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过香港

一

在大陆长大的我，对香港情有独钟，缘由最先拷自父辈的经历。

那些发生在远远近近的，听来的，经过的情景，此刻就像一幅幅画都一一浮现出来。

请先随我回到1938年。这年的夏天，后来做了我母亲的18岁的杨小姐，到了香港，逗留了十天，住在铜锣湾一带。母亲说她那时胆子大，每天一个人出去瞎转，一点儿也不害怕，乘的是双层叮当响的电车。从小衣食无忧的母亲极富同情心，至今还保留着香港贫富悬殊大的印象，她并没细讲，只是提到“棚户区”一词儿，想必那是破烂和肮脏的代称。

正值战乱，母亲背井离乡从天津跑到香港，并非真有闲情逸致。民族危亡旦夕，母亲被保送南开大学，但她没有去上，写的一首小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视为抗日诗上了黑名单，虽然家住租界，但也难逃日本兵的搜查。留学英伦的舅舅写信给我外婆，认为鉴于他的小妹的性格不宜留在沦陷的天津，让外婆放她走，去昆明西南联大。外婆听从了舅舅的话。就这样，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将母亲和几个少女载出塘沽港，在海上漂流了7天才抵达香港。

然而她不会想到，5个月前，一个姓赵的温州青年也路过此地，日后会走入她的生活。

写到这儿，香港往事的画面里多了一个清秀的戴眼镜男生的身影，他便是后来做了我父亲的赵瑞蕻。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从即将沦陷的长沙城撤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组成，父亲是从山东大学闻讯赶去注册插班的。师生们曾在南岳山聚集，坚持了80天，直到战火逼近，再度奉命西迁。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这样描写：“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带着铺盖卷儿和一些书本讲义、笔记本。衣襟上仍染着旅途上的尘泥……”“从广州沙面乘电船渡过珠江上岸”。在岭南大学里，“用稻草铺在冰冷的水泥上”，“席地而坐、而卧，仍然坚持着看书学习，或引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父亲继续写道：“船到香港是清早，天蒙蒙亮，飘着细雨。我在船舷甲板上只见维多利亚港南岸是一片灰溜溜的楼房，有三四层高；每个窗口和阳台都挂满了各种破旧的衣物，迎着冷风飘荡……岸边尽是一只只木船、驳船、小舢船；那些船上住着一户户人家。”

父亲是个书迷，曾在香港走进几家书店，见到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原版自然眼馋，“但是我们穷学生哪里买得起？”

和父亲一样，母亲离港后，也绕道越南海防，于8月到达昆明。

同样是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刚从牛津毕业的宪益舅舅决意回国了。他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在祖国危难之时不归，他不会原谅自己。舅舅带着年轻的英国未婚妻先绕道加拿大，遭遇过日本军舰的盘查。为了去重庆找我外婆，舅舅他们也不得不转道香港。此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只得向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亲戚借款，还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藏书。

时过境迁，三位长辈回忆香港的感受都不同。有趣的是，母亲显得轻松，可以说出好多好玩的见闻。而父亲却长期有种屈辱感。他在晚年几次给学生讲课，都会不时提到在外国殖民统治下的压抑心情。有一次我也去听课，父亲说他见过在香港街上缠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骑马巡逻的英国大兵，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一样。他特别形容恒生银行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像张开血盆大口，还用手比画着，惹得在场学生都哄堂大笑。父亲比谁都盼望香港回归，终于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前见到了那庄严的一刻。

而我很少听舅舅聊起香港。1982年他荣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一回来博士袍就送了人。在他看来，什么荣辱都司空见惯了。我去巴黎前，他担心我旅费不够，把自己剩下的八千港币全都塞给了我。

20世纪80年代，父亲应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邀，曾四次赴港。重返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地，特别是十年浩劫后的大陆和自由之港的强烈反差，令他慨叹不已。父亲喜欢在家书里细致描述见闻，赞扬之余，又忍不住要对“花花绿绿”的世界心存恐惧，托他带回一架相机过海关都紧张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从香港归来，我妈和我们姐弟约好到上海接他，那是趟夜车，月台的灯光下，激动的父亲满面红光。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给巴金祝寿，香港朋友捎来的大红烛点亮了客厅，电视里陈阿姨（肖珊）生前的笑容让老寿星久久凝视。

父亲的香港之行，也给我家带来一股新鲜的文学春风。此后，香港的报纸杂志源源不断地寄来，除了双亲，连我也算上，成了香港各报刊，特别是《香港文学》和《大公报》的热心笔者。父亲的一百余首随想诗作、母亲的长篇散文《坚强的人》至今仍有影响。我写的小说《洋画片》（《香港文学》34期），《谁是胜利者》（《星岛报》1991年1月10日），还有油画《桥头》，曾作为香港中国油画展的代表作品刊登在大公报上，它们永远是我创作佳绩的记录。

