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量子思维与人文精神

融合中西古今、文理传创，点亮文明新曙光
——与付长珍、刘梁剑对谈

付长珍：钱校长，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又一直关注人文学术。2012年，您出版了哲学随笔《改变思维》。您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以来，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5+”行动计划，数字人文项目“历史跨度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及其大数据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研究前沿”“音乐画的脑智机制和对儿童教育发展的作用”“跨越时空和学科及生命的量子学说与量子思维”战略项目等，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研究的思维转变与创新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您的一系列演讲与访谈，也深刻体现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对话。

今天的访谈，特别想听听钱校长关于以下问题的见解：如何从文明变局的角度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推进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文明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中国可以为世界文明贡献怎样的知识体系？作为一所教师教育领先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担当？

文明变局与改变思维

钱旭红：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大背景。我们要看到，在如此巨变、灾变之后，人类文明的新曙光正划破夜空，显露在遥远的地平线。从当前的现实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我们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反思后疫情时代的危机，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逆全球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何获得国际生存空间，形成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教育中最大的危机在于，教育的质量支撑不了我们国家对于创造和创新的迫切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原来提出的“双一流”方案是在过去可以模仿跟随的国际形势下制定的。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创新性思维，最后是否能够把中国变成人类文明新的源头之一。十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担忧：我们整个的技术进步、国家发展当中，有多少文明的内容是自己独创出来的？多少科学技术是来自我们的？答案不容乐观。

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无法成为文明的源头，是因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缺乏滋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氛围。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文明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解决国家的竞争力、人的竞争力。而竞争力要怎样着手解决？那就应该从批判思维、创造思维和创新思维这些方面展开。而想要拥有这些思维，就必须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我认为，我们现在给予学生的，或者整个社会拥有的思维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残缺的。这一问题在疫情发生以后，就会变得更紧迫。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学有许多在美国，欧洲、日本也不少。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要能够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众多的未来预备方案，帮助解决十年后国家乃至世界文明面临的重大问题。大学肩负着面向未来的重大“文明使命”。

付长珍：您关于“改变思维”有一系列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

钱旭红：我确实一直强调“改变思维”。所谓“改变思维”，不是指一种思维向另一种思维的转变，而是强调在多种思维中的转换选择。“改变”的前提是同时拥有多种思维，否则谈不上改变。比如，一个人同时具有烹饪的思维方式与数学的思维方式，那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就可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选择。

付长珍：您还提出super-thinking，这是指超越性的思维吗？

钱旭红：我说的super-thinking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所谓super-thinking，就是不只有单一的思维方式，而是有多种思维方式，具有超越性。但是，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包括社会上的很多人士，基本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因此无法形成思维间的跨越。

付长珍：这是说，我们要超越某种既定的、单一的、垄断的思维？以前我们对“改变思维”的理解，恰恰是强调要不断地超越以往的思维，总认为新的就是好的。

钱旭红：对。一个思维具有垄断性，说明这个思维方法具有相当的正确性。然而，当把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无限扩张以后，就把其他的思维方式阻滞或消灭了，这就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这里的“反面”即是说，当新的问题产生时，便没有任何应对方法。

刘梁剑：钱校长，您提出了“思维”与“思想”的区分，强调理论思维之外还需要想象力。这些提法不由让人想到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金先生在《论道》这本书中认为，“思想”包括“静的思想”与“动的思想”。“动的思想”讲的是思维历程，“静的思想”则是思维的成果。金先生又区分了“思”与“想”。“思”就是思议，偏于概念思维；“想”就是想象，和您强调的“想象力”多有重合。金先生的学生冯契先生也很注重思维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一旦接触西方的文化，就不能不意识到逻辑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中国人的弱点。”在他看来，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四个主要论争之一。换言之，冯契先生是把思维问题放在“古今中西”之争或者说中国现代文明生成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钱旭红：改变思维本身也有一个“古今中西”问题。怎么改变思维？既要回归本源，又要走向“更现代”。

第一，要回归本源。我与哲学界人士看法一致，中国人更偏向于辩证思维，而形式逻辑思维比较少。但是，这种状况是近一千年、几百年才有的思维倾向，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文化、思维、精神方面都非常辉煌，之后才逐步地萎缩。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回归本源，想一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像老子、孔子、墨子这样的人物。第二，是走向“更现代”，关注量子力学等给我们展现的更新的思维可能性。

回归本源，才会有新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就像宇宙大爆炸，只有回到最初大爆炸的时候，才知道世界的本源就是相互关联的。然后，才可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又比如干细胞技术，干细胞和功能细胞区别在什么地方？干细胞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体细胞和功能细胞。但在功能细胞阶段，肾脏细胞变成眼部细胞是不可能的。那怎样处理呢？必须先倒回去，先通过诱导变成干细胞，比如用手掌的一个细胞诱导变成干细胞，由干细胞再变成眼部细胞，这是有可能的。讲这一点是想说，我们要挖掘自己民族的本源，恢复一些被沉默的基因。可能我们丢掉的或被忽视的，正是我们自己所独有的。在此基础上，再借助其他参照，即借助现代科学发展的参照走向最前沿。

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有两类：第一，完全按西方的思维模式，可是仍没有走到最前沿，基本还停在牛顿时代，所以我们和最前沿是脱节的。第二，完全否定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基础；抑或是充分肯定自己，完全无视世界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就如我们常会看到的民族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的表述。

刘梁剑：一方面回归本源，另一方面走到最前沿，这两者恰恰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钱旭红：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相通的地方。

付长珍：这也可以说是“返本”与“开新”的辩证。刚才您讲到“本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开端”？如阿伦特所说，对当今人类困境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开端，回归到本源上去寻找。开端蕴含着无限可能性，只有基于此才能走向最前沿。

量子与老子、科技与人文的纠缠：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刘梁剑：一方面，改变思维意味着能够在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变换；另一方面，改变思维需要回归本源、走到前沿。那么，回归本源、走到最前沿的思维将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

钱旭红：我个人观点，能回归本源的思维，能走向前沿的思维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这两者竟然相互兼容并在相当程度上能互通，体现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老子学术不仅仅是中国的，更被世界自觉接受；量子思维不仅仅是属于科学的，也是属于人文的。最前沿的思维是量子思维。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按照我的体会，仅仅这么说还不够。更完整的说法是下面三句话：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只是光量子。两千年前，国人一定程度上经道近释，理解接受了一些佛学的思想，故有禅修。宋代禅师青原惟信把自己一生的禅修经验概括成三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几句话广为人知，其实其中已经有了某种类似于量子思维的思维方式。

量子思维的基本特点是，所有的观察结果和观察者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你不能绝对地、分割地看一个问题。这也关联到量子理论所讲的“测不准”。用通俗的话来说，“测不准”讲的是，世界因你而不同。你和这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的，只在你看见它的那个瞬间，原始的光量子因你而“坍缩”，成为你看见的那个景象。

刘梁剑：禅宗还有著名的“云门三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钱校长关于量子思维的三句话也许可以称为“量子三句”。

付长珍：量子思维是最前沿的，是开新，但它在什么意义上也是返本、回归本源？

钱旭红：量子思维跟老子学说是互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相当程度的测不准，类似于多态叠加、纠缠关联、恍惚测不准一类的描述，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量子三句重视“三”个层次，老子也重视“三”。老子讲“三生万物”。从思维的角度来理解，“三生万物”提醒我们要注意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创造性。当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进行分析，或者讲话，找三个不同的切入点或者支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体。《道德经》应该算得上经典中的经典。总共不过五千言，但你可以从人文的角度看，可以从理工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甚至可以从军事角度看。《道德经》中看似短短的几句话，实则是告诉我们一套思维方式、一种方法。《道德经》的一大特点，是它告诉你方向和方法，但没告诉你具体路径。具体如何实现并获得所需的结果，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探索。

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前讲儒道释，这本身是对的，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不过，从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更容易从老子的角度进入。老子的学说，直接讲自然，也讲人。相对说来，孔子的学说，直接讨论的内容以人和社会为主，其他方面谈得相对较少，所以孔子的学生子贡才会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现代社会中，人、自然已经很难完全分开了。为什么在科学界，欧美的研究者更容易、更乐于主动接受老子的思想？因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但以前我们基本把它们隔离开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整个文明当中，具有世界性的，第一是老子的学说，第二才是孔子的学说。老子的学说中有一点很突出，他不主张过分的人为推动。老子学说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无为”的过程，没有借助外力。因此，凡是对老子有认同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它的影响力。对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来讲，应该要有能够影响全世界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和别人有共同的话语。如果我们最后仅仅是融入西方世界，那我们必定是被动的。若是想邀请他们融入我们的体系当中，那必须拿出让别人愿意接受的体系。这一体系最好是具有先进性的，能够和其他文明沟通的。在我看来，老子学说是最合适的。

刘梁剑：量子力学有一个术语叫“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按照我有限的理解，它说的是不同的粒子在相互作用之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即便把粒子再分开，它们之间仍然有关联，仿佛存在奇妙的超距作用。不知道是否恰当，我想借此说明老子和量子之间的关系：老子和量子，一个属于“古”居于“中”，一个居于“今”属于“西”，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经过钱校长的运思之后，老子和量子发生了某种奇妙的“纠缠”，生成一种钱校长称之为“量子思维”的新东西。它既是老子学说又是量子理论；它既不是老子学说（《道德经》本身没有这样讲过），也不是量子理论（普朗克、爱因斯坦、薛定谔、玻尔、德布罗意、海森堡、狄拉克等人也都没有这样讲过）；它只是量子思维。

付长珍：刚才钱校长提到，人与自然很难完全分开。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就是科技与人文在现代社会很难完全分开。不仅有老子与量子的纠缠，而且还有科技与人文的纠缠。

钱旭红：这个说法好！科技与人文的纠缠关联，具体可以表现为科技重塑人文、人文引导科技。先说科技重塑人文，以量子论为例。1900年出现了古典量子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现代量子论。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文明按产值计算，可能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基于量子论的。比如药品设计创造方面，要是没有量子力学、量子化学，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药品；又如材料方面，包括现在使用的电路、网络、手机、电视机。但是，因为量子论比其他理论艰深难解，不容易普及。量子论的讨论基本还仅限于学术界、自然科学界，还没有完全走进人文学。这样就可能存在一个脱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可是从来不知道这个时代的量子论对我们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不过，我个人的观点是，过去一百多年，量子论颠覆了整个自然科学与工程，估计再过一百年，就有可能颠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付长珍：您认为，如果量子论对人文学有所颠覆的话，它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钱旭红：先说一个方面。以前我们认为，符合牛顿力学就可以称为是理性的，是可以精确预测的。可是世界上能够精确预测的事情很少，尤其是涉及人的很多方面的预测，是根本无法做到精确的。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科学是非理性的、不可预测的。但将来可以用量子论中的“测不准”理论来预测。所谓“测不准”，不是说没有可供测量的规范。相反，“测不准”是有专门规范的。所谓规范，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测准多少、什么情况下的测准率比较低，在哪些地方出现得多、哪些地方出现得少。它是具有判断性的，是一种科学规律。以前被我们认为非理性的东西，最后可能被发现是有规律的。我们不能讲它是理性，也不能讲它是非理性。

付长珍：这能不能理解为，量子论可以为人文学提供新的理论工具？这让我想到，深受量子论影响的现代科技还可以为人文学提供更为具体的、技术层面的研究工具，比如说“大数据”技术。在我看来，“大数据”可能首先是人文学研究的新材料，以往人文学者解读文字、声音、图像，现在要学会解读数据，学会透过数据看到一些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关联；但同时“大数据”也是基于数据库、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人文学完全应该加以充分利用，实现人文学研究的升级换代。华东师范大学在传统人文领域具有积淀深厚的特色优势，“5+”计划在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数字与人文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您顾问指导的数字人文项目“全球视野下的老子学说”，可否理解为对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深度融合的探索？

钱旭红：确实如此。“老子项目”旨在描绘出两千年来老子学说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图，涉及哪些人，在不同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影响了社会（包括科技与人文）的哪些方面，从而探索中国思想文明走向世界的最佳路径。项目强调“历史跨度”“全球视野”。历史跨度，也就是说跨越几千年；全球视野，即不仅仅从中国来看待老子学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除了专家解读之外，的确特别重视大数据解析。就现在的发展而言，数字是遍布所有领域的。数字不仅仅属于科学，也属于人文，也属于艺术。但是，在人文、艺术领域似乎用得很少。这就存在很大问题。“老子项目”用到大数据分析，希望能够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刘梁剑：关于“数字人文”，我有一点疑虑。我们用大数据研究老子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许可以成立一门“老子传播学”；再比如，我们对哲学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统计学研究，可以成立“哲学知识社会学”或“哲学统计学”。但“老子传播学”“哲学知识社会学”或“哲学统计学”是对老子或哲学进行某种外部的研究，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更接近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因为它们不是对老子思想或哲学思想本身进行内部的研究。简单地说，“数字人文”可能会催生一批以人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新的交叉学科，但这批交叉学科并非人文学，而是关于人文学的社会科学。当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付长珍：科技重塑人文，现代科技可以给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工具、新的研究材料、新的技术手段。那么，人文如何引导科技呢？

钱旭红：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人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冲击越来越大。人们因此想到在发展科学时必须要顾及社会和自然的伦理，所以就有了环境伦理、动物伦理、医学伦理等。不过，这些伦理是在追赶先行的科学，所以说是迟到的。但是，伦理不能总是迟到。比如，人工智能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超越以前所有的科学技术。那么，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起来之前，我们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大力发展相关的伦理学，制定一整套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

人工智能将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伦理问题。在绿色化学时代是化学和材料学跑在前面，伦理学落在了后面，用伦理帽子往化学头上扣，给它装上不伤人、不伤害自然生态的笼头；后来进入转基因时代，伦理拼命想给转基因套上笼头，最后总算套上去了，但并没有出现有学术规范性的“绿色转基因”的说法。现在比转基因影响更大的，就是人工智能。化学是对着材料来的，转基因是对着植物来的，人工智能是对着人来的。那我们的伦理学还能这么麻木吗？应该超前发展，主动地和人工智能合作，研究伦理的人工智能。首先在伦理上通了，智能才能够发展，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我们要做的，不是智能的伦理，而是伦理的智能。

付长珍：钱校长这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困惑一个问题：如何做中国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钱校长的一席话，让我意识到，做中国伦理学，首先要改变思维，改变对“伦理学”的元理解。伦理学不应该只把自己框定为一门二级学科。伦理学应该是一种大伦理学：直面生活世界，直面时代提出的问题，发挥伦理学对于科技创新、人类生活的价值引领作用。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更强的主张：伦理学是第一人文学。

刘梁剑：我有一个困惑。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加速，就像脱缰的野马，我们想把它控制住，用一个外在的控制显然是不可能的。对科技的制约力量怎样才能从科技内部生长出来呢？换个提法，人文如何内嵌于科技？

钱旭红：我提到的绿色化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绿色化学是一门科学与伦理融为一体的学科。这里的“绿色”不是指颜色，而是一个理念，其内涵就是伦理。这是一个限定词，就是说给化学套上一个笼头。从源头入手，不仅充分利用资源，而且不产生污染，这是绿色化学的核心。它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反应，生产环境友好的产品，等等。最根本的是化学反应的原子经济性，即任何一个原子都不能浪费，这样就不会排出“废物”。这有一整套理论，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领域。绿色化学用这样一些“绿色”理念重新设计新的路线，突破传统化学及化工只关注“产出”不关注废物排放的思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们可以说，“绿色”理念已经内置于“绿色化学”之中，而且它还是化学学科内在发展的成果。现在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也要把伦理内置于人工智能之中。发展人工智能，有没有伦理的范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绿色化学与传统化学的区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可以为世界文明贡献怎样的知识体系？

付长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是时代的大问题。如何立足时代，返本开新，创建独特的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体系？从人文学术发展来看，需要突破的瓶颈和可能的出路何在？

钱旭红：大学的使命应该是“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文明的基础就是知识体系，更多元的就是知识体系、思维体系和精神体系，但最基础的是知识。我们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建立知识体系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围绕学科学理的，一种是围绕核心问题的。比如说中医，就是围绕健康等问题，以健康为核心，将有关中医的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哲学等融会贯通。我们的教育方法也有这样两种——问题引导的创新和理念引导的创新（或者颠覆性工具引导的创新），整体关联和分解还原完全不同，整体关联的探索和理念或类型有关，但不是围绕学科的。比如说，芬兰把学科专业给取消了，就是围绕角色和问题来定位的。

对于人文学术的创新，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是立足前沿，学术研究必须有前沿意识，不能简单跟踪。所谓立足前沿，要求你本身就是前沿。第二是聚焦重大，对社会正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保持高度敏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就应该思考它可能带给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冲击，以及学术方法的相应创新。第三是有所坚持，不能说新的一定是好的，有时要做中流砥柱。第四是拒绝平庸，学术研究最怕走向平庸化。所谓平庸化，是既不前沿，也不聚焦重大，也没有做到坚持。

付长珍：今天校长的一番话，既明确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也是对学报发展的期许。除了注重学术积累的厚重学风，更需要直面问题的创新能力。聚焦重大问题，包括精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积极回应社会重大关切，也是学术期刊的责任和使命。去年学报特别推出了跨学科城市研究专刊，就是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城市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把城市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就应该有一个超学科的问题意识。

刘梁剑：我是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学报一直在追求卓越。希望通过办刊本身，推进学科对话与问题交融。尤其在城市问题这一期中，付老师提到的“超学科”概念，我觉得要比“跨学科”这一说法好得多。跨学科容易让人觉得仅仅局限于两个学科之间，而超学科本身就涵盖了跨学科的意思，但又比跨学科走得更远。

