不知怎么回事，芦荟长得总是不好，显得很纤弱，像一个生病过来的人老是恢复不了健康。我问过一些人，他们都没开出一剂有效的药方。联想起W女士家里的芦荟，我这盆芦荟显得很自卑。我仔细想了想，不缺水，不缺肥，应该是缺阳光。为了避免暴晒，我把它移到了靠窗的墙根处。这样经历了很多时日，发现芦荟还是依旧，很没有精神。那段时间正是伏天，我又不敢把它放在窗台上。毫无疑问，放上窗台肯定会被晒死。

有一天，趁太阳没有照到窗台的时候，我大起胆子把芦荟移上了窗台。移上去的第二天，我就出差，恰恰忘记把芦荟取下来。等两三天后回来，看见我那盆芦荟已是奄奄一息了。原来叶片是淡绿色的，现变成了紫红色，全部叶片都耷拉下来。我连忙把芦荟又移到了墙根。我又想起W女士那句不要暴晒的话，觉得是犯了大忌。

转移下来的芦荟过一两天又回过阳了，叶片挺起来，颜色又绿过来，但没精打采的样子依然如旧。我也就不大理它，任它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样，又过了很多日子。也不知是哪天我从哪里产生一个想法，还是要把它放上窗台。

这次是毫不犹疑地就放上去了，也没管它的未来，一种豁出去的决绝。谢天谢地，我那盆芦荟在经历了很多天的煎熬之后，在经历了由生变死、由绿变红之后，它彻底地振作起来了，颜色又变成了绿色。这绿色不再是单薄的不堪一击的绿色，而是深沉的厚重的绿色，叶片渐渐变丰厚了，能明显地看见叶片里充沛鼓胀的汁液，整个一株芦荟变得精神抖擞，我仿佛看到了在窗台的微风中轻轻呼吸的芦荟。

自那以后，那盆芦荟一直被放在窗台上。芦荟的叶片长得十分肥厚，颜色翠绿。让人想不到的是，四周还长出了五六株小的芦荟，像一群健康快乐的孩子围绕着丰满的母亲。

每天在办公室，当我疲惫或心绪不宁的时候，就会走到那盆芦荟跟前，欣然凝视，那上面立即浮现出我绿色的心情。无论经历什么，只要来到它面前，都会释然。芦荟仿佛就是心灵的朋友，随时在跟我交流，也给我安慰和鼓励。

佬佬

在酉阳大溪，我听到一个奇怪的称谓：佬佬。我问当地人，佬佬是什么意思？一位老者指着旁边一小孩：“他是佬佬。”又指着另一个比他稍小的老者说：“他也是佬佬。”我更懵懂了：“到底什么是佬佬？”好歹算是弄明白了，它是对男子的称谓，老辈对小辈称“佬佬”，年长者对年小者也称“佬佬”。一般多称年轻男子，是一种爱称。

大溪是酉水河边一个水码头，在我的印象中，古老而神秘。通常说的土家族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依据，从建筑、服饰、风俗、语言等多方面都可找到。这次有幸走一趟大溪，看到在河边攀缘而上的吊脚楼，看到无声无息的绿莹莹的酉水河，我深信这里隐藏着某种原生态的秘密。

坐在大溪街上的一家小餐馆中和一彭姓长辈及他的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角角鱼，在炉火边饮酒叙谈，边看窗外流动不息的喧嚷，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温暖。

昔日大溪，因天远地偏，虽是水码头，却还保留着一方水土的独立秉性。而今，发达的交通拉近了边远小镇和现代文明的距离。作为酉水河边的土家族聚居地，大溪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汉化和都市化。尽管如此，置身大溪，还是感受到属于大溪独有的元素，隐匿在低矮的楼房里，在酉水河边，在吵闹的人声里，在杂沓的脚步声中。

“佬佬”，似乎是一种符号，是诸多大溪元素的一个代表，是某种提示。一个我略感奇怪的称谓，把我的思绪扯得很远很远。

我猛然想起，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与翠翠发生复杂情爱纠葛的两弟兄，大的叫大佬，小的叫二佬，而沈从文的心灵与小说都是漂在酉水河上的。只是沈从文的酉水，指的是湖南的酉水，而非当时四川、湖北的酉水。但酉水是一条浑然的河流，它哪管人为的地域疆界？这么说，酉水所到之处，挟带着酉水人共有的气息和声音。这么一想，就觉得大溪人喊男子为“佬佬”是应该的。

我回来后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佬”是这样解释的：对成年男子的称谓（含轻视意），如阔佬。对这一解释，我比较诧异，也比较满意。诧异的是，成年；轻视。满意的是：男子的称谓。这说明大溪称“佬佬”是有依据的。

话又说回来，土家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一族，他们的口头语言是否能找到恰当的汉语与之对应？很难肯定。又一想，土家族毕竟生活在汉民族的包围之中，很难不受汉族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语言成分里与汉语有纠缠不清的关联。

在大溪，彭姓长辈给我讲起酉水上下一带最大的几族人：湖北的覃、田、向，酉阳的冉、白、彭。据我所知，这几大姓人都是正宗的土家族。老人的话提醒我，土家族人世代繁衍生息在酉水河一带，他们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也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极具个性的语言。让我感到奇特的是，汉语词典里解释为“对成年男子带轻视的称谓”，为何到了这里，变化这么大？思忖良久，我试图从某种思路中寻找答案。

我母亲来自于湖北利川境内的郁江边，是土家族；而我们吴姓人，大多属于苗族，所以在我的血液里，流动着两个民族的成分。当我想到自己属于土家族人的时候，就想到本民族很多奇异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正话反说，有意丑化自己。如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本意是祈求吉祥，偏取个丑名。所以很多讲究的人给孩子取名，一般都不取“发财”“兴旺”之类的名字，而取“狗娃”“牛儿”之类的名字。他们的理由是，人的名字不能取大了，大了福不住，必然夭折少福；而丑名反能让人成长顺遂、增福添寿。我一个亲戚，他母亲给他们几弟兄取的名字分别是“莽二”“莽三”“莽四”，“莽”在土家方言里，读“mɑnɡ”，一声，呆笨的意思。这样的思维习惯在土家族的习俗里比比皆是。

这很容易看出思维深处的灵魂。土家人是谦卑的，他们敬畏天地、神灵、自然、命运，觉得人，特别是个体的人是渺小的。所以，把自身的姿态都摆得很低。正是这样，我感到大溪人的“佬佬”称谓就别有意味：以戏谑、略含贬义的方式表达一种爱意。

也不独大溪，其他地方土家人的称谓也可见出端倪。在我老家黔江的黄溪，哥、姐对小兄弟称“咪弟”，这“咪”即小的意思，也是一种爱称。直到现在，我都几十岁的人了，两个姐姐仍这样亲切地称呼我，而每次听她们这样叫我，我都感觉十分温暖。黔江城有个著名的“咪佬酒楼”，本地人都知道老板本人叫“咪佬”，一个很私人的称谓现已变成一个著名的商标。秀山人称小兄弟叫“毛弟”，与“佬佬”“咪弟”等称谓同出一辙。

