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一 寻故

不管怎样，那天的雪，深深触动了少年的心怀！

那些发生在远远近近的，听来的，经过的情景，此刻就像一幅幅画面都一一浮现出来。

外婆的遗产

1992年5月19日下午5点，我的外婆走了。

从此再没有家族老少四辈数十口人一起祝老人家长命百岁的日子了！

现在回想起外婆八十大寿那年舅舅跪下磕头的情景，仍让我想笑，要是能再现一次就好了。

对外婆的记忆，慈爱和惧怕并存。这和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早产儿的先天不足总会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比方大家越说我呆，我便越会时不时发生让人抓住这呆的把柄的事情。

好像不止一次在家族聚会吃饭时，外婆一连唤了我几遍“二木头！”我都没觉察。我偏偏被安排坐在她老人家的对面，等我这个比常人慢几拍的傻孩子反应过来一抬头，发现外婆正夹了一筷子菜冲着自己笑呢，我顿时脸红了，众亲戚大笑。

现在才知外婆并不喜欢我。且不说有了我姐，妈又生了一个女孩，按外婆的话那是多余的，她说就叫小多多吧。她对我妈的婚姻本来就不满意，她说不是要离吗，怎么又怀上了？加上到了“文革”，听人讹传是我揭发了我妈和姨妈，这是关乎做人德行的大是大非，可她从没向我本人核实过。她对我的误解，有些我可以解释却再也没机会，有些我永远也解释不了，又何必解释呢？

怪不得送走外婆后，家里按老太太的意愿分发纪念物，美元啊，衣物啊，给我的只是一双棉袜，还是妈偷偷塞给我的。过了几年，妈又开箱拿了一件中式大襟深蓝丝面夹袄给我，我从没试穿过，我知道像外婆那样的瘦小体型，没人能穿得下她的衣服。

关于外婆遗产的去向，多少年在家族里像一个传说，近日才得知实情。20世纪40年代，姨父他们几位进步青年，为了新中国开展地下工作，需要资金支撑。姨妈虽然不清楚政党的意义，但觉得姨父要做的事不会有错，他们需要帮助，她义不容辞。她和外婆商量，表示要拿出外公给她留下的一万元遗产，还要动员妹妹也捐点，反正我妈早表态不要遗产的。没想到外婆并不同意大女儿的办法，她说要捐我来捐，你们都别管。其实为什么要捐，捐给他们做什么，她并不了解。和姨妈一样，外婆就是信任这些年轻人在做大事情，他们做的事对国家肯定有用。

就这样，白花花的四万银圆呐，老太太不带一点犹豫，不皱一下眉头就拱手送给了当时重庆的地下党。这是怎样的大气，怎样的慷慨！

都说好人有好报，按理讲外婆给新中国做过这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得到尊重和名誉。可是“文革”中她不仅照样靠边站，还挨批斗，街道革委会命她去扫大街，攻击她是“剥削阶级的臭婆娘”。经历过数次运动的姨父说他早有预感，在运动前就把家提前搬出了东养马营4号。言外之意，要是留在那个大杂院里，外婆的遭遇会更惨。

说外婆是资产阶级真是冤枉，她出生在天津底层人家。一纸卖身契将她卖到杨家做小妾，要不是老天眷顾生了我舅舅，完成了杨家有子嗣的大业升为姨太太，指不定她会有怎样的命运。

出身平民的外婆自然有同情心，喜欢帮穷，这也影响了我母亲和我。在我妈的回忆里，外婆和杨家的丫头、仆人相处，从不像黄世仁的妈那样打骂他们，反而在他们有难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难怪“文革”中要一位我们叫王姨的老太太揭发外婆如何虐待剥削她的罪行，她只会说老太太待她如何好。

我外公早逝，既是外婆的悲剧，又是外婆可以施展做家长的权威和育儿理家才能的机会。子女上学、留学、请家庭教师、读书、看报、照相、看电影、吃西餐、扯布做衣裳，包括体育锻炼，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深受洋务运动恩宠的天津租界地，杨家这一房三个孩子成长的去向和爱国情怀，外婆都有自己的主张。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能让这些付之于行动，还让其开花结果，我以为这是老人家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贡献！

补充一点，外婆送给洋儿媳——我的舅母戴乃迭的贵重首饰，1951年被我舅舅全部捐献，变成了一架战斗机飞赴朝鲜战场。

我，身为外婆的第二个外孙女，她小女儿的老二，是乖孩子，靠自己的努力初步继承了父辈精华，还是一个出生扑朔迷离又呆又笨的叛逆者，但愿老太太在天上心知肚明，并以我为骄傲。

完稿于2015年3月12日，多云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