付长珍：“超学科意识”有点像钱校长刚讲的“超越性思维”。

钱旭红：对，就是我说的super-thinking，可以翻译成“超思维”。这种说法其实在科学中有专门的领域，叫超分子科学（super molecule science），或者也称为超分子化学。科学领域中本身就有“超”这个概念，但人文学科中不怎么谈。

付长珍：钱校长，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调我们要拥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不断开掘中国原创性思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您认为，构建中国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的关键是什么？

钱旭红：我们在前面提到，改变思维既要回归本源，又要走到最前沿。构建中国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同样要重视以下两点：第一，重视回归本源，回归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本源；第二，重视立足最前沿。知识体系是最基础的，在此基础上才有思维体系，在思维体系上才会有精神。

现在整个社会非常强调精神的作用。只有基于精神，我们才能谈价值、才能谈竞争。可是，为什么我们精神性的东西不稳定？因为我们的思维不稳定，我们的思维框架不全面、不严谨。为什么思维框架不严谨？因为知识体系不是我们自己的。要么我们就退回到以前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要么我们就照搬别人的，我们现在主要参照西方的，因为西方的知识体系比我们的完备严谨。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看我们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地位。我们回归本源后就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体系在两千年前、一千年前还是很先进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由于忽视了形式逻辑，没有发育成功，但这套思维方式是存在的。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另外一套，它发育成功了，影响很大，当然也带来一些弊端，即所谓执着于分解还原，分解还原最终必定丢掉信息，而不是说还原一个信息就一定能全都复原，关于复原的难度在此先不作过多的解释。相较于此，中国重视整体关联，整体关联有它的优势，但如果停留在千年前的整体关联，而没有量子哲学、量子思维强调的整体关联，可能基本上是不会有进步的。像现在的中医，尽管大家很关注中医的发展，但要使之真正走向现代，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对此，我们要在继承中发展，在批判中继承。因此，我们就需要回归本源，重新建立我们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学术治理体系绝对不能是落后的，必须是先进的。所谓先进，是指必须要立足最前沿，掌握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基于此，再回头检视过往，重拾被丢掉的东西，继续向前走，就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与教育最相关的。2016年，芬兰尝试取消学科分类教育。在西方的原有知识体系当中，不存在“取消分类”这一说。正是由于看到了学科分类方式、知识体系方式的致命缺陷，为了培养好下一代，芬兰就将这一传统打破了。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如果我们不能够为社会、为世界提供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小了。

付长珍：是的，我们不能将传统的知识体系看得一无是处，但又确实需要清楚有些方面已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此，有人提出“以中化西”倒是一条路。我们能不能既立足当下，又回望本源、重新出发？

钱旭红：以前我们常常会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倒是建议不要用“以中化西”，我更赞成中西融合。我是想强调，我们以前的文明已经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方法，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我希望通过回归，不分中西，它是文明的另外一种方法。回归之后，再将其重新发展。

现在要反对单一的思维垄断，否则很难解决其他问题。如果一个人有两套思维体系，他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就会以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我们以前是自然地将西方的与中国的相区分，认为西方的就只属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中华文明在今天仍然存在，依靠的是文明互鉴。我们要感谢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渗透和交融刺激了中华文明，使它有了发展的新活力。中华文明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使之遍布全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知识体系，比如老子学说就具有这个特点。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迁移性的、开放性的知识体系，这是个大命题。

付长珍：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钱旭红：是的。我们现存的最大问题是，要么放弃民族的，要么固守民族的，很难做到一种更开放的中间状态。所谓中间状态，就像量子思维所讲的，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一般只讲到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光只是光量子，是一种新的状态。这种状态具体是什么，无法描述，就是包含了波与粒子的第三种状态。这个时候哪个合适就用哪个，是完全看具体实际来决定的。但我们一般都会认为非此即彼，建立不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状态。

付长珍：知识体系重建确实是一个大命题。我正在做的课题“伦理学知识体系重建”，尤其聚焦当代中国。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有热情，但也确实感到困难重重。中国传统哲学不重视认识论环节，包括您讲的思维方式的偏颇，都对今天的知识体系重建有不小影响。

钱旭红：是这样。认识的偏颇，如果是就西方的分解还原模式而言，我们是缺乏的。但在整体论上，我们并不缺乏。我们只是因为缺乏形式逻辑，没有把这种思维发展出来，没有找到它的原理。不懂得找原理、不善于找原因，所以我们常常是传统的整体论的做法。老子有一句话，叫“以天下观天下”，那就是整体性的方法论。比如说我要研究人的时候，就先去研究猴子。把猴子研究清楚了，那对人的研究就基本差不多了。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的，但我们没把它严谨地建立起来。

付长珍：从以我观之、以物观之，到以道观之。“以天下观天下”即是以道观之。

钱旭红：对，这是完全正确的。比如你说研究人手太复杂，那就可以先研究鸡爪，再研究猴爪，再研究人手，这样相关内容就出来了。但我们现在想问题，已经习惯于西方思维传统，大拇指、小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手掌加在一起，就是手，觉得很简单，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分解还原论。

“3c”理念与大学之道

付长珍：钱校长，您提出新时代大学的三大使命：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您把育人放在首位，强调“基于知识传授和创造的精神、思维、能力的培养”，将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和立德树人相贯通，践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教育理念。独立自由人格如何培养？您认为需要三种精神要素的统一，即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那么，如何合理定位三者之间的关系？可否将“关爱”视为统领性的核心价值项？如果说哲学是爱智慧，您的成人之道正是一种大教育观，体现的是关于如何爱的智慧？

钱旭红：现在的学生要么是批判性不够，要么就是创造性、创新性不够。所谓“批判”，更重要的是“质疑”；所谓“质疑”，是对别人的尊重，然后和别人讨论一些共同的问题。就现在的学生而言，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最为欠缺。第一，不会合理地发问；第二，不会带着尊重地质疑。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付长珍：您指出“人文的第一要素是关爱”，让我感到，尽管您非常重视道家，骨子里也很儒家。儒家讲仁爱，关怀伦理学主张培育人的关爱、移情能力。在科学与人文之外，您特别提出“使命是信仰的第一要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志业”来自上帝的神圣召唤。中国人由于缺少形上超验的追求，您用“使命”一词更觉意味深长。

钱旭红：首先，人的思维和精神，单从科学和人文来讲是不可能覆盖的。其次是受老子“三生万物”思维的启发，这个世界能代表复杂性的，至少要有三个以上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有第三个，那能够超越人文和科学的，就只能是信仰。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就看他有没有超越自我的使命感。信仰不是通过各种仪式、学说来展现的，而是看你是否践行了你的使命，通过你的日常点滴能够看出来。

对“质疑”“关爱”“使命”这三个关键词，我想了三十年。第一个想清楚的是“质疑”。1998年我应邀做一场关于“科学精神”的科普报告，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我归纳出属于“科学精神”的八个概念，排在第一位的概念就是“质疑”。2012年我出版《改变思维》这本书时，就想到用“关爱”来提炼“人文精神”的要义。此后，我一直在思考，信仰一定是很重要的，可是哪个词最能代表信仰，而且是最聚焦的？后来才提炼出“使命”这个词。

付长珍：钱校长的这三个理念，正是超越中西的超思维（super-thinking）的体现，具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

刘梁剑：这三个概念，似乎也可以用“三个c”来标识—质疑（critique）、关爱（care）、使命（calling）。

付长珍：我们已经把孟宪承校长所讲的“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概括成了“3c”，也就是creativity、character、community。到您这里的“3c”，可谓一脉相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当下，实现真正的“关爱”，正是人类最为紧缺的价值和行动。

钱旭红：对，最典型的是人文领域。你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大提琴拉得很好，讲起曲调来头头是道，但是他和别人交往时却不懂得尊重别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人文的关爱。论人文，“人”才是更重要的核心，这是不能忽略的。

刘梁剑：近年来，哲学系的同仁越来越意识到哲学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依托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挖掘冯契“两化说”（理论化为方法，理论化为德性）的哲学教育意蕴，正在哲学专业教育、哲学通识教育、少儿哲学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哲学教育的意义，不只是培养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旨在塑造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的基本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倾向，进而通过人的改变实现社会的改变、世界文明走向的改变。在此意义上，哲学、教育和社会理想与方法及世界文明的改造携手并进。

付长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量子三句”到大学“3c”，从“改变思维”到“人类精神的重塑”，您对科技人文、对人的教育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最后，请您谈谈新时代的大学理想。

钱旭红：一所大学，应当面向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成为新学术、新科技、新人才的策源地。新时代的大学教育，需要培养独立的精神、自由的人格、创造创新的活力，而这些又以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前提—健全地拥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我用业余时间修订的新版《改变思维》和初版《大学思维—批判与创造》将在本月底出版，希望借此服务于思维教育的推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充分结合。思维训练比知识传授更有难度，也更有益处。它与学科专业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表现形态常常为科学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科学。新时代的大学，需要改革“唯”单纯知识点传授的教学，改革“唯”单一学科点的研究，探索新的育人和研究模式，切实提高每一位教师、每一位同学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创造一种追求育人卓越和学术卓越的校园文化和校园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办学宗旨应该立足于培育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既坚守责任使命又高扬灵魂个性的人。通过“质疑”“关爱”“使命”精神的塑造，实现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也许，这就是新时代的大学之道。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

科学人文、思维比较和人类精神
——与彭青龙对谈

彭青龙：钱校长，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特别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拜读过您的《改变思维》一书，这本书从哲学角度出发，强调科学思维的理性力量，给了我很多启发。今天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科技人文。众所周知，以人工智能、量子工程和基因工程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浪潮正在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变生活，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科技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问题，基因编程带来的伦理问题，无人驾驶带来的法律问题等。您作为一位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如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如何从比较的视野，看待中国和西方在发展科技和人文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钱旭红：这个问题比较大，也十分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大学人才培养而言，还是对个人自身发展来说，科技与人文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在当今世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科技人文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人才培养、社会发展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科学技术是为谁而存在的？最终是为了人而存在，是为了让人与真理靠近。

如果把科技与人文分开，只是把科技当作实用的手段，而不是从人承担使命的角度来强调科技，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在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若只强调自身与科技的分离，就会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支撑，也会导致表达上缺乏逻辑。一个人的思维很重要，除了形象思维之外，还要有逻辑思维。

我们人文学科培养的人才长期缺乏形式逻辑的规范训练，导致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能力较差。因此，一个人若要在某个领域得到发展，就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现实问题。科技与人文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有所不同，各有侧重，但不能截然分开。

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的共同性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即向真理无限趋近。比如，在西方文化起源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指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在东方文化起源的中国，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东西方科技与人文思维的起点都强调“水”，这是共同性的第一点。

东西方都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科体系。知识学科体系最主要的代表是大百科全书。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产生于中国，从早期的“四书”“五经”到《永乐大典》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学科体系已经成型了。《永乐大典》不仅是中国最全面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西方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大英百科全书》，比《永乐大典》问世要晚，但也标志着从希腊文明到整个西方知识学科体系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共同点是，中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逻辑和系统实验。所不同的是，虽然中国也有形式逻辑，但更偏向辩证逻辑。

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知识学科体系强调整体关联，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注重分解合成。如果用一种非常经典的思维方式讲，就是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个的“粒子”，认为各个“粒子”的加和等于整个世界的面貌。而我们中国人看问题是一个“波”的视角，就像把一个石头扔到河当中激起水波，水波一层层地往旁边推，它是一个没法区分的整体。

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如放射线一般，分解成许许多多的学科和专业，它们坚持以形式逻辑为发展推动力，但其缺陷在于分解合成的还原过程中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还原，比如，我们强调把手掌的五个手指和掌心一个一个切开以后，再加到一起就不是手掌，而是一个被切过的手掌。而我们中国则是通过经史子集来描述世界，《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水经注》等典籍均围绕一个个核心的“问题”或者“焦点”而展开，而不是围绕一个纯粹的学科理念来形成我们的学科知识体系。

真正的世界却既不是单纯的“粒子”，也不是单纯的“波”。如果想要了解现实的世界，量子论是很有帮助的，它就是“波”和“粒子”这种描述方式的一种结合，而且超出这两者的局限性，即“波粒二象性”。比如，纳米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不同于其他传统的纯粹单一的自然科学，而是一个根据时空尺度标准而定义的学科。

实际上，真正能代表世界的只有世界本身，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不同角度向它无限趋近，每一种方法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因此，中西方科技与人文思想的互学互鉴和交叉融合，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彭青龙：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技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您在《改变思维》一书中明确指出：“辉煌的从未中断的中华古代文明留给我们的基因还在，我们占了全人类最多的高智商大脑和双手，与我们的古人相比，与世界领先的文明和强大的民族相比，我们对当代人类社会缺少应有的贡献。”这是您2012年以前的观点，现在中国的5G技术和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成果已经在世界领先，您还保持这样的观点吗？文明是多姿多彩的，是平等的，但有先进和后进之分。您在书中也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听听您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进一步思考。什么是先进有活力的文明？什么是改变文明进程的第一动力？什么是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若中华历史上道家、墨家，甚至儒家和法家都是被历史沉默或者半沉默的基因，怎样激活这些优秀的基因，促进当代人类社会科技人文的进步？

钱旭红：先进有活力的文明就是有利于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改变文明进程的第一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当然，我不否认文学艺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能够达成共识、互相参照的，首先肯定是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不同于人文的特点还在于，它除了有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可以进行物质性改变。

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就是中国有关“道”的所有学问。不仅包括道家的“道”，而且包括儒家、墨家、法家所强调的“道”，天道信仰。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强调“道”，强调“道德”，这就是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精髓。我们把中国的“道”这套东西理清楚了，就会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有基本的理解。

在道家、墨家、儒家、法家这些沉默基因中，我认为最具有包容性的是道家思想，因为它跟现代的科学技术是相容的，与西方主要的文化思想也是相容的，甚至比它们更博大。道家不是单纯的宗教，它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墨家相当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源地。儒家本身作为一个很好的伦理规范，应该和今天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现在做人工智能，如果一点不考虑伦理规范的话，那就真的会把人类推向灭亡的境地。现在做任何实验，哪怕是找人做问卷调查，都得考虑伦理规范，这点非常重要。法家在那个年代是围绕权力的学问，今天它就应该成为围绕人的学问，用法来治理社会。中华文明中的很多重要理念在其他文明中是无法找到的，或者说其他文明很晚才发现，或者没有我们这么强的系统性，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这些沉默基因，不是说现在没用了，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

彭青龙：科技在文明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学者们都感慨“人文学科被边缘化”。而数据表明，在我国具有科技素养的人口非常低，您在《改变思维》书中也提出，“一个没有科学知识，也没有人文知识的人，那是自然进化中未摆脱动物性愚昧的人”。这二者之间为何会失衡？您怎么看待这种失衡？如何使之平衡发展？

钱旭红：科技和人文失衡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强调求新，即新的总比老的好，科学在今天的定义比昨天的定义更完善、更准确。相对而言，人文更多的是求“保守”。不管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这两者都需要。但特别要防止一点，认为创新一定是正确的，复古一定是错误的。

比如，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就是最大的“保守”和“复古”运动。应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价值呢？我认为应该是尊重人性、尊重生态、不违反科学技术这三条，科技与人文在发展过程中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

今天人文之所以被认为逐步式微了，是因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文在自身的思维方式、工具的发展方面缓慢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求。今天做人文，应该按照数据立规范。比如，人工智能社会到来了，人文如何去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到来时的伦理问题，在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之前，就把一些规范准备好？对于其他很多社会变革同样如此。如果人文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必然就会被拖着走。再比如，心理学研究在人文学科中并没有落伍，反而需求量越来越大，因为心理学分为围绕人的传统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的心理学两大流派，两者并驾齐驱，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发展。人文学科整体被边缘化，应该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

为什么现在科技给人感觉更强势，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停地在进行探索，面对新世界，人们很好奇，好奇心推动科技进步。与此同时，人们又感觉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甚至到了有点驾驭不住的地步。

事实上，人文也非常重要，关乎人的幸福感。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重视人文，科学家的个人幸福就无法实现。在科学技术可能给社会造成潜在的损害时，如果缺乏人文意识、人文知识或者人文精神，科学技术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甚至造成更大的破坏。

科技与人文之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话语权之争，但是单纯地从科技角度看问题可能会偏激，单纯从人文角度看问题也有可能缺乏操作性。

比如，转基因的问题，真正对人类危害大的可能是生态安全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很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就要大规模推广呢？这时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什么？科学技术是为了人的幸福，人的重要性是放在第一位的。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不缺少粮食，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即将发生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采取人们可接受的方式来推动科学技术，而不是不顾一部分人对该技术的恐惧而强行推广。

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关心人，关心生态。

彭青龙：中国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但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又存在资讯赤字、理解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在学术界还存在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您怎么看待这些“赤字问题”？产生这些赤字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解这种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有可能建设“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吗？

钱旭红：我理解的“赤字”就是“缺乏理解、缺乏信任”。

我们中国人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第一，人类可以发现自然的规律。第二，我们可以在自然的容忍条件范围内，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规律，发明我们需要的工具，获得最大利益。如果能够充分尊重这个前提，我们就不会遇到大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我们想办法发明更多的工具，最好把自然都彻底改造了；我们想改造别人，甚至认为我们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别人要符合我们的需求，可是从来没想过别人的需求是什么……这些都涉及我们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和对基本规律的认识，因此，赤字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违反自然，违反生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的发展规律。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的到来，给消解科技人文融通赤字、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带来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个契机在于，一方面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人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管理会越来越复杂，一部分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但人工智能无论是从合成生物学角度，还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进行各种最直接沟通的是人。人和机器的交流越来越顺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专门化。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少、共同语言少、接触方式少，人的内心就会很痛苦，因而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而一部分失去工作的、不为生存担忧的剩余劳动力，若不创造价值，就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他们的内心也是痛苦的。这时候，就需要科技人文融通来解决这些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问题，帮助他们找寻未来的意义。