我翻出《说文解字》，试图找到对“佬”的释义。遗憾，没有。无意间查到对“人”的解释：“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这话让我深思。同样是对“最贵者”，土家人却是以“很轻”的方式看待的。

从苏童“说”女人谈起

很意外，这次要面对面地听苏童“说”女性。

作为《重庆晚报》“名人堂”邀请的系列嘉宾中的一位，苏童到山城之前，重庆的读者和粉丝已为他筑起一道神秘的光环。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苏童先锋的姿态。他对昔日生活的追忆和想象，对女性世界的迷恋，以及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阴柔和衰败的气息，曾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新世纪，苏童的写作转型，从无限弥漫的过往的虚构，转向可以触摸的现实。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变，我不敢妄论，但就我而言，我记住的还是过去的苏童。这对苏童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我说的是一个特殊读者的事实。

苏童终于来了，与读者面对面。在位于朝天门广场的规划展览馆的豪华演讲大厅，苏童给我们谈的题目是“苏童谈女性”。这似乎是非常适合苏童谈的一个话题。看看他过去写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可见出他对女人的熟悉和贴切的把握，以至于有国外的人称他为“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苏童“写”得很有魅力，“说”得又是怎样一种情形？

以前看过苏童的照片，感觉他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多年后一见，发现他确实是很健康的一个男子汉，与他构筑的小说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当漂亮的主持人把赞美之辞和他一起引上讲台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纯净和快乐的笑容。

讲课不久，就发现苏童讲得很是平凡。他并不是一个善谈的人，与想象中的妙语连珠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虽然也不乏轻松、机智和风趣。尤让我想不到的是，所讲内容也比较陈腐，少有新意。他讲解的方法是，通过阐述他人对女性的看法，诸如萨特的情人波伏娃谈女性，曾经流行美国的小册子《猫》谈女性，辜鸿铭谈女性，张爱玲谈女性，来“说”他的女性。虽然倾向比较明显，但自始至终没有坦白地道出他自己的女性。回想他小说中那些感性的女人，那些女人的幽怨和寂寞，这种理性的梳理还是逊色不少。由此，我得出印象，作家还是更适合写，不适合说。苏童自己也谈出看法，作家最好不要和读者见面。

晚报举办这样的活动，是普及大众文化，也是商业运作的需要。叫作家在别人搭好的舞台上来做表演，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自然有点勉为其难。好在苏童健康、快乐的男性气质，一点也不损伤读者对他的美好印象。

我一向觉得，读者对作家是充满矛盾的。当读者面对作家魅力无穷的虚构世界时，总是对作家怀着好奇；而当作家真正走到他面前，也难保不产生失望。所以，读者对自己尊重、喜爱的作家最好还是离得远一点，保持必要的神秘感。对作家而言，我们只需关心他笔下的世界就行了。

永远的方言

我不是很喜欢别人的“土话”，但我对别人说“土话”的态度是理解和尊重。一个生活得很洋气的人，偶尔夹带两句方言土语，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的语言表明他和故土的联结没有割断，他的根仍扎在他的家乡，他还在从父老乡亲那里汲取营养。一个人能这样，就不再是漂浮的，他是踏实和有着落的。

很多外地人爱嘲笑黔江人的一句土话——“么子”。他们以奚落的口气说这件事，仿佛“么子”很为黔江人丢脸一样。每当此时，我不但不觉得羞耻，相反很自豪，因为他们的奚落反衬出这句话的精彩。可不是？把“么子”与普通话的“什么”作一比较，“么子”的味道可足多啦。

人身上的符号有很多很多，但没有哪一种符号比“乡音”更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诗是对乡音最形象的诠释。从“少小”到“老大”的时间长途里，鬓毛已衰，但乡音未改。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人从降临母腹的那一刻起，“乡音”就已经渗透进了他的血液，从此在漫漫人生中作为符号定格下来，直至带入另一个世界。

方言不一定优美，但方言一定独特，独特又优美的方言自然不在少数。方言土语就是一个人的第二副面孔、第二张身份证、第二种DNA，凭着他说话的音调、语词、尾音，一下子就能把他从人群中识别出来，给他定位，说他是秀山人，他是石柱人，他是酉阳人。完全没必要查他的户口和籍贯。同样是“吃饭”，黔江的大部分地区说“吃饭”，但黔江的两河说“抬饭”，酉阳人说“逮饭”，秀山人说“妻饭”。那土里土气的方言，活脱脱就是贴在人身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着：本产品产于何处。一位黔江朋友对我说，他对酉阳话大有研究，一个酉阳人开口说话，他可以判断出那酉阳人是酉东、酉西，还是酉中人；是靠近湖北、湖南，还是靠近贵州。方言的识别功能就有这么厉害。

我已经说了，从感情上说，我不是很欣赏别人的方言土语，因为有些方言既不好懂，又无法用恰当的汉字书写出来。但我对自己家乡的方言却珍爱有加，觉得每一句方言都圆润可爱、有口感、有光泽，无与伦比。这一矛盾，可以这样比附：老婆是别人的好，方言是自家的好。

我热爱家乡的方言，但我却很少说方言，像“拐得（糟了）”“等一哈哈（等一会儿）”这样的话几乎不说。这并不是忘本、脱离本色。我读书期间，一直接受普通话教育，后来在师范学校又经过严格的普通话训练，普通话几乎已覆盖了我的方言。有次一个北京人到黔江，他对我说，你的话与普通话很接近嘛，不大像黔江话。他这一说，我很吃惊。我不觉得他是在夸奖，相反涌起一丝悲哀。难道我真的已经脱离了故土，变得“贵州驴子学马叫”了吗？

当然，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的血液里、骨子里，涌动着浓浓的乡音。细心的人辨别得出，在说话的细节处，在一些不易察觉的语调里，已经泄漏了我是一个本色的黔江土著。

那么，我就没必要说自己是否在说方言了。

和一张报纸的二十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武陵都市报》经历了几次更名。最初叫《小南海通讯》，是份内刊，是这份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的前身。接下来是《川东南报》，一份正式的报纸。再接下来是《黔江日报》，而后到现在的《武陵都市报》。报名的更迭，折射的既是报纸自身命运的变化，也是一个地方命运的变化。作为一个生活在黔江的人，自身的命运与这份报纸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1988年，小县城黔江迎来了一个大好的机遇，县城即将变为地区行署所在地。一时间，群情振奋、百业待兴，组机构、搭班子，不亦乐乎。作为本土人，看着好像一夜之间拥进了很多外地人。小县城的房子一下子不够用了，显得很打挤。那时我还在乡下教书，目睹这一切，心里也涌起莫名的冲动。有一位当时在宣传部的领导对我说，你要想进城，就要有特长，你的特长是写作，你何不给报纸写稿？他的话真还提醒了我。于是我边教书，边给创刊不久的《川东南报》写稿，写一些介于新闻与文艺作品之间的稿子。报纸的门槛似乎不低，当时的作者队伍既有报社自己比较稳定的一批精干的记者，也有来自五个县的大批的通讯员，稿源应是不愁的。我写的稿子用得也不少，但也没达到每篇必用。经常在报纸上露面，给我带来了些小名气，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叫吴明泉的人会写文章。不久我被借调到母校黔江师范学校，与我的梦想仅一步之遥了。虽然借调到县城并非全是因给报纸写稿带来的小名气产生的作用，但怎么说得清就没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呢？反正，母校调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写作好。

