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在光与万物背后”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的“新可读主义”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是德国文坛上一个独特的声音。他1955年出生于卡尔斯鲁厄，在慕尼黑郊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学在慕尼黑和维也纳学习文学、哲学和戏剧，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87年以论文《所有价值的颠覆？尼采评论中的德语文学》（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ietzsches）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慕尼黑大学德文系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任教三个学期后，他认为自己无法同时兼顾写作和学术，辞去了稳定的大学教职，追寻少年时的梦想，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87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突围：或曰彩虹的剖析》（Aus Fälle/Zerlegung des Regenbogens. Ein Entwicklungs-roman），这是一部成长发展小说，一种德意志传统的文学体裁，从中世纪的《帕齐法尔》、巴洛克的《痴儿西木传》，到歌德的《威廉麦斯特》、黑塞的《荒原狼》，这些文学名著都是德语文学史上重要的成长发展小说。波利蒂基的创作既在传统中，又反传统而行，因其鲜明的先锋派姿态，他被认为是阿诺·施密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传人；他的成名作《婆娘小说》（Weiberroman，1997年）同样具有实验性，被评论界封为德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波利蒂基很快厌弃了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形式新奇的写作方式，提出了德语文学“新可读主义”（die neue Lesbarkeit）的主张。他认为文学实验的先锋派往往“除了语言一无所有，结不出果实”；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以生命去讲述，渴望被人理解”，因为“写作不仅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有几百年历史的服务工作，作为服务者的作家，应该尽可能出色地完成他的工作，从而使他的顾客——也就是读者——感到满意和愉快”⁽¹⁾。波利蒂基 “新可读主义”的矛头直指德国文学注重哲学思辨、轻视叙事技巧的传统，认为晦涩玄奥、曲高和寡的文学风格并非必然是某种内在思辨性的体现，而往往是作家出于个人英雄主义，企图以文字标新立异，不尊重读者感受的结果，是一种渎职。

波利蒂基从“后现代主义”到“新可读主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他这一代作家在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话语中“突围”，寻找个人风格的努力。学院派出身的波利蒂基，对自身的写作定位不是感性的、随意的，而是有着明确文学史意识的，他在《婆娘小说》发表后，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出“78一代”作家的概念，以区别于年长一辈的“68一代”作家，即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代人对历史的执念。例如，君特·格拉斯、齐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等，这代人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重要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68学生运动等，作品多以宏大历史叙事和反思德意志民族战争罪责为题材。活跃在当代德语文坛的另一个作家群体就是成长于前东德的作家，年长者如克里斯塔·沃尔夫，年青一代如英果·舒尔策、杜尔思·格律拜恩等，前东德作家在两德统一之后经历的巨大落差，也催生出一批优秀的“转折文学”。波利蒂基这一代出生在战后西德的作家，成长时期正好赶上德国经济起飞，较之父辈，他们的生活优渥、平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国际视野，却没有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而这历史的重负对于作家往往是宝贵财富。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语作家君特·格拉斯、赫塔·米勒、彼得·汉德克的际遇就是例证：君特·格拉斯作为年轻士兵亲历“二战”；赫塔·米勒罗马尼亚的德裔，在东欧剧变前“叛逃”到西德；彼得·汉德克的家族在波黑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他们肩负国家、民族和家族的集体伤痛，胸中都有历史的块垒，需要通过文字来消解。似乎缺乏痛感记忆的“78一代”德语作家，如何从物质的丰富和经历的贫乏中“突围”，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市场的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