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有自己个人的价值，比如艺术享受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在追求兴趣爱好的过程中获得灵感，推动人类社会科技人文的发展。

彭青龙：评价是科技人文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谁来评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评价结果？科技与人文的评价是不同的，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最近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文件，特别提出“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梳理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意见是方向是正确的，但现实操作很难。您如何看待科技与人文的评价体系？放眼世界，如何构建“面向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评价体系”？

钱旭红：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就是同行评价。同行评价有它的优点，因为大家都遵守同样的学术规则，但这种评价体系有可能会因为同行相轻或者同行互捧而产生不公正现象，甚至会影响某个专业领域的发展；而外行评价，有利的地方在于他和同行没有瓜葛，相对客观公正，但他不懂专业领域的基本规范。所以未来的评价体系应该把同行评价和外行评价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评价目标，采取不同的加权方式。

比如说，人文评价里面可能会更多地强调知识思维和精神价值，而科学技术则会更多地强调工具性。因此，需要增加交叉评价进行弥补。如在对人文进行评价时，要从工具的角度，评价对价值和目的的追求是否合理：若有的价值目标看似很合理，但在人可预见的能力范畴和时间内不可能有工具性，那么这个追求就是虚空的，只要少数人做就足够了。对科学技术的评价需要从价值的角度对工具性进行评价，如果做得越多越偏离我们的价值和目的，那么这个工具就是不理性的，应该不再继续了。实际上，我们在做某些涉及面广的国家发展计划时，已经将同行评价和外行评价、工具评价和价值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要建立面向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评价体系，应该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采取的重要工具都包含进来。比如说，我们人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且发展得如此好，甚至远远超出百年前的人类想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拥有三个重要的工具：形式逻辑、牛顿的经典思维和今天的量子思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将人性、生态、社会等多种基本的人类价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彭青龙：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您说“思维才是力量”。我发现，您特别关注对比较思维的研究，发表了很多富有启示的观点。众所周知，中西方人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形式思维（逻辑）还是辩证思维（逻辑）都各有优缺点。您认为中西方思维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有没有第三种思维？如何发展多维思维？请您结合中国文化和您的专业背景谈谈这些问题。

钱旭红：中西方思维的最大不同在于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中国思维的特点是整体看问题，看到的是一层层的水波，水波没法区分，看相互的联系，是强相关；而西方思维是把每一个问题分割开来看，把整个事物当作一盘沙子，把每一个沙粒看清楚，认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就是整个世界的面貌，是个体的加和，是弱相关。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在向自然和真理趋近时，中西方采取了不同方式。我们不能否定对方，否则就会使我们少了一个趋近真理的方法。

人类有多维思维的可能，至少看问题有多种视角。为了发展多维思维，我常常给我校师生推荐量子论。量子论的思维方式是：世界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具有波粒二象性。下面我用我个人的三段论表达方式来解说量子思维。第一句，光是一个波，也是一个粒子；第二句，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它是一个粒子带有波性，同时也是一个波带有粒子性；第三句，光是一个光量子，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观测条件有非常大的关联性，不能简单地归为粒子或简单地归为波，它是动态的、灵活的、缠绕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分为二就不适用了。我经常要求师生把量子论研究透彻，这对发展现代多维思维具有非常大的帮助，量子论的思维会比我们现在看待世界的很多方式更趋近真实和真理。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思维方式。禅宗所讲的三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和量子论的三句话异曲同工。

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认为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看到这个山就想到这山里还有矿藏，这个山原来是土堆出来的，不一定是自然生成的，水中还有污染，你看到的水已经跟前一阶段不一样了；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时候你感觉这个山本来是不存在的，这地方是地质运动产生的，地质运动之前是大海，再过几百万年，这地方可能就又变成大海了，目前的形态只是它的一个瞬间而已。这第三个阶段就是认识问题更全面的一个阶段。

彭青龙：人工智能、量子工程和基因工程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阅读，甚至可以写诗，也许会出现自然人和机器人结婚的现象。量子工程也对一些过去未揭开的科学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恋爱现象。基因工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让人难以预料，基因编程婴儿事件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底线。这些科技的进步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您如何看待科技带来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古老的问题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需要再次定位和思考。有人担心，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人类会走向毁灭吗？怎么看待科幻小说里描写“超人”可以毁灭地球和人类的现象以及这种想象力？

钱旭红：我认为机器不会导致人类毁灭。首先机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人工智能能够将那些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完全依托形式逻辑进行推理的工作做到极致。但是形式逻辑推不出量子论，它可以把牛顿力学发展到极致，或者在量子论这个范畴里用形式逻辑把它推到极致，但不可能再推出新的东西。人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想象力。而人文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保护人的想象力。机器只能在人类建立的已有的知识学科框架体系中做到极致，跳不出框架体系，但是人有想象力，可以做梦，可以创新。

我认为科幻小说里的这种想象没有认识到物种和生命是如何进化来的。一个个物种实际上就是一个个“计时器”，是一百多亿年的不同“计时器”。一百多亿年的进化，产生了一个个实体。每个实体不只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的组成，还是时间的不同表达。现在人工做出的所谓聪明的“物种”，经不起时间考验。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一个东西今天可行、明天可行，将来也一定可行。自然演化史告诉我们，经过演化的东西肯定可行，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再高级的机器人都可能经不起这种自然进化。比如，按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原本很难想象今年会出现这样大的疫情，竟然会造成很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全面停滞。但时间的长河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多样性非常重要，通过我们现在的大脑智慧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极有可能会丧失多样性，丧失多样性的结果就是给自己带来灾难。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智慧盲目自信，最大的智慧在自然。

彭青龙：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有人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时代”。卡瑞·伍尔夫（Cary Wolfe）提出了“后人类主义”这个术语，并引述了福柯《词与物》的观点加以佐证：“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科学研究与新兴技术——从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到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结合——都从改造与征服自然，转向试图重新书写“人类”本身。这种情况已在很多科幻小说或者电影里呈现。您如何看待人类作为育种主体的地位正在沦落之说？我们需要改变“后人类主义”的思维吗？怎么改变？

钱旭红：如果提“后人类主义”，那就有“前人类主义”，强调人比其他物种高级，具有控制其他物种的传统特点，或者说对其他物种有生杀大权。

而今后的社会，人只是众多物种之一，但人拥有比其他物种更大的能力，尤其是对自然的协调能力。经典思维告诉我们，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世界因你而不同。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蝴蝶，都会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影响整个世界。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应该是多个主体之一，只是具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人的主体地位作一种新的诠释。要改变思维，就要认识到人类和其他物种息息相关。人类比它们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要保护生态，爱护自然。道家的思想倡导物我平等，人怎么对待自然，自然就怎么对待人。

彭青龙：科技进步与人类精神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弥漫着对于人类精神走向衰落甚至终结的悲观情绪，认为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媒体报道，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认为二十年内就能实现“脑机”交流，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则认为这一时间可能只有八到十年，这对人类精神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人类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有哪些？本质如何？蕴含着怎样的价值观？

钱旭红：脑机交流实际上是机器在模仿人，想在人们已经明确规则规范的领域超过人。但是人具有许多机器根本无法了解的领域，而且人类认识科学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领域，机器人只是使人变得更强大的一个手段，但无法代替人。

人类精神内涵包括三个部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信仰精神。科学精神的精髓是质疑，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关爱，信仰精神的精髓是使命。信仰是一个人理性与感性的巧妙结合，机器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是量子计算还没有普及的人工智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经典思维方式的人工智能。它距离“使命”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量子计算产生，可能跟人的能力更接近一些，但仍有很大差距，因为人有想象力，人会做梦。机器人作诗，基本上是在人设定的范围内作出联想，即使是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计算速度更快，它也超越不了人设定的坐标。“山高人为峰”，而人能够创造自己的坐标，做到“我即是标准”。

彭青龙：人类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尼采曾经说人的精神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婴儿，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人类精神在现实中又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无关系。您认为我们应该倡导怎样的人类精神？人类精神如何传承和发展？大学教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结合您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来谈谈。

钱旭红：人类精神应该追求真理，赋予人生以意义。人文精神应该通过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文艺术来进行传承和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工具。但是在传承中应该是先知识，后思维，再到精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多地围绕知识，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大学教育除了要教给学生谋生技能之外，更要引导学生去追寻既符合个人认知又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在传统的人文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目前学校在积极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数字与人文的结合以及面向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付出了很多努力。人文学科的发展要能够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众多的预备方案，帮助解决十年后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说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是政府的任务，那么如何解决未来问题就是大学的使命。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正在做的数字人文项目“全球视野下的老子学说”，就是通过大数据解析，描绘出两千年来老子学说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图——涉及哪些人，在不同的国家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影响了社会的哪些方面，包括科技人文等，从而探索中国的思想文明走向世界的最合适的路径。

我们做学问，就是要为将来的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依据，同时推动中国的文化思想走向世界，或者让别人在寻找中国对文明的贡献时找到这么一个富矿。

此外，我们也在进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研究，希望通过研究发现，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哪些方面是我们独有的，哪些方面是我们还要改进的。这样一来，我们在发展人文社科的时候，就既能保留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国际标准。

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体育是幸福的使者，是经典和量子交融的人文科学
——在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的大会报告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大会。我今天的报告分六个部分，分别讲：体育与人的未来、体育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文明载体、体育是未来的人文科学、体育是整体之学、体育是与量子和经典均相关的科学、体育是幸福的使者。

体育与人的未来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劳动。我们从猿猴进化而来，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人有了许多烦恼，因为我们变胖了，我们有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有了“三高”以后，开始想到体育，往往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选择了体育。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人类创造了体育，还是体育创造了人类？

最近，一些重要的科学杂志对此作了一定的回答。和人类属于近亲的尼安德特人最善于短跑，但是耐力不行，最后他们消失了。现在人们发现，耐力是和呼吸、体温、脉搏、血压一样重要的生命体征，可以叫第五体征。我们的祖先不仅仅会短跑，更重要的是能长跑，能够进行有氧运动。最后他们从兽群中脱颖而出，从森林中走了出来，成为我们的祖先。所以体育，特别是其中的耐力训练，是人类的基因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越来越富裕，同时许多人越来越懒。在又富又懒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的未来？未来，一部分人整天坐在计算机前，导致脊柱变形。还有一部分人整天不去思考，也不去锻炼，最后成为所谓的“无脑人”。有些人从来不锻炼，只用大脑，就变成了脑大的畸形人。我们会不会迷失进化的方向？会不会变成孱弱而没有希望的高级动物？所以要思考，什么是我们的未来？体育和我们的未来有多大关系？体育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对人类而言，体育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进化。体育不仅包括健身，同时包括健脑。所以对我这样一个外行人来讲，所谓体育的本质就是忘我地强化新陈代谢。在新陈代谢中，我们的肌肉、骨骼、血管等，通过血流，用进废退，从而实现了主动进化。因为在大自然的被动进化里，我们要通过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才会有所变化，但是通过体育，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发生相应的变化。体育还可以训练大脑，使我们的神经元突触间的神经递质得到强化。因此，无论体育的表现形式怎样，新陈代谢强化是所有体育的共性特征。

所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将来体育能创造新的人类。这是指人工智能的时代，体育能使我们人类进一步向前，达到体健脑慧，就像古人所想象的飞天那样，也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隐形的翅膀”，使人类能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因此，我们需要去发展那些有灵魂的、受尊敬的体育，从而使我们通过有耐性、有韧性的主动进化，升华精神，凝聚灵魂，进而使我们整个民族的文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体育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文明载体

华东师范大学的健美操啦啦队登上了2019年的春晚舞台，这种表演会给人带来非常好的美感享受。之所以美好，因为它是两个重要因素的结合，即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自由与规范的结合，也是想象与标准的结合，更是对象和主体的结合。艺术体操非常强调动作的规范标准和严谨。同时因为表演的是每一个单体的个人，允许每个人以他自己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运用表情，存在微小的差异。它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所以它能给人带来美感。而如果有一天，当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了，当舞台上是一群机器人给我们表演，还会有美感吗？可能就不会有美感了，不会有感动了。因为那些都是像人的机器，有共性，但无法有个性。所以共性和个性的结合、科学和人文的结合，毫无疑问是我们现代文明的核心。

既是大科学家也是大艺术家的达·芬奇，就是这么一个科学和人文结合的典范。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而我们的祖先、被称为中国科圣的墨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是一个物理学家，是小孔成像原理的发现者，同时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他尚武侠义，是中华民族的科学和人文结合的典范，不仅是科圣，也是哲圣。

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是大学，但很少有人研究，大学作为文明载体是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数据值得关注，即作为现代西方文明载体的大学，进入东亚的次序和时间。当然这里关注的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民办大学和国立大学，而不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从时间次序看，1877年日本建立东京大学，1885年韩国建立延世大学，1895年中国建立北洋大学。你会发现，这些大学的建校次序和三个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次序是一致的（日本1964年，韩国1988年，中国2008年），同样，召开奥运会的次序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次序基本是一致的。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讲过，完全的人格首在体育。由此可以想见体育对教育的重大意义、对大学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大学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载体，体育在其中发挥着极为核心的作用。

著名的清华大学有一句名言，叫“无体育不清华”。南开大学的创校校长，也曾专门讲了这么一句话：“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所以尽管我体育不好，但我一定要想办法懂体育，我要去懂得我们学校体育学院的季浏院长，这样我就能够当好一个校长。

今天的奥林匹克，今天的体育，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内容，将来需要完善或是被包含进来。因为，现在的体育更多强调健身，对健脑的部分关注不多。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把刚柔相济、天人合一、健身健脑作为体育的重要形式。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奥林匹克应该全面包含所有的运动形式，包括室内的、室外的，包括健身的、健脑的。未来的大学也应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要像清华一样明确要求，无体育非大学。当然，未来的体育也要进入新的境界，能够化时间为神奇，而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

描述体育的概念有许多，接下来我将讲以下三个我个人认知的概念。

体育是未来的人文科学

科学是向物质世界的无限逼近，同样，体育是向人体潜能的无限逼近，但是在发展体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的体育观与人文的体育观会有冲突。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为了追求高速度，为了追求更强，有人会用兴奋剂，这就和我们的道德伦理产生了冲突。有些体育项目重视个性化，特别是个体项目，有些则是群体体育和集体体育，更重视社会化。那么体育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科学自从从宗教里分化出来以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们都在担心一种缺乏人文精神的科学主义会如脱缰的野马，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所以有人想象过机器人毁灭人类，想象过人类在超级病毒传播中被毁灭，霍金甚至想象过人工智能将会毁灭人类。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谨慎，既不能赞成科学主义，也不能仅仅赞成人文主义。我们应该对文明进行整体的传承，就是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看一看我们许多的教科书，常常大段讲概念，很少讲到人。比如，最初叫牛顿的第几定律，之后改叫运动定律，后代连万有引力是谁发现的都不知道了。把人物一步步地排除出教科书，赶出科学的领地，科学最后就变成非常冰冷的学术“行话”“黑话”，科学中就没有了人文。另外一种情况，比如一个人文教研场所，里面有色彩、有形体、有情绪，但就是没有逻辑、规范，没有规则、科学，没有任何检验的标准，这就进入了另一个极端。所以，科学中的人文和人文中的科学，科学与人文的真正融合，都在呼唤同一种东西，指向同一种事物，其中就包含体育。

我们回顾一下，自从学科分化以来，科学的传统形态冰冷而无情，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绿色化学这门新学科，后来又有了绿色科学、绿色工程。科学开始接受伦理的制约，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就是用自然生态伦理来规范科学，为超速发展的科学套上笼头。所谓伦理，就是人类必须保护生态自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但绝对不能破坏自然。

那么未来的科学还会有其他的形态吗？当下又有多少科学是重视了人、呵护了人？发展科学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不能够让科学走向异化来残害人。未来我们应该有一种受人类伦理规范的科学，即未来的体育学，它是这样一种人文的科学。

人发明了单轮车、双轮车、三轮车、四轮车。不管车有几个轮子，人都能骑车前行。除了人以外，有哪一类动物能够自由地驾驶这四种形态的车？除了关注有关这些轮子本身的科学和技术，还要关注人，如此才有真正的体育，才有人文的科学。

体育是整体之学

体育学、物理、化学、语言学等，都是分科治学。分科治学来自知识学科的一种发展方式。知识学科至少由两种思维方式发展而来，一个来自古希腊，叫还原论，是一个偏重零件的视角，即先分解后加和。手掌和五个手指加到一起就复原成手了？实际那只是带有伤痕的手。在割离的过程当中，酶与酶的协同、细胞与细胞的信号传导被割断了，无法完全复原，一部分信息永远丢失。部分之和无法等于整体。另外一个来自古中国，强调天人合一、万物联系。为了搞清楚手，可能先要研究鸡爪，随后研究鸭爪，再研究猿猴的手，最后推到人的手。这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都在发展。最为典型的是到医院看病，你会发现，西医院有无数的科室，遇到重大疾病，常常需要各科会诊。而中医似乎都是全科医生，鉴别阴阳虚实就能治病。这两种思维方式、学科发展方式的最典型代表，这就是大百科全书。