在师范学校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我继续很卖力地给报社写稿子。自己写作的同时，还给学校的一个文学社当辅导老师，也组织了一批社员作品在报纸的副刊发表。在《川东南报》发表作品的同时，我还在《中国妇女报》《文汇报》《八小时以外》等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发表作品，但《川东南报》是我发表作品的主阵地。写作的东西能够见诸报端，对我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很大地刺激了我写作的激情。

被借调到师范快满一年的时候，我正在为能否顺利调到学校而发愁，事情竟意想不到地出现了转机。当时“两办一室”（区委办、区府办、政研室）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秘书，这无疑给我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读师范的班主任老师也鼓励我，叫我一定要去应考。于是，我走进了考场。比较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使我的笔试成绩位居前列，面试也很理想。但考试下来，我隐约听到一种说法，其实也一直是我所担心的，我的学历不够资格，可能有些问题。按考试的条件，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而我当时仅是中专。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的班主任老师说，你可以把你发表的文章拿去找一下组织考试的领导。于是在一个下午，我惶恐地揣着一个粘贴着我一些发表作品的本子，走进了某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书记很温和地接待了我，也翻了我递给他的本子。我惴惴不安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大气儿都不敢出。当他把本子还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的一丝笑容，他只说了一个字：“好。”其他什么也没说。我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后来当我正式调到黔江县政府任秘书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位领导表情和话语的含义。

一个粘贴着发表作品的本子，就这样改变了我的命运。企盼中的由乡下调进城里，一夜之间变为了现实，担心借调转正的困难也一下子顺利化解。这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有句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蕴涵着合理和必然。尽管如此，我在感谢自己的同时，仍要感谢给我带来机会和积累的诸多的人和事。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川东南报》给我提供的平台。

在我的记忆中，《川东南报》红火了很多年，与黔江地区的飞速发展一起，也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展示了作为一份报纸的魅力。我个人也在上面出尽了风头，新闻、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交替亮相，还在报上开过专栏。我一度经常穿梭于单位和报社之间，位于河滨公园西沙桥附近的报社大楼我走得熟门熟路。那栋楼里也有了我很多要好的朋友。

时间流逝，世事变迁。黔江的位置由川东南变成了渝东南，黔江地区变成了黔江区，《川东南报》变成了《黔江日报》，我和报纸的联系也时紧时松。到了新世纪，为适应报纸行业改革的变化，《黔江日报》由完全官办的报纸变成了在市场中找饭吃、求生存的报纸。于是有了而今面目一新的《武陵都市报》。压力更大了，但压力也逼出了新的生路。左冲右突之中，这份报纸变得更加清新、活泼、可读、可信，报纸的视野更宽广，胸襟更开阔。作为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我在感叹之中有感动，感动之中有欣慰。

二十年一晃而过，许多人与事都在老去。而这份报纸却在曲折中日渐焕发出生机，就像河边那一排排杨柳，每年都会吐出令人欣喜的新枝。

自恋

默默写了一篇博文《卖弄》。看后很有同感，但我想在文后留一句话：“这些道理很正确呵，然而我们最好不要说道理。”

由《卖弄》我想到了自恋的问题，卖弄其实就是自恋。自恋好不好呢？这不好说。大凡人都存在自恋，有点才华的人似乎自恋更重一些。他们说话做事，每弄出一点什么东西，在别人欣赏之前，都先自我欣赏了。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那点聪明和才气估计得很高，想要全世界的人都会对自己鼓掌。他们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在别人看来也许有点好笑，但他们这种表现就一定值得鄙视么？要鄙视，那需要鄙视的人就太多了。

在一般的概念里，真正优秀的人是值得别人欣赏，也可以自我欣赏的，所以明星自恋是可以原谅的。当红的女明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暴露给世人，让凡夫们咂摸品味，赞叹之余，我们却忽略了，她们很自恋。相对于凡人，她们只是优点更多一点，才华更出众一点，但对她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她们想象中的自己比实际情形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在卡拉OK厅里，很多人假想自己就是歌星，自己的那副嗓子可与某歌星媲美，拿起话筒是那般投入。而对在听的人来说，却实在是难受，恨不得捂住耳朵，或马上逃跑。但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却不想嘲笑他，相反，看他那专注而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我欣赏，倒显出几分滑稽中的可爱来。

同样是自恋，有的露骨一点，有的含蓄一点。有的人一到公众场合，就只有他说话的份，没有别人插嘴的机会，一开口就是一副哲学家和救世主的口气，仿佛只有他一个是明白人，听他说话的人都是傻瓜。这些人自恋得很直率。另一种人，他们表面看起很低调，但也会无缘无故地偷偷照镜子。他们的自恋比较隐秘，别人不易察觉，但伪装得再好，还是会暴露出来。

自恋倾向严重的人一般都只爱自己，不爱别人，难免就自私，妄自尊大，狭隘、封闭，圈子越来越小，也因此会脱离朋友，变得孤立。

自卑的人是不是就不自恋呢？自卑的人恰恰可能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自恋，一方面对世界没有信心，对自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又抱怨别人对自己的不认识、不理解，产生怀才不遇的想法，所谓孤芳自赏常常在自卑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反过来，自恋又可能加重自卑。所以，综合起来说，自恋走得太远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自大，要么自卑。

我们每个人，也许不经意间就表现出了自恋，只是自己不觉得，别人却很容易看出来了而已。我倒觉得自恋无可指责，一定程度的自恋只有好处。一个人在欣赏自己的同时，或许就更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就少一点对他人的敌意，这个世界因此会更融洽、和谐。毕竟，这个人只是自我陶醉，对他人并无大碍。

我的阳光花园

要在两年以前，说到阳光花园，我会认为与我无关。让我想不到的是，从两年前的某一天开始，我竟同阳光花园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纠葛和关联。阳光花园成了我必须进入的地方。进入是一回事，是否接纳是另一回事。事实是，阳光花园接纳了我。我每天上班的地方进驻到阳光花园，我还拥有了一缕阳光花园的阳光。我成了真资格的阳光花园的居民。

“我们的家园是花园”，这是阳光花园的广告语。确实，花园是大家的，是几千户人家、上万个居民共同的花园，更宽泛一点说，是黔江人民的花园。而我现在有“我的阳光花园”的感觉，缘于我和她的亲近程度，缘于情感的渗入，早先的疏离变成了现在的血肉相连。我的感觉是，这一片密集的楼房，那万家灯火，连同那片山水、那些花草，都共同构成了我的家园的背景，我在这样的背景中生活确有一种特别的惬意。换一个角度想想，一个人生活的空间其实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大一点说是一座城市、一个小区，小一点说，是某栋楼、是某个单元的某间房。除了那间房是所谓的“我的”以外，其余的都只是背景，背景的很多东西是可以让你免费持久享用的。想起来，多么划算呀。问题是，背景很重要，不同的背景带给你的心情会不一样。我可以确切地告诉朋友们，我现在家园的背景让我心情开朗。