二

1983年，终于轮到我有了亲近香港的机会！

那年我随单位电影摄制组南下拍动物检疫片，当时的深圳仅有几条窄马路，竖立的广告牌上绘有蓝图，预示着这座改革前沿城市的未来。拍片之余，曾到沙头角购物，沙头角与香港仅一街之遥，我们却不能逾越半步。多年物质匮乏，见到免税商品近乎疯狂，尤其是我，儿时“留洋”过，见到久违了的呢大衣、“布拉吉”，格外兴奋。本欲给摄影师丈夫买个变焦镜头，不幸被海关人员发现给严厉阻止了。

在文锦渡火车站，我能远眺到英国的米字旗在香港境内高高飘扬；在笋岗车站，我诧异从那边来探亲的港客们的“奇装异服”；一节节载着猪啊羊啊的货车从内地开来，经过检疫站驶往香港。押车的山东师傅大汗淋淋地跳下车找水，他告诉我，带来的馍都馊了，只好就着水干啃。国界线上，通往香港的公路口岸正严格盘查中。忽然，从香港那头开来的一辆带篷的黑色警车停了下来，跳下来几个身着英式警服、荷枪实弹的士兵，我方警员立刻迎上，双方办了移交手续。海关人员说，这是逃港的人被遣返回来，每天不止一批。

可是大批港台片流通到内地，在当时已不可阻挡。从此《情义无价》《霍元甲》的主题曲和《我的中国心》传遍大江南北。我家和影视圈有点关联，我丈夫拍摄的电影《生死拍档》杀青之前，曾去香港补夜景。这位摄影师素来不修边幅，一次一人夜间外出，他和当地出租车司机因互误对方是歹徒而闹出了笑话，后来此事还登了报呢。现在想来，八成是港片里渲染的黑社会打劫斗殴的情节作祟，让我们这些内地人心里发毛。

我母亲有位娘家叔叔早年在香港影视业闯荡，拍过《少林小子》。20世纪80年代，他们夫妇到北京探亲，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讲起白手起家的创业史，真是不易。我领他参观了我所在的电影厂，他感叹内地的设备器材虽好，却因种种制约造成浪费。

又过了差不多10年，直到1994年，我才有幸应同福画廊吴艳梅女士之邀，飞到深圳，跨越罗湖，闻到了维多利亚海湾的潮湿气息！在大会堂举办的《现实与缥缈》画展里，我是唯一的大陆油画家。临行前父亲千嘱咐万叮咛，还为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前辈朋友名单。那次赴港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与失散多年的少年朋友陶金公子陶令昌重逢，是此行又一收获。陶家曾在历次运动中遭遇不测，无奈下，令昌只身跑到香港谋生，他曾在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等影片里配过音。幸亏我父亲先在香港找到他，让我们恢复了通信。

画展开幕那天，令昌为我拍了全程录像。从海上轮渡靠岸，到进展厅“环扫”我的20幅油画，直到宾客散去，几件作品成交，夕阳沉入海底，璀璨的灯火映亮了这座不夜城。

那次香港行，因为要守展和会友，我放弃了旅行团安排的许多观景活动，只坐了一次缆车，落地后还去看了海豚表演。母亲当年也坐过缆车，她说她当时吓得不敢睁眼，她问我：“你睁眼了吗？”我说：“当然，要不怎么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山峦？”

初到香港没丢一分钱，也没去搭乘叮叮当的电车。我出门多半是坐令昌的摩托车，他告诉我在香港开车不好停车，骑摩托车就方便得多。他载着我穿过长长的隧道，疾驶在来回九龙的高速路上。一天我们挨了罚款，当警察向我们行礼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掏出了北京身份证，当然毫无意义。说实在我那时不大习惯警察这么礼貌，大陆对开车年龄尚未开禁，我还不会开车。我在香港看到七旬老先生还能自如地驾车，画廊吴老板把车从大厦楼顶的停车场开进开出，我觉得奇妙极了！

临走前我逛了女人街，在母亲和姐姐的嘱托下买了胸针、手袋、洋娃娃等小商品。我还收到令昌和朋友们送的很多礼物，带回的大小行李有七件。家人对我首次赴港很重视，那年母亲已七旬开外，还和儿媳亲自到机场去接我。

香港回归那年，北京女画家和香港女画家一起在北京举办了联展，由我撰稿，题目是“我们第一个做成了京港女画家展”。两年后我报了名去香港联展，不料小年夜的凌晨，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伤痛盖过了香港。

三

时光跨过了新世纪，2003年我因赴印度观光在香港转机，终于有了再到香港的机会。动身前，我拨通了令昌的电话。再次通话时，我已经从恒生银行换了港币，回到香港机场了。我不顾旅伴的劝阻执意留在香港，事后才懂那是一场多么冒险的经历！