《大英百科全书》把世界划分成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信息的、天文的，即分科治学，今天的大学院系划分就是这么来的。学科不停地分化和综合，因为人的寿命很短，只有分化才能深入研究，只有综合才能部分恢复丢掉的信息。但能够完全恢复吗？做不到。化学和物理的交叉叫物理化学。几十年后，不得不产生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交叉叫生物化学，五十年后又产生了化学生物学。这种学科发展模式，因为形式逻辑的帮助，发育很成功，主导着我们的大学和文明的发展。

中国的大百科全书，如《永乐大典》，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它不以上述方式划分学科，而是围绕问题、围绕理念展开。比如说中医围绕健康，可以从植物学、心理学讲到生理学，甚至天文学。《天工开物》《水经注》也均是如此，它们是整体论的，但因为偏重辩证逻辑，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所以没有发育成功。

可以发现，东西方的科学发展遵循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东方是一种转化和轮回，是产生和消灭及其轮回，而西方是不变要素的组合和分离。作个比喻，中国思维如同万能钥匙，可以用于所有地方，因为万物相连、互通、转化，是一个整体。西方思维就像瑞士军刀，把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加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既需要东方的思维，也需要西方的思维；既需要分科治学这种分解还原的方式，也需要天人合一、整体关联的方式。如果说，过去的学科模式让人只知树叶不知森林，或者只知森林不知树叶，那么未来的学科，是要让人既知森林又知树叶，并且能够把两者融合在一起。纳米科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不仅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学，而且横跨整个领域，是个整体之学。我们应该从中受到启发，把古今东西的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呼唤具有整体之学特征的体育科学。

体育是与量子和经典均相关的科学

目前体育科学运用的大量原理，基本是基于牛顿力学、运动力学。例如，可以根据一个人奔跑的速度、铁饼的重量、大概的方向，精确地算出铁饼在多远处落下，但是我们没法精确预测，为什么有的时候扔得远，有的时候扔得近，有时候会发挥失常。我们常难以理解“相由心生”，也没法理解做冥想竟然会使人变得不一样，会让人情绪更稳定、更乐观、更具有创造力。2014年，有关“量子概率预测人类行为”的重要论文揭示了，符合测不准原理的量子概率，能很好地解释所谓的“非理性”行为。

中学开始我们就学牛顿力学，所以思维方式基本也是牛顿式的。我们看到了、习惯了一个惯性的世界，相信世界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有严格的确定性，世界如钟表一样严丝合缝，沿着轨道运转，我们可以预测出10万年后的日全食、日偏食，丝毫不差。人类创造出了蒸汽机、火车、电力等，有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就这样发达起来。直到一百多年前，迄今最伟大的科学——量子力学产生了。

它强调世界是神奇的，存在非直觉非惯性的规律，强调极微物质的“波粒二象性”，特别强调“测不准”，并认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电子、离子、光子都属于量子，突出的特点是神出鬼没，没有经典的固定确定的轨道，只有出现的概率，电子呈现的不是轨道，而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电子云”。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玻尔说：谁说他懂量子，我就觉得他肯定不懂量子。费曼也说，没有人真正懂量子。

薛定谔作为量子论的集大成者，在1944年就认为生命具有量子特点。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发现了DNA，充分证明薛定谔的预测是正确的。2016年有一本新的畅销书，中文译名叫《神秘的量子生命》，这本书告诉人们，生命是独特的，人是独特的，是处在量子与经典两个规律世界的交界处。人的思维常常处于量子状态，测不准（不确定）、叠加、纠缠，这些状态就形成了言行情绪。你可以用量子概率推测可能性，但你绝对不能用经典规律或者经典概率去预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性，言行感应的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就会显而易见。

个体差异性会体现在药物效果上。有些人一吃某种安眠药就能睡着，有些人可能吃完也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个体有极大差异性，哪怕是一个同卵双胞胎。这就是人所谓的“神性”。有人说，我吃这个药很有效，过段时间再吃怎么没效了？因为你不知道你体内的微生物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知道哪天吃了哪样东西，新的微生物进去了，你本身的代谢发生了变化。

《新发现》的“量子思维”专辑很值得阅读，将量子论进行简化，推广到经济管理领域的《量子领导者》也很好。量子的世界强调“世界因你而不同”。经典的世界、牛顿的世界强调“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强调“被动的世界”，而量子强调“参与的世界”。牛顿，让你觉得世界很简单；量子，要让你深知世界非常复杂。牛顿聚焦于分割的、具体的局部构体，而量子是全面整体关联。牛顿只关注物质，量子会涉及意识。

有人可能认为我在胡说八道，荒唐得不得了。我自己多年前做过一张图，告诉你量子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在你身上出现的。对世界认知的最完整的表达应该是：观察者+被观察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相互关联／纠缠／干扰）。但是我们平常都把它简单化了，简化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相互干扰，从而出现叠加、纠缠和测不准。

例如，评价一个女性的好坏，比用尺量桌子困难得多，因为尺子与桌子的相互作用为零。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位待评价的女性，在评价之前，这位女性处于叠加态，处于各种可能的人生角色之中，然后让大家进来对她给出评价，一旦被识别并变现为某一个确定的角色，她就成为别人心目中熟知的那个样子。当妈妈推门后看到这位女性是她的女儿——注意，首先确定的是关系——那她妈妈会怎么评价？我女儿是天下最好的。又来了一位女性，推门进来后通过人脸识别，关系确定为婆媳关系。然后悄悄问她评价怎么样，她很可能说，这个人……不如我女儿。每个推门进来的人确定了一层关系，就会有一个评价，以此类推种种不同的人和角色关系。当把所有的这些汇总到一块儿，你就很难精确评价这个女性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典型反映了人们的认知处于不确定的量子思维状态。但是我们平常因为习惯而熟视无睹，甚至从来没有感觉。

经典思维和量子思维给了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生存的世界就是两者的综合。经典的境界强调：分界、部分、机械、惯性、划一、定域、割裂、被动、计划，以至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命令经济、权力经济），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对一切全知全能，包括所有人的所需及分配。假设每个人平均一天吃二两糖、一两油，但有些人吃一两糖就会得糖尿病，有些人吃一斤糖也无所谓。有些人说他今天能吃糖，过一段时间就不能吃糖了。量子的境界强调无界、整体、灵活、多像、差异、可能、离域、联系、互动、莫测，就是不要用传统的方法去预测。

经典和量子这两种思维，形成了两种世界观，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教育。教育是最为典型的。比如说，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可以说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教育模式，所有人同一时间上课，同一时间下课，用同一本教科书，同一个老师，同一种考核方式，最后培养成同一种人，成为互相可以替代的工具，就像造砖头一样。量子思维告诉我们，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教材，不同时间上课，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评价方式，培养出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个体英才。那么就要想想，作为人文的体育科学，能把人当成机器吗？能把人当成物体吗？能把人仅仅当成一颗卫星吗？人，就是一个经典和量子的和谐统一体。

体育是幸福的使者

东西方的哲学是有很大差异的。我有一个朋友，老外送他一个细长礼物盒，可他没准备，身边也没带什么，恰巧他刚在书店买了本中英文对照的《道德经》，只要30块钱，他就随手送给了别人。回到家以后他打开老外的礼盒一看，坏了，人家送的是一根项链。他非常不好意思，马上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对方，结果对方没给他回信。一个月没回，两个月没回，第三个月他收到了回复。对方说，你给我的书，我之前一直没打开看，因为太忙，不过现在，我每天带在身边，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好了。但是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敢肯定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二，你敢肯定这本书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人写的？

这是个关于老子哲学的真实故事。有一个疯子哲学家叫尼采，柏拉图、黑格尔在他眼里水平都低得要命，但他崇敬老子。老子讲以柔克刚，有无相生。他有整个一套哲学体系，而这个哲学体系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方面打下烙印。所以，我们除了有剧烈的硬运动、快运动，还有弱运动、柔运动。尼采强调另外一种强烈的意志哲学，但他理解老子强调的以柔克刚的哲学。这两种哲学互补，就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我们很多人自然会追求体育中的“更高、更快、更强”，那为什么体育不能追求“更慢、更柔、更弱”呢？

同时，我们要知道体育不单可以健体，还可以健脑。我们常常把冥想打坐误解为迷信，今天已经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心智训练方法，它可以给我们的大脑、心肺、神经和核酸都带来重大有益的变化。许多人还不知道，今日人工智能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跟体育相关，因为人们已经把体育中的围棋当成重要的判定手段。围棋的变化方式是10的171次方，而整个宇宙的原子只有10的80次方。只有这么复杂的系统，才能够去评价人工智能是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必须知道，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以后，我们还会遇到非常大的危险。那将是一个食品丰富、物质丰富的闲暇时代，我们人类从来没有为闲暇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那时候人类会分裂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超级人类”，一部分叫“无用人类”。“超级人类”整天和机器打交道，已经被异化，无暇与人打交道了，所以会出现很多精神情绪问题。而“无用人类”，不愁吃不愁穿，但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甚至乐极生悲。到那时候，用什么来拯救人类、拯救文明？这就需要艺术、科学和体育。体育会帮助“超级人类”学会和人打交道，体育会让“无用人类”的每一个时段都更为精彩。而体育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能育人，所以世界各国都推出了不同的体育育人的方案，我们国家围绕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也有许多重要的举措。

2019年11月3日

人工智能时代的关联和直觉：个体智慧与集体智慧
——与黄时进、成素梅对谈

黄时进：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您认为会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哪些新的冲击？需要人们做什么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和您在《改变思维》中论述的核心思想是否一致？人工智能时代，应确立怎样的思维框架？

钱旭红：《改变思维》一书的目的就是强调思维的多样性差异、集成与升华，强调全面而多样的思维、超越性思维、超限性思维，真正做到道法自然，以跟上或者引领发展。七年过去了，书中一些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增订。我不敢讲此书能对发展人工智能有多少帮助，但对人们接受人工智能会有些许益处。

首先声明，我不是研究人工智能的，我无权也无能力对人工智能作出判断。但我们的研究可能与人工智能有一定关联。我的专业属于绿色化学与分子识别，经常涉及在量子物理和量子化学基础之上的分子识别现象和机理，可能对我们理解人工智能会有帮助。

人工智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思维，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人们更能理解和运用数据科学（大数据）。以前在我们的习惯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确定性思维，那么在数字人工智能时代，不确定思维将发挥更大作用，规律和其呈现方式，取决于次序时间、数据的大小规模和涉及的条件范围。不确定思维，不是没有规律，它符合不确定的那种思维规则，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讲的。我们通常认为的不确定，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随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是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不确定基础上形成新的规律，呈现出以前从未发现的并出人意料的非传统规律。

比如说我们的味觉，味觉是感受体感知对应的分子而产生的。我们以前喜欢强调选择性，相比选择性更高的叫专一性，什么叫专一性？比如说这是糖分子，对应的是糖的受体，糖受体认出糖以后，会给出个信号，它们相互结合，即表示认识；如果是酸的东西，糖受体几乎不认识，响应信号接近背景噪音。如果受体是专一性的，它对不对应的分子的响应信号就都为零。这就是我们通常喜欢的单一的、确定的方式。这样的分子识别效率高。并且人们会据此认为效率越高效果越好。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自然界糖的分子各式各样，有果糖的、阿拉伯糖的，等等。如果我们要识别一个具体的糖，就得有一个对应的受体，因为它高度专一。所以，为了识别每一个糖，我们就要有无数种受体，为了识别酸，我们也要有无数个酸的受体，看似聪明无比的策略，最后物极必反，识别的负荷越来越大，这个系统最终必将走向崩溃。为什么崩溃？它承担不起这样高度专一、种类繁多的压力。这就是我们通常熟悉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自然界还有另一类更高效的识别方式或者更有趣的思维方式，比如，人的舌苔上有无数个受体，即味蕾，但并不是每个味蕾都非常聪明，它们做不到高度专一性地识别对象，只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从传统的经典识别角度看，这些味蕾很笨，似乎分辨能力很弱，用途不大。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就识别单个受体而言，它们的能力很差，而一旦无数这样的水平一般、小有差异的受体集成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体系化的系统，就会有令人震惊、超凡脱俗的本事。这点和神经元与神经系统的作用有些相似。味蕾大概有感受酸甜苦辣之不同，每种味蕾不仅仅识别优先对象（如甜），也识别非优先对象（如酸），它们对优先对象的响应略微灵敏、略微快捷、信号稍强。味蕾的识别不具有确定性，每个味蕾不具备高度选择性，更谈不上专一性。但是它们集成在舌苔上，根据区域和对象来识别，然后，形成一个响应信号的图案，即模式识别。无数个识别能力弱小、相互有微小差异的个体汇聚在一起，遇到任何东西都会给出信号响应，而响应也会有大致的特定的信号响应图案。所以人们会觉得，有的东西是甜当中有点酸，或者苦中有点咸。就算对象千差万别，味觉都可以给出非常准确的判断，即几乎专一性的识别。即使看似愚笨、非专一性，甚至选择性都不强的味觉放在一起，通过相互配合、分工协调，经过模式识别，也可以产生高度专一性的效果，简单而便捷。

在人工智能时代，只有那种单线性的确定性思维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允许差异多样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单一的只能做到某个方面性能最佳，有小聪明；而群体中虽然每个个体微弱，但集成后，性能独特而全面，会展现出大智慧。因此，单个数据，就像单个的个体，不一定能显示什么规律，但是在不确定基础之上，数据足够多，就会揭示或者呈现新的规律。这就是人工智能可能呈现出的一种图景，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将会出现的与过去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区别。

成素梅：您的意思是说，人工智能能够基于无数不确定的数据，找出确定性的规律吗？

钱旭红：是的，就像计算机上无数个点数据，单看几个点根本没啥规律，但无数个点出来以后，你会突然发现它有规律。

成素梅：但是，现在计算机的模式识别本身是非常单一的，还远远没有达到您所比喻的舌苔对味道的识别那么通用的程度。

钱旭红：这是目前的状况。

成素梅：那么，您认为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钱旭红：未来一定会像我说的。过去概念中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没有大数据，没有网络，没有现代的技术和应用场景，只是一个一个笨笨的单元，作为个体，其竞争力永远比不上人，永远无法和人的能力相抗衡。而一旦这些笨笨的元素个体以适当的方式关联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智慧系统，即人工智能2.0，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就会横空出世！其强大之处就在于不是一个一个单元的简单加和，而是能力倍增的集成增效，形成了系统以及系统才能有的竞争力！

人工智能2.0，将从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方式切入，借助网络和大数据去模拟人的思维和言行，最后肯定逼近人的大脑思维，尽管其思维与人的大脑相比还是有重大区别，但正是在能力上而不是在结构上，逐步向人逼近。逼近到最后，容易实现的是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现在人工智能的难题可能是对图像的处理能力比较弱，将来它会在图像、文字处理性能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比如说分析和采集数据，如消费数据，对个体而言，数据多与少意义不是很大，仅仅是一个记录或者描述。但当数据达到特别大的规模乃至无限规模，意义就会越来越明显，规律性就会越来越强，不仅可以预测和把握群体趋势，而且可以预测个体行为。我个人理解的人工智能时代，就是数据科学（大数据）+网络+模拟人，从而实现对原有的人和计算机以及机器人的超越。

成素梅：是指统计意义？也就是说，主要强调它的统计价值？

钱旭红：是的，越是去统计，规律就越明显，当然统计包括经典的、量子的。在数据、统计、判断的基础上实现优化。这个时代最大的意义和基础就是海量数据，网络化地组织在一起，这非常有价值。

黄时进：您在《改变思维》中强调思维自由和精神独立，那么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

钱旭红：我在《改变思维》中强调，当一个人具有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这个人的精神就是独立的、完美的；当一个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这个人的思维就是自由的、纯真的。因此，用三个不同的方面描述某个人或事物，就基本能描述得比较完整。所以，在我看来，“三”是认识人或事物的幸运数！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它可以被描述为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系统，即大数据+计算机网络+模拟人。

老子讲“三生万物”，这话真的很正确，它包含了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创造性。当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进行分析，或者讲话，找三个不同的切入点或者支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体，此方法简单易行、融会贯通。

老子强调的“大制无割”，即整体和相互关联的重要性、系统的重要性。它强调用一个模型去理解另一个模型，用一个整体去模拟另一个整体，当然是好的方法，但在开始时，用三个不同的点作为起始的模拟角度，不失为一个便捷的开端。

和人有关的概念，我在《改变思维》第一版中，只讲了思维自由、精神独立，但从“道法自然”“三生万物”的角度，这还不够，似乎还缺了点什么——缺少一个点。当我们强调思维、强调精神，最后的落脚点是什么？应该是能力！你的能力能否超出常人？能力如何超出常人？并不是你真的能超出常人，而是你能最大程度尊重自然，符合真理，如此才能得道多助，如有神助。

在修改增订版《改变思维》中，我将增加第三个和人有关的概念，即“超能善成”。为什么？因为在《道德经》的“巧用章”中，老子讲“善行者无辙迹”。就是说一个人很有能力，他做出的事情是不会有纰漏、有后遗症、有痕迹的。老子在此篇中还讲：“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这正是通过“大数据+计算机网络+模拟人”三者融合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在能力集成的层面，超越自然人、超越数据和计算机、超越机器人。当然，尽管如此，人工智能不可能代替人。