我曾经在一个文学论坛里发过一个帖子《阳光花园的阳光》。有网友跟帖说：“大哥，感觉你好像在卖房呵。”我没有给他解释什么。说真心话，我写那篇文章是以一种文学的心态在写，而非以一个商人的心态，没有想到房屋的买卖问题，是有一份赞叹想要倾诉。我说过，阳光花园的阳光挟带着泥土的青草的香甜。我这样说，到过的人都表示认可。由此我想到，最初创意把这里命名为“阳光花园”的人，真是有诗人的天赋。

早先进入城市的时候，被城市的雍容华贵所打动，沉浸在崇敬和陶醉的心情之中，还为因远离乡村而庆幸。生活这么多年过后，才发现，问题其实有很复杂的一面。城市的密不透风，城市的拥挤和喧闹，有时真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到一个疏朗的地方去透透气，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静心。人就是这么矛盾和不可思议。以前听别人说，像在美国那样的国家里，穷人生活在城里，富人居住在乡下，我还不大信。现在，我算是有点相信了。人总是在不断的矛盾和向往中选择。

一度，我居住在主城闹市，上班在阳光花园。我明显地感觉到主城的天空昏黄、空气滞重；而到了阳光花园，天空变得清亮许多，呼吸也顺畅多了，整个人轻松了不少。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所以我和朋友们在一起，说到阳光花园，我是不由自主地要鼓吹，搞得朋友们都认为我是在夸张和炒作。当然到过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说，是的。

我这样说阳光花园，或许会引来炫耀的嫌疑，因此有必要申明一下。花园何其多也，但因为我对其他花园不了解，我说不出其他花园好在哪里，但我却能说出阳光花园好在哪里。花园，把一个居住地叫作花园，这体现了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知，也显示了被城市化挤压的现代人的困惑和追求。在我到过的城市中，青岛是最让我感动的城市。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简言之，就是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大的花园。一个城市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就是非常幸福了。我常想，青岛应该是我们所有城市的追求目标，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榜样。那么看看我现在居住的阳光花园，她的幸运就在于，处于城市相对偏僻清静的一隅，享用了自然山水本身的富足和清新，加上设计者智慧的注入，显得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

前两年，很多人跟我一样，说到阳光花园，都以一种复杂的心态说，那是富人居住的地方。当我以一个穷人的身份进入这里以后，才发现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大概他们和我一样，都怀揣信心，阳光花园说不准就是要让我们去开创一种新的生活。

让我痛苦的音乐

中午，就在公司外面的小餐馆将就吃一点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办公室，准备稍作休息。中午时间很短，如能在这少许的时间里养养神，肯定下午上班精神会好得多。我躺在椅子上，脑子里出现空白，倦意渐渐袭来。

如果这时有人来观察我的模样，我一定显得很平静、安详，可能还有一点无辜的神态。他会惊讶于一个平素很刚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柔软和无助？当然我这种神态是我现在揣度出来的，但我想那一定是真的。总之，那时我正在进入比较放松和舒适的状态。

就在这时，一股尖锐的音乐破窗而入，让我的内心一阵哆嗦。音乐本是我所喜欢的，但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竟特别讨厌，真觉得受不了。是那种很跳的快节奏音乐，不能叫欢快，只能说是一种过剩的精力需要发泄。音乐是从我窗口对面的小区楼房里发出的，我想象某间屋子里，一群（或一对）男女，突然兴奋起来了，打开音乐蹦跳起来。音乐忽高忽低，忽强忽弱，轰轰隆隆，我的心也跟着紧一阵松一阵。我一下子明白，音乐既可以抚慰灵魂，疗治伤痛，也可以叫人神经错乱。

我所处的位置与传出音乐的屋子大概就两百米的直线距离吧。如果我要去制止这音乐，那就觉得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或者说根本就是站在山谷面对悬崖绝壁。我没有任何办法。我被这音乐搞得呆头呆脑了好大一阵，才醒悟，我可以关上窗子。关窗以后，那狂躁的喧闹弱下来了。虽然还有隐隐约约的尖细的声音传进来，但毕竟是弱下来了。

接下来，我开始有头胀的感觉。我很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安排自己中午作安静的休息呢，如果我到大街去逛一圈，肯定就没这么难受。

我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快节奏音乐的人，我还经常和朋友们在迪厅里蹦迪呢。可今天中午的音乐却实实在在让我感觉到痛苦。

背景

这次，一反往常，我一个人来到了咖啡厅。

以前，都是与朋友们相约来咖啡厅，或被他人邀约，或邀约他人。三五男女围一桌，点一杯咖啡，再要一些水果沙拉、薯条之类的小吃，在特别的氛围中，摆摆龙门阵，说几个笑话，逗逗乐，或斗几盘地主。三两个小时下来，咖啡厅的时光也就淡淡隐去。

今天，一个人坐在咖啡厅，也是偶然。中午，陪重庆主城下来的一个作家朋友在一家自助餐厅吃饭。因朋友的儿子急着回重庆，朋友只好陪他儿子匆匆离去。将父子俩送上电梯，我又折转身，迈进隔壁一家咖啡厅。选了大厅角落一张桌子坐下来。没打算约其他人，就一个人安心地坐在这里。我点了一杯“黄金C”放在面前，尝了两口，甜中微苦，与此时的心境正相契合。

因这个位置在最尽头的角落，除了可以看见旁边一张桌子，其余座位全部被挡在身后，成了相对封闭的一个小天地，非常清静、安适，似乎这家咖啡厅被我全部占有。

咖啡厅这样的场所是非常矛盾的地方，里边既包含着喧闹，又包含着宁静，全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心境怎么去应对。此时，咖啡厅成了过滤我内心喧嚣的一个绝好的场所，是我此时心灵的一个最好的栖息地。钢琴的旋律清澈地在周遭回旋往复，男歌手深情而忧郁的倾诉轻拨着心弦。视线所及，身旁是暗红色的沙发，黑色的大理石桌几，被米黄色带花墙纸覆盖的墙壁，深红的窗帘，此外近旁是一棵淡定而健康的幸福树。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高低的楼房，街道上的梧桐树被风摇动，阳光在树枝上惬意地跳跃。季节虽已过了立秋，但天气仍滞留在暴热的暑天，不用说，只要跨出这栋楼，迈进大街，滚烫的热浪会疯狂地扑过来。然而，从这家咖啡厅的落地窗看出去，大街却如此安静和清凉。咖啡厅竟然有这样奇特的功能。

当然，咖啡厅不会是真正的清静场所。在我的周围，争论出牌的声音，小女孩幸福的嬉闹声，隔壁的麻将声，像打开的多个水龙头，不时地喷洒出来，浸漫过来。但我不嫌弃他们，觉得既相宜，又美好。他们和我的生活水乳交融。