其实在印度返程航线上，我已看见外国旅客戴口罩，但当时只是感到莫名其妙。住在重灾区的令昌兄对众人的恐惧却不以为然，他俏皮地说，我戴口罩，怎么教普通话？也怪，久违了的香港，地铁里、街市上依然熙熙攘攘。只是隔几步就有卖口罩的摊位，价格不一。令昌给我买了一只，我戴着港式口罩随他去吃粤味小吃。

第二次来香港，九年一别，却不敢多停留。报摊上层层叠叠，头版上一律用大字号，极为醒目地刊出有关“非典”灾情的惊人消息，足以证明此地疫情的严峻。我把自己一人关在小旅馆里，连按电梯号键都避免用手指，只住了一夜，便逃离了。那年直达火车已开通，我回到北京，以为回到安全的港湾，不久便知好景不长。我仍惦记着香港，不让自己错过任何有关信息。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香港一位护士为抢救病人献出生命的报道，香港居民每人手持心仪卡排队吊唁的场面，令我落泪。4月1日，张国荣别世，我的心又一次为香港牵动。

2007年深秋，我随庆香港回归10周年中国老艺术家画展，第三次来到了香港。从北京微寒的初冬，抵达夏末般的海湾，参展画家在金灿灿的紫荆花旁和海岸线上拍照留影，强烈的阳光，我睁不开眼，任海风吹散发辫，那一刻，我心旷神怡！

这趟香港之行我仍不能四处观光，诸事安排，日程很紧。为节约时间，我全靠打车，沿着海湾行，自然车价不菲。头一回坐香港出租车，感到挺新鲜，驾驶位属英制设在右侧，香港司机又不像北京司机好侃山，开车时，不是缄默，便是用手机耳塞一个劲儿通话听从调度指挥。反正我听不懂，正好一面观景一面偷偷察言观色。一次，我忍不住为邻座的男人匆匆勾了一张画像。

再说，在香港打车不那么简单，先要找到上车指定地点，懂得排队规矩。我多半是由宾馆的服务生送去，哪怕需要他陪走一段路。出租车队整齐地候在路边，让你不得不乖乖地先来后到。当车开到跟前，那带路的服务生便会立刻帮我打开车门让我入座，他再关上门，恭敬地站在车外等车启动。后来我发现在香港不仅服务生是这样，连我去拜访的当地先生和朋友也都恪守此礼节。

彬彬有礼在香港居民身上已成习惯，我想这是百年修炼出来的。我新近认识的许月白夫妇，就是很典型的绅士家庭。初识这位瘦弱文雅的女艺术家，她系一身浅色衣裙，气质不凡，犹如梦中画，亦幻亦真。那天她请我和我的同学吃饭，在座的还有马来西亚著名画家杨淅麟、源子玲夫妇全家。餐厅高级，菜肴丰盛。席间，许月白的丈夫廖先生领我们去参观艺术藏品。墙上大大小小的油画，包括楼梯口、转弯处和壁炉上方的画几乎都来自大陆。灯影里，各色人种在饮酒谈天，俯瞰窗外满城灯影闪烁，车流如舞动的彩龙。

廖先生明显受过英式教育和严格的家教，和善谦恭，对太太的艺术事业很支持，以太太为谈话中心，自己始终低调，堪称模范丈夫。画展开幕那天，他不仅礼貌地一幅一幅观看我们的画，还主动帮我们分别和自己的作品拍照。不过他们夫妇来得很迟，是否有意避开冗长的内地式的仪式，我不得而知。临别时，许月白表示想到北京开画展。一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在香港我还应约拜访了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潘耀明先生。他干练明达，助手们客气谦恭，难怪《明报》扬名海外，经久不衰。百忙中他尽地主之谊，请我在粤餐馆吃饭，还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杨宪益传》，这是他最关心的内地老人。

当日下午，德娟师的女儿毕宛婴约我喝下午茶。德娟师和毕克官先生刚从北京来，一起聚的还有宛婴的女友。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前几年她因喜欢我写的书，由宛婴代我将书送过给她。她带给我一本简·奥斯丁的纪念小册，谈起欧洲喜形于色。宛婴她们现在都有中文师资，看来回归后的香港更需要中文师资。难怪再见到令昌，他已经是负责编写教材的教研室主任了。他说在香港没有退休一说，似乎是要干到生命最后。负责我们团队的香港导游阿真在说笑中，也不时透露此意。他们是对终生辛苦的无奈，还是一种干到老的得意和自信，我看皆有之。

《城市文艺》的主编梅子先生亲自送杂志到我下榻的酒店，是此行令我最感动的事，他那独当一面、事必躬亲的作风令人肃敬。离港时，他还打电话来约我写稿，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才能写下长文，开启了埋藏已久的对香港的全部情愫。

我还想告诉读者，我们几个女画家忙中偷闲，还在香港看了晚场的足版电影《色戒》。让我的思绪又回到双亲的抗战岁月……

银幕内外，时代更迭，遐想无限……

写毕于2009年北京初夏