成素梅：您讲的落脚点，可以用德雷福斯所阐述的技能获得模型讲下去。德雷福斯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而著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根据海德格尔的思想批判当时盛行的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范式。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技能获得模型。这个模型把人的能力分成七个阶段：新手阶段、高级初学者阶段、胜任阶段、精通阶段、专长阶段、驾驭阶段、实践智慧阶段。您所说的做完事情以后不留痕迹，指的就是当学习者进入了高级阶段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初学者在做同样的事情时，比如开车，由于还没有掌握技能，因此一定是很笨拙的。在这个简单的等级模型中，前三个阶段属于低级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达到了能够熟练应对的阶段，后三个阶段属于高级阶段，分别对应于专家、大师和实践智慧阶段。学习者对技能的掌握达到专长阶段之后，就达到了您所说的能够很圆滑和很漂亮地完成任务的阶段。因此，圆融和漂亮地做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学习者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过程，是做不到的，但也不是说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就必然能做到。在这个技能获得模型中，从前三个阶段上升到后三个阶段，学习者发生了三个转变：第一个是情感转变，即从面对“突发情况”的一筹莫展和恐惧无助的情感状态，转变为“享受和体验”情境变化带来的刺激感和满足感的状态；第二个是实践转变，即从处理情况的“手忙脚乱”和“应接不暇”的状态，转变为“得心应手”和“胸有成竹”的状态，具备了针对问题域的直觉应对能力，也能前瞻性地修改现有的技能训练程序或规则，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值得依赖的专家；第三个是认知转变，即从域境无关（context-free）的状态转变为域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状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从理性思维上升到直觉思维。理性思维对应于技能的低级阶段和遇到无法进行常规处理问题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理性的分析思维占主导，根据理性判断来采取应对措施；直觉思维对应于技能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践者与世界融为一体，直觉判断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费劲的直觉思维是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成长出来的，这也揭示了实践技能的意向导向性在认知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认知方式从“慎重考虑”的主客二分状态转变为“直觉应对”的身心一体化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应对自如的状态。

钱旭红：而且本身这两者是不能够完全区分的。

成素梅：对的，到了专长阶段的时候，专家的应对是由域境唤起的，不再是主客二分的了，我称之为“域境诱导”，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处于“寓居于世”的状态。

钱旭红：在酶催化和分子识别中，就有一个类似概念，叫“诱导契合”。

成素梅：这就是说，专家处理事情的能力已经内化到身体之中了。这是身体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专家处理问题的能力必须在具体域境中才能表现出来，离开特定的域境，就发挥不出来。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运动员如何接球和传球是由球场的场景决定的，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运动员的应对技能是由变化莫测的球场激发出来的。到了大师阶段，专家的技能将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形成新的技能训练规则，打上自己特有的烙印，形成特定的风格或团队，而这些新的规则与应对技能进一步产生了更普遍的社会影响，当形成某种文化时，就进一步上升到了亚里士多德讲的实践智慧阶段，即内化为引导他人做事的一种行动向导，这是最高层面。

钱旭红：您解释得太好了！我用“超能善成”这四个字对应思维自由、精神独立，就是强调能力，而且不是普通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老子讲的……

成素梅：直觉，即intuition。

钱旭红：如果不叫“超能善成”，改叫“能力直觉”，可以吧？人工智能应该具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有大量的数据分析，会提供明确的甚至便捷的导向。举个例子来讲，刚才你提到，为什么人们最初看到的问题是整体性的，要把很多数据采集过来加以判断——比如说怎么知道危险？假如一只老虎跑来，人们首先看到它的眼睛和皮毛，然后判断说这家伙是个危险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对所见的东西加以抽象，不需要用所有特征比对，只需要几个简单特征的比对，这样判断和反应的速度大大加快，就是说进入比较高级的第二阶段了，这时他根本不看老虎的眼睛、形状，单凭直觉就能判断。

成素梅：对，是整体性的，不是看到某个部位或部分，而是看到某种神态。

钱旭红：我有个老朋友A. P. de Silva，从事荧光分子识别，他用化学方法来阐明人们的眼睛是如何识别形状的。形状识别很重要，最初你不会这么做，见多了老虎，你就会筛选各识别要素，最后很可能集中于形状识别，看到老虎就像看到简笔画，三两笔就能判断对面是不是老虎。最初人在认识对象时，是把所有信息全部收集过来，实际很多信息并没有必要。老虎见多了，记住所有特征，后来就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代代相传，就抽象出最能代表它的关键部位的那些简单信息。这信息只要一出现，人就会知道有危险了，第一个警告信号就出来了，根本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算判断。这个发展到最后就是所谓的出神入化了，我想人工智能到这个境界一定会出神入化。

黄时进：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实际上也是受近代以来牛顿力学方法论，即因果性思维的影响。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定语境，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因果性。作为科学家，您是怎么理解的？

成素梅：也就是说，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一定是信奉因果性思维的，某个结果必然是由某些或某种原因引起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寻找那些或那种原因。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当数据具有了认知价值时，通常会用相关关系替代因果关系。比如，谷歌对禽流感发生地的预测，是根据对感冒药的查询结果来进行的，而不是通过研究引发禽流感的病因来进行的，这种预测方式不再关注寻找原因，只关注寻找相关性。

钱旭红：很有道理！世界上因果性和相关性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以前只关注了因果性，没关注相关性。此外，你在关注相关性的时候，有时候也要注意因果。比如说，因果性主要是时间次序，是跟时间次序有关的，所谓前因后果。两件事同时发生，就不存在因果，就像所谓的量子纠缠或者两个双胞胎间的心有灵犀，这种状况应该说就不是因果性，完全是相关性。我们刚才举的因果性和相关性的例子，基本是极端，是两个极端，而我们大多数时候遇到的人或事物，都应该是这两者的结合。所以在大数据时代，你看到的是相关性，这是对的，规律必定有因果，或者说必定有一者与另外一者直接相关。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都重要。

黄时进：您在《改变思维》中从工具和图腾两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您会不会觉得人工智能的兴起会重新定义“人”？

钱旭红：我是这样想的，每个人都具有独特价值，每个人都是图腾，尊重每个人是全人类自由本身的价值。同时，我们每个人又回避不了工具性，个人是社会的工具，是家庭的工具。过去，人的工具性色彩明显，但是如果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工具性以及很大一部分工具性特征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这样，人的价值性应该有更大的体现。这是一个重大区别。人的价值更得到体现，以后主要凸显的很可能是人的精神追求。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后，危险的、费时费力的、简单的技能劳动，将部分或者全部由人工智能代替了。那自然就留下一个重要问题：人将来干什么？

黄时进：关于这一点，您和成素梅教授的思维高度吻合。她就此提出：人工智能把人从很多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在闲暇时间该怎么办？

成素梅：我认为，就人类的发展而言，“人成之为人”有两个过程。第一次“人成之为人”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原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而生，受制于自然，听天由命，所以，出现了图腾崇拜、宗教、神学等。当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后，自然界成为删除了人的场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对象性关系，人依靠联合的力量来抗击自然灾害，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征程，也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社会土壤。比如，以前人们依靠祭拜或祈祷等仪式来祈求下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达到目标。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为我们提供“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如果说，“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塑造了人类追求物质、追求控制、追求拥有来达到美好生活，那么，“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则有可能塑造人类去追求精神、追求合作、追求享有美好生活。

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使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变过去习惯于为生活而奔波的方式，真正拥有属于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将会进入休闲时代。我们当下正处在这个时代的大门口。如何塑造这个时代的文明形态？人类会过怎样的生活？如何重新设计相关制度？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向人类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原来我们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发展经济，未来可能思考最多的是何为人类。这与钱校长刚才讲的观点相一致。

钱旭红：这就迫使人们往“神”靠近，就使人们更提高一步，因为人能做的事，人工智能都能做，而且效率可能比人更高。

黄时进：就是人被人工智能重塑了。

钱旭红：对，重塑。重塑以后，如果应对不佳，也可能你会更痛苦，因为你无事可做。

成素梅：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像人，做人所做的事情，而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按机器的方式去做事与生活。这是一种颠倒。这种颠倒的思维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警惕，事实上是对我们自己的警惕，我们需要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好准备。

钱旭红：有多种可能性，人可能会变得更幸福，也可能变得更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当人工智能代替人时，人本身没有得到进一步升华和提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处于新时代，那就很危险。无事就生非，以前要生非还没时间，每天要上班，朝九晚五，现在时间多了，闲极无聊，就可能乐极生悲。

成素梅：现在有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与精神问题有关。只通过物质性的社会救助，根本解决不了精神问题。精神救助比物质救助更重要。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变得有闲以后，人类如何面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钱旭红：我们通常认为，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会变得更幸福，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幸福，随后就会更痛苦——如果人不能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

成素梅：所以说，精神境界更重要。

钱旭红：有精神境界，或者说有精神追求，就可以更幸福。某些人，就一个人一杯茶，能坐两个小时不动，但他的大脑在动，一直在思考，所以两个小时对他来说就是十几秒钟！对一个大脑不动的人来说，让他静坐十几秒钟，简直就像静坐两个小时一般痛苦。

成素梅：我翻译过一本书叫《人类思想中的休闲》，我非常赞成这本书的作者论证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如果说，解决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第一次挑战，那么，解决休闲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比解决经济问题更大的挑战。因为有史以来，我们根本没有为解决休闲问题作好任何思想准备、教育准备、制度准备、社会准备等。追求经济最大化、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等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当物质生活不再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时，我们就应该为提升精神境界作准备。反过来说，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我们在面对休闲时代的到来时，就会感到束手无策！所以，提高精神境界、倡导精神追求以及改变思维方式并不比解决经济问题更容易。

黄时进：您刚才提到的恰恰是《改变思维》中很有前瞻性的一个预测，就是说在改变思维的过程中，需要走科学和人文融合之路，您认为这能帮助人类走出精神绝对贫困。但是，人工智能可能创造新的精神、新的精神贫困，如果有此危险，怎么破解？

钱旭红：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基本都和物质方面相关。人工智能并没有在精神创造的层面上有什么贡献，因为它现在的情形还是受人影响的。比如，我要给它设定程序，告诉它数据如何进行采集、怎么分析，我如何思维它就怎么思维，基本上人工智能不太会超过人的思维。

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主要解决物质层面的事情，那么精神层面，比如说人要拥有艺术享受，拥有对音乐、美术的鉴赏力，包括体育锻炼，这些都必须亲身体验，人工智能代替不了你。人工智能可以说，危险的场所我帮你去检查一下，看工矿会不会发生瓦斯爆炸，这个它可以代替你。但是它说一幅画很漂亮，能代替你吗？没法代替的。这完全是精神层面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精神层面还要更多地依赖人文。

黄时进：您觉得破解之道还是在人文？

钱旭红：人文与科学结合，就是要防止走历史的老路，不能过度依赖科学。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本质和共性。人文是非常个性化的，而科学强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有一个参照系和坐标。可以有个性化，但前提是不能毁掉共同的基础。人文与科学结合，就是既要强调共性，也要强调个性。

黄时进：成素梅老师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有诱导功能。比如说，在淘宝上买东西，在携程订票，自动有历史记录，那么下次当你打开网站时，网站就能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人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或诱导。青少年电子游戏中也潜存着一种诱导，使玩者上瘾，这就是为什么网游、手游会如此火热的原因。对此，您是怎么看待和理解的？

钱旭红：对程序分析结果的运用，是有一定选择性和一定主观目的的。人工智能要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其中的规律。我们知道，自然界存在各式各样的规律，有已知的规律和未知的规律，有主流的规律和支流的规律。受人控制的人工智能会把其他较小的可能性去掉，而被忘却了的支流，有时会成为主流，也可能与其他支流汇合成主流；或者换一种算法和演化方法，某些支流实际是被忽视的或者潜在的主流。如果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中将支流去掉，把所谓的主流保留下来，就会不停强化这一点；如果人工智能以盈利为目的，就会抓住人的特征和嗜好，以及具体的场景，以多种方式不停地强化，不停地给人以刺激，最后连你自己都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主流了。然后，人的一些方面就开始退化，另一些方面就得到进化和强化，最后就成为其身体特征。

黄时进：您觉得它有意识地抓住了人？

钱旭红：当然，人工智能有意识地进行了对数据的取舍，取舍是受人影响的。因为预先的初值或者条件是由人设定的。有人可能不赞成，认为是机器自身设定的，其实不对。机器可能被设定某些规则，但它的初值或者条件也是人设定的，后期只是自动不停地复杂化而已。所以绝对不能说是人工智能中的机器程序自己在筛选，它的源头还是人的筛选。很显然，人工智能是有预置值或者边界条件的。人工智能的预置值是谁提出来的？是人。我们是人工智能的上帝，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上帝。就像宗教里说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人工智能。

黄时进：在《改变思维》中，您从形式和辩证的偏好出发分析了东西方思维的逻辑差异，那么您觉得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帮助人们逐步地消解这种差异？如果您认为是，那么它是通过什么路径来消解的？

钱旭红：我觉得这种差异通过人工智能应该是能够消除的。为什么？很多计算都是通过形式逻辑，但大数据集成之后，则会出现所谓辩证逻辑。微小的变化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其性质可能发生突然的改变。这在原先的小样本数据中并不明显，而在大样本数据中会非常明显。人工智能时代涉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两个方面，并且两者会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人工智能的一大优点。这两种思维方式，我们人类本来就具有，但是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的运算速度实在太慢了，感受不会特别明显。

黄时进：是不是存在一种通过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放大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智慧的情形？

钱旭红：对智慧进行延伸式放大是可能的，进而可以改变习惯性思维，改变科学家群体的思维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并没有超出人的思维方式范围。人工智能的运算速度非常快，人达不到，在计算速度相关的判断上，人是比不上人工智能的。但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创造出测不准原理、量子理论及其思维方式。

黄时进：您在《改变思维》中有个非常创新的观点，就是通过论证知识的正负效应打破知识的神话。那么您觉得人工智能是否放大或缩小了知识的正负效应？或者，是放大还是缩小了知识的融合效应？

钱旭红：大部分情况下，在人类比较熟知的领域，人工智能是会缩小知识的正负效应，因为它超越了单点的知识而看整体。我们传统的知识，就是某几个点的知识，它与整体知识相比差得很远。我们的许多失误就是因为误认为知识都是很准确的，不知道知识是否有效是有前提条件的。无数的知识、不同的知识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新的图像，这方面人工智能会做得比较好。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最初的很多东西，如条件、边界、阈值、预置值都是人给的，有一个设定范围。在人们熟悉的范围里，人工智能能很清楚地把控；但对于另一些领域，人类的了解本身就很有限，人工智能也就难以发挥，这时候人工智能导致的知识正负效应更明显。你原来还知道这仅仅是知识，现在人工智能判定说这就是规律，如果你轻易相信而不进行核实，就有可能被误导。

发展人工智能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在社会伦理的引导下发展和提高。为什么要提这个条件？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超越以前所有的科学技术。过去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伦理是没有多少关联的。卡逊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才有了生态环境概念。在此之前，人们都是用科学冲破伦理，不停地冲击伦理，进而重塑伦理。但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对社会的冲击越来越大，社会和生态环境因之而改变的速度和程度也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人们因此想到在发展科学时必须要顾及社会和自然的伦理，所以就有了动物伦理、医学伦理等。这时候迟到的伦理还是在追赶先行的科学。然而发展到当代，情况有所改变，最新的例子就是绿色化学，这时候就是真正产生了一门科学与伦理融为一体的学科。人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发现了伦理的重要性。进入人工转基因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冲击？这是因为人在转基因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伦理学准备。根据历史发展轨迹，我们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难道还要重复以前的故事吗？不能拿着伦理的安全帽跟在快速进步的科学后面追赶。人工智能的冲击力比以前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要强，进展速度更快，影响面更大，而且直接针对人类本身。

人工智能几乎能发展到和我们人类平起平坐的地步。全世界现在是70多亿人口，如果造70多亿个人工智能2.0的机器人，问题就大了。这个时候伦理学应该超前配置。在问题出来之前，就要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规范，控制负面效应。而不能像以前化学化工材料制药行业出现时，先污染，后治理。后治理的代价会很大。当时的代价还算承受得起，因为污染的是环境生态，只是间接影响人类，而人工智能不同，它会直接影响人类。

成素梅：也就是说，精神污染和环境污染还不一样，有时候根本无法治理，无法挽回。

钱旭红：是的，所以发展到这个阶段，科学技术与哲学和伦理的界限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如果仍然按照以前的做法，先有科学上的发展，后有伦理跟随，或者伦理与科学同期而动，必将贻误战机，追悔莫及。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大力发展相关的伦理学，并适当超前。所以，如上海等科技发展比较好的富裕地区，应该首先开始研究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制定一整套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则，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原载《哲学分析》2019年第5期

家教和家训：复古与创新、遗传与演化
——在首届钱氏家教家风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刚刚非常荣幸地聆听了钱氏宗长、来自台湾的钱复先生的发言，也仔细聆听了周瑞金先生的讲话，我很受感动。受大会的委托，我也在此给大家作一个汇报。

先谈谈本论坛名称“谈‘钱’论道”的由来。钱成锡会长和我讲，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要开这个论坛，希望我给它起个名字。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我是学理工科做研究的。1978年，我16岁，当时我实际上是准备考文科的，但父母不允许，理由是在“文革”中，文史哲专业的人常会“挨整”，他们对此心有余悸。百般无奈，我只好流着眼泪被迫改学了理工科。

如何给论坛起个好名字？我只好挖掘从少年时代留下的文学细胞。我想，我们姓钱的人爱富贪财吗？不是！那钱氏传承的文化应该是什么？当然是中华优秀文化！那最好的表达是什么？我想来想去，关于这个论坛，最好的表达就是“谈‘钱’论道”。