可以明确的是，我是这个下午咖啡厅的主人，我是静的，周遭的物事是闹的。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物像，所有的器物，所有的幻景，所有的情绪，都是为我而准备，就像舞台为演员而设置。他们的动和闹都是为我的隐和静而来，咖啡厅是我这个下午全部的背景。

花祭

一种秩序的活力、生机勃勃的平静在她走以后没有了。从下班的铃声中出来，穿过街市的人流，进入曾经代表家的那间屋子，沉闷便像块巨石压来。家具已蒙上厚厚的灰尘，掩去了昔日的光泽和光泽呈现出的愉悦情调，这情调绝对是男女共同赋予的。如今，暖暖的情调退却了。踏进屋子，仿佛踏进一片废墟，回忆的烟雾在废墟上冷冷地飘动。我不愿触动它们，下面覆盖着一段深刻的疼痛。

离开屋子之前，我忽然发现阳台上那些花，多日不浇水的花，已显出倦容。我给它们一一浇上水。我发现这些昙花、仙人掌、铁树、君子兰是这屋子里唯一保留下来的生机，我极伤感地抚摩着它们。

暮雨中我走向大街，街上的餐馆很多，却不知该进哪一家。那可以是通向家的驿站，却绝对不是家。尽管笑声和热气从桌面上升腾，我仍然感到被抛弃的强烈孤独，仿佛一艘船，码头已远远离开，说不清是船在离开码头还是码头在抛开船。

有几次，我们见面，我小心地提到家这个词语，试图唤起她对一段时光的记忆。然而，从她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座荒凉的岛屿，充满恐怖的阴云。我也看到，家不过是一层淡红色的色彩，远远地涂抹在人生的背景上，衬托出眼下境遇的凄清和凝重。

日复一日，分居生活像锯齿一般把心灵噬咬得支离破碎，谁也不再希望和企盼。我躲避着那间屋子，既不想唤醒什么，也不想留下什么，可我始终忘不掉阳台上那些花，每天我从城西跑到城东给它们浇水的时候，看到了哀怜、叹息和眼泪，听到了丝帛断裂的声音，是它们使我倍增伤感，也是它们使我留恋不舍。

我从郊外带回泥土，给它们添上。在孤寂的屋子里，它们独自吟唱忧郁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跟主人一起歌唱芬芳。我不忍心看下去，泪水悄悄从眼角流下。

当爱和恨都消隐的时候，一切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复杂变得简单，意义变得空洞，没有什么使人激动的事情。可是，那些花却越来越真实、鲜艳，仿佛从来没这么生动过。我照常每天给它们浇水，在它们面前伫立、徘徊。

一切都像是着意安排，顺理成章，我从那间屋子走出来。我最后一次给那些花浇上水，水珠浸润下的花，泪眼蒙眬。我想象着，在我的身后，那些花怎样地枯萎，怎样地死去……

其实你很精彩

女友当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张鲜红的嘴唇。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也许我这人有些落伍，好在女友基本素质还不错，不影响我对她的感情。

我在女友身上发现，化妆一旦进入某个女人的生活，是会像吸鸦片一样上瘾的。女友知道我不喜欢她化妆，便无比心痛地把嘴唇上的鲜红变成了淡红。我清楚，做到这一点，她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记得认识之初，每当出门之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搬出那一套形状各异、长短大小不一的“兵器”在脸上“开战”。她摆出一副慢工出细活的架势，非常精细地在嘴唇上、脸上、眉毛上雕琢，修改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此耗时的脸上作业，每每让我焦躁难耐。

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我发现很多女人在爱美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突出表现在化妆的不适当。偶尔瞥见街上的某个女人，常常感叹，如果该女士不这样化妆肯定没有这么难看。但恰恰是这样的女士在街上目不斜视，作自我感觉良好状。我女友在化妆问题上也有错误观念，她总是过分迷信化妆对人的增色效果。为了矫正她这些迷茫认识，我常搬出一些大道理，我说，美的关键不在于化妆，而在于健康，在于良好的精神状态，一个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人，总是美的。我又说，美的关键在气质，一个文化素质高、有良好修养的人总是美的。我还把毕淑敏的《素面朝天》、陈村的《亮出真皮》这些文章推荐给她读，边推荐边说：“人家大作家的认识总高人一筹吧，特别是毕淑敏，身为女性，不会有什么偏见吧。”

后来，我就把话题由化妆扩展开去，用美容上的失败事例来吓唬她，比如某女整容变成了毁容，某女隆鼻隆出个歪鼻子等。

对我讲的大道理，她不反对也不肯定，似信非信，那副笑眯眯的神色说不清是嘲笑还是赞赏，叫人特别恼火。

有一天，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毕淑敏被读者评为“10名最差作家之一”，其很大原因在于她那篇《素面朝天》的文章特别叫人反感。她有些扬扬得意地指给我看。至此我明白，化妆之瘾于她已成顽症。

一天，女友在电话里对我说，她准备去文嘴唇。我只听说过文眉，尚不知道还有文嘴唇。她振振有词地说：“你不是说我嘴唇无血色吗？”我简直哭笑不得。

待缓过神来，我用平时的语调对她说：“只要是真实的你，我都喜欢，其实你现在就很精彩。”

女友那边无言，不知道她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

在朋友家听海菲兹

屋子是极其的凌乱。一地的儿童玩具，沙发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衣服、被褥一类的东西。我进去时，他正坐在沙发上手捧一本《高保真音响》杂志凝神阅读。再一看，旁边还摆放了五六本音响杂志。

已是晚八点过，他还没吃晚饭，他在等他做服装生意的妻子回来。

见面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音响，他向我讲述他最近的心得。他说不久前结识了一位制作音响的师傅，也是音响发烧友，其制作的大理石音响十分了得。“你应该到他家里去听听。”他建议说。

音响怎样才叫好呢？他说，低音要清晰，高音要能听出细节。比如鼓声，要能听出弹性，声音落下来，然后弹上去，而不是四下散开，仿佛是在球场打球一样。绝不能出现像铁棒敲打出来的沙声。再比如吉他的声音，因为是长长的，所以应该由强到弱，由粗到细，细到只有针尖那么大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这样的效果，才是好音响。

无疑，对于音响，朋友的耳朵在本城是最好的耳朵。

接下来，他向我推荐海菲兹。我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据他说，海菲兹，犹太人，出生在俄国，定居在美国，一个真正的小提琴大师。他一边说，一边翻开一本音响杂志，指着一张大师的照片，说：“你看，他的面部多富有雕塑感。”

海菲兹出来了，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我不知道海菲兹，但我知道贝多芬。一听那激昂的旋律，我就知道是他，那位命运的斗士。“你听，拉得多么有力，每一个音符都落到实处。”朋友很投入地对我讲。贝多芬就是贝多芬，抒情的时候也在斗争。恰恰是海菲兹，把贝多芬的思想和情绪演绎得非常到位，表达得淋漓尽致。朋友对音乐的阐释加深了我对不熟悉的海菲兹的理解。

这时候，他的妻子回来了，一手提一袋菜，一手抱着女儿。他的妻子有几分漂亮，有几分泼辣，有几分贤惠，符合不少男人的择妻标准。她一进屋就开始唠叨，说生意实在不好做，干脆把门面租出去算了。两岁多的女儿却毫不知烦恼，一味地快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打闹不停。

一会儿，从厨房里传来他妻子的抱怨，说他对服装店尽的力太少了。他不搭理妻子，但他把海菲兹关了。海菲兹突然消失了，眼前是非常现实的生活场景：絮叨的妻子，捣乱的女儿，乱糟糟的房间。非常琐碎，也有几分温暖。

朋友的话让我看到了他的尴尬。一边是大师的音乐，一边是举步维艰的服装店生意。精神和物质，多难调和的一对矛盾呵！

没有音乐的屋子一下子显得很安静。窗外，是无边的夜色。我们许久无言。突然，朋友站起身，再次打开音响。于是，从大师的手指上流出的贝多芬的震颤像突然要炸开这个夜晚，又急风暴雨般地赶来。海菲兹又从生活之外赶来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年越来越近的时候，对远离家乡的人来说，都有一种急慌慌的感觉。他的心已不在站立的脚下，而飞到了父母、孩子、兄弟姐妹所在的家乡。由此，原是融在一起的团体，有些散了，仿佛都在各想各的心事，黏不到一块儿了。这全都因为那个年，因为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感觉得到的强大的吸引力。

家乡过年的习俗有些特别。早几年，在年关将近的时候，父亲总爱说一句话：“麻雀都有个三十夜。”说那话的时候大约已在腊月二十七八，两个姐姐正在我家舂汤圆面、推豆腐、烙绿豆粉，气氛热热闹闹，很有过年在即的味道了。可是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催两个姐姐快点回自己的家，不要紧倒在我家逗留，在他看来，嫁出去的两个女儿是有自己的家的，在我家总还不算是她们的家。乡村家庭的结构和礼俗，虽然在当今看来有些落后和保守，但终归透露了一个心理趋向：过年时节，得往自己的那个“家”里赶，而不得在家以外漂流。父亲的理由就是那句“麻雀都有个三十夜”。再说具体点，大年三十这天，你得回到自己的祖宗牌位前，给自己的先人们烧纸磕头。母亲的感情要复杂得多，她很不满意父亲对两个姐姐的催促，她抱怨父亲说：“你催哪样嘛催，在她们各人妈老汉家过年就不得行吗？”她巴心不得两个姐姐不走，就留在我家过年。两个姐姐并不明确表示赞成谁反对谁，而是忙天火地地帮我家办完该办的年货，还是急匆匆地回到各自的家里去了。她们高高兴兴地拿着我给她们买回来的过年鞭炮，准备在大年三十这天炸出个欢喜和热闹。

其实两个姐姐家离我家并不远，都不过十里八里，之所以还要赶回去，不是因为空间距离，而是心理距离。在家乡人的认知里，过年，特别是大年三十，就得有个“小家”的团聚，这一天是排外的，毋需外人的参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年夜饭，称之为“团年”。年三十一过，从初一开始，就可以相互走亲访友了。

而对我这样一个更远一些的儿子来说，父亲则会毫不犹豫地说：“要回家过年。”所以前些年，当父母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我即或是忙到腊月二十九，也会带着媳妇或是独自一人往老家赶。我城里的窝是算不得家的，不回老家过年是说不过去的，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也将他们接到城里来过过年，但由于他们对此家和彼家认可的程度不一样，在城里还是感觉美中不足。不过，因为是在儿子这里，他们终究还是高兴的。

后来，意想不到，母亲得了重病。那一年的过年，令人难以接受地在医院度过，老人身边虽然有儿有女，也算全家人在一起，但那个年的气氛和感觉却丧失了。远远近近鞭炮的轰响，只衬出哀愁和沉重。残酷的现实让父亲明白，他那个“过年必在家里”的主张也是很脆弱的。

就在过年不久，春天的树木才刚刚长出新叶，母亲就去世了。那一年的过年，父亲破例地接纳了两个姐姐来到我家，母亲离世的悲哀，已使父亲无暇顾及他一向的原则。我们三姐弟都开导父亲说：“过年只要家里人在一起就好。”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少了母亲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他无论如何是高兴不起来的。

这几年，我家过年已实行大大的改革，要么在老家过，要么在城里过，无论哪里，父亲都和他的几个儿女在一起。孤单而年迈的父亲显然已无力再坚持什么，过年时节，家庭成员由只接受儿子到也接受女儿。这是他的不得已，由不得已到开化，也逐步让他感受到了欣慰和温暖。

看看周围生活的人们，很多家庭跟我家一样，也存在家庭成员常年分散各地、过年时节得往一个地方奔走的困惑。虽烦恼重重，却有明确的期盼，那就是——回家过年。他们为着这个美好的目标，不惜跑长途，挤火车，背大包，提小包，拖儿带女，满脸倦容。哪怕挣钱不多，职位没升；哪怕失意事情一大堆。还是归心似箭地往家赶。

必须往家赶，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大美南川

我身处黔江，说到南川，感觉那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直到这次重庆文学院组织作家采风团深入南川采风，我才第一次与南川亲密接触，真正对南川有了“第一印象”。虽是只到了大观镇、大有镇，可谓目睹了“冰山之一角”，但“大美南川”已经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大观镇：被薰衣草装饰的村庄

大观镇被称为南川区的第一门户，距重庆主城仅半个小时车程，地处重庆主城半小时经济圈内。虽是乡村世界，但我们进入以后发现，大观镇乃至整个南川就是重庆这座大都市美丽的后花园。喧嚣的重庆大码头，能有这样一个清凉的后花园，真乃幸事。

我们采风团从重庆主城出发，在渝湘高速水江站下道，在互通公路上行驶十几分钟，就远远看到大观镇党委书记何理先生在公路边等候着我们。我们一下车，何书记就热情地将我们迎到公路边，边寒暄边给我们介绍大观镇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乡镇干部大都朴拙，我的印象大约是这样：衣服皱巴巴的，裤角上沾着泥巴，笑容憨厚，话语朴讷。可站在眼前的何书记，却全然不是这副模样，他衣着时尚，气质文雅，言辞敏捷。我们跟在他身后，听他侃侃而谈。他让我们看大观镇广阔、平坦大地上的种种奇观，包括集旅游观光与实用于一体的农业基地：蓝莓基地、薰衣草基地、优质茶叶基地、花木基地、绿色蔬菜基地；风格独特、功能不亚于城市小区的农民新居；汇集各种珍稀植物的湿地公园；采天地日月之灵气的天然酱油厂。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正进入《红楼梦》里那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观园”，只不过这是一个乡村版的“大观园”，没有《红楼梦》“大观园”的奢靡，却有一股现代乡村扑面而来的清新蓬勃之气。