毋庸置疑，我们论的道，主要是家教、家风、家训。家是最小的国，国是亿万人的家，家教好才会修养好，家风好才会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

现在大家出国的机会很多。不知道各位留意到没有，世界上有一个排名，专门评价各个国家的人在国外的素质修养表现，日本游客在世界上声誉最好，美誉度很高。与之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目前的家风、民风、族风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意识到这一不足，我们就一定能做好。

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是家教，即家训和家风。如果对教育进行划分的话，我个人认为教育中排第一位的是家庭教育，第二位才是学校教育，第三位是社会教育，第四位是自我教育。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几乎把家庭教育忘了，甚至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以考试成绩作为对一个人所受教育的最终评价。

在社会教育方面，我们社会刚刚完成从物质贫乏向物质丰富的转变，正在力求向精神文明、精神幸福的转型，目前尚无法提供非常好的社会教育。如果这时仅仅关注学校教育，并且片面地赋予它功利色彩，那教育就成了大问题。同样，我们也不能忘了自我教育，通过终身学习和反思觉悟等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家训和家风。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忘了家教和家风的重要影响。前面提及日本游客在世界各国旅游时受到人们欢迎，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游客会被别人批评？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家教和家风出了问题。

这里，我想重点讲几个有关家教的故事，谈一些感想。

我有一个朋友，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看一个人行不行、一个地方好不好，要看其家风好不好、民风好不好。一个人很大程度上会受他身处的社区或集体的品格影响。一个家庭的文化能否给予后代好的精神遗传，常常决定其能否走向成功。他说了一个非常典型有趣的例子：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家家都养猪，养猪要买好的小猪仔，在购买前，首先要看这个猪仔的原生猪圈的“圈风”。如果猪妈妈没事喜欢斗殴，这种猪圈的“圈风”就不好，小猪仔往往就好斗，不易长膘，那就不能买。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种现象，很多人对家庭教育不重视，生好小孩自己不带，让父母带，有的父母也不带，让保姆带。正如刚才周先生说的，不少是一流的家庭，末流的教育。

还有一个故事值得反思。一个有钱人家的女主人生了小孩，却放弃对孩子的哺育教养。孩子很小，还不会说话，她却整天吃喝玩乐，先生在外打拼挣钱，她每天出去打麻将。打完麻将回家，小孩从来不哭不闹，累累的样子，早早睡觉，久而久之，倒也相安无事。有一天她开车去打麻将，路上遇红灯停下，听到敲窗的声音，看见车窗外有人乞讨，怀中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这孩子脸上乌黑，还伸手要抓她的手，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闺蜜说，这个孩子很像你家孩子！她不屑一顾，然后仔细一看，竟然真是她自己的孩子！后来通过追究才明白，她每次外出打麻将后，她家的保姆就把小孩出租给乞讨的组织者，孩子的脸被涂上黑灰，在公路交叉的红绿灯处扮可怜相挣钱。幼小的孩子很可怜，一天乞讨下来很累，所以一回家就睡觉。这个不称职的妈妈放弃了对孩子最基本的哺育教养，导致如此后果，真令人所不齿。

对待中华各姓古老的家训，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处理好复古和创新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修改。各姓家训中的表述可能有一些不合时宜或者不正确的地方，个别不妥的词句可能需要用现代方式去与时俱进地加以理解。我们许多人常常简单地认为，创新一定是正确的，复古一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

复古和创新究竟哪个更好，取决于以什么标准评价以及在什么时空发生。欧洲有文艺复兴，就是要回到一千年前，正是这个复古运动使得人类有了今天的科学和文明，所以这种复古是必不可少的，具有进步意义。复古是不是有进步意义，要看它是否尊重生态、尊重人性、尊重科学。

创新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一种鸡蛋叫皮鞋鸡蛋，皮鞋的材质属于蛋白质，如果经过道道工序做得纯净如鸡蛋，销售出去，肯定比黄金贵，根本不可能挣到钱。如果做得样子像鸡蛋，而根本不管食品安全，那就极不道德，因为皮鞋是镉络合偶氮染料做的染色，镉有毒性，把它去掉要花很大价钱，肯定没人愿意去做。所以你说这种商业技术创新有良心吗？如果做了这种鸡蛋，就是没有良心。这种创新叫卑鄙的创新，类似的还有避孕药黄鳝、苏丹红咸鸭蛋等。

因此对家训、家教、家风而言，我们一定要在尊重生态、尊重人性、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做好复古创新。

各姓的家训都教育我们要宽恕、要奉献，每个人在家教家训中的最大收获是精神层面的，它提供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有效的良好成长环境和生态。有人会认为周围的生态环境与我们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显然错了。过去我们总认为每个人的命运和星座有关，现在所谓的科学算命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和基因有关，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上述这些推测根本不全面，只是以偏概全。事实上，一个人的幸福、发展和命运，与一个人的基因、所处的环境生态和氛围密切相关。

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饥饿恐惧状态，这种状态是会被遗传的。基因的最根本基础是四个碱基的排列，四个碱基的字母代表为A、T、C、G，不同的排列组合组成了遗传密码。人们过去误认为四个碱基本身是不变的，但事实上，因环境或情绪影响，它们会变成打上各种记号（如可逆甲基化）的A′、T′、C′、G′。当你长期处于抑郁时，就会打上记号而将其遗传给下一代。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如果一直处于心平气和的状态，记号会消除，恢复到原始状态。外部的环境条件如饥饿、恐惧、毒品暴露等，都会由外因转化为内因；反之亦然，内因也会调控人去影响并形成外因，如环境和生态。

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有很好的遗传、很好的发展，不仅仅要有好的原始基因，更需要有好的表观遗传、体内微生物菌落、人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我们不仅要自己提高修养，更要为社会作出贡献，为社会的良性发展作出贡献，因为这一切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我常说，一个人有好的修养，是因为他有好的内化文化和精神相貌，这使他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人类简史》的副标题为“从动物到上帝”。它启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动物性，同时也有人性和神性。如何处理这些，如何规范人性，培养以德配天的神性，这是我们在家教当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家训、家教、家风应该是文化的“清风”，为什么中纪委曾经专门介绍过《钱氏家训》？我想可能是因为钱氏族人当中，贪官污吏很少，出问题的比较少。

虽然钱氏姓钱，但是并不贪钱，更不恋权，这正是《钱氏家训》想传递给后代的最重要的部分。《钱氏家训》非常典型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如道家所强调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等，都在《钱氏家训》中明确地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要论道，要从道中受到更多的启发，超越钱氏家族的小圈子，惠及整个社会。

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祖钱镠创建了以杭州为都、涵盖当今江浙沪地区的吴越国，并成为雄踞东南、富庶天下的吴越国国王。那时是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极其混乱的时期，但他所辖的东南吴越大地延续了近一百年的和平，从而崛起为最富裕的地方。人们常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越国国王钱镠是真正的奠基人。此后，钱氏舍弃了吴越的王位，纳土归宋，善事中原，维护统一。

正因为我们的祖先主动远离王位，不思皇权，教育后代静读诗书，故而钱氏人才辈出。几年前，我遇到龙华寺的住持。龙华寺是钱氏在千年前修复重建而成，故住持对钱氏非常了解。他对我及众人说，放弃王权、鼓励读书，是钱氏后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祖先一直特别强调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如此才使得后代吉祥。

今天我们特别呼吁重视家教和家风，家训则是家教家风的文字体现。上海市已经把《钱氏家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钱氏家训》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都明白，由于种种原因，家训失传、家教失范、家风破败、家德沦丧等现象时而可见。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进入物质富足的时代，而如何迎接精神富足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千万家庭、亿万人民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健身，更需要“健心”。所以今天在此，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代表钱氏族人，抛砖引玉，呼吁汇聚中华民族各姓各族的优秀家教、家风和家训，以助力于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访问日本，与池田大作（本人与池田先生有过交往）对谈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有来世，我愿出生在中华。”很多人很惊讶。因为中国那时候正处于“文革”中，很多传统文化都被破坏了。汤因比对困惑的人们释疑道：通常人们看历史的尺度只是几十年，我看历史的尺度则是百年、千年。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筑就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靠的是柔胜刚、弱胜强、融合柔情，而不是靠蛮力、暴力和征服，因此中华文明一定能在未来再次引领世界的发展。

2017年11月9日于上海西郊宾馆

附：答人民网记者问

记者：作为钱氏家族的一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家训的？

钱旭红：我1962年出生，童年成长的年代属于“文革”后期，在当时那种极左、压抑的社会氛围中，我根本不知道家训，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的。但是家训里传承的那些文化基因还在，对我是有影响的。我从小听爸爸和其他亲戚讲，他们如何待人，如何读书，怎样为人处世。有了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再看家训时就忽然明白了，原来都是从家训里传承下来的。

我曾聆听过爷爷的教诲，并一直铭记于心。爷爷说：对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丢掉，但有一样东西是丢不掉的，那就是你学到的知识、获得的教育，它们是你永远丢不掉的财富。这就是家训里所讲的“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许多人虽没看过家训，但确实是按照家训中教导的方式在做。当然，如果能学习家训原著就更好了。对我来说，《钱氏家训》深深根植于我的文化基因。

记者：那在《钱氏家训》中，您认为哪一条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钱旭红：不同于一般家训仅重视家庭伦理和人际交往，《钱氏家训》内容宏大而文字极简，共分为四个部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一般的家训很少谈到社会和国家。《钱氏家训》告诉我们，你不能只念及自己和家庭，更要念及社会和国家。家训中基本上没有空话，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理念和技巧，告诉我们在服务社会和国家时应当如何处理事情。另一点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因为保护民族利益，实际上往往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利益。

家训的社会篇中有句话：“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让我受益匪浅，至今受用。我的理解是，当与某人矛盾严重时，不给别人面子或者不给他退路，是不可取的。因为，我怎么知道我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呢？也许我是错的。无论是从与人为善的角度，还是从给自己反思时间的角度，都应该对他人宽容。宽容对人是美德。

我们需要记得，老子说过：“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此外，对君子固然要尊敬亲近，但不能违背良心、公德良序、天道规律或者事实依据等，去曲为附和或者溜须拍马。

记者：据了解，《钱氏家训》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以来，江南望族“钱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钱氏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子孙进行教育的呢？

钱旭红：钱氏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一员，“钱氏家训及家教传承”已经被确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第一个家训类的省级“非遗”。

尽管比不上赵氏、李氏、张氏、孙氏、王氏等大姓家族的影响，但钱氏是一个有鲜明文化传承的家族。钱氏家族的共同话语就是《钱氏家训》。家德家风本身并不具有物质遗传性，但一经确认，就需要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关键是如何使《钱氏家训》进入现代社会，和当今社会更为紧密地结合，让年轻的一代接触到家风家训。

记者：很多人认为家训是古文的，看不懂，您如何看待？

钱旭红：在生物学遗传基因中，有少量保守的部分和大量可进化、非保守的部分，即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在演化的。如果保守的基因没有了，所依附的相应物质文化就不存在了。复古和创新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也不一定总是正确。不能说创新一定是对的，因为创新不能蔑视生态、蔑视人性、蔑视科学。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我们的家训并不古老，要说古老，《弟子规》更古老。要将家训现代化，将值得保留的、不可更改的部分坚持下去；对一些随着时代变迁而需要更迭的内容，可以适当进行修改。

记者：对于子女教育，您赞成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呢？

钱旭红：我赞成的教育模式是尽量尊重孩子，和孩子做朋友，尊重其兴趣，孩子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不认为教育有固定统一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在教育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太程式化了。

教育至少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家庭教育被严重忽视，大家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学校教育上，而学校教育又异化为考级、考试，最后变成一种竞技，完全失去了教育本身的意义。真正的教育是对于更美好自我的发现，是对潜力的激发、对灵魂的发现，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

原载人民网上海频道2017年11月19日

采访记者：葛俊俊

憧憬过程文明：摒弃不择手段，倡导绿色发展
——与成素梅关于绿色科技与过程文明的对话

钱旭红：您研究量子哲学，我从事实验科学。我从量子力学到量子化学再到分子设计、分子建筑，一边运用量子理论，一边做化学合成实验，两者互相验证。传统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但是自量子力学产生以来，化学就不再是实验科学了。

成素梅：我教了量子力学之后，对量子力学的概念体系有了一定的理解，并对其哲学产生了兴趣，转向了科学哲学的领域。量子力学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基本观念上，都给传统哲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至今仍然没有被消化，塞尔甚至把这说成是哲学界的耻辱。相比之下，量子力学在化学、生物学和技术等领域内的应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化学的根基在于物理学，化学是根据物理学的原理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就产生了物理主义。比如，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张，所有语言最终都能够被还原为物理学的语言，所有自然科学最终都能根据物理学原理作出解释；但还一种观点认为，化学和生物学是有自主性的，不能完全被还原为物理学。在这方面您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钱旭红：我认为化学和生物学最终都能够用物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比如，化学元素周期律其实就是质子、中子、电子等不同的排列方式，换句话说，就是电子学与几何学的结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分类中只有物质（物理），化学论文被归到物质（物理）类。曾经有一种极端的划分方法，就是没有化学，化学被认为是物理学的一种。化学的描述方式，照我个人的观点，可以被几何学加电子学的内容覆盖掉。但复杂的地方在于，物理学中不太讲几何学，而化学是讲几何结构的（即由原子间电子云成键定向排列而成）。在不同的空间几何结构限定中，电子展现的性能是不一样的。而所有的化学反应都是依靠电子完成的。化学的所有现象都可以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并且到了可以高度精确的地步。那么，怎么能说化学一定具有自己完全独立的哲学体系？在经验科学中，化学需要实验来验证和推测，那时候还不知道它能够用理论来解释。在量子力学出来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计算机的计算精确度大大提高，化学现象的计算准确度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现在量子化学几乎能够把全部的量子力学原理再现到化学现象中去了。

成素梅：也就是说，您支持还原论的观点。现在有人用量子原理来研究人脑神经元的活动，认为神经元的信息传递过程很可能是量子化的，只不过这个量子化的过程和机制尚未明确而已。还有人认为，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在亚层次上是量子化的，但对整个人而言就不是量子化的。与基本粒子相比，细胞已经是一个宏观概念。在我看来，微观和宏观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有些宏观现象是“涌现”出来的，这种“涌现”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被还原为各个部分之和，而是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效应。

钱旭红：是的，每一个层次确实有每一个层次特有的规律，但所有的规律都是通过微观的规律不断地变形产生的。这不能依靠一般的线性推断，所以，不能说微观是量子化的，宏观也一定是量子化的。物理学原理是基础，但不能说所有的学科都是物理的。经典物理学在实验领域内允许的误差很小，但在化学实验中允许的误差就开始变大了，生物学中的实验允许误差更大，这是由于其中的随机性事件增加了，或者量子性出现了。此外，对人体而言，人的身体运动方式更接近经典牛顿力学描述的世界，而大脑这个超级计算机更接近量子力学描绘的世界。

成素梅：在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中，波恩赋予薛定谔方程中的波函数的概率解释，使得量子概率具有了根本的意义。但是，许多物理学家一直很难接受这一观念，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德布罗意到玻姆再到贝尔，寻找量子论的隐变量基础的努力从未间断，直到1982年，实验才最终明确证明，定域的隐变量是不存在的，但实验不能否定非定域的隐变量。尽管这样，在量子力学已经成功应用的今天，当代科学家们早已完全接受了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与价值观念。根据量子力学的观点，量子随机性比确定性更基本，确定性反而成为随机性等于1的一种特殊情况。从化学和生物学的角度如何理解随机性呢？

钱旭红：化学中的随机性是物理中的量子性造成的，量子力学的原理具有根本性的作用。随机性本身就是一种规律。这种认识论态度其实正好和牛顿力学的认识论态度相反。我们有些人的意识形态也有这种机械决定论的特点。

生物实验的特点是，今天所做的实验可能70%有效，明天所做的实验可能90%有效，后天做的实验可能只有60%有效。如果从物理学角度上讲，这是错误的。所以在生物上就出现了生物统计学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是正常的，是必须存在的，因为这源于生物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即神秘的量子生命），不同于机械产品的划一性。如果没有这种不确定性的话反而不正常。在生物学中，这种不确定性源于每个细胞的差异。而细胞就处于微观层面，再往下是亚细胞层面，就进入量子世界了。从量子层面来看，由细胞所构成的宏观组织的作用就不明显了。这个世界的确定性实际是由无数个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退相干后）平均化之后形成的。只有在极微观层面，量子的不确定性才会明显，这也是细胞之间个体差异的原因。细胞在物理学中已经算是宏观的了，它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亚原子层面的各种反应。越微观，量子反应就明显，所有的随机性都不停地出现在平均化之中，平均化以后随机性就会逐渐消失，但会保留一定的独特趋势。比如，我问学生，你在看河里的水，当你看到水分子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的河水是怎么流的呢？他会说应该是连续的。那我可以告诉他，河水是“跳”着流的。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怎么理解量子世界呢？去看电影胶片。微观时，电影胶片是一个一个动作按时间间隔跳跃的，待到胶片连续放映时，那就变成了连续的动作了。

成素梅：物理学家爱丁顿曾在他的《物理世界的本性》一书（这本书根据他1927年1月到3月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讲座整理而成）中区分了两个桌子：一个是我们早已很熟悉的“普通的桌子”，它具有外延、颜色，占有空间，是由物质构成的；另一个是量子力学产生之后才揭示的我们大家不熟悉的“科学的桌子”，它不属于我们眼前熟悉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空虚的，我们不可能把它转换成传统的物质概念。但是，爱丁顿认为，在他写科学研究论文时，第二个桌子与第一个桌子一样也是真实存在的。据您的研究经验，您认为，像电子、质子、中子这些由物理学理论描述的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基本粒子，只是理论假设呢，还是真实存在的呢？您认为当代科技发展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