当何书记指着车窗外一大片田野，说那是上千亩的薰衣草基地的时候，一车人的目光都拉直了。我以前从不知道有薰衣草这种植物，第一次知道是在我种植的QQ农场里，虽是在虚拟世界，但看那紫色的簇拥着的花，仍感觉分外漂亮。后来得知，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有著名的薰衣草园，我在网上看过有关的图片，成片成片盛开的花，像紫色的云朵铺展在大地上，由此对薰衣草留下深刻的印象。眼前田野里的薰衣草还只是草苗，也不在开花的季节，但在我的想象中，已经与普罗旺斯的花海重合在了一起。在一个农家院落，我摘下一绺薰衣草的叶片，凑近鼻子，闻到一股类似于苦蒿的清苦的香味，那丝香味一直留存到现在。

见过何书记，走过大观镇，我感到对农村人得重新打量了。置身于大观镇这样的乡村，华丽的城市反而相形见绌了。城市人拥有的方便的交通、通信、医疗、教育，这里一应俱全，乡村的居民还拥有城里人无法享有的丰厚待遇。他们住得高雅体面，吃得放心健康，出入有花香相伴，常年有鸡犬之声相闻。传统的农业社会与高度现代化的当今时代实现了圆满的融合，不由得让曾经很有优越感的城里人心生羡慕。

大有镇：佛光照耀下的世俗生活

我们只在南川城里逗留一夜，第二天就赶往大有镇。大有镇在著名的金佛山东坡，关于金佛山，余秋雨的点评有两句话：“山即是佛，佛即是山。”在南川规划展览馆里，有一幅展示金佛山“二佛共一守”的巨幅摄影。虽然这次由于时间和天气原因没有登上金佛山，没有见到这座佛山的日出、晚霞、云海、佛光，但看着这幅照片，仿佛已感受到金佛山沉静博大的佛性。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佛是仁者，所以佛都喜欢居住在山上。我们就在金佛山广大无边的佛光照耀下，登上了金佛山东坡的大有镇。大有镇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属典型的高山地带。我们去的当天，寒风凛冽，山上的积雪闪着耀眼的白光。下了车，在冷风中伫立，我还是闪过一丝念头，高山是佛修性养性的好地方，却不一定是世俗中人生活的最佳选择，用时髦的话说，不见得是宜居之地。我一向对生活在高山地区的人们有很复杂的看法，一方面觉得环境赏心悦目，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艰难也显而易见。我一个姑婆就远嫁在高山，记得小时候，听父母讲，姑婆他们那里，不出谷子，没有大米吃，只有包谷、高粱。甚至说，高山地方的男人，娶媳妇也很困难，姑娘家谁愿意嫁到那样差的地方去？这就是自小建立在我脑中的高山印象。到了今日的大有镇，才恍然觉得，我脑中建立的高山印象已然变成了“从前”，今天的高山地区，比如眼前的大有镇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乐土。

首先是进出山里的路解决了，有三条环山公路穿越大有镇，可谓与外界四通八达。过去说高山苦，很大程度是苦于行路艰难，没有公路，只能靠一双腿爬坡上坎。路不通加之信息不畅，自然就很封闭。路的问题一解决，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高山有高山的劣势，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大有镇常年气温低，生态植被丰富，与环境相适应，于是产生了“笋竹、土鸡、中药材”三大特色产业。有了这三张牌，农民收入增加了，旅游业兴起来了，日子日渐富足滋润起来。我们去那天，正碰上一年一度办得很火的“大有东坡年猪节”。

举办年猪节的地点在大有镇水源村，该村地处半山腰，融合巴渝风格的新式民居聚集在山坡，看不出这是一个村庄，更像一个繁华的集镇。我们到达的时候，早已鼓乐齐鸣，人群摩肩接踵，虽是冷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人们的脸，却遮挡不住这里的一派喜气和热闹。我们接过主人递过的热茶，边喝边去逛集市。满街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和山货，蜂蜜、野猪肉、特色腌菜、稻草米粑、草灰豆腐，新鲜的山货琳琅满目。我们一行的各位作家都感叹，若不是离家太远，一定采购些山货带回家。

参加年猪节的客人，有来自重庆主城的政府官员，有企业家，有来这里投资搞开发的实业家，还有贵州来的客商。能把一个乡村节日的动静搞得这样大，不由得让人对大有人刮目相看。

年猪节上，一个重要的场面是将宰杀后的整头猪一排排陈列在院坝，这个场面很有点气势不凡。我是一个有素食倾向的人，对杀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这样的场景不由得让人想到血腥。我想，佛见到这样的场面一定会大念“阿弥陀佛”吧。不过回头又想，世俗中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的。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劳苦一年的农人，杀头年猪过年已成了必要的慰劳，血腥已经变成了喜庆。大有镇的人把本来就存在于乡村的民间习俗仪式化，提炼定格为节庆，充分体现出大有人不囿于狭隘的乡村、大胆与山外交流融合的开放意识，也见出大有人特有的浪漫情怀。

庆典仪式结束，客人们被请到一个大院子去吃“刨汤”。对于吃“刨汤”，我并不陌生，我生活的武陵山区，也有这一习俗。到寒冬腊月的时候，农人不再忙于农活，开始张罗杀年猪。杀年猪是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杀年猪的当天，主人把新鲜的肥肉、排骨、内脏、猪血旺等猪身上的食物，办成丰盛的筵席，请邻里乡亲一起来品尝，分享主人的喜悦。此仪式谓之吃“刨汤”。水源村年猪节上的吃“刨汤”进一步放大了独家独户吃“刨汤”的内涵和外延。因为宾客众多，吃饭只能轮流吃“流水席”，40桌一轮，后来据主人说，那天一共安了三轮席，可见场面之盛大。好久没到农村参加吃这样的“流水席”了，我和同行的金涛、吴信才、焦芬、郑京鹏一起，也去“抢”吃“流水席”。同桌虽另坐了几个不认识的重庆客人，但有缘相会，也甚为融洽。吃着农家喂养的新鲜猪肉，于我这个不太爱食猪肉的人来说，也感到特别有食欲，胃口大开，特别是渣海椒炒回锅肉，特别鲜美，肥而不腻，糯而香润，我们一桌人很快就把那盘菜吃光了，又特地向主人申请增加了一盘。大家边吃边赞不绝口。也不知是这些饭菜可口，还是这热闹的气氛感染人，人人脸上都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甜蜜。

吃过“百桌大宴”，我们驱车到大有镇街上。书记韦晓鸿把我们请进乡政府的会议室，作为这个地盘上的“主人”，作为一个地方官员，韦书记例行公事般地向我们介绍大有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他介绍的当地民俗和大有山歌。据他讲，大有山歌起源于清代，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是大有人生活和劳动的吟唱，其中也融合了毗邻的贵州道真仡佬族大矸镇山歌的元素，独具特色，广为流传。我很遗憾，韦书记没有给我们安排大有山歌的演唱节目，但已经引起了我美好的遐想，尤其让我好奇的是，大有山歌中非常有名的《薅草歌》到底与我们黔江的《薅草锣鼓》有什么异同。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搞政治和经济的地方官员，也是一名作家，他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出版社还新近为他出版了一部小说《爱如风过》。一般而言，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还没有读过韦书记的小说，但我已经从大有镇当下红红火火、生机勃勃的生活里看到了他的理想，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把一个杀年猪的简单民俗上升为“年猪文化节”。一个好作家不一定是一名好官员，反之亦然。但我在这个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高山上，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当下和未来，我不得不相信，韦书记把这两个角色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我从心底里为他祝愿，愿他在金佛山的佛光启迪下，不仅能用汉字书写出出色的小说，更能用他的智慧和辛劳写好大有镇这部更大的作品。