钱旭红：我们现在能够观察到DNA，甚至将来我们还能通过更高级的技术来观察到DNA内部键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电子、质子等微观粒子不是理论假设，而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我们没能到达一个星球，但用仪器观测到了这个星球并且分析出它的物质气体成分——观测的准确率现在已经很高——这个星球就不是理论假设，而是真实存在的。实验室中的现象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分子的光谱数据，那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分子。单个电子可能受到技术限制，很难被看见，但电子云是能被观察到的。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原子层面的微粒，将来甚至能够方便地改变原子的结构，直接控制原子的组合方式。

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伦理问题就会凸显。很多实验室在用动物做实验的时候，都需要所在机构的动物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将来，我们的实验可能会用细胞合成的模拟器官来代替活体，目前3D打印技术就对此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化学研究也有自身的伦理，绿色化学就是一个方面。我相信未来科学进步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成素梅：当科学发展到科学家能够轻易改变原子的结构和随意直接控制原子的组合方式时，将会对科学家个人的伦理与素质、社会责任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这样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本身，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会触及科学家的伦理底线。这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会比现在更加密切，要求科学家有更高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

钱旭红：是的，如果你把科学推向极端，就走向了科学主义，就会出现副作用，如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绿色化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告诉人们绿色代表一个伦理概念，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化学。我们现在同样也要讲伦理生物学，比如说老鼠等动物的规范饲养与合规的活体实验。在西方世界里，科学受宗教约束，宗教提醒你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而如果我们内心缺乏类似的管束，就容易走向科学主义，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人们会问什么是科学。事实上，科学是有边界的，内涵在不断更新，科学也是随时间不断完善的动态概念，如古代科学、现代科学。一百年前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一百年以后还可以称为科学吗？如果你只坚持一百年前的科学，那今天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毁灭掉。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

我认为，科学必须尊重所处的环境条件，至少你的底线不能突破，比如生态、人性等。科学必须要有伦理，政治也是如此。没有伦理的约束，一切都会走向极端。我们常说，上帝要让你灭亡，必先使你疯狂。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些学生在写论文时要到处抄，有些要人的学位造假，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伦理，这是很危险的。科学本身需要伦理，这就产生了绿色化学这样的领域。此外，与其他文化或者载体不一样，科学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作用，我们不能只看到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更应将科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明灯。

我们需要通过科学来理解人文，在多元发展的情况下达到某种共识。科学的相对客观性、准确性使人们比较容易建立信心和信赖关系，它和人文的相对主观性可以有效地结合，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我作为一个科学人的观点。反过来，学文科的好处在于培养了人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把这种想象力带进科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大部分是依靠逻辑推断进行的，它的想象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人文的想象力可以突破科学原有的轨迹，使科学产生新的领域。

成素梅：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生活在被科学技术包围的时代，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塑造与引领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方面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你刚才提到了“绿色化学”的概念，推广开来的话，是不是还有绿色科技？

钱旭红：是的！所谓绿色，就是合理的、可持续的。我们推广绿色科技的障碍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点上，这个问题是全盘性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政策在“绿色化”的逻辑上一开始就有问题了，那么结构也就会随之出问题，结构出问题就导致功能出问题。我们常常习惯于强调功能，只看到功能上的问题，却从没有追溯到结构上的问题和逻辑上的问题。在科研中，如果逻辑起点是错误的，那就要否定掉，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成素梅：您在研究绿色农药，也属于绿色科技的范畴。什么是绿色农药呢？相比之下，农药和医药哪一类毒性较大？

钱旭红：农药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现代农药的毒性并没有医药大，甚至更低。我们可以想象农药被用于田间生态之中，它所需要的检测验证过程比医药复杂得多。如医药需要放在棕色瓶中以避光防潮，而农药是要撒到田间去的，必须经受住风吹日晒雨淋。还有一点，吃了药以后，你关心的不是它会不会毒死昆虫、毒死细菌和真菌等生态影响，而是你能不能活下去。而农药既要保证人的安全，也不能对益鸟和蜜蜂有伤害，只能对某些特定害虫和病毒病菌起作用，这就是困难所在。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说明什么是现代农药，就是农药在急性毒性上都要比医药低。凡是能毒死人的都不是“农药”，或者说，是早该被禁止生产使用的“古老农药”。这就是说，现代的绿色农药已经相当安全。但我国现在有大量该禁的传统过时的农药没有禁，有令无法、有法不依、多头管理、“运动员”与“裁判员”合二为一、缺乏第三者监控，这些导致危害性事件不断。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首先掀起了对农药危害性的批判，启蒙了人类的生态文明意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农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性的，各国也开始对农药的使用设立了严格的法律法规。结果，出人预料的是，凤凰涅槃，从此之后，农药的发展出现了向高效、低毒、无公害的成功转型。

现代农药的转型表现在农药的超高效上。原来的农药比较低效，一亩地要用一公斤的农药，甚至最多的时候是用麻袋装的，使用量很大，而现在的使用量很小，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上，以前人们只关心人类的目标是否达到，只关心如何去提高或者保证产量，现在必须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我在一次中国工程院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过程文明”的概念。“过程文明”就是需要建立一个文明的过程，采用文明的手段。我们以前常常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过程文明”要求我们在实现目标和控制害虫与病毒的同时，把农药对环境的微扰降到最低。

在20世纪70年代，农药的使用就减少到一亩地50克左右了。典型代表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氯氟氰菊酯，家庭用的那种，它基本没什么安全问题，即使误服了也不会毒死人。再往后就是八九十年代，农药进入了超高效阶段，所谓的超高效就是一亩地使用一克左右，它对环境几乎可以说是无公害的。但我们的问题在于，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健全、法规及管理与监督体系的混乱、地方政府的保护，根本没有把该禁的“古老农药”禁掉，这样就导致了国家应该跨入却最终还没有跨入绿色农药的时代。绿色农药的时代就是农药超高效、无公害的时代。

绿色农药还有一个创新之处，就是用农药来调控害虫本身的生长发育过程。无公害怎么实现呢？比如说鸟类是没有甲壳素的，很多昆虫是要蜕皮的，那么我们就控制它们的蜕皮过程，让它们的蜕皮过程受人的调控，最后导致它们衰亡或者导致它们不能够危害庄稼。

去年在第四届国际农药和环境安全会议／第五届泛太平洋农药科学大会／第八届国际植物保护化学和和谐管理研讨会上，我呼吁建立生态农药的理念。要治理环境（如捕捉、清除、回收田间有毒重金属）、控制病虫草害，就要有一种生态药物，它能像给人治病的医药一样，去治疗生态的病。与传统的不一样，这类生态农药本身应该没有任何生物活性，不直接控制物种，但是它激活生物自身沉默的基因，能够优化整个生态系统，或者提高单个植物的免疫抵抗能力。

当植物变得百毒不侵的时候，它就什么病虫草害都不怕了。我们利用生态农药来强化植物本身具有的那种微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是转基因的“转基因”过程。现在的转基因是要彻底地把另一种生物的基因或者完全人工合成的基因放进去，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不将任何外来物质插入物种基因，只需外界化学微扰，就能起到生物转基因的效果，并且具有转基因所没有的免疫广谱性。这类生态农药及其代谢物本身毒不死害虫、细菌病毒等，对人体也没有危害，但它能使植物变得强壮。

这时候虫子如要生存，只能远离这个植物，改变食性，寻找其他食物。目前国际上这种生态农药已经有少量的苗头产品，如植物抗病激活剂，我们有了一些更新的结果发现并进行应用试验，如植物抗虫抗病激活剂。生态农药是方向，我们国家还没完全进入绿色农药时代，而像美国、瑞士、日本、德国等国家早就进入绿色农药时代了。

现代农药比医药安全，现代农药比汽车安全，关键是我们是否在享受以绿色农药为代表的现代农药。能创制新农药的国家都是最发达国家，我们国家的农药创新有所进步，但产业、政策和管理还比较落后，农产品的进出口出现事故时，总会被归咎于我们这一方。我们的决策部门的思维方式需要与时俱进，这事关我们的国际形象。比如食品安全、污染扩散等问题，内部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外的抗争就没有保障。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出口的食品检测再严，也一定会受国内食品安全状况的影响。

又如毒生姜事件，有关记者向我了解过相关的情况。生姜所涉及的是一种中等急性毒性的农药，但完全可以做到没有什么危害。如果严格按照使用规程，在它的药效发挥完后放置一段时间，再上市就很安全了。这类药只要放一段时间，即使被食用了也没关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不同药物的使用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农民在使用的时候，不严格按照规程来操作。当然，这不能都怪罪民众，如果管理部门和政策制定者不能按科学办事、按逻辑理事，那就难以改变农民的传统习惯。

成素梅：也就是说，农药发展可以归类为三个阶段：一是杀死阶段；二是调控阶段；三是规避阶段，在最后这个阶段，农药能使植物和昆虫进行友好生存、多样生存。现在我们所说的有机蔬菜确实是在完全不用农药的前提下生产的吗？这种菜安全吗？

钱旭红：是的，有机果蔬菜完全没有用农药，即使在培育过程中有害虫，也会用鸟来吃虫或者用手抓掉，这样成本就很高。但是，有机蔬菜就很安全吗？我们现在有六分之一的土壤是被重金属污染的，有机培育的蔬菜只保证了它不用化肥，但不能保证土地不被污染。跟农药相比，重金属更加可怕，因为作为有机化合物的农药会在自然中降解分化，而重金属不会分解，会在动物脂肪中累积，特别是哺乳动物，越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重金属对其危害越大。重金属污染很严重，会导致人们得各种各样的怪病，除了癌症以外，还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等状况。我们现在创造了一种技术，就是捕捉回收中药中的重金属污染，希望将来能用于农田的恢复处理。

成素梅：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药的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为什么不加快对绿色农药的研究，大范围地推广呢？

钱旭红：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除了科研人员的努力外，其中还特别涉及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事项。绿色农药的推广成本并不是很高，关键是我们国家没有农药法，而只有相关的条例。某些西方国家有自己的农药法，在它们那里，农药是跟医药同等的。农药法的确立可能会涉及很多利益部门，农药不应该归生产者或者使用者管理，即不应该归农业农村部或者信息产业部管，而应该统一归第三方即环保部门管，或者是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它们是监控者。

民以食为天，农药绝对不能让生产者和使用者来管理，而应该受到民生监督决策部门的制约。在我国，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方面的课题受到了重视，农业生产在生态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原因在于，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对生态的责任感增强了，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关怀。但问题在于我们有时连基本的科学决策都做不到，谈何生态关怀呢？我们国家的法规条例和科研政策，包括相关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农药方面的，应该相应地做出重大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些问题就会继续出现。

在我国，如果在农药问题上不制定法律，体制、机制和管理者不能直面问题，就很难改变现状。有人说，农药问题都是因为农民的使用习惯造成的。没错，农民的使用习惯是有些问题，这就更需要管理者的引导和规范。农药问题还涉及机构设置、法规条例、民众素质、科技政策等问题。

成素梅：的确是这样，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等安全问题，从根本上看，都是结构性的。杜绝这些问题的产生需要从逻辑起点上进行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的局部调整。也许您在很多场合中强调的“过程文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钱旭红：我们以往在很多方面都习惯于追求结果、追求目标，而不问过程，教育也是如此。比如说某单位评先进，评先进是干吗的呢？是要教育人的，因此它就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假设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评先进，有人就会说，我们要那么长的时间干吗呢？评先进只需要大家坐到一起，花半小时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评先进实际需要的是一个过程，有人却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所以就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评先进就变成了一种表面形式。

成素梅：也就是说，在你看来，“过程文明”强调的是过程的每一环节，而不是结果，这确实是一个新颖的观点。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境界，确实需要从过程着手。

钱旭红：过程文明包括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关怀、差异多样个性、再生循环洁净。要达到过程文明的目标，其手段首先必须是文明的，即实现文明过程，通过文明的手段建立文明的过程工业，也就是说，资源多元化、产品个性化、工艺柔性化、过程绿色化、市场全球化和经管信息化。这如同生物从单细胞开始进化，谁也没想过进化的终点，并且不敢想象这个终点一定是人。事实上可能根本没有终点，进化会在人类以后继续前行。因此，整个进化都属于一个过程，所以必须重视过程。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只看到过程，有人只看到终点。为了避免极端，我们应该在设定的终点目标的引导下注重过程。

《寂静的春天》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力，它的目标本来是针对农药的，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气候变化的会议起因于京都会议，京都会议起因于里约会议，里约会议最初是谈论农药的。但是，1992年的里约会议作了一个错误的预测，认为在20世纪末，生物农药将会代替化学农药。按面积使用的话，每亩地的60%将使用生物农药。而事实上，21世纪初生物农药的使用才达到1.5%～2%。生物农药很难像某些激进者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

成素梅：既然生物农药对人类有益，为什么难以发展下去呢？

钱旭红：这里就有一个基本的哲学判断，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哪个更安全？我们通常会认为生物农药更安全，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生物与化学在更微小层次，如分子层次是一体的。

生物农药有时候比化学农药更毒，天然的药物有时候比非天然的物质更毒。例如一种沙海葵毒素，它是天然的，但它要比氰化钾毒得多。因此，上述观念在基本逻辑上出现了错误。第二点，我们的医药一直是化学药物占主导，生物药物是辅助的。至多，以后会发展成两者并驾齐驱。生物药重不重要呢？当然很重要，因为生物药使得化学药本身发生了重要的变型，这叫作转型发展或脱胎换骨。没有生物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这种变化。同样，化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生物过程的认识更为便捷、更为深入。这就是所谓的化学生物学的产生原因。我们有时候会将两者割裂开来看，或者会简单地认为其中一者更好，这导致我们判断错误，而最终也没有人做检讨。我们国家目前耗费大量的财力投入偏重生物农药研究的开发中，实际上是受到了某种误导。我认为，生物农药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可能成为农药的主导，事实上，国际主流也持同样的看法。

有人简单认为药物可分为化学的或是生物的，而且生物的一定好于化学的，实际在分子层次，生物和化学是互通的。生物农药指由生物活体（微生物等）、生物大分子（酶、核酸、蛋白质等）组成的药，有别于化学小分子。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抗生素是化学农药或者化学医药，因为它是化学小分子，用生物或者化学方法都可以制得。生物制药本身是指什么呢？不是指用生物做成的药物，而是指用生物方法制成的化学药，正像将来会出现用化学方法制成的生物药。但人们往往会偏向于认为生物制药就是生物的，这是一个误区。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很多生物专业的学生就业率比其他专业要低，因为生物技术的相关行业还没有达到它的盈亏平衡点，社会期望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贡献，生物经济尚未到来。

成素梅：是啊，我们在做事之前的基本判断确实很重要。我们要具备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适当的事情的能力，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种实践智慧是一个人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钱旭红：我们人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而社会其实是生态的一个特例。因此，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生物的进化是最值得人去思考的。在自然界中，每一个生物的生存途径都是先建成、后破坏的，就像孵小鸡，小鸡是先在鸡蛋里面生成后再破壳而出的，而不是先将蛋壳打碎之后再孵出小鸡。有人会说，鸡蛋被打碎后腐烂了，最后创新生出了虫，这怎么解释呢？这很好解释，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物种，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在同一个物种内部，它的自我创新、自我进步都是一个先立后破的过程。生物的进化都是通过无数个看似很小的变化过程而产生的。而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经常是先破后立，结果这就不是进化，而是所谓的“革命”。我提倡用建设性的批评来促成某件事，而不是全盘否定或者先破坏。

成素梅：这就涉及你最近出版的《改变思维》中的观点了，“改变思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改变？向着什么方向改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讨。

钱旭红：是的，用过去的思维来思考现在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之所以强调改变，不是为了抛弃过去的思维，而是希望增加一些新的现代思维，实现思维的多样性。其中“过程文明”是我们需要突出的内容。我们并不一定要刻意去改变社会。过去的科学，人们会强调一种强作用力，如化学中的成键形成化合物；而现在的科学更加重视弱作用力，如生成弱键形成超分子化合物。弱作用力的最大优点在于它高度灵活，它可以实现效能最大化。以前我们的科学一直在研究怎么解释世界，后来走向另一个极端，试图去拼命改变世界。其实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影响世界。因为如果我们一味强制地改变世界，万一发生了错误，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一味地关门研究去解释世界，就会导致与世界的隔绝。一条新路线就是我们去影响世界，至于怎么影响而实现变化，就让主体自己去决定，这也就需要弱的相互作用力。可以看出，我们对于科学，从强调相互无作用发展到强调相互强作用，最后强调相互弱作用。

双链DNA分子的形成，通过一种弱作用力过程，其中双链之间是没有强键的，而强键具有强作用力，因此DNA分子可以被打开、折叠、遗传，发生很多的变化。弱作用力比强作用力有更大的柔性、弹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人与人共处的社会，包括学术对社会的影响，都应该重视弱作用力。

我的另一个建议是，我们的工作应该去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去解释假设的问题，因为假设的问题缺乏实际意义。我们要更多地去解决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就像农药如何实现转型，如何走向绿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在实验室中解决相关的问题就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做学问绝不能闭门造车。

成素梅：这与协同学的观点相一致。根据协同学的原理，支配一个系统演化的变量是慢变量，而不是快变量。我们平时总是关注快变量，即关注变化明显的变量，事实却恰恰相反，慢变量对系统的演化起到了潜在的推动作用。

钱旭红：对，有些情况看似是表面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或者出现了顶层设计的错误，而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一个内部文化的问题。最根本的一点是，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管理部门也是不恰当的。当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教育部。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有意识地改变时，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改变。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地指望通过改变管理部门来解决问题，而应从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细胞开始改变。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我们不要过多指责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体，因为整个社会的觉醒需要从每个社会个体做起。当我们做了不正确的事情时，不仅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自己也倒霉了，就像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一样。我们国家需要这类生态觉醒或绿色运动，避免走向极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是社会觉醒的一种表现。

原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4期

思维之变：撬动世界的力量
——在文汇科技沙龙上的演讲

重温先贤有关思维的思考

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改变思维”。这里面有的是良知，有的是共识，有的仅仅是假设。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有句经典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无论是对当今世界而言，对我们国家面临的形势而言，还是对每个人而言，这句话都非常耐人回味。

如果你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众多的名人墓碑中，有一块墓碑上的文字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年轻的我，梦想改变世界。成熟后，发现我不能够改变世界，于是缩短目光，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暮年后，发现我不能够改变国家，最后的愿望仅是改变我的家庭。但，这也不可能。当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仅去改变自己，然后作为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进而在家人的帮助下，为国家做些事情，甚至可能最终改变世界！”据说，原来主张暴力革命的曼德拉就是受此碑文的影响，改而走上非暴力和平斗争之路，最后取得胜利，成为南非的“开国之父”。我想这段碑文告诉我们，撬起这个世界的支点，不是地球、国家、民族等更宏观的事物，而是自己的心灵，改变世界要先从自己做起，从改变自己的心灵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样。

康德的墓碑上有一句话，“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很多人都知道四百多年前培根说过的那句令人印象深刻并影响到今天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提“思维才是力量”，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人们的共鸣。

谈思维，离不开思考的切入点。我的切入点是文明进程，特别是科学技术在这个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要从科学技术看，因为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而且它一直颠覆性地改变着文明和社会的进程。

既然谈思维，首先离不开大脑。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智商，不同的抽样调查均显示出这一结论。国别和民族的智商差异，归结为大脑容量（重量）的差异。有人测量过，东亚人的大脑比白人多1个立方英寸，而白人比黑人多5个立方英寸。但智商极高的爱因斯坦的脑容量并无过人之处，显然这一论断有点可疑。

华人为何智商高，没有现成的结论。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假设：这可能与我们的母语文字有关。为什么？我们知道通常的文字语言、运算等逻辑思维由左脑掌控，而右脑管图片、音乐等形象思维。人的右脑在3岁左右开始发育，到12岁后主要是左脑部分的发育。由于图片和音乐占用的空间非常之大，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斯佩里的“右脑容量是左脑的100万倍”实验推论就容易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还是生动的图像（象形文字）、悦耳的音乐（汉语四声语调）。象形又如歌的文字和语调，提供了我们许许多多形象思维的素材和精神营养，所以右脑发育较快，随后左脑也慢慢发达，可能由此造就了我们现在的高智商。

既然中国人智商高，那按理应该是我们的文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事实不是这样。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欧GDP的平均水平，会看到几个拐点，我称之为“四次失速”，分别在1300年、1840年、1900年和1960年左右。

文明曾经领先的民族在其发展史上数度失速，甚至导致灭亡，这并非个案。这就说明物质丰富代替不了精神的升华和思维的活跃，而精神萎靡和思想僵化必带来日后的衰亡。1800年以前，欧洲贵族一直以得到中国的丝绸和陶瓷而感到荣耀，因为中国非常之先进。但是二次大战之前，罗斯福就在公开演讲中嘲笑过中国，在他眼里中国几乎到了一钱不值的地步。为什么以前领先那么多，曾经有过那么聪慧童年的民族，后天开始迟钝了呢？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要回顾、反省，因为没有回顾和反省的自觉和自信是可怕的。我们需要由近而远，查一查我们的文明基因是如何遗传的，并明晰在历史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文明基因归于沉默了，思考如何让它们再次激活，使我们能掌握未来。光关注过去还不够，我们更需要预测把控未来，这就需要具备卓越的预见能力。譬如有不少人预测，下一个科技突破点可能是人的大脑，脑科学研究将成为未来竞争的聚焦点之一。

经典思维与量子思维

经典思维源于经典力学。牛顿力学教会我们用看待机器的方式去观察和理解世界。牛顿力学又可被认为是“肉眼观察和惯性思维的显形化”。牛顿力学之前，人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规律可以如此精确地描述。有了牛顿力学后，人们认为世界就该如此，天经地义。算到今天，经典力学及其思维统治人脑已有数百年。

一百多年前诞生的量子力学，其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赋予人类完全不同于肉眼直接观察和惯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量子思维是一种革命，这一变换飘忽的思维，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变化。

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成就了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脑、网络、手机、超导、激光乃至医药设计等产业，包括最新的“量子纠缠”。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世界，除了牛顿时代催生的机械性的东西以外，其余都来自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是极其独特的波粒二象性思维，即光既是波也是粒子。事实上，这话并不完全。若干年后我才悟出来，光既是波，也是粒子，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第三句话是，光仅仅是光量子。实际上，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禅学思想里也有类似的思维方式：“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句话，“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实质的量子力学科学实验基础，但是已经拥有这种思维方式。

量子思维的基本特点是，所有的观察结果和观察者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你不能绝对地、分割地看一个问题。就像对同一个人，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会大相径庭一样。这在机械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而量子的世界就不一样。

年初加拿大一位教授给奥巴马写信，他说要使美国永远保持领先，必须从中小学开始教授量子力学。我想这个人的建议非常厉害，值得我们深思。其实教授量子力学最关键的是把这种量子思维方式教给学生，一个掌握了量子思维的人会知道，我们今天不能解释的某个东西，其实是可能从另外的角度给出解释的。

譬如，心理学在很多方面还是一个黑箱。人的心理发生问题会导致很多疾病，心理障碍诱发的疾病。如果不从量子力学角度深化理解心理学，许多现象和疾患很难解释和医治。我们也就很难理解“相由心生”这句话。再比如，冥想和打坐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带有迷信的成分，可是冥想和打坐确实可以明显改善一个人的健康，这是科学已经证明的，有严密的证据，其中一部分研究工作是我们中国人做出来的。

小结一下这两种思维方式各自带来了什么：经典的世界及其思维强调机械、肯定、精确、定域、因果、被动、计划；而量子境界及其思维带来的是差异、可能、不准、离域、飘忽、互动、变幻。最典型就是薛定谔之猫这个解释。从经典世界看到的是猫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而从量子力学或量子思维角度看，这个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仅仅在你观察时“崩塌”成你所发现的那个唯一状态。

两种思维导致两种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对经济、社会和教育的认知当然有很大的差异。如我们今天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按照经典思维进行，习惯用大同小异类近的模式，甚至完全格式化的样式，同时开学，同时下课，同样的教学课本，同样的教育方法。如果按照量子思维，教育的方式、手段应该是差异很大的，至少教学之间应该互动启发，因为主客间会相互诱导变化的。

知识和学科产生的中西两条思维路径

在西方，早期所有的知识也是糅合在一起的，后来逐渐开始分类，并且越来越细化，这种思维就是先分解，后加和。今天的知识来自知识的分类研究法，分解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乃至更多更细化的学科。但部分之和不一定等于整体。所以，学科需要不停顿的渗透与交叉，以弥补分解中丢失的信息。如物理与化学这两大学科交叉衍生出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等，化学与生物交叉衍生出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等，类似的还有生物信息学、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

在古代中国，受《易经》的影响，我们强调天人合一，万物联系。由于知识早早发达，也早有炼丹等劳动实践，我们的先人早于西方，系统地完成了自己的大百科全书，如《永乐大典》等。可惜我们在有效地强调联系、有效地保留所有原始信息时，很少关注微观和宏观的严密逻辑关系。我们的经史子集，围绕某个核心，如医疗健康，可以从植物学讲到矿物学直到哲学，论军事的能讲到心理、地理和天象，所有的都能联系在一起。知识体系划分各有千秋，无可厚非，我们不重视形式逻辑而留下了苦果，因为我们不愿探究辨析原理的差异，没有原理的支撑，用联想类比代替了原理证明。

原理是推动新学科生成最核心的部分。学科间从纯粹到应用是通过原理建立起联系的，学科和知识发育的关键就是原理的发现与完善。大概是一百五十年前，当时美国刚刚兴起，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罗兰在《科学》创刊号开篇中说：“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但是他们没有从炸药中发展出化学、物理学，因为他们不关注原理的发现、发展和完善。”美国的化学工程学、化学工业能超越欧洲，就是凭借原理创新，从蒸馏等简单操作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两种思维方式形成两大不同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医和西医。中医是以辩证逻辑为主，西医是以形式逻辑为主。一部分人比喻西医是分解合成观、逆势疗法，即解剖死人、理解死人再治活人。另外，随着专业分化越来越细，西医中分出越来越多的科室。另一部分人比喻中医是整体平衡观、顺势疗法。中医的“中”讲的是中和平衡，琢磨活人治活人，针对慢性疾病、亚健康时较为有效。但也有人认为，两者各有缺陷。例如，中药长期使用有肾毒性，西药长期使用有抗药性。又如，中医、西医对待感冒的方法差异极大。中医说你要喝热水；西医说你要喝冰水，因为人在感冒发烧时，体温上升是为了消灭病毒和细菌，免疫系统在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不适当喝冰水就可能使人的病程延长，如果喝热水控制不好，大脑可能被烧坏。上述这些有关中医、西医的简单断言可能片面，说不上准确合理，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如果尊重并超越这两种思维，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从事生物信号传导研究的人都知道，目前发现的信号传导分子多数是气体小分子。迄今中医的经络理论并未获得确切的证明，所以它现在还不是一种科学，而仅是一种经验。经络存在吗？被称为精气神的“气”和这些气体信号分子有没有关系？没人做过这方面的详细研究。

《圣经》和《易经》的尊崇变迁与思维影响

谈文明的进程和科学的发展，无法回避《圣经》和《易经》的社会地位的尊崇变迁及其对思维的影响。《圣经》和《易经》最初与科学均有着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随后都面临了科学的挑战。

《圣经》强调信奉上帝是不变的真理，可是，《圣经》思维垄断导致的宗教狂热曾将西方带入近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只是促使欧洲强盛的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却是文艺复兴发现人性、解放理性后，把科学从笼子里放了出来，打破了《圣经》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摆脱奴仆地位，终于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极其关键又易被人忽视的节点是，人们重新发现了源于古希腊的平面几何，从而逐步走向理性的科学，最后催生工业革命，建立了延续至今的现代文明。现在的所有科学几乎均是模仿平面几何而建立起来的知识和论述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学必须学习平面几何的原因。它表面强调的是边、线、角，实质传授的是形式逻辑。然而，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有多少人认知到其蕴含的深意？

因独尊儒家而兴盛的《易经》，强调一切皆变，其本身一直保持着古老的形式。《易经》催生了古代中华科技和文明，使得中国领先世界近千年，但以联想、类比、辩证为特色的《易经》的思维垄断和它本身的某些缺陷，相当程度上给近代的中华文明带来了厄运。从自然科学哲学角度，细心研究道家思想的起源、道家的《道德经》和墨家的《墨经》，很容易发现其与《易经》的明显差异。

《道德经》早于量子力学，在宇宙起源问题上，最早清晰解释了“无”的意义；《墨经》先于平面几何，早早开始了形式逻辑。儒家跳过《道德经》，用《易经》诠释始于炎黄和伏羲的“道”。《易经》的思维独断和广为流传，泯灭了墨家，边缘化了道家，一部分道家只得异化为道教，另一部分道家只得借用佛教的外衣，以禅修的面貌流行于世。

墨子代表的本土形式逻辑被遗失后，直到明朝的徐光启引进西方的《几何原本》，国人才跨越《易经》，再次接触到形式逻辑。上海徐家汇地名的由来，历史性地铭记着徐光启的诸多功绩。

尊重观点、超越观点

能够提供大量且多样性信息的观察位置，是合适的观点。要逼近人事物的真理和真相，就要超越偏执和单一的观点，让一系列观点进行返璞和符合规律的契合。下面列举一些有关观点和观点超越的例子。

立体化学中，结构上镜像对称而又不能完全重合的分子，称为手性对称。手性对称可以导致左旋、右旋、消旋的结果。左旋与右旋的关系就像人们的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左眼右眼、左脑右脑，无论如何转换，相互间也不可替代。在自然界，某些分子的右旋具有正面效用，而左旋没有作用或者有反面作用；另一些分子的左旋具有正面作用，而右旋没有作用或有反面作用。左旋或者右旋是否具有特殊用途，取决于不同环境和问题。这正像人们知道的：一只眼看世界，只能看见平面图，双眼同视才能超越性地看见立体图；一只耳朵只能听到单声，双耳同听才能超越性地享受立体声。

在太阳和地球上观察得到的月球影像是不一样的，都是其真实影像的一部分，而人们常常误解为地面上所看到的月亮就是其全部，如果不了解月球的自传和公转，以偏概全就不可避免。又如，热胀冷缩似乎是普遍真理，然而，水在结冰前后，恰恰是冷胀热缩！冬天结冰水管爆裂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把握水的氢键生成原理，将热胀冷缩到处使用，就会错误百出。这也就好像盲人摸象，只能各自得出局部的结论，众人感知的集成才近似原貌全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机械设计中，人们必须提供三视图。

又如以宗教思维看世界，是全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共同特点，而宗教各有不同，甚至水火不容。我们的民族聪明早慧，尊重各个宗教，又不拘泥于某一个宗派。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因宗教而引发的连绵百年甚至千年的宗教战争。建立并维护好精神支柱，成了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现在更需要强调自由思维和独立精神的重要性

不要认为知识就是万能的，不能盲目夸大知识的作用。知识有正负效应：知识少，有两种可能性，或是愚昧无知、装神弄鬼，或是勇敢无忌、不羁无畏；知识多，也有两种可能性，或是学富五车、融会贯通，或是生搬硬套、僵化保守。培根讲过“知识就是力量”，那是因为四百年前人类的知识极其贫乏，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还能继续这么讲吗？培根毫无疑问是极其伟大的，但在知识爆炸性增加和快速流动的今天，思维与精神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知识有产生的区域和适用的边界，超过边界就是谬误。知识是对现有世界的总结看法，未来必然会出现反例，知识无法面对未来真正的挑战。因为知识会不停地更新淘汰，而思维和精神具有极强的延展性、适应性，会代代流传。所以面对未来和未知，需要的是自由思维、独立精神，以超越知识本身的局限。

时间的长河中，变与不变中，什么流传了下来？一个是碳元素循环，包括基因信息，而其中不断进化的是人的思维和精神。思维和精神是理解运用知识的基础，知识是精神与思维、能力的载体，因此思维训练和精神升华远远重要于知识传承和传播。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连知识的传承和传播都没有完全做到，就难以强调思维训练和精神升华。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人思维自由。大家都知道逻辑的形式与辩证。我们的古人强调辩证逻辑，当今更强调辩证逻辑，但形式逻辑却一直极为弱化，而现代科学来自实验加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我们擅长类比，但缺乏推演。类比其实是一种非常宽泛的想象，尽管宏观上大致正确，但常常没法验证。

只有找回丢失的逻辑，才可能激活我们隐性的文明基因。我们丢失了自己的东方的形式逻辑。墨子的形式逻辑早于古希腊，墨子的实验早于英国的培根，然而我们却给他用了一个贬义的成语叫“墨守成规”。这个成规的“成”，不是陈旧的“陈”，而是成就的“成”、成功的“成”、成熟的“成”。因为墨子反对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强调兼爱，这个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泯灭了。

形式逻辑比较好的，如德国人、日本人，其特点是严谨而仔细。而我们有时则表现为忽视过程、忽视原理、忽视结构、忽视程序，究其本源，与我们忽视形式逻辑的训练不无关系。

在思维精神方面，今天更要强调独立精神，独立才能承担责任。古代的屈原就是具有自由思维和独立精神的中国士大夫典范。独立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科学知识不等于科学精神，人文知识也不等于人文精神。我个人认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素是质疑，人文精神的第一要素是关爱。一个人如果只有科学知识没有人文素养，或者只有人文知识没有科学素养，难有独立精神。

改变思维、改变世界

再来讲一下我们的精神家园——大学。大学是有使命的，就是强大学生的能力，升华学生的灵魂。一个人在大学几年间，如果能实现知识、素养、能力、思维、精神超越自然的增殖，就说明他上对了大学，确实在大学里努力了，这就是大学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没做到这一点，要么这人不是真正的、合格的大学生，要么这所大学离真正的大学还很远。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又有多少大学符合要求？

我们未来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开发使用民族大脑智力方面做过多少努力？我们占有全人类最庞大、最丰富的智商资源，但我们的竞争力尚未与之形成正比。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智商高、人口多、领土大，但是我们情商高吗？所谓情商高就是情绪稳定、善解人意。这两条不具备，情商一定低。逻辑、想象力、社会形态等，这些都关乎竞争力。

我们这个智商甚高、人口众多的民族，有时不会思考、不敢思考、不想思考。特别是现在互联网上简单的复制和粘贴，正在造就新的“四体不勤”，大脑的僵化和封闭也正在增加老年痴呆的健康风险。需要明确，如果要创造文明的新辉煌，两件事必须要做：一是用大脑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二是用双手铸造我们隐形的翅膀。最核心的就是思维产生力量。通过改变思维，我们每个人改变自己，然后改变中国，最终改变世界。

原载《文汇报》201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