当晚，我们又返回水源村。在冷风吹拂下的漆黑的夜里，我们在农家院落的篝火边，与大有人一起狂舞欢歌。在火光映红的脸庞上，在翻飞的舞蹈中，我看到了大有人的奔放和乐观。这就是生存的力量，大山也阻挡不了激情的飞扬。我是一个外地人，但在这个醉人的夜晚，我已经彻底融入了大山的怀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有人，我很享受这温暖而并不完美的大山生活。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南川大地的造化和创造面前，我喋喋不休的讲述显得捉襟见肘，金佛山上的佛一定在笑我了。不过，面对我的真诚，佛的目光也一定饱含着慈祥和宽容。

谢了又开的梦想

回望几十年的人生行程，总有一些花朵开放在路边，让人驻足，怦然心动。那是一些梦想之花，正是这些动人的花朵，牵引着一个人一直向前，忘记疲惫、忘记心酸、忘记疼痛。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能保持恒久的容颜，一些花朵开了，又谢了，并没留下果实；一些花朵经历了风霜的击打，向世人展示出苍白和失败。不管怎么说，凋零的已化作尘土，不起眼的枝头又长出新的花蕾，正等待时日开放。

小时候一个最大的梦想，只是希望从商店买回一个皮球。小学时学校太贫穷，没有篮球，体育活动少而单调。偶然看到一同学将一个皮球拿到学校，在地上拍打弹跳，让人羡慕得不行。一次随父亲到镇上赶场，牵着父亲的衣袖指着商店里卖皮球的柜台，很想让父亲买一个，被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倒不是怕花钱，而是怕我拿着这个东西去奔跑，可能会伤了身体，老年得子的父亲对待儿子像对待一件瓷器，生怕一不小心就弄坏了。他过分的保护使他儿子的童年一直保持在一种体弱多病、不喜动、胆小的状态中，以致影响到一生的性格。

人总归会像鸟儿一样从巢中飞出来，脱离家庭的庇护和阴影。上了初中，自己给自己做主的机会多了，新的梦想产生了。学校开了英语课，这让很多同学十分惧怕，我自己也没想到，从小山村出来的一个孩子却天生地对这些A、B、C很敏感。那时我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一本英语教材学完，所有的单词能记能写，语法也觉得十分简单。教英语的是一个美丽文静，戴一副眼镜的女老师，她称赞我说，我的发音最准。她每次需要对话的时候就将我喊上讲台，她问我答，给同学们作示范，风头出尽，让台下的同学嫉妒不已。每次对话完毕，她就把一盒粉笔作为奖品奖给我。心头的骄傲和甜蜜可想而知。荣誉会更刺激兴趣，我的英语成绩一直维持在全班尖子位置，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雷人的绰号——“英语专家”。凭着这个“英语专家”的光荣勋章，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学好英语，等长大了，到一个可与外国人对话的地方，成天就叽里呱啦地和他们说话，成为一个真正的英语专家。可没等多久，我这个神圣的梦想破灭了。初中英语第二册还没学完，那位可敬的女老师调走了，英语课也因此停止了。停上英语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初中升学不考英语。对着那些可亲可爱的英语字母，我难过了很久。但随着其他课业的日益繁重，沮丧的情绪也就逐步淡下去了。今天，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仍然时时为自己不能直接阅读很多外国作家的原作而叹息。

工作了，成家立业了，一个人可以完全地交给自己了，新的梦想又诞生了。这个梦想说起来有些宏大，有些飘浮，有些不着边际。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梦缘于一次征文竞赛活动。师范快毕业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动员我参加了“全国中师生作文竞赛”，我写了一篇散文交上去。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告诉我，我的文章获得了二等奖。意外、惊喜，我久久地沉浸在一种收获劳动、收获创造的快乐之中。师范毕业虽是分配在一个小山村教书，但那正是风华正茂、青春飞扬的人生季节，梦想在一颗年轻的心灵中悄悄绽放。那时的梦想很多，比如做一个好老师，比如对美好爱情的描绘，比如立志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众多简单、现实的梦想之外，我自己明白，还有一个不好示以他人、有些羞涩的梦想——做一个作家。那时，我已经阅读了古今中外一批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经典作品的魅力深深地震撼着我、鼓舞和激励着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试着写诗歌、散文。不想，很快，我的一些作品在《中国妇女报》《文汇报》《青年作家》《飞天》《八小时以外》《婚姻与家庭》等报刊发表。本地的报纸和杂志上，更是经常见得到我的名字。一时之间，我变得小有名气。当此之时，我娶妻生子，事业进入人人看好的顺达时期，自己也有些志得意满，却怎么也没意识到莫测的人生风云。

现在想来，人生就是一条向前奔涌的河流，有平静，有激越，有顺畅，有阻挠。其中的变化可以解释为命运的变化，实则一来源于外力，一来源于内力。后来婚姻受挫，事业处于低谷，我钟情的文学事业也渐渐偃旗息鼓。我疏于写作，贪玩好耍，终日处于自我麻痹状态。一个依赖文学支撑心灵的人本应在激情之外，更有强大的人格，我却不可避免地软弱了。我悲愤叹息，在堕落的边缘不甘心堕落。

依然是文学，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某年的某个时间，我拿起雨果的《悲惨世界》，一路跟随着冉·阿让的悲惨人生，看到了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折磨和苦痛才可能完成自己的人格修炼。我在震惊之余，对自己有所醒悟。我问自己，比之于冉·阿让，我有什么理由沉沦下去？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有期待吗？回答的声音在模糊之外，更有坚定和清晰。我还有自己的梦想，又重新拿起停顿的笔开始写作。不久，我的散文集《被音乐照亮》出版，又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发表作品。我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并成为重庆文学院创作员。2011年，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首届公安作家研修班的学习，成为全国40名公安作家中的一员。四个月在京城的交流和碰撞，与全国一流作家、艺术家的会晤，真让我既感觉到幸福、幸运，又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我觉得没有理由不珍惜、不奋发。北京学习之后，我的创作有了新的长进，散文、诗歌、小说作品不断在《北京文学》《啄木鸟》《人民公安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发表。我仿佛又找回了自己，看到了昔日那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心灵。

真正投入到写作上后，让我看到了写作的不易、写作的神圣，当一个作家并非那么简单。好作家在天赋之外必然有艰苦的人生历练和非同凡响的人格。我已意识到自己的距离。其实我现在明白，作家这个梦想是否真能结出果实也许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心中要有梦想的花朵在开放，无论这个梦想是什么。梦想是对庸常的努力挣脱，有梦想的芬芳就会有活力、有勇气、有信心，人生的河流就会永远向前奔流，永不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